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婷

（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清末在华日本体育教习的历史回顾

周亚婷

（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对清末日本在华体育教习状况进行回顾。研究沿着纵向的历史时序，将在华日本体育教习分为3个阶段：兴起阶段，主要讨论早期官办学堂和警务学堂的日本体育教习；全盛阶段，分别论述师范学堂、普通学堂和女子学堂的日本体育教习；衰退阶段，认为留日归国学生的冲击、日本体育教习的自身因素和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等，是导致日本在华体育教习衰退的主要原因。

关 键 词：体育史；体育教习；日本；清末

晚清，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在早期强兵、强军的要求下，率先引进瑞典和德国体操。但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转而学习东洋成为时代的潮流，如张之洞《劝学篇》所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受张之洞委派赴日本考察的湖北武备学堂总督姚锡光[1]，更是对日本学校体育课印象深刻，称日本“学校无不有体操、兵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官方出现了聘用日本体育教习的做法。所谓日本体育教习，是指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官办学堂执教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课程的日本籍教师。在华日本体育教习不仅解决了清末官办学堂的体育师资不足难题，而且直接影响清末学校体育的发展，他们与西方体育传教士的作用形成一定的对比。因此研究这一历史，无疑可以更好认识近代中国体育的早期发展。

1　日本在华体育教习的兴起(1895—1903年)

早期近代体育在中国学校的传播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西方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它传播的是一种身心快乐体育，即学校可以不开设体育课，但要求每位学生在课余时间均必须参与体育活动，西方体育传教士是传播的主体；另一种是清政府创办的官办学堂，它传播的是一种军事强身体育，目的是“强国、强兵、强种”，要求各新式学堂均要开设体操课，日本体育教习是早期传播的主体。

在大量留日学生未归国之前，教会学校不被政府认可，学生和毕业生没有资格获得任何政府津贴或职务情况下[2]，一批日本体育教习来到中国，执教清政府的官办学堂，影响着中国早期的学校体育发展。

中国最早聘用日本体育教习，是从张之洞亲手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开始，后来有浙江绍兴中西学堂、福州东文学堂等。日本体育教习主要执教在一些地方实力派创办的官办学堂和政府最为重视的警务学堂。

1.1早期官办学堂的日本体育教习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由原来的学习欧洲转为学习日本，在体育方面，也由原来注重德国、瑞典体操而转向借鉴日本体操。所以在湖北自强学堂，最早聘用日本体育教习。湖北自强学堂由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是第1所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1902年改名为方言学堂。学堂在授课方面不仅注重语言学习，也注重学生的体能教育和训练，犹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3]。在1899—1902年间，学堂设有：方言、历史、地理、数学、理科、汉文、体操与兵操8门课程。其中体操与兵操所占的课时(2 h 30 min)，仅次于方言(16 h)和汉文(9 h 35 min)，足见其对体育的重视程度[4]。

而担任自强学堂体操和兵操课教学的就是日本教习吉山荣三郎和根岸福弥。除体操外，二人还承担普通学课程理科教学，类似于今天的“运动生理学”。他们认为这是从事体育行为的基础理论课程，学生也必须掌握[5]。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当今学校体育课程设置的注意。

在湖北自强学堂的影响下，1897年创办于浙江绍兴的中西学堂，也聘用了两名日本体育教习，他们分别是中川外雄和藤乡秀树[6]。1903年全闽师范学堂里也有一名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系的日本体育教习矢泽千太郎[7]。虽然早期官办学堂的日本体育教习人数并不是很多，但其社会影响却不可小觑。

第一，他们带来当时日本学校体育的最基本范式，这种范式对后来《奏定学堂章程》中有关体操课程的设置，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在传统的中国教育模式中，除先秦有过六艺教育的射、御、乐以外，后来再未有过类似体育课程设置的官方要求。

第二，日本体育教习引进最早的体育口令等专用术语。早期新式学堂招收的学生，对于西学大多没有任何基础，年龄也参差不齐。在日本教习执教的学校里，除一些格致、物理等聘请留日学生随堂翻译外，一些比较简单的课程，如体操、图画、手工之类，是不配备翻译的，直接用日本语并辅以手势进行教学[7]。这就导致在日本体育教习上课的时候，其体育口令最初是通过日本体育教习的肢体语言让学生去理解和领会的。如现在体育口令中的“一、二、一”、“向左转”、“向右转”等，都是通过日本语的语音传入的。所以郭沫若[8]曾回忆儿时体育课教学的经历说：那时候叫立正，并不叫立正，是叫“奇奥次克”；向右转是“米拟母米拟”；向左转是“西他里母克西他里”；走起脚步来的时候便“西，呼，米，呼，米”的叫着。大家都莫名其妙，只觉有趣，又觉得好笑。这些很奇怪的口令在当时的人自然觉得是真正的洋货了，但可不知道它们究竟是哪一“洋”。这个秘密在现在的我当然是解决了的，这全部都是日本的口令。所谓“西呼米西呼米”者，就是我们的“一二三一二三”而已。

