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传清

(河池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壮族作家李约热是继广西三剑客(东西、鬼子和李冯)之后，近年来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又一位广西本土作家，作为一名从桂西北大石山区里走出来的作家，他的小说里透露出一股桂西北大石山区特有山野特质。对此，《南方文坛》主编、著名评论家张燕玲有过这样的评述:“李约热是一位辨识度很高的作家，其特立独行的创作张扬着现实批判意识，他善于挖掘根深蒂固的国民性，表现小人物在生存困境中的冲突，荒诞的表象中内敛着文学犀利的力量，如野生植物芒刺横生，生机勃勃”。［1］这样的评价是较为客观、贴切的。李约热在小说创作中所追求的野气横生的审美特质，不仅表现在小说主题的指向、情节的安排及人物的塑造上，更表现在其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语言策略上，本文主要就李约热小说创作中具有野性特质的语言特色加以分析。笔者认为，李约热小说语言的野性特质可以概括为:混沌中的野性、悖谬中的野性、荒芜中的野性、感官世界里的野性。

一、混沌中的野性:戏谑中的悲凉与沉重

“混沌”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注释是:我国传说中指宇宙形成以前模糊一团的景象。之所以用“混沌之野”来描述李约热小说语言的审美特质，那是因为其小说语言具有一种散乱、模糊的特点，如同在弥漫山雾中丛生的荆棘荒草。李约热的小说绝大多数是以书写底层民众的苦难为主题的，但他常常以反讽的姿态，用戏谑、调侃的语言去消解那些严肃、沉重的氛围。因此，他的小说语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亦庄亦谐、亦真亦假、似是而非和扑朔迷离的野性特质。

李约热在小说叙述语言上常常采用故意违反语境原则、寓庄于谐的策略，营造出“含泪的微笑”般的表达效果。短篇小说《火里的影子》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我爸咳嗽不止。他开始在家里哭。我姐死了三年他才哭，他的泪水，经过三年的旅行才涌出来，非常的黏稠。看他打抖的样子，我就知道我姐那已经变成鬼的身体还流有他的血。三年了，当杀人的事已经变得不重要的时候，我姐一下子又变得重要起来。三年前的噩耗，现在才将他击倒。”［2］这里叙述的本来是一个非常沉重、令人伤感的话题，但作者在这里则以一种慢镜头式的话语方式对老泪纵横、浑身发抖、伤心欲绝的父亲作了局部的特写，拟人、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的运用，用一种平静的、甚至还带有调侃意味的话语方式来加以叙述，营造出来的是一种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语言氛围。这样的语言打破读者的思维定势，在获得短暂轻松之后，很快便陷入作者隐藏在文字背面的酸楚、苦涩之中，因而获得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

戏谑与调侃的叙述语言，在李约热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中篇小说《二婚》，写一个自信满满的男医生，女友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离家出走，让他从幸福的云端跌入痛苦的深渊:“我是个要强的人，自认为这辈子会像美国首都华盛顿一样，永远不会低头，更不会沦陷，但是在2012年春天，我被一个女人击倒，在刚刚装修好的婚房里，像个落魄的流浪汉，本属于女友的那块试衣镜，经常晃过我轻飘的身体，还美国首都华盛顿呢，整个一座废墟。”［3］作者以一种近乎恶搞式的比喻:“像美国首都华盛顿一样，永远不会低头，更不会沦陷”，将“刚装修好的婚房”与“落魄的流浪汉”、“废墟”等混搭在一起，因有意违背语境的相关原则而使得小说的叙述语言呈现出轻松、调侃的氛围，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戏谑中的饱含沉重与悲凉的审美效果。

从李约热的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李约热对语言和情感均有着很强的掌控能力，他的小说语言呈现出如同荒草滋长一般的野性，但这种野性与先锋作家那种通过狂欢化的语言来尽情宣泄个人情感情绪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正如秦万里先生所说的:“李约热似乎并不喜欢用比较郁闷的语言表达一个看似沉重的主题，他的叙述比较轻松，比较随意，甚至经常将一种淡淡的诙谐，隐藏在字里行间，从中渗透出难言的忧伤。”［4］5李约热的小说语言有一股自由随性的野气，但却往往在尽情的倾吐背后，隐藏着某种冷峻的思考。

二、悖谬中的野性:用荒诞的方式表达自嘲与无奈

“悖谬”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注释是:荒谬;不合理。在修辞学中，“悖谬”一般是指表达某一意义时，故意采用违反常识的说法，以达到风趣诙谐、委婉含蓄的表达效果。作家东西在谈到他的创作体会时曾说过，生活其实比小说更荒诞。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来说，他们的生活永远是充满变数的，一场大雨、几杯红薯酒、一句玩笑的话或许就让他们陷入苦难的泥潭，这就是生活的荒诞。因此，李约热在他的小说中常常以荒诞的话语方式消解生活的荒诞，这就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呈现出超越现实的不羁野性。

