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2014-04-09邢恩源赵春艳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5期

邢恩源，赵春艳

(1.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河南郑州451191;2.河南工程学院图书馆，河南郑州451191)

1958年毛泽东策划和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他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发起这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与地方主要党政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柯庆施是地方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并树立对其个人崇拜的最典型人物。从批判反冒进到“大跃进”运动全面爆发，柯庆施亦步亦趋地紧跟。他不仅为“大跃进”的发动摇旗呐喊，而且在上海和华东地区身体力行地积极推动“大跃进”。柯庆施的行动博得了毛泽东的赏识，其政治地位也不断提升。

一

发动“大跃进”的过程，就是批判反冒进、反对右倾保守不断升级的过程。在中共地方党委中，紧随毛泽东其后并公开批判反冒进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是第一人。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夏党内开展对所谓“小脚女人走路”批判之前，可以说步伐是比较稳当的。但从该年5月份起，毛泽东把这一工作陡然加快，短短几个月内就一蹴而就。毛泽东“五月变化”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柯庆施向南巡的毛泽东所讲的一个情况。柯庆施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柯把毛泽东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很深，不仅促使他改变了对春季农村的形势的看法，而且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来自各方面的对农村形势的估量。［1］

此后，柯庆施多次表达了坚决抵制反冒进的态度。

1955年底，柯庆施在《学习》杂志第11期发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和团结中农问题》一文，批评反冒进说:当前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形势，不是党的领导“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正如毛主席指示:“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他举例说:江苏昆山县抚新乡从1954年到1955年11月，不到一年就办了17个社。浙江1954年迅速发展的情况，更远超过江苏的速度。1955年春天浙江曾一度执行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解散大批合作社，江苏也曾把几千个“自发社”倒退为互助组。群众对此极为不满，有的围着干部哭闹;有的警告干部说，解散合作社是要犯错误的;还有许多则干脆不理或采取“明组暗社”的办法来抵制。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们的领导不但落后在群众的后面，有时甚至在后面扯群众的腿。［2］

1956年2月，柯庆施在上海市政协第六次会议上，就《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指出:“整个《四十条》中最主要最突出的是生产问题，因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已经不成问题了。”“现在大家看到《四十条》很兴奋，但执行的结果，许多地方一定超过条文的规定。一方面我们看到任务很大，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农村中社会主义革命完成，高级社建立起来以后，他们需要的增加，和他们潜在力量的发挥，他们能做的事情，一定会超过《四十条》。”在介绍《四十条》“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八个字时柯庆施说:“全面规划和反对保守思想分不开。我们自己存在许多保守思想，束缚群众运动的发展，结果我们自己非弄得焦头烂额不可。所以反对我们自己的保守思想，迎头赶上，这一点很重要。”［3］

除批判反冒进外，对毛泽东改变“八大”路线方针的做法以及“15年赶超英国”的观点，柯庆施的言行也跟得最紧。

1957年11月13日，柯庆施在浙江省四级干部会议作报告谈“矛盾的问题”。报告开篇就说:“主席在三中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矛盾，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们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有人说:‘你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的，这与“八大”决议是不是矛盾了?“八大”决议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这是由于大家没有好好看。‘八大’决议讲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现在又讲阶级斗争，而且讲阶级矛盾是主要，是不是有矛盾呢?不矛盾的，因为阶级斗争解决的问题是所有制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阶级斗争应该说基本结束了。基本结束了是不是说没有阶级斗争了呢?那谁说过啊!”柯庆施也不得不承认，“八大”决议十分明确地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柯庆施对此的解释是:第一，基本结束是讲所有制问题解决了;第二，基本上结束不等于完全结束了。所以这次的提法与过去基本上没有不同。但有一点，过去是分散提的，这次是集中提的。［4］54-57对八大路线的否定，重新强化“阶级斗争”理念，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即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运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实现国家经济建设的跨越式前进。柯庆施的报告主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

浙江四级干部会议和柯庆施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因此，毛泽东决定到南方一趟。

12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会议，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建设上的领导方法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发了脾气，对反冒进的批评十分情绪化。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甚至对周恩来说:“批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5］在这次会议上，柯庆施特别提到要有干劲等问题，受到称赞。［6］

