摘 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中描写了两类人物形象：“被欺凌与被损害的”和“恶的强者”。第一类人物生活在社会底层，安于守己，却整日受着来自“恶的强者”的压迫；第二类人物在社会中享有特权，可以主宰他人的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塑造这两类人物形象，试图寻找处于社会底层人民的出路，批判了当时流行于社会的“拿破仑主义”，最终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宗教救赎的道路。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 “被欺凌与被损害的” “恶的强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1821—1881），是19世纪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巨星，其思想的深刻性、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和杰出的表现力，在俄国文学中都是独一无二的。面对俄国农奴制危机不断加剧，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教思想出发，对人性和人性的阴暗面进行了深入地发掘和细致地分析。陀氏在作品中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被欺凌与被侮辱”和“恶的强者”这两类人物形象自成体系。代表作有《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白痴》等。在《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中，作者同情下层人民的遭遇，不但塑造了下层人民“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形象，还进一步塑造了另一类人物，即“被欺凌与被损害的”的对立面——“恶的强者”的形象，使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罪与罚》中，作者进一步深入剖析，穷人已经无法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剥削者将他们榨干后又要将他们赶出这个社会，这样的社会扭曲了人们的心理，使穷人开始堕落，于是恶性本能便开始膨胀，也就是由“被欺凌与被损害的”向“恶的强者”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却逃脱不了良心的惩罚，作者最终指明了宗教救赎的道路。

一、描绘弱者与恶者人物体系

（一）“被欺凌与被损害的”

“被欺凌与被损害的”是指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安守本分、倍受欺辱的人们，他们往往一点儿也不懒惰，但他们却命中注定要一辈子受穷受苦，成为“恶的强者”的牺牲品。正如《死屋手记》中所说：“他们总是孑然一身，一贫如洗，邋遢不堪，看起来他们好像总是受欺压……总是备受折磨的抑郁不欢。”[1]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同情的不只是某一个“被欺凌与被损害的”，而是被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群体。在他的小说里有大雪天赤着脚沿街乞讨的小孩，有辛苦工作却难得温饱的鞋匠，还有住在廉价公寓的可怜房客。而且“被欺凌与被损害的”这类人物是不断发展的：

第一种情况，完全逆来顺从，安守本分，如在《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中作者塑造的娜塔莎形象。娜塔莎的父亲老伊赫梅涅夫是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管理人，公爵因听信流言，污蔑娜塔莎一家私吞了他的财产，老伊赫梅涅夫忍受不了这种侮辱，诉诸法庭，但屡遭败诉，娜塔莎一家和公爵的关系也彻底破裂。但娜塔莎却深深地爱上了公爵的儿子阿廖沙，并与之私奔。老伊赫梅涅夫受到公爵和女儿的双重打击，决定永远都不能宽恕他们。娜塔莎失去了父亲的亲情，但她的灾难并没有结束，她即将失去仅剩的爱情。原因是公爵为了得到伯爵夫人女儿卡佳三百万陪嫁，准备让阿廖沙娶卡佳。娜塔莎虽善良美丽，却是一个典型的“逆来顺受者”，她甚至为阿廖沙着想，让他不受良心的责备而离开她，认为爱一个人就应该为他牺牲一切，“以苦难洗涤一切”。娜塔莎的形象体现出宗教思想的顺从、宽恕。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人物遭遇，既让我们看到了可悲的性格和命运，又看到了专制制度对人的尊严的毁灭。作者站在“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一边，怀着对他们的同情，控诉沙皇的专制统治和资本主义双重笼罩下的黑暗与罪恶。

