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唐鉴》中的政治思想

2014-04-09徐严华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4年10期

关键词：范氏宦官太宗

徐严华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武汉 430064)

浅探《唐鉴》中的政治思想

徐严华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武汉 430064)

通过分析《唐鉴》中范祖禹所作史评，从遵守三代之制、为政之德、为政之术这三方面简要阐述了其中蕴涵的治国之道。

范祖禹；《唐鉴》；治国思想

《唐鉴》是北宋史学家范祖禹所著的一部史评结合的著作，该书“上起高祖，下终昭宣，凡三百六篇，为十二卷”[1]范氏著此书的目的是为宋代统治者提供借鉴，故取名《唐鉴》。范祖禹，字梦得，成都华阳人，北宋史学家，曾协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主修唐代部分。关于范祖禹与《资治通鉴》的关系、对范祖禹和《唐鉴》的介绍、《唐鉴》的史学思想及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等，学界已有研究，在此不再赘述。正如宋高宗所言“读《通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2]865-413，该书主要是通过对唐代帝王所作所为的评析来向当朝统治者“进谏”，本文欲从《唐鉴》中窥测范祖禹的政治思想之一斑。

一、遵三代先王之制

在封建士绅看来，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统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他们被圣化为贤君圣主，因而从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度制乃是后世应该遵循的万古不变之法，遵循或复归三代之制是评判有道之君的重要条件。在《唐鉴》中，先王之道成为范祖禹评论史事的重要依据，符合礼制的行为受到推崇，背离礼制的举措则受到鞭挞。

选拔人才、封官建制是封建统治者建立国家机器的重要部分，唐代选拔人才实行的是科举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选拔庶族地主中有才德的人充实到统治阶层中去，扩大了统治基础。但范祖禹却认为“自三代以后，取仕之法，不本于乡里学校，至唐而其弊极矣。”[3]166这种很富有活力的新制度被其贬斥为弊端到达及至的坏体制。关于唐代的官制，范氏认为“官名之紊乱，莫甚于唐”，而要根除这种弊端，他提出“苟舍周官，臣未见可也”[4]15-16的主张。

除了取仕制度和官制外，在祭祀、加封、婚丧礼节、宗庙设置等方面范祖禹都以三代为标准进行了评判。在范氏看来只有三代的制度是最完美的，因而以此作为衡量其他制度的准绳，与他吻合的就是合理的，同他相背离的就是应该被批评的，改进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上古三代之制。可见，在范氏看来，三代之制作为治国蓝本。

二、为政之德

范氏曰：“(君主)有德则兴，无德则废”[5]336，“广地不若广德”[6]69，君主的德行品质是天下能否兴盛的关键。而衡量是否有德的关键是“仁”，天子以仁义取之(天下)，以仁义守之[6]30。若以“仁义治之则顺，以刑罚治之则咈矣”[6]42。有德之君应该以仁义取天下、守天下、治天下。孔子曰：“克己复礼之谓‘仁’”，要做实行仁政的有德之君，范氏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正身修心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家安矣。”[3]171可见，天子必须正己之身，修己之心。首先，人主应该以义制欲，清心居上。人主若不能以义制心，则会从其所欲，作出一些有悖君道之事，祸害天下。宪宗元和三年四月，宪宗欲讨伐河北叛镇，裴垍、李绛等以为不可，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迎合皇帝的意思，力主讨伐。宪宗不顾一片反对之声和国家利益，仍以吐突承璀为将，兴兵讨伐。范祖禹认为这种行为是“不能以公灭私，以义胜欲也。”[7]255其次，人主不宜有所偏好。正如唐太宗所言：“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如果帝王显示出了自己的偏私和爱好，下面的人就会投其所好，乘虚而入。因而范氏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偏好者奸邪之所趋而谗贼之所入也。”[6]73无所偏私，就不会被谄媚之言，欺妄之举所蒙蔽。第三、君主应该慎其所处，知过知诫，善于自省。只有谨慎从事，闻谏而能改，睹物而知诫，才可能少犯错误，免除忧患，太宗贞观二年四月，曾经强大的突厥首领颉利可汗请求入朝，太宗对侍臣说：“然朕或失道，他日或将如突厥，能无惧乎？”范祖禹议曰：“太宗睹突厥入朝而知惧，知此其能致贞观之治，宜哉！”[6]32贞观十一年，太宗幸洛阳，有些官吏因储备迎驾之物不足而被太宗谴责。魏征进谏，太宗因而对长孙无忌说：“朕昔过此，买饭而食，蹴舍而宿，今供顿如此，岂得犹嫌不足乎？”范祖禹称赞他：“若太宗闻谏而能自省，不亦贤乎？”[6]53非至正无以止天下之邪恶，人君不正其心，修其身，则无以正万事。天子正身修心是治理好天下的根本条件和前提。