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了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报告赞同毛泽东在中共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八大”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的异议，即回到中共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接着，柯庆施再次批判反冒进道:有一部分同志曾经认为我们上海的各项工作都“冒进”了。对上海工业方针的争论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上海各方面的工作发展得这样快，是不是冒进了呢?不是“冒进”，而是“正常”。“既然是干社会主义革命、干社会主义建设，干这种前无古人的事业，干这种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比速度的事业，那就必须有一股革命的干劲。因此，在我们看来，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努力做到，这才是正常现象;不去努力做到，这才是不正常现象。否则，就谈不到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就谈不到尽可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在讲到上海未来建设的十二项任务时，他指出:一般轻工业，纺织工业、机电工业、化学工业部门要根据具体情况，争取若干质量较低的主要产品，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地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或美国同类产品的质量水平。争取《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提前实现，其中粮棉产量，在正常年景下，还应当大大超过《纲要》中所规定的指标，争取在5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1 500斤到2 000斤，皮棉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150斤到200斤。此外，其他各项任务中，还有这样一些指标:争取在5年内，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能占60%以上;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在10年内，大学生中工农成分要达到70%以上。争取3年内，使上海市区和郊区基本上无蚊、无蝇、无鼠、无雀、无臭虫、无蟑螂、无钉螺，5年内彻底做到，并坚持到子孙万代。市区有条件的地方，1958年就应彻底做到，等等。

柯庆施最后以“乘风破浪”作为报告的结语，他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乘风破浪’。我想很可以用这句话来描写我们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的前面有浪，这就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必然遇到的各种困难。但是我们的后面有风，这就是广大的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日益高涨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一股具有无限潜力的风，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风。只要我们坚决依靠群众的这种革命积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让我们用乘风破浪的革命气概勇敢前进!”［7］

这篇报告稿立即被送到毛泽东手中。很快，报告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就在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转载，并配发编者按:“柯庆施同志的这个报告，虽然大部分是关于上海的情况和问题，但是报告特别是报告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8］柯庆施的报告及时地、直接地支持了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准备发动“大跃进”的思想，受到了毛泽东的极大欣赏。同时，“乘风破浪”这个名词也成为“大跃进”的标识之一，被广泛引用。

二

柯庆施之所以敢于这样旗帜鲜明地抵制反冒进，甚至反对“八大”决议精神，是因为他紧跟毛泽东。

从1956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强调: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9］764

从1956年6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9］765

1957年，伴随着反右派严重扩大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上，很快地发生了向“左”的改变，提出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反冒进。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有些同志叫‘冒’了。我还想恢复。”［10］

为了进一步克服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发动“大跃进”并将其引向高潮，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了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4月汉口会议以及八大二次会议。

1958年1月3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建设上的领导方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等人。［11］106

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由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会议有两大内容:一是毛泽东对过去经济工作的批评，主要是进一步批判反冒进;二是关于工作作风与方法问题，产生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一开始就对国务院的工作和反冒进作了批评。他带着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9］769在南宁会议上，与会者都程度不同地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教诲，“头脑大大清醒起来”，并且要当“促进派”。凡犯有反冒进错误的人，都一再作了检讨。刘少奇、周恩来在会议上分别为反冒进承担了责任。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

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是一次进一步发动“大跃进”的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再次对反冒进作了批评。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南宁会议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他还说，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11］111。会上，毛泽东还把“多快好省”的发展方针概括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心情极为舒畅。一方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再次对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另一方面，各地区正在制定新的跃进目标，群众已经被大面积地鼓动起来，一个空前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高潮似乎已在各行各业普遍出现。

从1955年农业合作化反右倾起的急躁冒进，1956年反冒进，1957年秋冬开始反反冒进，这场党内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在省级领导人中，同样有着尖锐的反映。因此，毛泽东在狠批反冒进的同时，也对部分支持反冒进的省级领导人进行批判、整肃。毛泽东在会上说:“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省等地，都发生这样的问题。”［4］174之后，这些省份中就有第一、二把手被打成右派。同时，毛泽东对坚决拥护反对反冒进的柯庆施等地方领导，进行了提升和重用。在此后的“大跃进”运动中，这些被提升或换用的地方领导人都表现得十分激进。

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在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柯庆施的陪同下，用3天时间，从重庆坐船穿过长江峡谷，到达武汉。

4月1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稳妥派”和“观潮派”。他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9］809他还再次强调了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我国有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

经过5个月的大动员，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公开发动“大跃进”。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12］146毛泽东在会上继续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大会的发言中敢说敢做、敢想敢干的呼声压倒一切。会议再次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三

