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伟

(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英语教研室，济南250014)

一、引言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是印度裔美国人，因其特殊的身份背景，对于处在美国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移民来的少数族裔人群的处境有着深切体会，又因其身为女性，对于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有着独特的见解。基于种族与性别差异的研究成就了斯皮瓦克的学术地位，也大大开拓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思路。

二、斯皮瓦克的学术地位

斯皮瓦克与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Baba)被学界公认为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三位代表人物。相对于赛义德典型的意识形态立场，巴巴独特的“杂糅”论断，斯皮瓦克的理论具有鲜明的解构主义色彩。斯皮瓦克从翻译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著作《论文字学》开始，逐步成为对于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理解最透彻、把握最准确的学者，最终被誉为解构主义理论在北美乃至全世界最杰出的阐释者。

斯皮瓦克还是一位重要的女权主义者，极具挑战意识，其女权主义批评致力于从女性视角探讨文学以及文化，同时也涉足女权主义理论自身的发掘与建构。她的女权主义批评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跳出了传统女权主义学者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归依的窠臼，强调针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另外建构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世界。作为当代最有影响的，仅次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学者，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驳杂而难以界定，立场与角度多变。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的理论使其得以始终处在当今世界文化批评领域的最前沿位置，即充满争议，又令人叹服。［1］

三、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

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也被有的学者称为“属下研究”、“底层人研究”或者“非主流研究”。斯皮瓦克认为，庶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变化的主要原因。她的这一观点，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同时她还认为，庶民阶层不是永久固定不变的，庶民意识也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后来的社会生活中建构的。这种动态与辨证的观点，使得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庶民的概念是由意大利共产党人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其著作《狱中札记》里提到的，大概相当于马克思著作里的“无产阶级”，被以沙西德·阿明(Shahid Amin)为代表的印度庶民研究小组借用，斯皮瓦克则用解构的批评使之发扬光大。斯皮瓦克在其著作《庶民能否说话?》中特别强调了庶民没有话语权的特征。她把庶民的定义归纳为主体性丧失、话语权丧失的一类人群。

斯皮瓦克认为，印度民族独立没能根本解决庶民的解放问题，而印度的庶民问题远比其他国家的庶民问题要复杂。根据她的观点，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不足以解释印度复杂的庶民斗争历史，原因在于欧洲的社会革命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而印度民族独立事业的矛盾双方是大英帝国与印度民族，所谓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以及印度内部的权贵阶级与庶民阶级。因此，即便印度民族独立之后，殖民时代的印度民族中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民族独立之前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农民、土族部落人民等等阶层仍然处在最底层。鉴于庶民研究小组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斯皮瓦克的做法是，把庶民阶层看成民族主义精英编织的主导话语的产物。也就是说，庶民阶层根本没有成为社会主体，也没有话语权，他(她)们的形象全由另一个不甚相干的统治阶层所描写，而要改变此现状，只有借助解构主义理论思路，颠覆旧的理念与方法，重新建构庶民的话语权利。［2］

四、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根据斯皮瓦克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不仅仅是简单的意义的搬来搬去，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其间涉及意义的播撒与重构。如此一来，翻译实践就自然要涉及权力的重新调整与分配。一旦权力出现偏袒一方时，翻译实践也就不可避免地沦为某种暴力的手段。

在其名篇《翻译的政治》中，斯皮瓦克具体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女性作品被翻译成英语之后的状况。尽管大多数发达国家译者致力于为文化传播与交流做贡献，但是，译者自身的所谓“强者”的观念会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到译著当中去，译著也就成为一种“被加工”的作品，按照“强者”文化的理解与意愿而存在。基于此，翻译成英语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女性的作品，根本无法与母语是英语的女性的作品相媲美，作为世界文学重要的一支，其文学属性亦大打折扣，进而引起更多的误解与偏见。