(二)正家道，明人伦

人伦是中国封建社会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尊卑长幼关系，它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与之相配合的还有孝和悌。孝主要是指敬奉父母、善事父母；悌指敬爱兄长、顺从兄长。范祖禹认为，“唐有天下几三百年……，然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8]150。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建成、元吉而为太子，范祖禹认为，“必若为子不孝，为弟不悌，悖天理，灭人伦，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4]22。贞观二十一年八月，太宗欲以元吉之妃杨氏为皇后，且以杨氏子明继承元吉之后，范氏认为他“渎人伦甚”[6]85。唐代类似的事件还有，开元二十五年，明皇废三王为庶人，不久又赐死，后来明皇又纳寿王妃为贵妃[9]132；肃宗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且因妇之言而迁玄宗于西宫。范祖禹说：“父子、夫妇、君臣，人之所立也，三纲绝矣，其何以为天下乎？”“唐之父子不正，而欲正万事难矣。”[8]150天理人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框架，范氏以为“唐之人主，起兵而诛其亲者，谓之定内难。逼父而夺其位者，谓之受内禅。此其闺门无法，不足以正天下乱之大者也。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也。”[5]171唐代因为家道不正，人伦不明，才导致了治少乱多的局面，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正家道、明人伦是为君之道的重要内容。

(三)养民以仁

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李世民亦曰：“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百姓是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只有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得民心者，方可得天下范祖禹提出养民是实施仁政的重要内容，以仁养民以下方面：

1.君主要恭俭寡欲。天下财富出于老百姓之膏血，如果奢侈无度，必然要横征暴敛，夺百姓之食，范祖禹认为，君主应该去奢省费，提倡节俭。天宝八载二月，明皇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范祖禹对此发表议论，“明皇暴敛而横费之，其不爱惜如此，安得无祸乎！”[9]135帝王招徕灾祸的主要原因是其奢侈挥霍引起的。另外，范氏主张俭葬，认为“厚葬之祸，古今之所明知也”，[6]52将大量宝器葬于墓穴之中，招引盗贼掘墓，同时也浪费了社会资源，为后世树立了坏榜样。

2.反对无义战争。因为战争不仅以牺牲许多百姓的生命为代价，而且要征集大量的钱粮，势必会导致横征暴敛。“兵革既起，未尝不自虐其民，苛政猛于虎也。暴敛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则不可复收也。”[10]180一旦失去民心将很难再得到老百姓的拥戴，所以战争是天下祸乱的根源。

3.主张轻徭薄赋，反对横征暴敛。德宗之世，兵连祸结，为了支撑军队，采取了多种手段：借商钱、受除陌，税间架等，刻剥遍天下。使民愁兵怨，激而成乱。范氏将聚敛货财列为德宗朝三弊之一，后王深以为戒[10]224。只有轻徭薄赋，才不会剥夺老百姓的生存之资，贫者才能自立，人君才能得民心。

三、为政之术

(一)用人而不自用

范氏以为君人之道常在于“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10]223如果不设置各级官吏，则会出现君代臣职，独任圣智的现象；对于选拔的官吏要原谅其小的过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若不如此，则天下就无人可以用了；官吏要运用贤能来担任，不用贤能则小人就会充斥朝廷。

君主用人而不自用，则必须谋于众，那么君主用什么样的人关系重大，“得一贤而天下百姓被其德泽者数十年而未已也，任一不肖而天下百姓被其灾害者，亦数十年而未已焉”[10]177，贤才会则泽被苍生；用不肖之小人则会贻害数十年。另外，贤哲敢于犯颜直谏，以其忠言佳谋“教修其(君主)所不建”[10]201，贤德之人能够直陈君主的过失，使其德行渐臻完善。太宗之所以逸而有成，是因为他能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6]40；高宗初亲贤，故“永徽之政有贞观之遗风”，后来高宗用佞，而使“骨肉不相保，虽享国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11]92；肃宗因近小人，“张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范祖禹对此发出了“可不戒哉！可不戒哉！”[8]162的感慨。由此范氏认为，人君必须亲君子，远小人，取“才行兼备之人而聚之于朝，使之施其所有，以为国之有，则贤无不得之所，贤得其所则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则物得其所矣”[12]285。