1.2警务学堂的日本体育教习

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警政作为其中之一，也着手兴办警察教育。晚清政府在建设近代警察制度时也主要效仿日本。其中川岛浪速主管的京师警务学堂，是中国和日本最早合作创办的警察教育机构。京师警务学堂在1902—1903年间，共聘用5名日本体育教习。他们是冈田瓢、金子信贯、堀内高一、久松省三、大齐东雄。在5名日本体育教习中，除冈田瓢原为东京音乐学校体操科助教授外，其余4人均来自日本军中[9]。金子信贯为原日本陆军步兵军曹，久松省三为原日本预备陆军步兵中尉，大齐东雄为原日本宪兵曹长。堀内高一的具体身份不明，但却担任京师警务学堂体操科主任一职，任务是将不同的体育课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处理，即“于教习之中特置主任一名，以期教授之法统一不淆”[9]。京师警务学堂是一所半军事、半警察性质的学堂，主要目的在于“以补武备之不足”。因此体育课也是作为一种训练手段，而被纳入到学堂教育的范畴，这也是其体育教习主要来自日本军队的原因之一。

1906年，随着川岛浪速与清政府的合同期满，清政府收回学堂管理权，并将京师警务学堂改名为京师高等巡警学堂。虽然清政府从日本人手里收回了管理权，但仍聘有日本体育教习，他们是町野武马、岩井北子、上田大亮、野口清等，直到1910年结束。

作为警察教育的开端，京师警务学堂的创办也曾影响各地警察教育的兴起。例如，继京师之后兴办警察教育的是直隶省。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开设警务学堂，不久又在天津设立警务学堂。一时间，北京、直隶、天津、山西、山东等地，均掀起兴办警务学堂的浪潮。其中天津警务学堂的日本体育教习是葛上德五郎和纲冈德五郎，均为原日本步兵曹长。山西警务学堂的日本体育教习是有马金次，为原日本后备步兵军曹。他们和京师警务学堂所聘请的日本体育教习类似，都出身于日本军中，并不是专业的体育教师。所以研究推断：19世纪初在警务学堂执教的日本体育教习所带来的，应是为补充武备、发展军警力量的日本军事体育内容。

2　日本在华体育教习的全盛期(1904—1907年)

所谓全盛期，主要表现为这一时期日本在华体育教习，首先是学校分布较多，既有师范学堂，也有普通学堂，还有专门的女子学堂；其次是地域分布较广，既有沿海学校，也有内陆学校；再次是教习的专业素养较高，较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日本体育教习大多毕业于体育专门学校，而非军队的士官。

从1904—1907年，有更多日本体育专业毕业生来华执教。其直接原因是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均需要开设体育课程，课程称为“体操科”。面对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新式学堂，却没有可以胜任的老师，于是师范教育被列为第一要义。1907年，清政府又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为女子体育的真正实现提供法律基础。这一切都说明，新办的学堂需要大量师资。在此背景下，日本体育教习来华，继续为中国近代官办学校体育的早期发展贡献力量。

2.1师范学堂里的日本体育教习

在中国清末开设新式学校、确立新教育基础的时候，就注意到师资的培养、训练。梁启超[10]在《论师范》中呼吁：“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严复[11]在《论教育书》中提出，在兴学堂之前，先设立师范学堂，否则各省遍设中学堂便有无师资之患。正是这一背景使不少师范学堂始设体育专修科，并开始聘用日本体育教习。

最早聘用日本体育教习的是福建全闽师范学堂，学堂的体操课分普通体操(徒手操、哑铃体操、球竿体操、棍棒体操等)、兵式体操(柔软体操、器械体操、枪剑术、野外演习、兵学大意等)，每周2课时[12]。1903年全闽师范学堂聘用日本体育教习矢泽千太郎。矢泽千太郎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系。1906年全闽师范学堂改为福建师范学堂，1907年成立优级师范选科，并改校名为福建优级师范学堂。这期间聘用的日本体育教习是上野巽和加贺美两人。其中上野巽为东京高等师范毕业生，加贺美则毕业于台湾的专门学校。

