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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同文馆教习述论

2014-04-09张美平

关键词:教习

张美平

(浙江树人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5)

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的京师同文馆(简称同文馆)是以培养外语、外交人才为己任的新式外国语学堂,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教习(晚清称教师为“教习”)在同文馆的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文馆教习包括洋教习、汉教习。洋教习承担各外文语种及格致、化学、天文、医学等科学课程的教学。汉教习担任汉文和算学等课程的教学。本文将着重讨论汉、洋教习的选拔聘用、专业背景、社会经历、工作态度、教育成效等内容,以期加深对同文馆乃至清末新式学堂教习的认识,进而对汉、洋教习在同文馆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做出客观分析。

一 “在馆课读,朝夕无间”:同文馆的洋教习

作为一所“培植译人,以为总署及各使馆之用”[1]的新式外国语学堂,由同文馆创办。

伊始就面临如何招选“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2]5754的外文教习的问题。早在同文馆成立的前一年,即1861年,恭亲王奕䜣在《通筹善后章程折》中就考虑外文教习的人选问题。奕䜣听说上海、广东的商人中有“专习英、法、美三国语言文字之人”,便要求沪、粤两地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共计四名,“携带各国书籍来京”。[2]5755出乎意料的是,沪、粤两地“无咨送来京之人”,[3]805奕䜣只好在来华的外国人中延访。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Wade)向奕䜣推荐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John Burdon)。在包氏“来署察看”后,奕䜣觉得此人“尚属诚实”,[3]805于是决定录用,并规定包尔腾在馆只能从事英文教学,“不准传教”。值得注意的是,奕䜣虽然录用了一位洋教习,但还是坚持聘用华人教授英文。《同文馆章程六条》第二条明确规定:“将来如广东、上海两处得人,应照咸丰十年奏定章程,由该省督抚送来京充补。此系中国人充当。”[3]809可见,奕䜣聘用洋教习,并非是对外语教学规律有着明确的认识,实属无奈之举。包尔腾成为晚清政府聘请的第一位洋教习,但他在同文馆仅干了一年多。由于其志向在于传教,包尔腾向总理衙门推荐极富语言天才,同是传教士的英国同胞傅兰雅(John Fryer)接替自己,出任英文教习。傅兰雅遂成为同文馆第二任英文教习。傅兰雅因故于1865年春辞去教职。是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经美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的举荐,正式出任同文馆第三任英文教习,“美人丁韪良于同治四年到馆,充英文翻译教习”[4]。丁韪良从此结下了与同文馆长达30年的不解之缘。1869年,他被任命为总教习。从是时起,先后来到同文馆担任英文教习的有额伯连(M.J. O’brien)、欧礼斐(Charles Oliver)、马士(Hosea Morse)等11 人,加上前述的包尔腾、傅兰雅、丁韪良3 人,共有14 人。

除英文以外的其他外文教习中,最早到馆的是法文教习司默灵(A. E. Smorrenberg)和俄文教习柏林(A. Popoff)。他们均于1863年到馆。清廷在聘用他们时,也是颇为慎重的。是年4月,成立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俄罗斯文馆归并进来,成为俄文馆。法文馆也同时成立。奕䜣寻求俄、法驻华公使的帮助,让他们“留心延访”。他们分别推荐法国传教士司默灵、俄国驻华使馆翻译柏林二人。奕䜣经考察发现,司默灵“尚无传教士习气”,便决定录用,并与其约法三章,规定到馆任职后,不准从事传教事务,“一涉此弊,立即辞回”。至于柏林,奕䜣发现此人“尚不十分狡诈,以之教习学生,似尚无大流弊”,[3]1510便与其订立聘用合约。

同文馆继司默灵、柏林后,先后聘请了李壁谐(Emile Lepissier,法文)、伟贝(Carl Waeber,俄文)、吴乐福(H. E. Wolf,德文)等26 位外文教习。迄至1898年,同文馆先后聘请来馆承担外文教学任务的洋教习共计42 人。其中,英文教习14 人,法文教习11 人,俄文教习10 人,德文教习6 人,东(日)文教习1 人。

同文馆除先后聘用42 位外文洋教习以外,还聘用了毕利干(Anatole Billiequin,化学)、德贞(J.Dudgeon,医学)、海灵敦(Mark Harrington,天文)等9 位教授西方自然科学的洋教习。科学教习的人数显然比外文教习少了许多。个中原因可能是科学教习较语言教习难觅。相较于科学教习,语言教习的要求相对低一些,对专业知识的要求没有科学教习那么严格。而且,一些语言教习也在兼任科学课程,如英文教习欧礼斐,先后担任格致、化学、天文等课的教习。还有的教习同时担任两门科学课程的教学,如来自爱尔兰的骆三畏(S. M. Russell)是天文、化学教习。再者,作为以教授语言为主的外国语学堂,同文馆规模很小,在最繁荣的时候,学生数仅稳定在一百二十人左右,对科学教习的吸纳很有限。

