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志华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布莱希特是20世纪德国最负盛名的戏剧大师和诗人。他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由于反对纳粹政权而长期流亡国外。在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中，创作了大量作品。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的爱好和对中国的执著感情，使其思想和创作与中国文化结下难解之缘，其作品闪烁着鲜明的中国哲学、伦理和美学的光芒。布莱希特对中国古典哲学有着浓厚兴趣，他对孔子、老子、庄子、墨子都做过研究。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对布莱希特影响最大的中国哲人是墨子，这有误读之嫌。事实上，若论布莱希特最为关注的中国哲人，就其整个创作而言，并非墨子，而推老庄。纵览布莱希特的作品，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剧作，都可看到老庄思想的润泽和影响，本文拟对此做一粗浅剖析。

一、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哲学

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有着难解之缘，其中中国古典哲学给予他诸多创作的灵感。然而，布莱希特作为一位创造性戏剧大师和诗人，其所论述的并非中国哲学本体，我们需从其文学创作的整体来考察他与中国古典哲学的联系。

孔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山鼻祖，布莱希特对其非常关注，并为我们留下了《孔子传》一剧。这是20世纪40年代初他以孔子为题材写的一部儿童剧，可惜未完成，仅留下“姜锅”一幕及一些笔记。剧中写少年孔子与同伴们一起玩一种礼仪游戏，他看到小伙伴们完全不顾礼仪而争抢生姜，便做了示范表演以示明教。孔子是个大教育家，讲究礼仪节度，这出剧的着眼点也正在于此，它突出表明孔子在少年时代便已有志以传播礼仪道德为己任。布莱希特还在《墨子/易经》《教师的成功》《写真理的五重困难》等许多文章中提及孔子。《写真理的五重困难》写于布莱希特流亡时期的1934年，旨在抨击法西斯操纵国家舆论机器遮蔽事实真相。文章盛赞老子的救世精神，从孔子删改《春秋》旧史为真理“正名”的某些行为中，感悟出这样的道理:革命作家应该善于在统治者的淫威下播撒真理。布莱希特认为，一旦真理遭受掩饰和歪曲，作为革命作家应该明察是非，挺身而出，并机智地与之进行不屈斗争，要学习孔子，用真话作为战斗之利器，去揭穿统治者的谎言，以让大众不受蒙蔽。这里，布莱希特实际上是借东方哲人的史论方法来服务于其反法西斯战斗。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布莱希特也推崇墨子。墨子学说十分丰富，如提出了扶强抗弱、兼爱、非攻、尚贤、贵义、从社会存在看人的意识等思想。布莱希特在流亡期间曾随身携有汉学家福科所译的《社会批评家墨子及其门生的哲学著述》一书，通过多年的阅读思考，他假托墨子写成作品《墨子/易经》(又译作《成语录》)。《墨子/易经》是一部以对话形式写成的哲理性论著，它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而作，书中所载并非墨子语录，而大多是布莱希特自身借墨子之口以表达对当时西方社会现实的思考。文中人物众多，其间充满了各种论点间的交锋，体现了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书中人物的不少观点与墨子有相似之处，墨子提出的要兼相爱、交互利等思想因其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而被布莱希特所接纳，关于道德与物质之间间关系的伦理观因其唯物主义色彩也被布莱希特所继承。此外，该书内容也关涉到其他中国哲人如老子、庄子、孔子的思想。鉴于《墨子/易经》里的不少观点与墨子思想比较接近，加之该书摹仿了《墨子》的对话体语录形式，因此，目前学界大多数观点认为，墨子是对布莱希特影响最大的中国哲。其实，这种观点过高地估计了墨子对布莱希特的影响，《墨子/易经》所受的墨子的影响不可否认，但这种影响并没有人们所想的那样大，因为除了墨子，该书还有其他中国先哲思想的痕迹。该书主要的意旨其实只是借墨子之名，述本人之思而已。