柯庆施在上述会议期间，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亦步亦趋地紧跟，还极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时，他在上海和华东地区积极鼓励各级党政干部跟上形势，大搞跃进运动。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一种是不正确的。柯庆施立即在会上提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口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4］259使与会者感到十分震惊。胡乔木后来回顾历史，谈及此事说道:“这是在正式会议上公开提出来的，不是几个人在私下谈话，更不是任何人编造出来的。在成都会议上有个同志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当时就没有人敢反对。这个同志后来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了。”［13］“这个同志”指的就是柯庆施。而这句话会后在全党作了传达。成都会议掀起“正确的个人崇拜”问题的辩论，对此后中国政治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党内的民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会上，柯庆施仍很活跃，当会议发言总结1956年反冒进的教训时，“连插话讲了三次，总是带着教训人的口吻”［14］。

1958年4月21日，柯庆施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成都、汉口会议精神。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他指出:“这个路线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假使我们不采取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和力争上游这样一条建设路线，那要采取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呢?是不是相反的路线，少慢差费、暮气沉沉、不力争上游?那当然不行!”“都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但有两条道路。搞什么都有两种办法，都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强调:“农业合作化的多快好省也是和反冒进，和保守主义作斗争才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开国8年来不断和教条主义、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作斗争才树立起来的。今后，先进与落后的斗争还将存在。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路线，并促使其逐步实现，在实践中逐步使它完善起来。”［15］

4月24日至25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扩大会议。柯庆施在会议报告中指出:“新的形势前面，如何迅速进一步改进领导方法，已成为我们当前的迫切任务了。我们各级领导机关都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我们当干部的就是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起来，为发展生产力而服务。”“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抓思想工作，要改变那种‘只务实，不务虚’的情况，领导工作第一要抓思想，第二要抓动态，第三要抓政策，第四要抓措施。领导干部首先要抓思想，思想是灵魂，思想不通，政策、措施是贯彻不下去的。”［16］

5月13日，柯庆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有突出表现。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自我批评形成鲜明对比，柯庆施作了一个慷慨激昂的报告，给与会者再次留下深刻印象。报告是关于“文化革命”，他说道:“我们可不可以设想一下，同样以多快好省的方法进行文化革命，在15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我国的文化建设将要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逐步达到多么繁荣的地步，人们的精神面貌将会改变成为什么样呢?到那时，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而且不但是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城乡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我们的人民人人知书识理(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各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像毛泽东同志曾经预言过的，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读到书中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他们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几年来人们曾忍受过这些小东西的毒害，将视为奇谈。人们将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到那时，新的文化和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作文化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17］

亲耳听到柯庆施发言的薄一波回忆说:他的这个发言，简直是太离奇、太令人“陶醉”了。他当时讲得绘声绘影，其神其态，至今还能记得。［18］671柯庆施的发言将人们脱离实际的幻想发挥到了极点。这样脱离实际的空想，对当时“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大跃进”的发动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八大二次会议还决定全国成立7个大协作区，柯庆施任华东协作区主任。5月25日，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八大二次会议开完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柯庆施点名将李富春的军。他问道:“八大二次会议开了，路线已经定了，我们国家计划的指标，我们大中型工业的指标，老这样下去还行吗?你们都要按照这个精神重新部署呀!”他说话的口气，颐指气使。他这样说:在这种事情上，你李富春如果没有新的计划，新的提法，他们没有办法向毛主席交待。［19］

1958年7月1日，理论期刊《解放》在上海创刊。柯庆施在第一期上发表《大跃进的关键》一文，系统阐释了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大跃进”的关键是什么呢?柯庆施指出，关键是如何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继续开展整风。为什么把进一步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到这样高的地位呢?柯庆施认为:“从目前国内具体情况来看，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更加必须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进人们在社会主义的劳动中以及在其他共同活动中相互关系，首先是领导同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一年多以来的整风运动所解决的中心问题就在这里。也正因为我们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又正确地处理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纠正了党和人民自己由于受剥削阶级的、国民党作风影响造成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共产主义的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地全面大跃进。”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保证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大跃进的关键”。柯庆施的解释，可以归纳为在“阶级斗争”为核心观念的前提下，通过整风运动来扫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全面提升全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基于上述论点，柯庆施进一步指出:“有人问‘整改，整改，到底有没有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没有底?鼓足干劲，鼓到何时为足?力争上游，游到何地为止?’……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没有‘鼓到何时为足，游到何地为止’的问题，因为客观事物的发展永远不会停止的。多快好省了，就一定产生多快好省的局面;鼓足了干劲，干劲一定就会一天一天地更大起来;占了上游，一定就会走向更上游，永远也不会停止前进。”［20］