同文馆在其存续的四十年时间里,一共聘请了51 位来自异域他邦的洋教习。聘请洋教习之举,在封闭保守的晚清社会,实在是开风气的事。这为后来创办的各类新式学堂所仿效。那么,同文馆洋教习的自身文化和专业素质如何?现拟从他们的教育和专业经历、工作业绩等方面进行考察。

先来看洋教习的教育背景。对于这一点,历来存在不同的观点。曾在同文馆就读的著名喜剧理论家齐如山称:“五馆的洋文教习,倒都是各国的人,但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的,没有一个够学者二字的。”[5]32果真如此的话,同文馆的质量是可想而知了。不过,齐氏的论断并不被学界所认可。王宏志说,“正式的洋教习的学历其实是很不错的,当中至少有10 位是博士或名誉博士”。[6]孙子和认为齐氏对于洋教习的批评,“亦未免过苛”。[7]164实际上,同文馆洋教习的教育背景还是比较过硬的。例如,英文教习马士,哈佛大学毕业。他不仅教学严谨,而且还是一位著述等身的学者和知名汉学家,著有多部关于中国的书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其三卷本著作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又如,1872年入馆,被李岳瑞称为“精于医”[8]的医学教习德贞(John Dudgeon),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外科硕士。根据苏精的研究,同文馆51 位历任洋教习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教习有19 人,其中,博士9人,硕士4 人。[9]68-69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者占同文馆洋教习总数的37.25%,应该说,在极其封闭落后的晚清社会,同文馆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苛求前人。更何况,就知识水平而言,教零起点的同文馆学生肄习外文,未必一定需要本科以上的文化程度。

再来看洋教习的社会经历。从相关史料及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洋教习在入馆之前已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丁韪良博士于1865年接受英文教习一职之前,已经是精通汉语的“中国通”了。魏尔特(Stanley Wright)称其为杰出的汉学家,在中国尝试西方教育的先驱。[10]他于1863年进入北京后,将美国著名国际法权威惠顿(Henry Wheaton)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译成汉文,后改名为《万国公法》,这是在中国出版发行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国际法专著。入职同文馆后,丁韪良率领他的翻译团队一共翻译了约三十部西学书籍,其中他个人独译和合译的作品至少有六部。有硕士头衔的医学教习德贞,在接受医学与生理学的教职之前,“在对‘洋鬼子’充满疑忌的帝国权贵眼皮底下,设置首家不受官府控制的慈善性施医院”,为缺医少药的普通民众纾苦解难,被称为在华“知名度仅次于赫德的外国人”。[11]英文教习傅兰雅来华前是香港圣保罗书院的院长。值得注意的是,丁韪良、德贞、傅兰雅,包括前述的包尔腾、司默灵、柏林等都是传教士。

同文馆的师资构成,除了传教士以外,有些是译员出身。例如,丁韪良曾于1858年担任美驻华公使列威廉(William Reed)的中文译员。次年又担任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John Ward)的译员。俄文教习柏林,曾是俄国驻中国公使馆的专职翻译。这些译员都有较深厚的中外语文功底,具有从事翻译实务的背景,非常适合从事外语教育工作。

可见,同文馆的师资构成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绝大多数洋教习具有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这些人成为同文馆的各科教习,颇能证明同文馆的办学实力。有论者指出,从已有史料看,水平和能力特别低劣的洋教习似乎还比较少见。[12]

再来考察洋教习的工作态度。齐如山在论及早年同文馆的情形时说,“凡有外国新到人员,都是先派到同文馆充当教习,他们……在当地教习的期间,自己在外边请着中国人学中文及言语,学得够用之后,即派往各省海关去当差,这几乎是定例”。[5]32齐氏所说的情况应当是存在的,但如果同文馆的洋教习尽如齐氏所说,肯定是偏离事实轨道的。同光两代帝师、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在日记中言及丁韪良,曰:“专谈学徒事,近呆。”[13]可见,丁韪良的敬业精神无可挑剔。根据苏精对同文馆50名洋教习的任教年资进行的统计,应聘实任者31人,署任(即临时代课)者19 人。在馆任教时间在1年及以内的有25 人(含署任),[9]69占总数的50%。这些人由于各种原因(其中包括去了海关)离开了同文馆,是谈不上有职业认同感的。这25 人中,有17 人系署任,不是专职教习。如果去掉这17 人,不安心教职的专职教习仅有8 人,仅占专职教习总数(33 人)的24.2%。而任教时间在5年以上的洋教习高达14 人,占总人数的42.4%,大大超过了任职仅一年的专职教习数。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由外人赫德(Robert Hart)掌控的海关等地的发展前景显然优于同文馆。这批教习能在同文馆任职5年以上,甚至有的任职22年以上(共有6 人,占18%),如果没有对同文馆具有相当的,甚至是极高的认同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难怪孙子和要为这些洋教习打抱不平。他说,丁韪良在馆执教30年以上,其他资深教习,如毕利干在馆29年,华毕乐25年,德贞23年,欧礼斐22年,骆三畏21年,均久居教职,“如何能谓其意在学习中国语文,一旦够用,即去海关任职?……谓该馆尽属如此,则亦有失公平”[7]164-165。

