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

10月6日将近午时，越野车掀起路两旁的浮土，在贺兰山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崎岖的山间快速盘旋。一个急转弯，车子停了下来。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拖着微胖的身子，利落地跳下车。和周围人寒暄几句后，他被请上“点将台”。航拍设备闪烁着红绿灯，“嗡嗡”地在冯仑锃亮的光头上方盘旋。后者掏出DV，露出一口白牙，笑嘻嘻地和它对拍。

冯仑是“90后”创业女生马佳佳最欣赏的中国大叔之一，“他没有其他人那种‘壳，也不装。”在曾经的同事闫肖锋看来，冯仑“属于50后，但又没有50后的胎记”，“他老在不停地刷系统，不断地换源代码。”

“不装呗，对什么都好奇”，坐在越野车后排的冯仑接过闫肖锋的话茬。

汽车拐弯，被一脚踹下

“冯老师，照个相吧，你是我偶像”，“最喜欢听冯老师讲段子……”冯仑下车步行了几公里，不断有人求合影。冯仑笑呵呵地配合粉丝们拍照，一张不过瘾，换个位置再拍。直到工作人员急切地说，有个狂热的女粉丝追上来，冯仑这才显得有些慌乱，“那赶紧叫个车过来啊！”车来了，他迅速跳上，绝尘而去。

被称作“冯老师”而非“冯总”，和冯仑身上流露出的学者范儿不无关系。

“下海”之前，他是根正苗红的典范——1978年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随后，又考上中央党校硕士。毕业后留校当了一段时间老师，后来到了体改所。冯仑的母亲跟儿子打赌，说他这一辈子工资都不可能赶上她。因为她觉得自己工资挺高，有好几百块钱。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概念，一辈子工资都涨不了多少。

上世纪80年代末，体改所解散，冯仑在体制内混不下去了。“相当于汽车拐弯，你被一脚踹下去。等你再起来，车已经走了。”冯仑打着比喻。那是冯仑最为落魄的时期——住筒子楼，在走廊支煤油炉子做饭，一个月只能买五六公斤煤油。他在屋子里弄了个榻榻米，养着两只小鸡。

为了买米下锅，冯仑投奔了牟其中的南德集团。在冯仑记忆中，老牟手里总是拿着个大茶缸，张嘴就是天下、国家、改革、命運。

跟着牟其中干了一段时间后，冯仑和王功权私下盘算着离开，一来觉得南德不是自己的事业，二来因为和牟存在太大的年龄差异。商讨的结果是：人在牟其中那儿，私下里做些生意，有经济条件后再一起出来。他们一边在门头沟物色了个店面想开餐馆，一边又想办一个实体，最终都没办成。他们也考虑过兵谏牟其中，可想到他五十多岁了在香山吃饭时还会为了一个凳子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五针，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最终，冯仑选择偷偷摸摸地“出走”，订好机票后，谎称生病。临走当天，牟其中还派人抱了个西瓜到他家探望。冯仑赶紧捂上被子装病，那人一离开马上翻下床，往机场赶。

学会“蹲”着赚钱

冯仑的目的地是海南。1988年海南建省后，中央政府给予了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大量资金和淘金者疯狂地涌向海南。在这个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丛林，熬住活下来的可能暴富，更多人则会在角逐中死得血肉模糊。

1991年6月，冯仑、王功权、易小迪等人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后来潘石屹加入。若干年后，人们称这一群体为“万通六君子”。

做第一单业务时，为把价钱砍下来，哥儿几个商量着让冯仑出面，跟对方要回扣，然后把钱拿回来交给公司。这也慢慢形成了惯例，每次谁拿到额外的东西，一律交给公司。有一段时间，内部经常闹别扭，大家就讨论出“不怀疑动机”，因为一怀疑，划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就变成了道德指责。到后来，具体事情上就事论事，商量着办，制度构建愈发完善。

体改所的老同事们照例每年至少聚一次。闫肖锋发现，冯仑慢慢变得更圆滑了，“他跟我们说，要蹲着挣钱。站着挣钱肯定被人一刀抡过来，躺着不行，跪着也不行，要蹲着。”

当年的“六君子”有着类似梁山结义的兄弟意气。他们达成共识，“要把赚钱和改革两个事情结合起来”；还约定谁也不移民。

但这种兄弟意气在当时并不被王石看好。王石质疑他们的理想主义激情，6个人合作，究竟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还是理想的基础上。对这一质疑，冯仑显得不以为然。王石则很肯定，“你们将来早晚会碰到利益冲突”。

