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君

冯仑书房墙壁上挂着万通六兄弟2014年的合影，前排左一为冯仑。（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当万科和宝能的矛盾尚未到达沸点时，两家的老板——王石和姚振华就已经见过一次面，从晚上10点开始长谈4小时，据王石透露，地点就在冯仑的办公室。1月6日《环球人物》记者见到冯仑时，他对此事不愿多谈，他说事情还在过程中，不希望受到任何影响。“双方都是不错的民营企业，也都是创业者，尽可能争取双赢，用理性的方法给市场树立一个典范，这对今后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监管都是特别好的。他们都是有智慧的人，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至于他自己在二人见面过程中的作用，冯仑更是低调。“任何一个约会都要双方愿意，然后积极促成才行。这次和其他任何一种场合的见面一样，没什么出奇。”

但能把中国资本市场风口浪尖上的两个人拉到一起，多少说明了冯仑的一种“江湖地位”。

永远的六兄弟

早年创业时期的冯仑、易小迪、王功权和潘石屹（从左至右）。

在那张万通六兄弟的合影中，冯仑坐在最前面。照片下的日期是2014年11月25日。“以前我们合影不太讲究。潘石屹喜欢拍照，有一个摄影棚。他说，大哥过来，我们拍个正式一点的。拍完后，他把照片做好了送来。挺有意思。”冯仑说。

“六兄弟的年代是不是您最重要的人生阶段？”《环球人物》记者问。“现在看当然是的。跟兄弟在一块折腾，最后还留下很多好的回忆，现在又都成了一帮老炮儿。当然他们最小的刚过五十，还是正当年。再过10年，可不真就都成老炮儿了。”冯仑看着照片笑道。

20多年前，照片上的六个人于海南“聚义”。当时冯仑为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招人，招来的人里有潘石屹、王启富和易小迪。潘石屹开着一家砖厂，还做着会计培训，以至于冯仑一直以为他是学会计的。王启富去研究所应聘时告诉冯仑，他原来公司的老板叫王功权，也是个热血青年，一定要介绍他俩认识。而王功权当年在去海南的路上，偶然结识了同乘一辆大巴的刘军。六个人就这样因缘际会，联系在了一起。

1991年，从南德集团辞职后的冯仑再下海南，落脚在易小迪的印刷厂。他和易小迪、王功权、王启富、刘军正式开始创业。有一天冯仑和易小迪在电线杆子底下吃火锅，商量怎么筹钱，易小迪就说他还能出多少钱，能有的都给。冯仑说：“现在回想起来，易小迪是不小器、很有大局观的人。”几人筹钱注册了公司，各安了一个领导头衔。过了半年，易小迪又把潘石屹找来一起干。

冯仑说六人是因为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走到一起的。“1992年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说我们的使命和价值观是‘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我们还把文章发表出来，就是要让自己说到做到。”怀抱理想的六个人采取了梁山式的合伙人模式——座有序，利无别。

那时的海南，炒地皮是最快的暴富手段。冯仑回忆，一些从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块地，仅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上千万元。冯仑他们也投身这股热潮中，第一笔生意是倒卖8栋别墅。买别墅的钱是靠冯仑的一张嘴说来的，把别墅卖出去的则是潘石屹。他先和一个山西商人谈，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内蒙古商人，潘石屹立刻加价，最后，两个商人以高于原价的价格，各买了几栋。冯仑说：“潘石屹的销售才能那时就显现了。”

时间不长，他们嗅到了海南房地产的泡沫气息，及时撤出。冯仑和潘石屹北上北京，易小迪到了广西，王启富去了深圳。生意大了，分歧也多了。冯仑记得有一次开会，有人提出一个湛江的项目，大家觉得不行，那个人很生气，摔门而去。后来，另一个人提出深圳的项目，那个人也“以牙还牙”不同意。后来出现了公司发展战略上的分歧。万通在北京的房地产业务赚了钱，冯仑想投资其他领域，而潘石屹只想做房地产。冯仑需要钱，潘石屹不肯给。潘石屹形容那时的情形：“一开会就吵，从上午吵到深夜，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1994年秋天，六兄弟在广西西山开会，这是万通的“分裂会议”。会上大家针对万通的发展思路和策略，争执不下。冯仑说，从1994年到1996年，六个人成天凑在一起讨论究竟应该怎么走，外人很难想象他们痛苦到什么程度。那时冯仑住在北京保利大厦的1401房间，潘石屹就住楼下。“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

但潘石屹等人还是相继离去，最后只剩冯仑留守万通。冯仑回忆，最早潘石屹发来律师函，他们特别别扭，“但越往后越成熟，最后我和功权分开时，连律师费都省了，一手交支票，一手签字。”冯仑总结，大家是以江湖方式进入，商人方式退出。

分手的时刻很痛苦，但现在看来结果令人欣慰。“25年前，我们平均年龄才25.8岁，一无所有，财务上是负数。现在，大家企业发展得都不错，都还挺健康，彼此之间还挺好。这就像一个创业的童话。”冯仑说。

