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燕

（铜陵学院 团委，安徽 铜陵 244000）

清代学校教育经历了朝廷扶持发展、自身衰落灭亡的过程。清初入关，统治尚不稳固，朝廷全力扶持学校教育以辅政治。然而，学校本身难逃自明以来的衰落趋势。朝廷无奈之余，加强书院教育，而学校由此径直走向末路，至中叶道嘉之际，书院最终落入衰败的宿命。桐城学校教育之发展轨迹却有自身的特别之处。现以康熙中叶和道光初年为切入点，探讨清代前期和后期官方教育的发展变化（1840年之后不做探讨。）

一、清朝前期桐城县官方教育之兴起

（一）学校教育渐趋繁荣

与朝廷政策一致，清代前期桐城官方教育重在学校。与此同时全国书院政策开始松动，桐城书院也因此曾有过修复，惜其终于无果。

清初入关，政局动荡，民心不稳，反清势力叠起，清政府于是在政治上施行高压统治，圈地剃发、屠杀肆意；而文教上，则着手笼络士子，招揽人才，学校教育因此迅速被恢复。同时，清朝统治者也清楚看到，明末书院自由讲学、清议朝政对当时明代朝廷及社会产生了颇大的影响。有鉴于此，清朝对书院强力抑制，以防前明遗老以书院为反清基地兴风作浪。

桐城县是生员额数达四十的大学，清初，县学迅速恢复发达。这无论从生员额数、学宫建筑、规章、学廛、学田甚至廪膳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出。

1.学宫巍然

桐城儒学学宫即“圣庙”，为元代桐城县令温士谦、武子春相继创建。清初，圣庙残破。在卧碑文颁布后的第二年，即顺治八年（1651年），知县张洪极便重修了桐城儒学学宫，将原来明朝的卧碑文改为顺治七年颁布的新卧碑文，自此桐城的学校教育正式步入发展的阶段。

“国朝顺治十一年，正殿梁坏，知县石朗重修之。康熙八年，仪门、櫺星门悉皆倾圯。知县胡必选捐资造建。又□设栅栏于櫺星门外，一时称巍观焉。其制：中为正殿，殿旁为东西庑。前为戟门，门东为文昌祠，西为土神祠。正殿后为明伦堂，堂之傍东为崇德斋，迤南为聚奎坊，西为广业斋，迤西为敬一亭。堂之后有存存堂、教谕宅。其东偏为乡贤祠，环有书舍及库房。迤南为名宦祠，又南为训导宅。宅之东为启圣祠、为尊经阁，傍有横厅，前有启圣坊。迤南为省牲堂，中为门。又西为櫺星门。泮池在戟门外、櫺星门内。环东南有廛舍。射圃在学门外，深百步，阔二十余步。南有照壁，壁外开洙泗沟，萦绕明堂，东南流入城外洗砚池。”①康熙《桐城县志》卷一《学校》，《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下文注释出处相同时，仅标明书名及页码，其他引书亦同。

经过历任地方官的不断修葺，至康熙二十二年时，学宫已是蔚为大观。

2.生员额高

桐城人文昌盛，向属大学。“国朝顺治初年定制，每试新进生员四十八名，内拨府学八名。能精骑射、通策论者取进武生，附学肄业。丁酉后以科场之弊，生童皆减额。每试大学十五名，中学十二名，小学或八名、六名不等。康熙十年，府学加五名，小学加二名。……每三岁督学取科举正额六十名、遗才十九名以应乡试。今遗才无定数矣。”②康熙《桐城县志》卷一《学校》。

3.章程严明

桐城儒学教法较严。“督学岁试之，县季考之，学月课之，各如令。”“旧《会典》载：教谕昕夕坐于堂，鸣□，诸生升堂已，乃退就舍。训导进诸生于斋，日诵读焉。及夜，诸生就舍诵读。学官时临视之。三、六、九日讲书作文如约。月朔望，县官率学官及诸生谒先师庙。毕，进诸生于堂讲学。学官率诸生诣县，揖退乃就学。”③康熙《桐城县志》卷一《学校》。