第二种情况，开始敢于反抗，但还是摆脱不了“恶的强者”的压迫。其实在《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这部作品中，作者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塑造这类人物，如小涅莉的形象，她是一个更令人心疼的“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人物形象，“她个子矮小，有一双炯炯发光的、不大像俄国人的眼睛，一头浓密而蓬松的黑发，一种不可思议的缄默而固执的神态，她简直可以吸引街上任何行人的注意”[2]，她那固执的、谜一般的眼光，像是长期被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折磨所致。正像老伊赫梅涅夫所说的那样：“她受委屈，她的创伤没有愈合，她仿佛故意拿这种神秘举动和大家的这种不信任的态度来竭力刺激自己的创伤；她仿佛从自己的痛苦中，从这种只顾自己受苦的利己主义中获得一种快感。”[3]虽然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宣扬了基督教的受苦精神，但她不像娜塔莎一般软弱，而是像《死屋手记》中的鹰一般，用自己仅剩的力量去反抗。涅莉临终前，交给伊凡一个香囊，香囊里有涅莉母亲给公爵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他不抛弃涅莉，她将在另一个世界宽恕他，但涅莉始终没有去找公爵，并请伊凡转告公爵，尽管福音书上说要宽恕自己的一切敌人，但她到死都不肯宽恕他，这是小涅莉用自己的方式去反抗、不肯妥协的表现。再如，《白痴》中的纳斯塔西娅也是这样一个典型，她是美丽和苦难的结合体。纳斯塔西娅小时候丧失父亲，由富有的托茨基收养，长大后成为美丽、聪明的女子。托茨基收养了她，但也侮辱了她的青春，最后将她抛弃，给予她一笔丰厚的嫁妆要将其嫁出去。纳斯塔西娅渴望新生，拒绝了罗戈津的求婚，敢于反抗，却反抗得不彻底，最终成了加尼亚手下的牺牲品，她是多种迫害的产物，是一个高傲而又不幸的妇女形象。

第三种情况，“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部分人开始奉行以暴力对抗不平等的社会，信仰“无政府主义”，开始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向“恶的强者”转变，这类人物将在下文中详细谈到。

总之，“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他们或安分守己，或垂死挣扎，但最终都是被凌辱的一方，都是“恶的强者”的牺牲品，是整个社会的牺牲品。

（二）“恶的强者”

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相对应的就是“恶的强者”这类人物，“恶的强者”这些人永远处于上层，欺压下层的人，他们享有着特权，可以主宰其他人的生命，他们是强者，是欺压者，更是吸血者。他们“需要到处压制人，没收别人的东西，剥夺别人的权利，一言以蔽之——他不论来到哪里，那里就应该服服帖帖”[1]。正是由于这群人，才造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不幸，小人物只是他们的玩偶。“恶的强者”这类人物按照其“恶”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endprint

第一种情况，虽恶，但开始醒悟，如《罪与罚》中的地主斯维德利盖洛夫。出身贫寒的杜尼娅为了供哥哥上学，在地主斯维德利盖洛夫家当家庭教师，但这个地主老爷心怀不轨，向杜尼娅提出一起私奔出国的无耻请求。两人相会的场面被地主太太玛尔法发现，她将一切都怪罪于杜尼娅，并将其赶出家门。良心发现的斯维德利盖洛夫将真相告知太太，并将杜尼娅的回绝信展示给玛尔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斯维德利盖洛夫还是有良知的，虽然他有恶的一方面，但并不是彻头彻尾的邪恶。玛尔法死后，斯维德利盖洛夫又对杜尼娅纠缠不清，并以得知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的罪证来要挟杜尼娅，但杜尼娅不为之所胁迫，并认为哥哥应该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斯维德利盖洛夫最后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的自杀是对自己作恶的一种忏悔，是其良心的自我发现，并由“恶”向“善”觉醒。

第二种情况，以“恶”为荣，如《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中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他是两个家庭（娜塔莎一家和小涅莉一家）的直接迫害者，这个人物形象令人联想到《死屋手记》中卡津给人“可怕的、折磨人的印象”，他们像“巨大的蜘蛛”一般残害年幼的生命，像猫儿捉弄耗子一样玩弄弱者。例如在文中第三部分，当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阴谋即将得逞时，他得意地邀请伊凡在深夜里饮酒交谈，并肆无忌惮地宣扬自己的利己主义思想。他在社交界虽然总是那么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但却喜欢在夜里纵酒狂欢、烂醉如泥，喜欢偷偷地眠花宿柳，沉湎于丑恶的淫乱生活中。他认为世界上聪明的人都应该有像他一样的嗜好，甚至比他更进一步，否则就会变成傻瓜。他们是造恶的人，但他们的生命力也是最强的，他们都活到八九十岁，然而那些“被欺凌和被损害的”，如小涅金却早早地结束了生命。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人生信条是：“德性越是高超，其中的利己主义也越多。”[2]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述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这类“恶的强者”时，并没有将其描述为昏聩无能的草包，而是将其描述为善于心机的阴谋家，他们更是以“恶”为荣，让“被欺凌和被损害的”在其控制下更加无法呼吸。