四

在柯庆施的带动下，上海和华东成为全国最早进入跃进状态的地区。

1958年新年伊始，上海举行市先进生产(工作)者元旦庆祝大会。柯庆施向到会的一万多名先进代表发出号召:“迈开大步跃进再跃进。”会上，成百上千的人拿着各种保证书、决心书、挑战书、应战书及生产喜报涌上主席台，表达要在今后15年使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热情和决心。［21］

1月10日闭幕的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确定了1958年上海大跃进的目标，标志着一个“政治上思想上革命的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开始。会议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必须作出规划，使自己又红又专，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的到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市人民鼓足革命干劲，在15年左右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质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22］会后，全市各主要工业产品生产企业纷纷在质量方面寻找与英美等国名牌竞争的对象，几天内就有一百几十种牌号的产品确定了短期内赶超国外名牌的计划。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就保证轮胎质量在5年后赶上英国名牌“邓禄普”的水平。［23］上海工具厂决定在5年到7年内使最基本的切削工具——螺丝攻和麻花钻头两种主要产品的质量，赶过英国著名老牌“皇冠牌”的水平，其他产品质量也保证在15年内赶上英国同类产品的水平。［24］

根据柯庆施“乘风破浪”报告的基调，从3月10日开始，上海冶金系统大批“保守思想”，争先恐后地提出一个高过一个的生产指标，使全行业的年钢产量从已定的64万吨陡升至76.3万吨，成品钢材从80万吨突进到100万吨。上海钢铁公司提出了“苦战三年变面貌”的口号，并开始通过连续不断的红旗竞赛、技术革新、群众攻关等活动，一再突破旧的生产指标，施放了一个又一个钢产量“卫星”。在头一季度里，上海钢铁战线已经“捷报频传”。据称，专门生产小型无缝钢管的永鑫五金制造厂，产量比过去猛增五六倍。3月份全厂实际总产量相当于1月份的百分之四百;义兴昌铁工厂原来安排的上半年年度计划任务，已在第一季度全部完成;上海第一钢厂，生产一再跃进，3月份国家计划的钢产量提前5天完成，为该厂有史以来产量最高的一个月;上海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提前9天超额完成第一季度的计划工作量。［25］

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常委会议，部署全市大规模宣传总路线的活动。同时将全市原定年产75万吨钢铁的生产指标改写为100万吨。［26］新成立的上海冶金工业管理局所属的主要钢铁企业，纷纷修改在年初制定的产量计划。上钢一厂把年产量指标由37万吨提高到56万吨，上钢三厂由39万吨提高到46万吨，上海机修总厂的电炉炼钢由2.5万吨提高到2.7万吨。仅此几家厂的产量计划就超过了百万吨。［27］77-78

1958年开始的工业“大跃进”中，最具典型性的是全党全民大炼钢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58年钢铁产量的计划指标一再上调。最后毛泽东下了决心，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一〇七〇”万吨。毛泽东下此决心，除了出于他本人急于赶上英国的迫切心情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影响促成。其中，决定性影响来自柯庆施。6月上旬，柯庆施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毛泽东受了他的影响。这可以从此后的历史来印证: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闯“一〇七〇”这个祸时说:“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柯回答:我也有责任)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一个协作区)一年要搞800万吨，我全国只搞1 070万吨。”［18］701-702

6月22日，毛泽东批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报告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华东地区提出争取明年产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指标。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又将走入一个新的水平。”［12］149从冶金部的这个报告，更可以看到华东协作区对钢产量的高指标所起的推进作用。

除钢铁战线的“大跃进”外，上海其他生产部门也全面跃进。上海市委在工业战线树立了“八面红旗”，号召工业战线和其他各条战线上的人民向他们学习，开展“四比”竞赛，提出:“比思想，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比作风，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比智慧，大闹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比干劲，跃进、再跃进!”［28］