李约热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以他的父老乡亲为原型的，在中篇小说《巡逻记》里写到整个宜江镇的人们以赌为乐、靠赌营生的荒唐行为时作了这样的叙述:“他们已经把赌博当成看不见的矿藏了，什么吃喝拉撤、孩子上学、父母看病等，全都指望这个矿藏。现在，这个矿藏已经被挖完了似的，让他们悲痛不已。要命的是，从他们的话语里，我还听出了他们对派出所的埋怨，好像把矿挖完的人是覃乃贵和我一样，现在他们把我围在中间，那情形就像在开我的批斗会，要我为目前这个冷冷清清的局面负责。唾沫星子溅了我一身。”［5］按正常人的生活逻辑来看，赌博是一种伤风败俗的陋习，十赌九输，迷恋赌博意味着败家，倾家荡产，所以警察禁赌抓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然而，宜江镇的人们则把赌博当成他们的“矿藏”，警察禁赌抓赌就是抢挖了群众的矿藏，断了群众的财路。这种违背常理的行为，作者以略带夸张、变形的话语加以叙述，更突显出其荒诞不经特性，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忍俊不禁、哀其不幸却又无可奈何的感慨。

中篇小说《涂满油漆的村庄》，写到加广村的父老乡亲们听到韦虎将要从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回到村里来拍电影时，都想在他的镜头前倾诉自己的苦难与不幸。村民马亮是这样诉说的:“他们说我们加广村空气好，吃的瓜菜都是绿色食品，生活在这里的人肯定长寿。我去他妈的，可我们没有肉吃啊，没有肉吃能长寿到哪里?!我们贱不要紧，我们的孩子也跟着贱。读书读不好贱，读书读得好也贱;读书读不好他们怨天，读书读得好他们就怨我们了。不说到柳州去读，就是到都安县城去读，他们空空的口袋就会让他们不停地骂娘。”［6］在这一段文字里我们看到的是违背逻辑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来自北京的人羡慕加广村空气好，吃的都是绿色食品，能长寿，而加广村的人民不稀罕绿色食品，甚至不稀罕长寿，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像北京人一样有肉吃。按常理，在贫困山区，读书是孩子们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但加广村的孩子，读书读得不好的贱，而读书读得好的也贱。读书读得不好的，他们怨天，埋怨上天让他们降生在这个穷乡僻壤，使他们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读书读得好的则埋怨他们的父母，因为贫困的家庭，即使他们考进山外的学校，父母也担负不起他们读书的费用。小说以一种悖谬式的话语方式去表述这里的人们进退两难、举步维艰的尴尬处境，流露出来的是底层民众在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落差及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一筹莫展的悲情和凄婉。

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在谈到自己创作心得的时候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一个人只要学会以荒诞来对待荒诞，他就成功了。［7］这里谈到的也许是一个比较深奥的哲学命题，但用这句话来理解李约热小说中这种悖谬式的语言策略，我们仿佛可以悟出李约热蕴藏在其小说中的某些道理:面对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荒诞，作家永远成不了救世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去消解荒诞现实带给人们的苦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悖谬式的话语方式去消解荒诞现实给人们造成的苦难，这正是李约热小说的特色所在。

三、荒芜中的野性:于无声处的隐忍与追问

留白是小说中极为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法，运用这样的手法，可以将作者丰富的情感或深沉的思考隐藏在文字的背后，留给读者纵情想象的空间及咀嚼回味的余地，从而提升小说的艺术张力。在李约热的小说里，留白的手法也用得很多。对此，张柱林有过这样的评述:“一个阅读李约热小说的人，很可能产生这样的体会:他的小说中有某种吸引人的东西，可当你试图抓住这种东西的时候，它却悄悄溜走了。你充满了期待，可最后却发现，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李约热小说的核心，这个核心是个空白。”［8］张柱林这里谈到的就是李约热小说中广泛使用留白手法所形成的表达效果。我们认为李约热小说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表达效果，得益于他在语言文字上的苦心经营，也正是因为这种苦心经营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呈现出一种如荒草丛生般的意绪纷繁的表达效果。

在中篇小说《巡逻记》中，写到问题青年覃亮儿时的成长环境时是这样写的:“……好在那时候宜江的人开始大规模地打麻将，只要麻将声响起，覃亮就像一只择木而居的小鸟朝麻将声飞去，他在那里忙前忙后，给他们递水点烟换零钱，用自己的劳动换来果腹的食物。他的食物并不是直接来自于泥土，小小的赌局就像是他家的粮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深深地喜欢上这项工作，忘记了自己是个没有爹娘的孩子。十几年后，宜江的很多小孩，都跟他一样”［5］。在这段文字里作者依然给读者留下了几个疑问:覃亮为什么沦为没有爹娘的孤儿?覃亮在没有爹娘的情况下为何也能衣食无忧?十几年后宜江的街头为什么会出现了很多像覃亮一样的孩子?他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内在关系?宜江的孩子将来会是怎样的?这些都是作者留给我们自由想象和思考的空间。长篇小说《欺男》(又名《我是恶人》)探讨的是人性中的善恶这一哲学命题，在李约热看来，孰是孰非、孰善孰恶永远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每个人身上似乎都有恶人的影子。小说的结尾处是这样写的:“两年来，马万良在高处，一直没有离开，每每看到野马镇的人，他会跟他们打招呼，他们没有一个人理他。现在他看见:他的老婆仔女都很好。那个想当他儿子的黄显达也很好，他一直住在砍头山的防空洞里。他的仇人黄少烈也很好，只是面对一百个抢砖的人，他看见黄少烈有一点点难过。”［9］这一段文字也是以一种分镜头式的方式，借马万良身在高处的眼光对小说中的相关人物作了相应的描述。作者在这里没有价值评判，也没有因果报应的结论，而是以一种留白的手法，让读者去思考与回味蕴藏在文字里的意蕴。

