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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防范“献身式抵抗运动”的思考
——以“校长开房案”举牌事件为例

2014-04-09宋琳琳

山西警察学院学报 2014年4期
关键词:开房公安机关政府

□宋琳琳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治安管理与行政执法】

对防范“献身式抵抗运动”的思考
——以“校长开房案”举牌事件为例

□宋琳琳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献身式抵抗运动”是一种新型网络集群行为,其区别于传统集群行为的炒作性给公安机关带来了巨大挑战,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隐患,因此这类运动应引起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并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献身式抵抗运动”;炒作性;危害

2013年5月,海南校长携六名小学生开房一事被媒体曝光后,以“民间女权运动倡导者”自居的“流氓燕”率先在该校门口举起写有“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标牌进行抗议,随后将该照片公开在网上进行拍卖。照片迅速蹿红网络后引起众多网民纷纷效仿举牌拍照后上传。随后,“流氓燕”因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被博白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后,在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的带领下众网友又纷纷将手举“拘留找我,放了叶海燕”标牌的照片上传网络。此次“献身式抵抗运动”是一种新型网络集群行为,其区别于传统集群行为的炒作特点给公安机关带来了巨大挑战。

一、“献身式抵抗运动”的炒作性

“炒作”是近年来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国内外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炒作进行了阐述。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李进林对炒作的分类比较有代表性,他按照炒作的内容,将炒作分为感动炒作、猎奇炒作、激愤炒作;按炒作的对象,将炒作分为突发公共事件炒作、营销炒作;按炒作的目的,将炒作分为以人气为目的、以盈利为目的、以网站流量为目的和以攻击为目的。[1]笔者认为献身式抵抗运动的炒作方式既具有上述各类炒作的共性,又具有其独特性。本文将“献身式抵抗运动”定义为一种以互联网为媒介,以大规模自我侵害为表现形式,以保护弱势群体不受迫害为名的一种炒作运动。

(一)炒作对象相对弱势

以此次举牌事件为例,校长性侵幼女案曝光后,网民纷纷上传举牌照片声援“流氓燕”。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相同的只有牌子上那句“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标语,很显然,本次炒作的对象就是在此次案件中受到伤害的6名小学生。古斯塔夫·勒庞在其代表作《乌合之众》中提出,群体情绪的相互传染对群体的特点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定着群体行为选择的倾向。[2]感性的、本能的情绪特别容易传染,而理智的、冷静的情绪在群体中丝毫不起作用。[2]“献身式抵抗运动”的煽动者正是抓住了人们同情弱者的“悲情意识”,将某次突发事件中的受害者或弱势群体作为炒作对象,从而引起人们大规模的情绪传染。

(二)炒作主体组织化

举牌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网络名人“流氓燕”。“流氓燕”是曾经的天涯知名写手,以作品中大胆的性描写和自身裸照走红,此后“流氓燕”采用一种更为极端的方式,在微博上发表“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性服务”的言论,并进行了全程转播,她将自己标榜为为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而奔走的公益人士,并且在众多网民中获得了相当高的知名度和声望,被网友尊称为“叶老师”。在“流氓燕”校门口举牌的照片走红网络后,一大批网友在全国各地进行积极响应和声援,其中很大一批是叶海燕的粉丝与团队成员,其中不乏高校教授、知名作家与网络公知。他们共同构成了炒作主体的主力军。

(三)炒作手段极端化

以“流氓燕”为首的团队领袖平常广泛涉足关乎弱势群体的各类公益活动,并充分利用互联网大肆宣传,以增强其知名度和受拥护程度,为成为意见领袖打下基础。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意见领袖便率先站出来,打着“保护弱势群体”的大旗抢占道德高地,对自己的极端行为进行“正义化”包装,将其提升到“为民请愿”的道德高度。紧接着就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团队内部成员在互联网上进行声援,极尽炒作之能事。“流氓燕”团队充分抓住了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群体用形象而非逻辑推理进行思维”这一特点,为使炒作取得最大效果,他们选择对受众具有极大冲击力的自我侵害式的“献身式抵抗运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上传其胸部写有“拘留找我,放了叶海燕”标语的半裸照对“流氓燕”进行声援。

(四)炒作流程阶段化

以“举牌事件”为例,“献身式抵抗运动”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蓄势期,爆发期,降温期。在蓄势期,该团体主要进行两大工作,一是骨干成员广泛涉足公益活动,大肆宣传“人权”、“民主”、“自由”,笼络民心,成为网络意见领袖;二是利用注册的大量所谓微博“营销ID”发布不实言论,随后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微博”大V”们便纷纷转载并互相@,以“求辟谣”、“求证”等方式扩散谣言,此时一旦有人质疑,大批“营销ID”便群起而攻之,为其贴上“五毛党”的标签。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特别是涉及弱势群体的突发事件,即进入了爆发期。意见领袖率先打着“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旗号占领道德高地,其团体内部的成员随即在互联网上广泛声援,此时达到炒作的最高潮。随着事件解决及人们新鲜感的消逝,则进入降温期,此时往往伴随着骨干成员的自我迫害,并嫁祸成政府的迫害行为,例如“流氓燕”的女权工作室被砸。根据古斯塔夫·勒庞的观点,群众形象而非理性的思维特点会导致群体观察能力的缺失,因此,群众在强大的网络炒作下,就受到了该团体的蛊惑,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甚至引发大的群体性事件。