其有“题名记”之例，为中式者之褒奖。“国朝人一丁乡试、会试中式者与贡者，县官籍其名榜于明伦堂左右，谓之题名记。”④康熙《桐城县志》卷一《学校》。

4.资产丰厚

桐城县学学廛、学田颇为丰厚。

明代原遗留有学廛十三楹及十四小间，岁取房租地租银二十二两九钱七分。（康熙志学校P38）

清初之时，县学有学田13处。其中“按院学田四处”，分别坐于资福寺、歇马岭、高家衖、东三十里铺，四处合计田种18石5斗，田亩27亩5分3厘，塘亩7分9厘，年租稻108石，“年终开报周士”。“学院学田四处”，分别坐于南郭外、藕家衖、东郭外、梅塘，合计田种36石，田亩64亩6分9厘，岁取租银8两2钱，租稻210石，“年终开报周士”。另有一处坐藕家衖，田种8石，田亩19亩1分，岁租稻55石，为“本县给士支消”。另外，还有学田四处，分别坐于桦林冈、大粟树、冷水涧、闻家衖。共计田种30石5斗，田亩35亩9分8厘5毫，塘亩16分4厘5毫，岁收租银4两，租稻118石6斗。此四处，“不登，循环本学支消，田荒难开，尚未取租”。所有学田共计田种93石，田亩147.305亩，塘亩2.435亩，岁入租银12.2两，租稻491.6石。⑤康熙《桐城县志》卷一《学校》。

至康熙二十二年之时，学田处扩增之势，教法得到真正实施，所谓资金充裕、规章严明，能行课士造士之责。

（二）书院建设首次修复兴起

1.书院首次修复兴起概况

清初桐城书院俱废。顺康年间书院复兴春风初起，有幸直入深山之中的桐城境地。康熙中，时任桐城令的高攀桂（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间任桐城令），⑥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九《人物志·名宦》。有意为桐城文事建功，始修复两所书院：桐阳书院与培文书院。

桐阳书院，清代桐城修复的第一处书院。“桐旧无书院，攀桂捐资构屋于县治东学田旁，率士子课艺，资膏火焉。”又记：（高攀桂）“在邑之东，距城里许，买民基一顷，置厅事一，旁廨四，亭一，池一，门楼一，碑一。董其事者，教谕举人陈熊耳，训导张宗祯，邑诸生张志慎、王匡、钱仪也。”⑦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三《学校志》。

培文书院，“旧在东门外火街头”⑧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三《学校志》。，康熙时废为庙祀，遇县令高攀桂幸得修复。

康熙年间桐城这两所书院的修复完全是地方官全力捐资扶持的，桐城乡绅邑人对书院全无热心，既没有任何募捐，也没有任何支持的行为或言论。此时，官方尚未能联手民间共举教育。

2.清朝前期桐城县书院兴而后衰及其原因

清朝前期，桐城县学校教育发达，书院亦有修复。但须注意的是，此次书院复兴的生命是短暂的。至乾隆后期，桐阳书院竟早已废为龙王庙。培文书院，到道光元年，早已经是“老屋数椽，名而已”①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三《学校志》。高攀桂兴办之时，出资人甚至亲率士子课艺，声势浩大，但终究残败。究其原因，既有朝廷政策之抑，又有桐城文化之压。

（1）朝廷教育政策之抑制

清初朝廷全力兴办学校，抑止书院。各级官员遵行不怠。顺治七年（1650年）卧碑文颁布之后，各省纷纷建设儒学学校；同时又有圣旨明令“不许别创书院”，各级官员再也不敢有创设书院之热忱。即便康熙朝廷暗暗有鼓励书院复兴之势，但是官员一般都静观其变。清朝前期桐城县的大多数县官并无心兴办书院。所以，在高攀龙离任之后，书院就在官方的无视下慢慢衰落。

（2）桐城地方文化之压抑

桐城书院基础薄弱，影响力很小。其自明朝之时书院就不多。嘉靖时知府胡赞综热心书院，在桐城建立了桐溪书院，至此，方开桐城书院之始。后至万历年间，知县王廷式又建桐阳书院。其后便无其他书院记载。至清初之时，邑人对书院态度依旧。