但是，在人君的任人实践中往往是“君子易疏，小人易亲”[4]11，如何判断君子与小人呢？范祖禹在史论中阐述了一些办法，概而言之，一、考察此人的义利观。“(太宗贞观)九年十一月，以光禄大夫萧瑀以特进，复令参预政事”。萧瑀之所以能够加官进爵，是因为他在太宗还是藩王时就对李世民无贰心，不可以利诱，不可以死胁，是“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忠贞君子[6]49。反之，奸佞小人则“不知义之所在而唯利之从”，“利在君父，则从君父；利在权臣，则附权臣；利在敌国则交敌国，利在戎狄，则事戎狄”[6]70，这种阿谀顺从皇帝的人则是人君应该疏远的小人。第二、听其言而验之以行。德宗宠信卢杞，在朱氵此反叛前，很多大臣上书言其反象，但杞以“百口保泚不反”，朱泚的造反迫使德宗离开京城，播迁奉天。朱泚的军队迫近奉天，灵武留后杜希全等四军前来救援，在进军路线上卢杞又以恐惊乾陵为名，坚持让军队取道漠谷，结果中了朱泚的埋伏[10]191。范氏以此判定，卢杞乃不可重用的奸邪之人。所选之才是佞还是直，是正还是邪，范氏认为，只要“听其言，观其行，亦足以知之矣”[10]198。

人君获得了贤才，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他们，合理运用他们，同样不能人尽其才，发挥不了人才的作用。在识人的基础上，范祖禹强调人君应待人以诚，应礼遇大臣。德宗时，李勉、卢翰等为相，但德宗很少与他们商量政事。萧复为此进谏。范祖禹议曰：“既以为相，而不待之以诚，则疏远之，臣其可信者几稀矣。夫如是，忠臣贤者岂得尽其心乎。”[10]207皇帝既然已经任用了贤者，就应该以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们，只有如此，才可能得到臣子的忠心。与德宗的行为相反，玄宗时运用姚崇，皇帝绝对信任他，范氏认为，正因为玄宗用人而勿疑，才造就了开元盛世。待人以诚是人君用人的基本态度，此外，范氏还强调，人君要“体貌”大臣，对待臣子要有礼貌。玄宗之初，“姚宋为相，二人每进见，帝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后“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范氏认为“三公坐而论道，天子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也。故其礼不可不尊”，玄宗在前期“优礼故老，姚宋是师”，故“贤人多进”，后期“薄于礼，厚于情”，不再“体貌”大臣，致使“贤者日退而小人日进矣”[9]116。尽管人君乃九五之尊，但仍应该对臣子以礼相待，以诚相处，惟有如此，天子才能招致贤才，才能得臣子之忠诚。

在范祖禹看来，在所有的官职中，宰相一职对于国家的兴衰治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之正者唯以一相总天下之务”[13]290，“相者，治乱之所系”[14]280，“必以一相总天下，始可以言治矣”[10]213。天下的安定或动乱皆取决于宰相，故而范祖禹主张慎选贤能之士为相，然后才得以治天下。此外，范氏还主张忌用宦官。唐代为宦官专权比较严重的朝代，宦官取得职权始于开元时，“是后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者渐多，衣绯紫者有千余人，宦官之盛至此始”。[9]110德宗时，开始让宦官掌握禁军，文宗曾为受制于家奴而黯然泣下。此后，皇帝的废立也有宦官操纵，其势力达到颠峰。宦官是一个心理及其阴暗的群体，政出于阉尹则“赋敛割剥”，“尽夺民利”，使“民无衣食之资”[15]309，动摇国本。宦官掌握军权乃“辱天下之众”[8]159也，常常会引起天下武人的不满，诱发兵变；宦官掌握废立大权，常出于“私一己”的考虑，且他们自恃援立之功，故宦官专权“未有不乱于国家者也”。范氏认为，“委之闇寺，失君道甚矣”[15]316。宦官专权伤国本、动军心、乱国体，运用宦官是严重违背君道的表现。