1904年，江苏师范学堂聘用毕业于东京府师范的高田九郎(一说高田仪太郎)[13]为体育教习，同时兼任体操科主任一职。聘用时间为1904年11月—1907年10月。在职期间，高田九郎自己购置哑铃、球竿、色旗等物品，使体操器械基本配齐。同时为设置体操课不可缺少的风雨操场，他设计修建操场的方案，提请罗振玉批推，请学务处解决。后经多方努力，终于在原紫阳书院以北建起操场，这不仅解决了体育教学的困难，还为江苏省召开体育运动会提供了场所[14]。高田不仅负责上好体育课程，而且与学生同吃同住，监督参照日本师范的管理条例制定的学堂礼仪条例、课堂常规、自习室条规、食堂条规等的条规，对学生严加管束。1906 年，江苏师范学堂的学生根据日本教习讲课的笔记，整理编辑各科讲义。有历史、地理、物理、矿物、化学、教育学、植物学、心理学、法制、经济、动物学、音乐、体操等，共计 16 册[15]。

在江苏师范学堂，从体育课程到体育教案，再到每日的监督执行和操场的建设，都是日本体育教习的提议。可以说在1904—1907年的江苏师范学堂里，完全是对日本师范学校体育的移植和模仿，不仅如此，那些受教于高田九郎的中国学生，毕业后大多执教于中国的新式学堂，继续传播当时日本体育教育的理念与形式。

2.2普通学堂里的日本体育教习

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对体操课的教学时间、教学目标、教授内容、场地设施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如小学堂每周2学时，中学堂每周2学时，大学堂每周3学时。教学目标是小学堂：“其要义在使儿童身体活动，发育均齐，矫正其恶习，流动其气血，鼓舞其精神。……并当导以有益之游戏及运动，以舒展其心思。”中学堂要求“凡教体操者，务使规律肃静，体势整齐，意气充实，运动灵活”等。这些教学时间的制定以及对教学目标、教授内容、场地设施等提出的要求，反映当时国人对体操课的重视程度，所以在这一时期的普通学堂里，也聘有日本体育教习。较早的如陕西宏道高等学堂，于1902年10 月聘有日本人小山田淑助、早崎梗吉为体育教习，他们还同时兼教图画、格致、矿化等课程。又如杭州府中学堂，于1907年聘用毕业于东京体育会体操学校的毕业生富长德藏为体育教习。据毕业于该校的项元士在《杭州府中学堂文献》中写道：“本校对于体育，亦极注意，校内设有运动场，置有秋千、乒乓、网球等，体操有柔软操，聘日人富长德藏为教员，有兵式操，聘省城军官为教员。遇雨须在校内饭厅上课。在第一次杭州联合运动会上，本校学生程广一举夺得八百码赛跑优胜旗，是浙江体育史惟一值得纪念者也。”[16]富长德藏当时还执教于浙江高等学堂。

此外江苏的松江府娄县劝学会体操传习所，也曾于1905年创办后，从日本紫冈军事学堂聘用过日本体育教习，以负责兵式体操的教学[17]。

2.3女子学堂里的日本体育教习

近代中国的女性解放开始于戊戌变法运动，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发表关于女学教育的言论。1898年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塾开启女子学堂的先河，随后一大批女子学堂开始兴起。

刚兴起的官办女子学堂，由于缺乏办学经验，故实际的办学过程基本采用日本模式，并由日本教习一手操办。如北方内蒙古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创办的毓正女学堂。学堂完全按照日本近代女子学校的办学模式，无论学校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课本，还是学生的编班、教师的布置等各项事宜，都有日本教习参与和安排。1903年，学堂聘用了日本体育教习河原操子。河原除体育课外还同时教授日语、算术、音乐、图画、家政、编织等课程。又如东北的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她们在1906年创办时即聘用日本体育教习服部升子。服部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文科专业，她除教授体育外，也同时兼教音乐和手工课程。

在南方，较早聘用日本体育教习的女子学校有无锡私立竞志女学校。1905年，学校聘用了日本体育教习金原村子[18]；松江清华女学，她们在1905年聘用了日本体育教习冈崎千代[19]；南通女子师范学校，1906年聘用日本体育教习森田政子[20]。最具代表性的是广东女子师范学堂，这也是一所仿日制的学校。其中的规划设计、课程安排、教学内容等，都是参照日本女子师范学堂确定的。曾有3位日本体育教习执教其中，分别是滨田松子、宇佐美直子、宇佐美缪子。滨田松子1906年3月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家政系；宇佐美直子、宇佐美缪子1894年3月毕业于新泻寻常师范，是一对姐妹。3人都是在1907年到达广东，授课量每周最多达20学时，一般都担任含体育两门以上的课程。

从以上女子学校所聘用的日本体育教习情况来看，共同的特点是基本上都是一人兼授多门课程，全程参与课程的安排与教学，这就导致了当时的女子教育并非具有特殊的教育意义，而只是名义上的女子学堂。日本教习只考虑到对日本女学体育的全盘照搬，而没有考虑怎样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她们的到来对于当时中国的女子解放，特别是女学生也能正常地参加体育活动，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3　在华日本体育教习的衰退(1908—1911年)