关于发达国家译者如何翻译发展中国家女性作品的问题，斯皮瓦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最大限度地学习异国语言与文化，尽量按照异国思维方式看待问题，并且选取非主流的作家作品以找到更有趣之处。最重要的是，既要把全世界的女性看成统一的整体，也要承认她们之间的差别，并且尊重这些差别。［3］

五、庶民研究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关联

(一)后殖民主义的背景

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与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都带有浓郁的后殖民主义批判风格。在西方白人男性潜意识之中，边缘化的、处在从属地位的女性，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饱受奴役的民族，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具有内在关联。恰是这种内在关联，使得后殖民主义背景之下，女性主义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随之应运而生。对于发展中国家女性的重新认识，成为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的首要阵地。之前的研究之中，发展中国家女性作品受到的关注并不多，因为发达国家的女性作品研究主要集中于自己国家的范畴，发展中国家的作品研究往往以男性作品为中心。发展中国家女性作品英语翻译的研究，恰恰能够集中体现后殖民主义背景下，作为弱势民族，弱势性别的女性所在的处境。［4］

印度曾经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虽然经过革命取得民族独立，但其后殖民主义影响必定显著而持久，这个背景之下的庶民研究便主要采取后殖民主义的角度，从政治、经济的附属性，过渡到文化的附属性，为庶民真正获取主体性与话语权不懈奋斗。印度女性，在男性中心主义的背景之下，作为弱势的庶民中的弱势群体，便具有了十分凸显的典型性。其实，无论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性别的角度，女性的自由平等，才最终能够体现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平等。

(二)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与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都借鉴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视角。无论是庶民研究还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都是从对抗强权的角度，致力于引导弱者通过抗争，获取自由与平等。所有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的全面解放诉求不谋而合。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既不倾向于发达国家的女权主义者，也不倾向于发展中国家的女权主义者，只是执着地坚持把女性当作饱受欺压的底层群体来看待［5］。这种对于底层群体自发的同情，无疑深深烙有马克思主义的痕迹。

再者，马克思主义辨证的历史观提倡全局意识与整体意识，这也为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及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指明了道路，那就是把庶民及女性主义翻译放到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上，把更多参考因素吸纳进来，多角度综合地分析研究。

(三)解构主义的方法

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与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毫无疑问都是其解构主义理论的外在呈现形式。或者换个角度来看，斯皮瓦克解构主义的方法，打破了强者与弱者的定式思维，实质上是某种动态的、颠覆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斯皮瓦克自称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学生，表示解构主义理论财富使其能够打破僵硬固化的种族、阶级以及性别的概念，大大拓展了研究视野。在其庶民研究当中，斯皮瓦克建议，想要知晓被殖民者的状态与意识，可以尝试使用解构主义的方法解读当时殖民者的书面材料。斯皮瓦克借用解构主义理论成功消解了男女对立二分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模式，鼓励重新评估经典作品，尤其是重新认识作品中的女性以及女性作家的作品。通过解构，一个隐形的体系逐步显现，新的意义与阐释随之层出不穷。诚如斯皮瓦克自己所言，解构主义的最大益处在于，挑战研究对象的权威性，而非传统的附和之，坚定地把不可能变为可能。［6］

六、结语

综上所述，斯皮瓦克作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庶民研究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归纳起来主要的相似之处在于:后殖民主义的背景、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以及解构主义的方法。通过这种比较与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斯皮瓦克的理论，也可为将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王宁.解构、女权主义和后殖民批评——斯皮瓦克的学术思想探幽［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110－115.

［2］陈永国.从解构到翻译:斯皮瓦克的属下研究［J］.外国文学，2005(5):39－41

［3］李红玉.斯皮瓦克翻译思想探究［J］.中国翻译，2009(2):13－15.

［4］罗钢，裴亚莉.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100 －102.

［5］朱耀先.论斯皮瓦克翻译中的政治文化元素［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244－245.

［6］林树明.女性主义文论与解构批评——兼论斯皮瓦克的解构策略［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