(二)辩是非、明赏罚

范祖禹认为，“天子所以制天下者，赏善罚恶，辨是非枉直，使人各得其所，物各安其分”[15]315，以诈术或以谄媚待下，则示主之卑。代宗大历六年，帝日益厌恶宰相元载的所作所为，于是欲“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为腹心，渐收载权”。代宗为一国之君，若认为元载有罪恶，一句话罢黜他的相位就可以了，但却“立党自助”，倾轧作为宰相的元载。大历九年三月，代宗将皇女永乐公主嫁给叛镇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子田华，想通过嫁女的方式固结其心，结果“承嗣益骄慢”，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皇权的卑微之势显露无遗[3]169。唐世人主姑息藩镇，使地方势力坐大，最终使局面陷于不可收拾的地步。因而只有赏善罚恶，以光明磊落的方式才可能处理好与臣子的关系。

“废置爵赏，人主之柄也”，[10]241人君正确利用这一手段，就可以达到“赏一人而天下莫不劝，罚一人而天下莫不惧”[7]269的奇效。相反，若“有功者见讨，有罪者不诛”[16]319，那么国家正常的秩序将难以维系。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于是去拜访长孙无忌，且拜其宠姬子三人为朝散大夫，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范氏认为高宗的赏赐是为了取悦无忌，“诱之以利”，达到使他同意自己立武氏为后的目的，乃非“德赏”也，起不到惩恶劝善的作用[11]93-94。元和七年十月，五十年不属中央的魏博举六州之地来归顺朝廷，宪宗从李绛之言，“以钱五十万赏军士，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7]263，对魏博的人心起了很好的收复作用。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论赏罚，人主都应公平公正，无所偏袒。代宗大历十二年，秋雨连绵，“河中府池盐多败，秋稼受损”，但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晃奏，“雨虽多，不害盐，仍有瑞盐生”，渭南令刘澡阿附度支，称县境苗独不损。代宗的处理是，贬澡为南浦尉，但是不过问韩幌的罪过，还听信了蒋镇的话，加赐河中府盐池为“宝应灵池”。天下人都把这件事当成丑事来耻笑。范氏认为，这种行为是“刑罚止行于卑贱，而不行于贵近也”。虽然代宗不失恤民之仁心，但由于赏罚不平，使“民不被其泽天下愈受其弊”，[3]172完全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

另外，在处理军事方面，范氏认为，御师之道在择人而任，不能加以牵制。也就是说帝王应该选择有才德的人统率军队，且不应该在后方牵制他们。首先，帝王不应该亲自统率训练军队。太宗即位以后亲自训练军队，范祖禹评论说：帝王即位，“以教化礼乐为先，万乘之主为卒伍之师，非所以示德也。”[4]25在他看来君主应该兴德育教化，亲自训练军队不是君主该做的事情。其次，君主不应该牵制军队的行动。德宗兴元元年五月，帝使谓陆贽曰：“浑瑊、李晟诸军，当议规画，令其进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审细条疏以闻。”陆贽认为，“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用舍相得，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兵势无常，皇帝在千里之外规划，未必适合军机，如果将帅违命则有损于君主的天威，从命则有碍于战事。因而范祖禹认为，“将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从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10]204范祖禹希望皇帝选贤才为将，假之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使将帅感悦，伸其智勇，以充分发挥将帅的才智和主观能动性。

总而言之，在范祖禹看来，治国为政应该以三代之制为本，在此基础上要统治者加强自身的均德修养，正其身，齐其家，以仁治天下。治理天下要善于利用贤能之士的智慧，赏善罚恶，使天下人各得其所。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下至治的目的。

[1][宋]范祖禹.唐鉴：序[M].三秦出版社，2003.

[2][宋]张端义.贵耳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865-413.

[3][宋]范祖禹.唐鉴：卷六《代宗》[M].三秦出版社，2003.

[4][宋]范祖禹.唐鉴：卷一《高祖》[M].三秦出版社，2003.

[5][宋]范祖禹.唐鉴：卷十二《昭宣帝》[M].三秦出版社，2003.

[6][宋]范祖禹.唐鉴：卷二《太宗》[M].三秦出版社，2003.

[7][宋]范祖禹.唐鉴：卷九《宪宗》[M].三秦出版社，2003.

[8][宋]范祖禹.唐鉴：卷六《肃宗》[M].三秦出版社，2003.

[9][宋]范祖禹.唐鉴：卷五《玄宗》[M].三秦出版社，2003.

[10][宋]范祖禹.唐鉴：卷六《德宗》[M].三秦出版社，2003.

[11][宋]范祖禹.唐鉴：卷四《高宗》[M].三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