第三种情况，本性之“恶”。这类人物是“恶”中之最，他们在作恶，却毫无知觉，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例如《罪与罚》中的市侩卢仁、高利贷老太婆等。卢仁阴险狡诈，满肚花花肠子，在马拉美多夫的丧宴上，他动机恶毒，将一百卢布塞进索尼娅的口袋，然后贼喊捉贼，诬陷索尼娅是小偷，目的是满足其虐待欲。他向少女杜尼娅求婚，但他的求婚却像做买卖一样，卑鄙无耻令人发指。另外，高利贷老太婆则是一个典型的“恶的流脓”却以之为香的形象，她甚至不让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松口气，妹妹赚的钱全都归她所有，而且老太婆打算在死后把所有钱都捐给修道院，以求得自己灵魂的永久安宁，而绝不留给妹妹一分。这种出于本性的恶，已经达到了恶的极致。在这类人的压制下，“被欺凌与被损害的”已无法生存。

总之，“恶的强者”如同魔鬼一般生活在“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头上，他们吸食着“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人们的鲜血，主导着“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人们的生活。作者同情生活在底层人民的遭遇，试图寻找“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出路。

二、敢问路在何方

黑暗的现实使“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无法生存下去，他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着深挚的同情描写了下层“被欺凌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痛苦与不幸，愤怒鞭挞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卑鄙和残忍。作者试图寻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出路。第一条是宣扬宗教，广博慈爱。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先想到的，如《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中的娜塔莎形象。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仅仅满足于这条道路，而是试图探索出第二条道路来。受当时社会“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作者想到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向“恶的强者”转变。

（一）宣扬宗教，广博慈爱

“被欺凌与被损害的”在现实生活中逆来顺从，受着“恶的强者”的压迫，但他们可以在精神上战胜一切，得到精神的救赎，这是他们人生最大的支柱。宣扬宗教，广博慈爱，这一观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

首先，《穷人》中的杰夫什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第一个“美好的人”，他有着高尚的行为、磊落的襟怀和无私的爱情。尽管极度的贫穷使他无法呼吸，但当他遇到美丽善良又受尽屈辱的瓦连卡时，却决定用微薄的收入来救济她，做她的守护者。杰夫什金虽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但他却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帮助别人，具有很高的广博慈爱精神。

其次，《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中的娜塔莎、小涅金都是这样的典型，她们可以牺牲自己，奉献一切，有着崇高的基督精神。虽历经苦难，但苦难使其神圣、崇高，她们以宽厚和爱感化社会。

最后，《罪与罚》中的索尼娅也是这类人物的典型，她父亲是一个九等文官，因酗酒而丢了官职，因此整日沉迷于酒馆之中；继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主义者，即使家里一贫如洗也要挣面子。索尼娅正是在这种饥饿和凌辱中长大，为了养活家人，而被迫成了妓女，承受了人间所有的痛苦。然而她没有愤懑、没有哀叫，也没有怨人忧天，而是有着感人的牺牲精神。上帝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她常说：“没有上帝，我会怎么样呢？”她经常祈祷，像古老正教的信徒，她的观点是相信上帝，自我牺牲和忍受苦难。她希望以自己的牺牲去保护妹妹们，她为整个家庭做出牺牲。索尼娅不仅默默地忍受一切苦难，而且试图用这种思想感化周围的人，去接受上帝的思想。在小说的结局，拉斯科尔尼科夫终于受她的感化，正视并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拉斯斜尔尼科夫向索尼娅讲述自己杀人过程时，他内心极其矛盾，思想激烈斗争。索尼娅给他念了一段《约翰福音》，念着念着，索尼娅整个人都变了，不再畏缩、苦恼，而是越来越自信，背也越来越直，神情中甚至出现了圣洁的光辉。索尼娅无论在家里还是社会中都受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正是那种无力反抗的“被欺凌与被损害的”形象，但她又由此成为一个“精神的巨人”。还有出身贫寒的杜尼娅，譬如在小说中斯维加洛夫这样说到：“毫无疑问，她会成为一个殉难的人。当人们用烧的通红的大钳子烙她胸膛时，她准会露出笑容来……她渴望赶快为某一个人去受苦受难，要是达不到受难的目的，她很可能会从窗户里跳下去。”endprint

还有《白痴》中的公爵等等，这些人物都有一种基督似的慈爱忍受苦难的精神。然而宣扬宗教，广博慈爱只能使“被欺凌与被损害的”艰难地活着，资本主义的腐朽，使“被欺凌与被损害的”生活日益困难，再加上当时有些进步青年主张以暴力对抗社会，这就使作者想到另一条出路，即由“被欺凌与被损害的”向“恶的强者”转变。

（二）“人欺我”和“我欺人”