就在这次采访的前一天，他们六人刚刚聚了一次。冯仑向《环球人物》记者展示了聚会上拍的照片。他们都穿着红色毛衣，一字排开。“毛衣是启富带来的，他是我们的秘书长，专门安排六个人的事。昨天小潘发了一条微信。他说，‘见到大家真开心，我们六个人年轻的时候打打闹闹，现在大了，像一家人一样，真好。下次请客我买单。”冯仑念出这段话，也是哈哈一乐。

学习先进好榜样

冯仑说，人一生中会遇到许多类型的朋友，指路型、默契型、互助型、倾听型……对他而言，互助型的最重要。这类朋友很多是他自己“学先进”找来的。

冯仑小学、中学和大学时都给中国最牛的人写过信。理他的人是少数，不理的是多数。但他并不气馁，报纸上每有先进事迹出现，他还是寄信去。他把这个习惯带进了万通。1993年初，万通集团刚组建，冯仑就提出，把中国的好公司列一下，按名单挨家挨户去拜访。

万科就是名单上的一个。冯仑是从王功权那里知道万科的：“深圳有一帮小子，也是知识分子，做得特别规范。”于是，他俩一起到深圳，直奔王石的办公室而去。彼时王石创业已近10年。

冯仑说那次和王石见面，完全是热血青年的谈法，不谈别的，就谈理想。王石质疑了这种激情，建议他们想清楚，六人合作的基础究竟是利益，还是理想。冯仑说，他们当时相信是理想。但王石说：“不可能，你们将来早晚会碰到利益冲突。”1996年，潘石屹等人离开，冯仑才领悟了王石的话。他再次找到王石，两人在京城俱乐部边吃边聊了很久，从此成为好朋友。

在冯仑眼中，王石是君子式的：批评你、跟你争论时不给面子，但支持你时又完全无私。有一次，他们讨论公司战略，王石不同意他的观点，两人从晚上10点多一直争到第二天早上4点。冯仑做纽约中国中心项目时，王石开始也不同意，“不行，想不明白！”但到最后几天，冯仑急着要做决定时，想明白了的王石却说：“必须做，我支持你，需要我做什么一定帮你。”

王石是冯仑眼中企业家精神的杰出代表。“顽强的毅力、超强的韧性和执着的奋斗精神，王石体现得最集中。”冯仑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最磨练人的地方，他都赶上了。他是锡伯族人，锡伯族是草原上的民族。他祖籍安徽金寨，出生在广西，年轻时当汽车兵，在新疆戈壁滩上开车，这都是得较劲的荒僻地方。他登山，只用了几年时间，七大洲最高峰都登过了，还上了两回珠峰，南北极也去过了。而且60岁开始学外语。多较劲的人！”

冯仑当年的“学先进”名单上，还有柳传志的联想。“中关村”是与“房地产”几乎同一时间在中国崛起的经济热词。从今天看来，中关村所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比房地产企业拥有更长远、更正面的拉动力和影响力。冯仑他们去拜访柳传志时，中关村正火得一塌糊涂，而柳传志创办的联想已是知名企业。

万通当时一点名气也没有，但柳传志接待了他们，并且非常认真地和他们探讨。后来冯仑和潘石屹到北京发展业务，再约柳传志，柳传志说：“你们别来，我带着团队上你们那儿。”他自己带着团队去了保利大厦，还向他们讨教房地产的事，“为什么你们这几个年轻人跑到海南一趟，房地产就折腾起来了？”冯仑觉得柳传志真诚，又虚怀若谷。

但柳传志对自己和周围的人，却绝对是严格要求。这是冯仑发现的柳传志的管理之道。一次，他们在香格里拉酒店吃饭谈事，谈完出来，冯仑打电话叫司机，而柳传志一到门口，车就开过来了。柳传志对他说：“小冯，这个要管理。司机的工作就是盯着门。你想什么时候出来，就什么时候出来，不用出来时再打电话找司机。”

如今，当年的“先进”依然拼搏在商场第一线。“王石都快六十五了，柳传志也快七十二了，你说哪个消停过？”冯仑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要说江湖不再是他们那一代企业家的了，冯仑是绝不认的。

当企业家遇上学术圈

“企业家做生意时，也需要跟教授学习一些人类文明的积淀。”冯仑说。周其仁就是其中一位。周其仁是杜润生的门生，上世纪80年代就身处农业改革研究的浪潮中，90年代去美国求学，研究方向转移到中国宏观经济。

冯仑在做生意前就认识周其仁了。1994年，正是万通六兄弟矛盾开始显现的时候，冯仑第一次去了美国。在洛杉矶时，他听说周其仁也在，赶紧联系，一见面就大倒苦水，告诉周其仁他们现在想分又不知道怎么分，非常苦恼。“周其仁爱听故事，我就哇啦哇啦地说。”周其仁告诉他，分家在美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方法就是“出价”——如果我走，你愿意给我多少钱，如果你走，我愿意给你多少钱，大家轮番出价。“这一个通宵的谈话，救了我们万通六兄弟。”冯仑说，“我们有幸跟周老师学会这套西方已经成熟的规则，就走了出来，而当时海南很多民营企业依然重复着江湖上的低级错误。”