一语成谶。尽管万通在海南的房地产泡沫中幸存，但“六君子”还是分道扬镳了。分家后，王功权投身风险投资，易小迪创建阳光100集团，潘石屹与妻子张欣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只有冯仑至今守着万通。

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守正出奇”四个字，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老想着弄热闹事，要控制住基本面，要“以正合以奇胜”。

去野蛮化生长

若干年后，冯仑写了本名叫《野蛮生长》的书，记录了这十几年的创业史。而对他来说，去野蛮生长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果我要写回忆录，第一句话会是：‘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哺乳类动物，是个被人搅乱成似是而非的哺乳类动物。”这是冯仑给自己下的定义。

“为什么是哺乳类动物？”

“到最后你会发现，你的社会性和自然的本性之间，界限没有那么清楚了。所以说人要回到基点去想问题，回到动物最本能的点来看这个社会。”关注环保，在冯仑看来，就是动物对环境最本能的要求。

加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被冯仑看作是“去野蛮化生长”的十年。最初加入时，他发现“这是一个乱哄哄的机构，非常拧巴、矫情、认真。这帮企业家吃饱了没事干就在这里吵架”。但最终，竟然吵出“企业公益的贞操”。

冯仑认为，企业家永远是在用最有效的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比如阿拉善SEE有一个节水小米项目，用最少的水让小米长得最大。再把小米加工成食品销售，钱再返还给环保。

“我们进步最大的是管理NGO，治沙这事比治人还困难。如果花这么多钱来治人，早把人治得明明白白了。所以我们最大的成功是唤起全社会对这个事情的持续关注。但你要说减少了多少沙尘暴，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在公益范畴选择关注环保，在这些企业家们看来也是生存必须的，“就相当于你要吃粮食，就得关注土地，否则就饿死了。说是为环境，其实是为自己。”

有人说做公益会上瘾，冯仑没上瘾，但也搭进去1/3的时间。几年公益做下来，比做企业的成就感一点不小。在他看来，做公益，即是从“野蛮生长”到“理想丰满”的过程。

“墙上的美人”

谈及理想，可以将时间拉回至万通分家时期。冯仑和王功权在亚运村一家酒店交割。冯仑给他支票，让他在协议上签字。签完后冯仑说，“大哥，我现在就剩下理想了，啥也没有了，钱全在你这儿。”王功权说，那咱俩换一下。冯仑拒绝，“我还是要理想”。

在冯仑看来，理想是墙上的美人，现实是炕上的媳妇。而他似乎总惦记着把“墙上的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

10月17日，萬通地产传来消息：“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受让万通控股一定比例的股权，从而达到成为万通地产间接控股股东、万通地产实际控制人变更的目的。”这意味着，尽管冯仑仍是万通控股的重要股东并担任董事长，但公司即将迎来新主人。

这一次冯仑主动“放手”万通，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不排除未来把更多精力放在打造“立体城市”——那个“墙上的美人”上。

几年前有朋友找到冯仑，“有位神人有本书要给你看，认为只有你能看懂。”那是一本很厚的《中国梦》，其中一个梦想是建超高密度的巨构建筑，在北京建12个，让人住进去，剩下的全是绿地。在朋友引荐下冯仑见到了作者。那次谈话中，冯提出“立体城市”概念。

该想法最初在公司内部说起时，员工们背后都说董事长疯了。但冯仑认为，“正因为有理想，你得坚持到底才能获得认可。”

以前在西三环住时，冯仑每天要花来回三个小时的时间赶到东三环上班，“不像我们过去在农村，在一个村里就能把事都办了。你可能会在老村口约会，在麦垛上偷情，回到家里养猪，下田干活，不用出村，全能解决”。

他脑海中的立体城市，在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的600平方建筑可以这样分配：65%是建筑，35%是绿地。其中340万平米是住宅，其余是商业、学校、医疗机构等。他甚至打算开发一款网游，让大家下班空闲的时间到立体城市玩，在玩的过程中，会得到像Q币一样的万通币，这些钱可以在立体城市中流通。

为了寻找灵感，冯仑请了三个作家为“立体城市”写小说。“我就是爱折腾。我要所有人放开思路，把爱恨情仇都放进来。”冯仑已经55岁，这一代企业家，历史给他们的时间还有10年。他们希望用这10年再做一些事情。“我还不够伟大，还得折腾。”冯仑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