与令人瞩目的工业“大跃进”相比，上海农业“大跃进”也毫不逊色。1958年初，上海农业计划就显示出浮夸迹象。

1月30日至2月4日，上海市委召开农村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以“苦干三年，向大自然进军，首先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为口号，提出郊区大跃进竞赛的新目标:粮食当年要增产一倍以上，提前实现平均亩产千斤粮百斤棉的指标。全郊区贯彻市委精神，迅速开展了各区之间“比增长指标，比增产措施，比领导方法”的“三比”竞赛。西郊区首先提出与东郊区和北郊区开展社会主义友谊竞赛，挑战指标是:粮食每亩平均产量保证达到1 100斤，争取达到1 300斤;棉花保证平均亩产皮棉130斤，争取150斤;养猪15万头，平均每户达到5头;蔬菜每亩平均产量达到8 000斤。东郊和北郊两区立即应战。［29］紧接着，郊区的乡与乡之间也展开了挑战应战。

各区为确保亩产千斤粮百斤棉，在1958年的前4个月兴修水利土方3 724万方，积自然肥5 975万担，改土227 959亩。同时结合夏收夏种大搞农具革新，各县、区、乡、社以创造10万新农具为目标，纷纷召开农具跃进大会和技术革新大会，成立技术革新机构，大力推动农具革新运动。上海县在学习推广河南长葛县土地深耕的经验时，还用大辩论的办法强制推行深耕翻土1.5尺的做法。并在全郊区首先提出实现亩产水稻5 000斤、皮棉1 000斤、小麦3 000斤、油菜籽1 500斤的高产目标［27］39-40。到7 月，上述高产指标即被北郊区淞北乡“亩产万斤水稻、五千斤籽棉”所取代［30］。

从6月中旬开始，各大协作区先后召开农业协作会议。华东协作区首先放出一炮:华东五省市去年粮食总产量715亿斤，今年夏季就收了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 200亿斤，比去年将增加507亿斤，增长近70%。谭震林6月25日在会议总结中说，一般规律农业只能增长4%、5%，最多 6%，一般的跳跃可达 10%、20%，华东今年增长70%，这是飞跃。他说，根据华东的经验，原来估计今年全国增产1 000亿斤，就小得不像样子了。毛主席要求做到5年内全国人均粮食2 000斤的任务，可能3年，至多4 年就能完成。［18］688此后，其他各大协作区也纷纷按“大跃进”的愿望和要求测算本区的产量。

经过3年大跃进，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上海由于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进而出现了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炼钢厂相继停工。到1960年底，上海化工局停工、半停工的企业147家，轻工业全行业停工的有钟表、胶合板、肥皂、制笔、化妆品等。纺织的纱锭开工率仅有17%，布机开工率更低至10%，其他织布、印染、针织复制业也全部停工。［27］51轻纺、食品工业减产，市场供应不足，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产品质量下降，物资消耗上升，亏损严重;商业网点也从1957年的12.99万个，下降到 1961 年的2.61 万个。［31］

上海的农业方面也未出现过亩产“万斤稻、千斤棉”的情况，甚至还不如普通年景，至1962年还未恢复元气。据统计，青浦县晚稻1959年亩产 578斤，1960年 569斤，1961年484斤，1962年574斤;南汇县的棉花、早稻产量也是逐年下降的，该县祝桥公社早稻亩产1960年555斤，1961年505斤，1962年403斤;宝山县不少公社历年来粮食、棉花和油料的产量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32］最困难的时候，上海粮食库存“已经挖空”［33］，必须全国调粮支援。

“大跃进”运动的教训是惨痛的。作为地方负责人的柯庆施，不仅在领导上海市的工作中忽视客观规律，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在政治上树立了恶劣影响。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提到，在“大跃进”发动前夕，“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进北京”［18］636。研究“大跃进”的历史，柯庆施确实是一个值得批判的关键人物。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73-374.

［2］柯庆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和团结中农问题［M］//裴丽生，许立群，等.学习农业合作化政策参考文集.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87-88.

［3］柯庆施主席在政协上海市常务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56-2-10)［Z］.上海市档案馆:L1-1-93.

［4］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M］.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

［5］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10年史:上册［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279.

［6］张树军，史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事件实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466.

［7］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1957-12-25)［Z］.上海市档案馆:A24-1-21.

［8］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编者按”［N］.人民日报，1958-01-25(1).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0］毛泽东选集:第 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74.

［11］罗平汉，何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2］马齐彬，陈文斌.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