2006年6月6日，冯仑与王石在上海。

现在，冯仑依然能从周其仁那里获得助力。“立体城市”的构想就得到了周其仁的支持。冯仑说：“2009年我和周其仁老师在哥本哈根的一个气候大会上，第一次提出在中国能不能建一个中密度、紧凑型、节地的理想城市，就叫‘立体城市。”后来，周其仁在演讲中也提到，城市化的下一程，要终止“摊大饼”，要从“扩、扩、扩”变成内源型、紧凑型。两人观点如此一致，难怪冯仑在西安立体城市项目的启动仪式上评价说，“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是对城市化认识最深刻的人之一。”

如果说周其仁是一个纯粹的学者，那吴晓波就处于冯仑与周其仁两个圈子的交集上，他有着对财经圈的学术观察，又有着商业的实践。

冯仑第一次知道吴晓波这个名字，是有一天忽然有人告诉他，“你上书了，赶紧去看看。”这让冯仑有些愕然。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奋斗被写到书里是件很大的事儿。所以他就去看自己上了什么书，原来是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这本书回顾了中国民营企业从1978年到2008年的发展史。冯仑和他的伙伴出现在了“92派”的章节里。自那之后，冯仑开始留意吴晓波的著作，“到后来愈发不可收拾，总有些事要到晓波的书里去找答案”。

2007年，冯仑的书《野蛮生长》出版。吴晓波被出版社邀请去站台。他对冯仑的大光脑袋印象深刻，更让他惊奇的是冯仑读书的杂。“他能把人间智慧都编成段子，用那点男女关系解释商业世界里的千味百态，听者哈哈大笑，细想真是那么一回事儿。”吴晓波说。后来，吴晓波把冯仑拉入了“大头帮”——吴晓波牵头，集合一群财经圈、实业界、媒体界的朋友，共同打造“大头频道”，既做脱口秀、真人秀，也有微信公号的推送，力争打造一个“财经融媒体”。

冯仑说，每次和吴晓波交谈都很愉快，在不知道哪一次交谈中，就聊到了“大头频道”的事，他一时兴起答应了，没想到后来变成一件正经事。冯仑认为吴晓波由研究者、写作者变成投资人、创业者，是非常了不起的改变。而吴晓波也给了冯仑一个机会，赶上自媒体的这波热潮。房地产大腕们似乎都热衷于自媒体，最早的“博客热”，王石出了名;后来的“微博热”，潘石屹成了大V;现今的“公号热”，冯仑借着朋友之力吸粉无数。

新圈子、新朋友

冯仑很够意思，不但自己加入了“大头帮”，还向吴晓波推荐了两位成员，其中一个就是陈文茜。

“陈文茜是我非常熟的朋友。”冯仑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她在台湾和纽约的时间很多，而这两个地方我常去，所以经常有机会和她见面。”在冯仑眼中，陈文茜是一个“奇女子”。“她思维活跃，视野开阔，谈风很健。我最近一次在台湾和她吃饭，感觉可以把她介绍给‘大头频道，大家应该会喜欢听她讲。”吴晓波说，冯仑与陈文茜“是同年代人，经历大相径庭，理念惺惺相惜”。

冯仑号称“商界思想家”，按他自己的说法，“文艺界朋友不多，文化界多”。他常去台湾，结交了不少台湾文化人。《环球人物》记者采访当天下午，龙应台在北京演讲，冯仑中午赶着和她见了一面，并约定几天后在台湾一起吃饭。2011年，冯仑的书《理想丰满》发布，刚好蔡康永也在大陆，冯仑请他来做了一场两个小时的对谈，两人从蒋介石和三级片聊起，现场笑声连连。而万通做台北2011项目时，请了侯孝贤团队拍摄宣传片。

“我会研究台湾的市场、社会、历史，也很关注台湾当下在文化领域有代表性的、杰出的人物。他们对自己的领域相当专注，既有传统文化的功力，又有现代的视野，个性鲜明，很有主张。”冯仑如此评价道。

冯仑推荐的另一个“大头帮”成员是王思聪。两人相差近30岁，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王思聪通过微博打造出“国民老公”的争议形象，又在受众年龄相对较低的电子竞技领域闯出一片天地，是地道的“互联网+”一代。

他在冯仑那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思聪挺棒的。他让大家看到的一面，我觉得不是全部，最多是他的1/3，他还有2/3是冷静、理性、缜密、勤奋。他是一个很好的投资者，专注于某一个领域，成熟度超出了同龄人。另外，他很真实，个性轻松，表达率性，这都是很可爱的。”

冯仑并不觉得自己和王思聪这些“互联网+”的年轻一代有多大区别。“其实每一代人共性永远大于差异。25岁的人都还挺冲，但35岁和45岁的人有多大区别？所以别老说不一样，不一样的只是词汇。我知道的词确实没有‘90后多，但是努力学一下，也能知道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