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燕,刘永功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94)

长期以来,我国对河流的利用仅限于防洪和灌溉的简单管理。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粗放式的快速经济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加,人们对水资源的开采、利用和消耗水平逐渐上升,水资源的稀缺性加剧,水污染问题严重。根据环境保护部公布的《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总体上Ⅳ类～劣V类水质占28.3%,其中黄河、松花江和海河为中重度污染,Ⅳ类～劣Ⅴ类水质平均占到40%以上。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太湖西部沿岸为中重度富营养化。由于水污染导致的水质性缺水,使我国本来已经短缺的水资源越发不堪重负,解决流域水污染问题刻不容缓。

在流域水污染防治和管理中,由于流域水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外部性,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理。但在我国现行的流域管理体制下,流域水污染管理职责涉及众多机构和部门,包括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这些机构和部门之间出于各自的理性和利益,各自为政,难以实现协商和合作。当前严重的流域水污染可以说是一种政府治理失灵的结果。虽然说在一些地方尝试了政府协商机制,如在闽江流域设立的闽江水环境综合整治联席会议[1]、珠江流域设立的泛珠三角水事协商机制[2]。但这种松散的议事方式并没有真正打破部门之间的藩篱,在实际管理中很难发挥真正的实效。

而公众参与作为政府行为的补充,是流域管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