再从清政府对洋教习表现的态度来看。奕䜣在1865年4月上折,奏请奖叙在馆洋教习:“嗣经觅得俄人柏林教习俄文,法人司默灵教习法文……该教习等在馆课读,朝夕无间,自应照章奖叙,均以知县用。”[3]3080次年1月,奕䜣再次上折,要求奖赏洋教习,理由是“此次大考该学生等与外国语言文字又颇有进益”。[3]3126作为总理衙门总负责人的奕䜣,一年内两次上折要求给洋教习加薪奖励,说明这些洋教习确实没有辜负奕䜣等人的期望。1885年,丁韪良、毕利干、华必乐等三位洋教习因“资格最深,馆课亦能勤慎”,得到赐三品及四品的官衔。[14]611889年,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在受旨审查及整顿同文馆后亦强调“汉洋教习尚属专心教导”。[14]76可见,清政府对这些洋教习的表现是感到满意的。

二 “品学端粹,堪膺斯选”:同文馆的汉教习

同文馆遴选汉教习的过程同样十分严格。总理衙门规定,汉教习的职责有二,一是承担汉文(后增加算学)的讲授,二是稽查洋教习有无传教情形,“且有暗为查察之责”。[3]1512同文馆早期的外文教习,如包尔腾、司默灵等都系传教士,奕䜣为防范起见,便令汉教习“暗为查察”。汉教习的选拔方式,最初是通过采访、咨传,如首任汉教习徐澍林是通过采访而得的,分入英文馆,教授汉文。汉教习的选拔条件,首先要求道德品格达标,“必须人品端正,方为可用”。1863年,法、俄两馆的镶蓝旗汉教习张旭升、候补八旗汉教习杨亦铭二人,“品学均尚端粹,堪膺斯选”,也是比照上年采访、咨传“人品较优”的徐澍林的办法,业经行文国子监、礼部咨取而来。其次,要求学历达标。总理衙门奏定章程,规定“汉教习均由八旗咨传考试录用”,[3]1512即通过考试等方式从八旗官学候补教习中挑选,这说明清廷对汉教习已有较高的专业要求了。八旗官学系清代中央旗学系统中超越于八旗义学、八旗学堂之上的最高层次,当为旗学高等教育。这表明同文馆的汉教习在来馆之前均已获得高校教师资格,且经过礼部备案,即他们具有被国家最高文教机关认可的“职称”。[15]再次,要求专业达标。同文馆创办初期,清廷规定从八旗子弟中选拔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资质聪颖的学童在馆肄习,因而教习这些学童汉文的教习也自八旗官学的候补汉教习中考取。八旗官学候补教习,如有意投考,则由礼部照章咨送总理衙门考试,“择其文字优长、语言明白者”,[3]5483详慎录用。考试分初试及复试两次,录取的人数较补用的缺额多,按名次先后传补。通过此流程,把好了教习入职的质量关。

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之前,英、法、俄各馆“各设汉教习一员,兼课汉文,令该学生等奉以为师”[3]4524。1867年,天文算学馆设立之后,总理衙门考虑到该馆学生“均系已成之材,汉文无不通晓”,[3]4524决定不设汉教习一职,但仍然聘用汉教习教授后馆学生。同文馆聘用汉文教习的做法一直保持到1898年王中隽到馆为止,共有29 位汉文教习在馆任职。

同文馆算学的讲授任务由汉教习承担。同文馆一共聘过三位算学教习,他们是李善兰、席淦、王季同。其中,李善兰到馆最早,时间是同治七年(1868)。郭嵩焘称其为“淹通算术,尤精西法”。[3]4774席淦是晚清外国语学堂中第一位获得教习职位的同文馆毕业生。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于1867年咨送同文馆。席淦曾任算学副教习,于1886年升任教习。席淦执教近三十年,成为馆中继李善兰之后最有名的算学教习。对于席淦和李善兰的业务能力,就是对同文馆批评最严苛的齐如山也倍加称赞:“其中最认真的,就是汉文算学,教习为席汉伯(即席淦),乃李善兰得意的门生,教法也很好,家兄补六两银子的膏火,就是因为算学学得深。”[5]41可见,他们确实是受人景仰的教习。王季同曾就读同文馆,1895年由副教习升授教习。他和李善兰、席淦一样,对数学很有造诣。1902年,他出版《积较补解》、《泛倍数衍》、《九客公式》等介绍西方数学的重要著作,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三 同文馆教习的贡献