对布莱希特影响最大的中国哲人，笔者以为当推老庄。早在1920年，布莱希特就与德国表现主义作家克拉邦德结识，这是他与中国关系的重要环节之一。克拉邦德改编的《灰阑记》所体现的中国文化让布莱希特感触颇深，这引发了他学习中国文化的极大热情。就在这一年，他在友人瓦尔绍尔的推荐下研读了《道德经》，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他向我介绍了老子。他同我如此相似。这使他惊讶不已。”可以看出，布莱希特早在青年时期就已觉得自己与老子思想有某种亲和关系。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布莱希特对老子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也是他以后进一步接触中国文化思想的重要前提。布莱希特把自己的流亡比作老子出关，在流亡的日子里，他的床头总是挂着一幅中国画轴，上面画的就是老子。布莱希特称画上的老人为“怀疑者”，意即将老子视为他的精神支柱与效法的榜样。关于孔子，布莱希特留下了《孔子剧》一剧，关于老子，则于1938年写了长诗《老子西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突出体现了其对老子哲学的关注。对于老子思想的继承者庄子，布莱希特也十分熟悉。他曾在故事《怪人》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位中国哲学家(即庄子，笔者)在壮年时已写下一部十万言书。其中十分之九是引文。这类书我们这里已无人能写，因为缺少精神。”这段话的材料实际上是来自卫礼贤《庄子》译著的前言，其中有:“他写下了一部包括有十万字以上的书，其大部分由引文和寓言组成。”［1］477相较于墨子，老庄思想对布莱希特的影响要广泛深刻得多，纵观布莱希特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到老子处世哲学及庄子人生智慧的浸润。

二、守弱曰强:老子的处世哲学

老子思想中，对布莱希特影响最大的是其“以柔弱胜刚强”之要义。老子学说贵生贵柔，认为守柔处弱才是真正的强大。《道德经·五十二章》就明白指出“守弱曰强”。《七十六章》讲人之所以能生乃因身体柔弱，死后成僵尸才归以坚强。草木皆同。这是“守弱曰强”的形象诠释。《七十八章》讲水能攻坚，是因其性柔弱。亦同此理。老子以弱胜强的辩证法思想在布莱希特的小说、诗歌、戏剧等不少作品中屡有反映。

布莱希特有一篇名为《反对暴力的措施》的小说，其内容梗概是:考伊讷是个思想者。有一天他公开表示反对暴力。结果话音未落就转身就看见了“暴力”。“暴力”问他刚才所言，考伊讷见风使舵，忙改口说他对暴力表示赞成。面对学生的质问，他表示这样做是因“没有脊梁骨来让人打断”的不得已手段。他还给学生讲了这样一则故事以替自己辩护:有个名叫艾格的人会讲“不”。可有一天，家里来了个享有许多国家特权的密探，艾格慑于权势，为他提供食宿了七年，但却一言不发。七年时间过去，密探终于一命呜呼。艾格先生遂卷铺盖扔人，将自家整理一新。并长出了一口气，说了声:“不。”这则故事中考伊讷先生见风使舵，他面对“暴力”不讲原则的行为虽有贪生怕死之嫌，但不妨美其名曰求生策略。这似乎得益于老子的一句“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道德经·七十六章》)的教诲。考伊讷为了替自己辩护而讲的一则关于艾格的故事，其要旨也如出一辙。布莱希特在短短的一则故事中，把老子“坚强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七十六章》)的道理巧妙地处理了两次。作为特殊境遇中以图来日的一种策略，布莱希特对老子的这一观点显然是肯定多于否定的。

老子以弱胜强的辩证法思想在布莱希特的其他许多作品中得以体现。如诗歌《为格林树晨祷》(1921)中的一些诗句:“您为生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兀鹰也对您表示‘关心’/而我却深知:正是因为您顺从/今天早晨您才依旧昂首挺胸。”［2］7诗中的树刚经历了一场风暴的袭击，正因为有柔弱的形体，能够随风摇摆，才得以在第二天依旧“昂首挺胸”。布莱希特早期剧作之一是《在密集的城市中》(1921—1923)。故事发生在芝加哥，主题是现代人的孤独、异化及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主人公施林克原是个中国人，名叫王仁，曾在扬子江畔摇船为生。他现在虽然远离家乡，剧作还是不断强调了他的黄皮肤及吃米饭的习惯。剧中人物间有一段对话。约翰:“自我见到你以来，我只看到软弱，此外什么也没有。走吧，离开我们。他们为什么不该把这家具搬走?”加尔加:“我曾读到，弱水能把它连同整个大山卷走。”布莱希特此处涉及的显然同样是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