二、“献身式抵抗运动”的危害

“献身式抵抗运动”的特点很容易使人们被其“伪善”所迷惑,丧失理性的思维,只看到“意见领袖”的正义与勇敢和政府的软弱与无能。“献身式抵抗运动”看似是以一种勇敢牺牲的精神来捍卫弱势群体的利益,实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存在巨大的潜在威胁。

首先,对于受害人来说,“献身式抵抗运动”会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侵害。以本次举牌事件为例,校长开房案中六名受害者均是小学生,心智发育都还不健全,案发后本就身心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此时“流氓燕”在学校门口如此高调地举牌,且不说她是否有个人企图,单就这一行为本身来说就已经给受害者造成了二次侵害,使受害人的心灵再次受到巨大冲击,而这种二次侵害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失却无人承担。

其次,对于社会公众来说,这种以自我侵害来对抗侵害的方式,给公众灌输了不正确的思维方式。“开房找我”是以一种不道德来对抗另一种不道德,这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正义。公众在它们旷日持久的侵蚀之下,会逐渐失去辨别能力,失去道德和人性,变得颓废和暴戾。试图以炒作行为来干涉政府执法、司法的程序最终会导致“多数人暴力”,依法治国需要避免民情操纵司法审判的现象发生,否则最终将威胁到我们国家的民主法治进程。

再次,对于政府来说,“献身式抵抗运动”以弱势群体为挡箭牌,打着“人权”、“正义”的口号迎合大众口味,占领了道德高地,并运用各种手段丑化政府,这无疑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实施炒作的团体不排除与邪教组织、国外反华势力勾结的可能,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炒作中赢得的信任和拥护又为下一次行动积蓄了力量,几次反复之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将荡然无存。其次,大范围不分青红皂白的“反迫害”炒作会加速社会的动荡不安,使民众丧失基本的安全感。

三、“献身式抵抗运动”的对策探讨

鉴于“献身式抵抗运动”的种种特点,任由其发展会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公安机关必须对该行为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打着“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旗帜出现在公众面前,因此不能对其进行简单的打击和控制,以免激起不明真相的公众大规模反抗,甚至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或骚乱。因此,公安机关必须根据“献身式抵抗运动”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措施有效应对。

(一)蓄势期,要加大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截断不法分子阴谋链条

政府部门应鼓励公众积极举报网络谣言,并对举报属实者予以奖励。同时,公安机关应会同各地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根据网民举报的信息以及日常生活中掌握的线索,对一些经常传播不实信息的网站和个人微博客账号进行深入核查,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内部应安排专门人员密切关注网络谣言的动态,并对谣言及时粉碎,例如可以指出谣言具体细节中的明显逻辑错误,分散网民的注意力,只有让公众看清网络上不法分子的真实嘴脸,才能降低他们在公众心中的威信,维护政府的权威。

(二)爆发期,要抓住“献身式抵抗运动”炒作特点,借力造势打好“正义”之战

“献身式抵抗运动”的最大特点是以“维护弱势群体”为名义进行大肆宣扬。因此采用简单粗暴的打压和控制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不明真相的公众冠以政府迫害的恶名。如此一来,会损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威信,正中不法分子下怀。因此,公安机关应巧妙采用借力造势的策略,打好“正义”之战。突发事件在被不法分子炒作到高峰,关注程度最高的时候,政府做出一系列关心弱势群体的正义举动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政府的正面形象深入人心。

(三)降温期,当地警方应秘密监视炒作团队骨干,防止其自导自演“苦肉计”嫁祸政府

及时做好与主流媒体的沟通工作,对于涉及公安机关和政府相关部门的负面报道必须经过审核之后才能发布,避免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被人恶意引导舆论倾向。一旦上演苦肉计,并被恶意舆论引导,公安机关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查明真相,并及时发布信息,避免引起公众对政府的敌视。

网络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大众平台,意见领袖的立场和话语是受到民意制约的,而民意的向背,归根结底是由政府的公信力决定的。[3]因此,在应对“献身式抵抗运动”炒作时,除了公安机关、社会公众、各大媒体的相互配合之外,最根本的还是应当增强政府公信力。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使服务型政府的形象深入人心。

[1]李进林.网络炒作事件中的受众心理分析.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

[2]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9.

[3]施爱东.谣言的鸡蛋情绪.民俗研究,2012(2).

(责任编辑:刘永红)

ThinkingonPreventing“DedicatedResistanceMovement”——Take the case of raising board for “schoolmaster arrested on molesting children”for instance

SONG Lin-lin

(ChinesePeople’sPublicSecurityUniversity,Beijing100038,China)

“Dedicated resistance movement” is a new kind of network collective behavior,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ollective behavior in speculation and has brought huge challenges to public security organ and hidden trouble to social stability.So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by public security organ and differen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different period.

“dedicated resistance movement”;speculation;harm

2014-05-26

宋琳琳(1990-),女,山东淄博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治安管理。

D631.43

A

1671-685X(2014)04-00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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