同文馆汉洋教习都自觉不自觉地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近代化作出了较大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启动了中国新教育,培养了一批服务国家的政治、外交、文教、科技等领域的贤才俊彦。同文馆是以奕䜣为代表的洋务派创办,由总教习丁韪良实际负责教学与管理的第一所不同于传统的新式外国语学堂,培养了第一代具有现代知识的为国家服务的政界要人、外交官、外语翻译和学堂教习等各类人才。在军政界任职的有周自齐(国务总理)、陆宗祥(外交总长)、荫昌(参谋总长)等。1879年以前驻外使馆的20 名翻译官中,同文馆学生占12 名。1879年至1898年间,至少有71 名同文馆毕业生在国外担任公使、领事等职务。同文馆为自己及各地的新式学堂提供师资,如文廉、柏锐、杨书雯、全森(京师大学堂英文教习)、汪凤藻(南洋公学校长)、蔡锡勇(湖北自强学堂总办),等等。

第二,翻译出版了一批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书籍,增进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为中国开启了走向世界的大门。丁韪良组织的译书活动,以《万国公法》等国际法文献为肇端,渐及格致等其他学科,使同文馆得以和江南制造局、广学会一并成为晚清三大译书中心,不仅为洋务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和思想资源,而且对晚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丁韪良组织的翻译团队中,化学教习毕利干,主译了《化学指南》(Lecons Elementaires de Chimie)、《化学阐原》(Advanced Chemistry)、《法国律例》(Code Napoleon)等当时中国极为缺乏的西书。其中,《化学阐原》、《法国律例》是最早的中文化学和国际法专著。除丁韪良、毕利干以外,洋教习德贞、施德明、骆三畏、海灵敦等翻译了很有分量的自然科学著作。汉教习中,李善兰是杰出的翻译家。在西学东渐史上,李善兰是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翻译的最著名的中国学者之一。他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多位传教士翻译家合译的《代数学》(西方代数学的第一个中译本)、《谈天》、《重学》、《几何原本》、《机械学》等多部自然科学著作。其中前三部被历史学者邹振环列入“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16]

第三,猛烈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引进了先进的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同文馆教习在革新中国教育制度所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在教育内容方面,积极引进中国缺乏的西学课程。丁韪良接管同文馆后,仿照泰西学堂之例,除开设外文以外,还先后开设数学、天文、格致、化学、制造、医学等。这些课程除数学外,都由洋教习教授。如丁韪良讲授格致,德贞讲授解剖学,海灵敦讲授天文等。西学课程的开设冲击了中国士大夫中那种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方技小道、致乱之源的传统价值观念。同文馆因而从纯粹的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外国语学堂转变为实施外语和西学教育的综合性学堂。其次,在科举取士方面,丁韪良曾多次向清政府“力陈科举采用科学的必要”,并倡议“在各省设立教授科学的学校”。[17]傅兰雅也要求中国变通考取人才的方法:“虽不敢期中国专以西学考取人才,然犹愿亲睹场中起首考取格致等学,吾其拭目望之矣。”[18]1887年,科学的内容引进到科举考试中。同文馆学生无疑又多了一条出路。再次,在学校管理方面,讲求科学秩序。丁韪良担任总教习后,对同文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教学秩序的改革是他最着力的内容之一。他主持外文和西学教习的聘用与督导、教材的编译;严格考试制度,对枪替等情弊予以重罚;规定洋教习休假时,中国副教习每日午后应照常当班,而副教习不克到馆时,学馆应暂时帮教,庶新生不误功课。[19]这些被接纳和推行的建议,大大促进了同文馆的科学管理。最后,引进了西方近代学制。丁韪良制定了“五年制”和“八年制”课程表。这是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制定的分年制教学计划,涵盖了当时主要的西学知识领域,突破了两千多年来以“经史”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教育模式,近代科技知识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官办学府。

我们在肯定同文馆教习贡献的同时,应该看到部分洋教习的两面性。有论者指出,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清政府在聘用洋教习时不能很好地把握人才质量关,以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些洋教习品行不端、水平低劣,在受聘中国期间,留下不少劣迹:一是进行奴化教育。二是肆意侮辱中国的国格和中国人的人格。三是为一己私利而偾中国之事。[19]但总体而言,“就他们任教于同文馆这件事来说,则是值得肯定的。论及同文馆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启蒙作用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几十位洋教习所作出的贡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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