在长诗《老子西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中，布莱希特突出表现了他对老子思想的关注。老子出关的故事是这样的:老子在晚年由于怜惜同情穷人而受到恶势力迫害，被逼逃亡出关，面对残酷的生存现实，老子于亡命途中大悟“天之道”和“人之道”之不同，并相信“弱水终能战胜顽石，善良终能战胜邪恶”、“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道德经·七十八章》)，写下了流芳百世的《道德经》。这段故事见载于多种《道德经》德译本，故布莱希特较为熟悉。布莱希特1933年起流亡国外，该诗写于丹麦。很明显，布莱希特写老子流亡而著《道德经》，实际上即是借以明志。其命运与老子极为相似，他重忆老子“流亡”之身世，想必有同病相怜之感，而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也为他提供了胜利的希望。诗中“运动中的弱水/会逐渐制服强大的石头”句就是这一思想的流露，表现了他战胜法西斯的乐观主义战斗精神。当然，在这首诗歌中，布莱希特不囿于材料，而是作了想象性的发挥，强调了老子的虚怀若谷。《道德经》中有:“致虚极，守静笃。”(《十六章》)老子在生活体验中，看到纷繁万物终要返本，即由动返静。所以他反对喧嚣的人事，追求原初的静逸。布莱希特的诗作对老子形象的刻画与老子“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处世态度甚符。

布莱希特还创作了名剧《伽利略传》(1938)，他对伽利略这个人物进行了重新塑造，并以此表达出他所赞誉的老子哲学。剧中人物伽利略在宗教法庭上认罪，宣布放弃自己的学说。他对科学的笃诚信仰虽因其“变节”而受到了质疑，但最终得到了他的高足安德雷亚的理解，并将之视为一种更高层次的“新的伦理学”。安德雷亚说:“您在敌人面前把真理隐藏起来。在伦理学的范畴，您也超出我们几百年。”［3］126面对宗教法庭的淫威，伽利略没有反抗，而是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仔细琢磨伽利略的行为，可以看出，这很可能是老子的守柔处弱思想在布莱希特作品中的又一次变体。正如有论者所言:“伽利略在宗教裁判上的背叛行为，正是老子‘贵柔’的思想在布莱希特作品的一次变奏。”［4］

三、有用之患:庄子的人生智慧

庄子哲学与老子哲学一脉相承，但也有其独到之处。特点之一，就是把老子哲学中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命题推向了极端，成为正反相同、万物齐一的相对论。其中忘乎物我、不分人己的境界，往往是通过无为持平、静心坐忘等来实现的。布莱希特从青年时代就投身社会，其创作具有鲜明的入世特点。他显然看出了庄子哲学中超脱人事、游离现实的思维倾向，并就这点表示了拒绝。但并不意味着他对庄子的全盘否定，他虽不喜庄子理论的超然人事，却在自己的创作中借鉴了庄子寓言中的个别母题，从而使他的一些剧作闪烁着庄子思想的火花。

对布莱希特的艺术思维给予诸多启示的，是庄子的“无用之用”，尤其是“有用之患”思想。这在其剧作《四川好人》和《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中有鲜明体现。《四川好人》(1940)是一部富有哲理的寓言剧，充满虚构幻想的情节。该剧讲了三个神仙从天而降，在中国四川寻找好人。但因这个世界已经世风日下，神仙们四处碰壁，遍寻不着。最后，他们找到了妓女沈黛。沈黛殷勤接待，神仙给了她一千银元以示答谢，并鼓励她继续做一个好人。沈黛拿到这笔钱后从良开了一家烟店。小店开张不久，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的索要，所爱之人的欺骗，使她濒临破产。走投无路的沈黛不得已扮成严厉苛刻的表哥霍达，才得以重振生意。剧中替神仙和沈黛牵线的是卖水人老王。老王卑下委顺，颇有老子“弱水”之特性。一天，他梦遇神仙，向他们讲述自己的一次奇遇。说他在一间和尚遗弃的茅屋中偶得一书，书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在松县有个地方叫做荆棘坪。坪上长着古梓树、柏树、桑树……这些树，围粗一两尺的，平民百姓砍去做狗笼;围粗三四尺的，乡绅老财砍去做棺材;围粗七八尺的，达官贵人砍去造别墅、做横梁。哪一棵也甭想尽其天年，全都夭折在斧锯之下。这就是有用之材的厄运。”［5］96该故事其实出自《庄子·人间世》里的寓言:“宋有荆氏者，宜揪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椫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庄子哲学的要义之一是说，人最好不为世用才能终其天年，否则厄运难逃。就在这则寓言中，还有这么一句话:“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在这句话之前，另有一个小故事，讲一个身患残疾的名叫疏的人，因为身体畸形而躲过了兵役，这就是无用之用的实例。而布莱希特所引用的这个寓言视角与庄子却相反，谈有用之材，中道难遇。剧中人物沈黛虽是烟花女子，却有菩萨心肠，是神仙在凡世觅寻到的唯一好人。然而，沈黛在生活中却到处碰壁，被迫卖掉烟店，还失去了爱情。借助庄子的这则寓言，有用之患的思想得到了曲折的表达。