从1908年起，由于留日学生的大量归国，并自己创办体操学校，加之日本体育教习自身问题以及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等，使在华日本体育教习开始进入衰退期。

3.1留日归国学生的冲击

1901年，由川岛浪速主管的京师警务学堂在没改为高等警务学堂时，基本上都是由日本教习任教，当清政府于1906年收回学校管理权之后，原来的日本教习有半数被解雇。而华籍教习则由原来的三四名增至十余名。这批新增的华籍教习，主要是从日本留学毕业回来的人[21]。归国回来的留日学生徐一冰、徐傅霖等，还于1908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体操学校，并且把“提倡正当体育，发挥全国尚武精神，养成完全体操教师，以备教育界专门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宗旨[22]。同一时期，毕业于日本体操学校女部的汤剑娥等，也于上海创办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体育专门学校的创办证明，我们自己有实力也有条件培养体育专门人才，不再需要借助日本体育教习的力量。

3.2日本体育教习的自身原因

日本体育教习衰退的原因还包括许多自身的原因，例如少数人学历不高、品质恶劣等。奉天师范学堂的两名日本教习服布和松田，既不管教书也不管教人。服布是负责音乐、体操教学的，学生反映服布音乐课教了很长时间，学生根本就没有学到什么。学生忍无可忍向校方提出要求撤换。起初学校以两位日本教员是政府从日本国内聘请来的，签订了合同为由推辞。后由于学生的强烈反对才通知服布、松田二人。但他们曾威胁说：“合同期限未满，不能辞职；如强迫辞职，要由两国政府进行交涉。”[23]最后，学校按3年合同付给薪俸才算完事。这些少数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日本体育教习的形象，也是导致在华日本体育教习衰退的原因之一。

3.3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之所以积极接受大批中国留学生和同意派遣日本教习到中国，完全是出去自己利益的考虑。他们“对西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扩张非常敏感，并且急于想帮助中国进行抵抗。外务相大隈重信提出了他的‘大隈主义’，给政府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理论，过去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日本现在要偿还那笔债，办法是去牵制西方，使中国取得时间能在新的领导下进行改组。”[24]因而，在华日本体育教习实际是日本以“保全清国”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具体表现。但是到20世纪10年代后期，日本同样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开始各种限制政策、法令对付留日中国学生和日本教习。曾在京师法政学堂担任教习4年之久的松本龟次郎后来回忆当时情况时说：“第三，应确定对从事邻邦人、留学生教育者的保障。前述应清政府之聘而前往之教习，聘约期满返国之后，往往因无职可就而陷于一时失业之状态。然返观陆军士官之应聘者，不惟在被聘期间照常升职晋级，且归返以后，也有适当工作。”[25]所以，在华日本体育教习发展的衰退，也是日本对华政策发生改变而导致的重要结果之一。

清末在华日本体育教习由于来华时间短、人员少等原因，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相比较留日学生而言，日本体育教习是将日本体育直接引入中国的传播者。所以一个日本教习前往中国教学，其效果会相等于50名中国学生留学日本[26]。

与西方体育传教士自发到中国不同，日本体育教习是中日双方政府行为。因此，日本体育教习对中国近代早期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官办学堂的体育课程教学和体育制度设计。

纵观在华日本体育教习发展的3个阶段，都跟当时的社会情况、官方政策有关。这就导致一旦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和中日关系的紧迫等，日本体育教习将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线。日本体育教习只是当时日本对华政策所采取的措施，并不只是出于友好、睦邻援助中国，而中国在接受日本体育教习所传授内容的同时也并未结合到本国国情，这也是当今社会聘请外教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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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review of Japanes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OU Ya-t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21，China)

Abstract:The author reviewed the issue of Japanes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long the longitudinal historical sequence, the author divided Japanes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China into 3 stages: 1) emerging stage, the author mainly discussed Japanes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official schools and police schools in the early period; 2) heyday stage, the author respectively discussed Japanes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normal schools, ordinary schools and female schools; 3) decline stage,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impacts brought by Chinese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Japan and returned to China, Japanese physical education’s own factors, and the change of Japanese government’s policies for China etc, were main reasons that caused the decline of Japanes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China.

Key words:sports history；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Japan；late Qing dynasty

作者简介：周亚婷(1989-)，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史与奥林匹克研究。E-mail：zhouyating12@163.com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现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研究”(1840-1949)(15BTY083)；2015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清末民初中日体育交往研究”(KYLX15_127)。

收稿日期：2015-07-20

中图分类号：G807；K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1-005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