通过某种手段，由“被欺凌与被损害的”向“恶的强者”转变，而这种手段主要表现为行恶，如《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他是一个穷大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不得不退学，而且他很久没有付房租，女房东不再给他供应食物。拉斯科尔尼科夫想用无政府的个人主义来反抗社会，摆脱贫穷，他相信“超人”理论：认为按照自然规律人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平凡的人们”，他们只是繁殖自己同类人的材料，他们天生保守，循规蹈矩，喜欢顺从。第二类是“不平凡的人们”，他们具有才华或天才，是敢于在自己环境中说出新言语的人。他们会越过法律，是破坏者和立法者，以更加美好的事物或名义破坏现有的事物，必要时甚至会超越尸体和血泊。[3]其实这里的“平凡的人们”就是指“被欺凌与被损害的”，而“不平凡的人们”是指“恶的强者”。要想由“被欺凌与被损害的”处境向“恶的强者”转变，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看来势必要成为第二类人。

由“被欺凌与被损害的”向“恶的强者”转变也是一种“善恶”双重人格的表现。在小说中，可以看出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物，他曾帮助过患病的穷同学，从一间失火的房子里救出两个孩子，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竭力帮助马尔梅拉多夫的家人。这正是其“善”的表现。但多方面的压抑使他的性格扭曲：首先，他要依靠母亲和妹妹来生活，像一个寄生虫一般，妹妹甚至为了他要嫁给一个虚伪的家伙；其次，高利贷老太婆品性恶劣，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妹妹也不放过；最后，他想成为拿破仑似的“不平凡的人”，也就是那些什么都可以去做的人——哪怕是杀人。而他把高利贷老太婆当成是那种无恶不作的坏蛋，他可以去把这类坏蛋除掉。在那种“超人”理论指导下，他挥刀砍死了高利贷老太婆。这正是“恶”的表现。然而，在他杀人之后，他发现自己与整个社会都脱离了关系。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觉得别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暗示着他的犯罪，甚至是最亲近的人，母亲和妹妹，他也觉得自己与她们十分疏远，格格不入。良心的追问，法律的惩罚，使他接近精神崩溃，他发现拿破仑那些非凡的人们“显然不是肉体，是青铜！”这等于是说，具有血肉之躯的人成不了“超人”，是对自己理论的一种否定。最终，拉斯科尔尼科夫良心得已发现，他思想中“善”的一面又回归了。在善良的索尼娅的唤醒下，为获得“新生”，他决定自首，接受惩罚，并皈依宗教。这种由“被欺凌与被损害的”向“恶的强者”转变的极端的方式，是人们在处于极端压抑下的变形，是一种“双重人格”的展示。因此，拉斯科尔尼科夫本身是“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人，在极端的压抑下，他的性格产生了扭曲，在他的理论中，杀死高利贷老太婆是替天行道，然而，他的这一套理论最终破产。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以暴力对抗不平等的社会，必然会导致犯罪，他并不赞成“拿破仑主义”，正如弗里德连杰尔所说：“他在拿破仑一世身上看到的不是使他凌驾于资产阶级时代水准之上的东西，而是使拿破仑成为资产阶级时代的先驱和独立的预言家的东西……‘老拿破仑身上已经寄存着他那粗俗不堪的侄子‘小拿破仑的许多特点，而且还指出‘拿破仑主义思想本身就是极其不人道的，就其本质而言乃是资产阶级的和反民主的。”[4]

总之，由“人欺我”向“我欺人”的转变之路失败了，作者批判了这种“拿破仑主义”，在他看来，产生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宗教信仰，根除犯罪的途径还是要依靠宗教信仰。用什么来拯救这些“被欺凌与被损害的”的人们，作者的答案是：宗教。他多次强调：“道德的典范和理想我只有一个——基督。[5]”拉斯科尔尼科夫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却逃不过宗教的制裁，作者认为宗教给人指明了道路，因而主张人们皈依宗教，因为宗教是对恶的惩罚，对人类苦难的拯救。

三、结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描写了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贫苦人民的形象和上层的“恶的强者”形象。作者同情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并试图帮助他们探索人生的出路，他批判了“拿破仑主义”，宣扬受苦的宗教思想，通过受苦受难来解决社会矛盾，用爱拯救世界。

注释：

[1]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曾宪溥译：《死屋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冯南江译：《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彭克巽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唐建清等编著：《欧美文学研究引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陀思妥耶夫斯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莫斯科： 艺术出版社，1973年版。

[6]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罪与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于晓飞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