在戏剧《四川好人》问世之前，布莱希特就完成了剧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在为大胆妈妈那坎坷的遭际深深震撼的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辛酸的人生背后那深沉的哲理之光。大胆妈妈是个携儿带女，拖着大篷车随军做生意的女人。她爱子甚深，但又贪图赢利，误入战争的魔穴，最后却落得白发人送黑发人。在先后失去了亲子爱女之后，孑然一身的大胆妈妈揣着一颗沥血的心继续在战争的魔鞭下匍匐前行。追思剧中人走向毁灭的道路，不难发现，《四川好人》中出现的“有用之患”之思想在此剧中即展露了端倪。这首先含蓄地体现在大胆妈妈三个孩子的命运中。大胆妈妈有三个孩子，他们都有着纯良的品性:大儿子哀里夫聪明勇敢，二儿子施伐兹卡司憨厚老实，女儿卡特琳善良淳朴。但这不足以告慰饱经沧桑的母亲，相反，她认为这都是招致灾难的“可怕的特性”。［6］292她这种基于对世事洞察之上的忧虑最终变成了现实，三个孩子均如“有用之材”那样，身遭厄运。剧中大胆妈妈另有一段台词，我们可以领略到她由艰难困苦铸就而成的人生智慧。一天，哑女卡特琳受到欺侮破了相，怕留下疤痕，大胆妈妈安慰说:“不会留下疤来的，即使有疤我也并不在乎。那些专门讨男人欢喜的人的命是最苦的了。她们为男人玩弄，直到她们死掉……这就像那些长得笔直挺秀的树木，它们常常会被砍去当屋梁用，那些长得曲曲扭扭的树反而可以安安稳稳地欢度年华。所以留了个伤疤还真是福气呢。”［6］349女儿额头上留下伤疤，在大胆妈妈眼里却有“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的道理。而她关于树木的比喻，则隐约流露出与庄子寓言的亲缘关系。只不过较之《四川好人》中显眼的长篇摘引，这里含蓄了许多。与前剧所引内容相比，大胆妈妈的上述言语中又多了一层含义，除了讲有用之患之外，还讲了无用之材得以尽其天年。对一段寓言变化复用，足见布莱希特对庄子的钟情与专注。此外，布莱希特还从西方的传统文化中旁征博引，以印证东方哲理。剧中的一位厨师就有一段唱词，唱词中讲了“智慧的所罗门”“勇敢的凯撒”“正直的苏格拉底”和“圣徒马丁”等“好人”，但他们最后都不得善报。这里，布莱希特再次让一段中国古代寓言，放射出现代批评的光辉。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哲学对布莱希特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广泛渗透于布莱希特整体的文学创作之中。相较墨子思想，老庄哲学对布莱希特的影响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成为布莱希特创作的十分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布莱希特对中国古典哲学表现出如此大的兴趣，其主要原因在于，20个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随着西方所面临的文明危机的日益加剧，在“世纪末”的悲凉气氛之中，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出于对西方文化“没落”的失望，将目光纷纷投入古老的东方文化，试图从东方这“世外桃源”中觅寻自己的精神养料和救治西方文化弊端之良方，从而掀起了一股“东方文艺复兴思潮”。布莱希特就是这股大军的一员。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以及流亡生涯，让他体察到了悲凉的社会现实。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毅然掉头东顾，就是为了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启发共鸣的精神养料，以更好地服务于其文艺利器，“为消灭剥削制度、资本统治尽其所能”。［7］1

［1］ 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2］ ［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诗选［M］.阳天，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3］ ［德］布莱希特.伽利略传［M］//布莱希特戏剧选(下).潘子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 陈世雄.布莱希特与中国传统文化［J］.福建艺术，2000(6).

［5］ ［德］布莱希特.四川—好人［M］.黄永凡，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6］ ［德］布莱希特.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布莱希特戏剧选(上).孙凤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7］ 余匡复.布莱希特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前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