四、感官世界里的野性:用感官呈现苦难的伤痛

有人说，故乡的生活印记是作家最深厚的文学土壤，故乡往往是是作家心灵里最柔软的部位。李约热在一篇题为《面对故乡，低下头颅》的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好在写文章不是为了诉苦，如果那样，家乡就成了被告，文章就会变成起诉书。”［10］对李约热而言，故乡的疼痛就是他内心的疼痛，故乡的每一个伤口都撕扯着他脆弱而敏感的神经。正因为如此，苦难造就的伤痕与疼痛构成了其小说的主要内容，伤痕与疼痛往往是通过感官体验出来的，所以李约热的小说语言明显地带有一种感官化的特点。

长篇小说《欺男》写到主人公马万良，因为一刀割断了卖虎骨酒的外地人的手，被关进野马镇那座老旧阴森牢房时是这样描述的:“现在，1982年的元旦，马万良来到了野马镇上一辈人都熟悉的地方。潮湿的空气像蜘蛛网一样包裹着他。像在睡觉时双手不小心压住自己的胸口那样，他重重地呼吸，害怕像衣服一样穿在他身上。”［9］作者在这里连续用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的本体分别是“空气”、“呼吸”和“害怕”，从外部环境到生理反应，再到心理世界，都是摸不着看不见的抽象的事物，为了让这些抽象的事物具象化，作者分别以“蜘蛛网”、“睡觉时双手不小心压住自己的胸口”、“衣服穿在身上”作为喻体，这就充分调动读者的生活经验及感官系统，让读者充分体会到马万良被置身于阴森恐怖的牢房时那种来自外界及其内心世界的压迫感和恐惧感。

在中篇小说《涂满油漆的村庄》里，李约热给我们描述的是那个掩藏在大山深处贫穷、封闭的村落里，那一群勤劳、本分但日子却过得朝不保夕乡亲们艰难、尴尬的生存状态:“加广村的人是不喜欢帮别人的，除非村里有红事和白事，除此之外，平时你看到的，都是他们匆匆赶路的样子，连停下来看一眼别人的时间都不肯留出来，他们为什么这样，不说你也知道，他们被他们破烂的生活驱赶着，生怕一停下来，就被破烂的生活淹没了，你不用去看他们，你看看我爸我妈我哥我弟还有我就知道了。”［6］加广村的人之所以不喜欢帮助别人，不是因为这里的人们自私自利、人情冷漠，而是因为他们“被破烂的生活驱赶”、“被破烂的生活淹没”。作者在这里以“破烂”、“驱赶”、“淹没”几个词语来描述加广村人的生活状况及生存状态，将无形、抽象、静态的事物以一种具体可感、动态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这些身处穷山恶水中的底层民众，整日起早贪黑、奔波劳碌却依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窘迫、尴尬的生存状态。

语言能力是衡量一个作家创作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的:“一个作家能不能算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决定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和别人迥然不相同的语言。”［11］纵观李约热近年来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得益于他的作品秉承了东西、鬼子等桂西北作家关注底层、叙述小人物的苦难这一独特视角外，致力于打造具有自身特点的个性化表达方式，追求一种颇具辨识度的小说话语方式，这大概也是他的小说得到读者广泛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

［1］秦雯.区内外评论家谈李约热作品《我是恶人》［EB/OL］.http://www.gxwenlian.com/index/wldt/czdt/20140616/113111.asp.

［2］李约热.火里的影子［J］.中国作家，2008(8):52.

［3］李约热.二婚［J］.小说界，2013(6):5.

［4］秦万里.初识李约热［M］//李约热.涂满油漆的村庄.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5］李约热.巡逻记［J］.广西文学，2006，(5－6):33－36.

［6］李约热.涂满油漆的村庄［J］.作家，2005(5):68－64.

［7］刘玮，刘震云.以荒诞来对待荒诞，就成功了［N］.新京报，2012－8－9.

［8］张柱林.无声的当事人和破碎的故事:从李约热的“留白”说到底层叙事的困境［J］.广西文学，2010，(4).

［9］李约热.欺男［J］.作家，2012(11):81，25.

［10］李约热.面对故乡，低下头颅［J］.广西文学，2011(9).

［11］汪曾祺.年关六赋序［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