桐城邑人无心书院，皆因桐城拥有传统有效的教育方式：家学与私塾。一方面，桐城名家世族渊远流长，其文化博而且精，家学即可成就后人，而无须书院。实际上，桐城学派、文派、诗派在桐城发展至颠峰，书院的作用确实并不大。另一方面，桐城人好走读书－科举之路，未中试的读书人多以教书为业，授经文辞赋和时文，当然不在书院中教授，而是私塾。私塾授制义时文而不是书院。

桐城有此源远的家学，又有此实用的私塾，书院很难博得邑人的钟爱。

二、清中期桐城县官方教育之兴衰

清初，官学教育重在学校，但中期之后，学校教育无法逃脱自明以来的衰落命运，渐渐变质，失去课士之功能，“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②赵尔巽：《清史稿·选举一·学校一》，第3119页。随着学校局面之日益严重，朝廷最终加紧力度将书院纳入官方造士之行列。但书院发展至清代中后期，已是强弩之末，任何扶植整顿也都无济于事。

清代中期的桐城县学校教育与书院的情况却与全国总体情况有些出入。

（一）桐城县学校衰落

史料显示，全国的学校坚持到嘉道之际，已然回天无力，彻底衰落。桐城学校虽处山坳之中，亦不能躲过此劫。这从学宫、学田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出来。

1.学宫残破

儒学虽在乾隆中叶、道光初年得到两次修建，但是已不能与顺、康年间同日而语。其不再是兴起之征，反倒呈回光返照之象。

“乾隆三十九年，知县孙锡运、教谕冯殿、训导符惠允同城乡绅士捐修。道光六年，知县金鼎寿、尹作翰，教谕朱应潮、训导杨琦同城乡绅士捐修。”此时，学宫建筑的毁废之处已经不能再如过去一样一一重修，只能任其垣残壁断。“前志斋西有敬一亭，今废”；“前志阁旁有横厅，今废”；“前志环东南有廛舍、射圃在学门外，深百步，阔二十余步，今并废为民房”。③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三《学校志》。

2.学田流失

学宫衰落，学田亦是大量流失，资金锐减。至道光七年，存有学田十三处，分别坐于资福寺、蔡家店（地名歇马岭）、天宁庄（高家□）、甑□山（东三十里铺），大小龙（大龙湾—）、金石、金石（藕家衖）、演武亭（东郭外）、郭家墩、天宁庄（梅塘稍）、金石（藕家衖）、黄荻嘴（沈家店）、栀子河（南门坂五印寺）。共计仅田种77.5石、租稻222石。④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三《学校志》。曾经在康熙二十二年，拥有学田13处，共计田种93石，田亩147.305亩，塘亩2.435亩，岁入租银12.2两，岁入租稻491.6石⑤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三《学校志》。，已不可同日而语。

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又载：“贫生银两：《旧志》学廛项下有银二十三两，藕家衖田项下有稻五十五石，今止三十九石零。”⑥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三《学校志》。而此时廛舍已废为民房。道光七年《续修桐城县志》较之于康熙二十二年《桐城县志》，已无对“教法”的记载。

从全国到桐城，从学宫到学田，从资金到教法，无一不是颓败衰落，此次失势再难挽回。而书院则与此不同，尤其桐城书院发展，完全跳脱出全国衰败的总趋势。

（二）桐城县书院兴盛

迥异于全国书院大衰的形势，桐城书院此时竟然迎来了发展高潮。书院修建之风在桐城大起，至道光年间，全县正在运作的书院共有五所，为有史以来之最。“计自嘉靖以来，书院轶废轶兴，今见存者，城中三，西、南各乡一，合桐乡书院，凡五。”①（清）《桐乡书院志》卷一《舆地》，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其分别是：培文、毓秀、天城、白鹤峰、桐乡。

毓秀有别于一般书院，它是张氏之族私人之学，与官方并无任何干系；且其孤零零地修建在乾隆末年，这与其它四所相差嘉庆一朝三十多年，所以其不属于清中期桐城书院发展的主流。现仅就培文、天城、白鹤峰、桐溪四所书院为例，对清代中后期的桐城书院做粗略研究。

1.概况

（1）创建时间

其它四所书院都是在道光年间得到修复。培文书院是在三任桐城县令的相继努力和乡绅邑人的共同捐资下复兴的，并且与考棚合而为一，身份尤为特殊。②注：吕荣，嘉庆十八年至道光元年任桐城县令；沈方大，嘉庆元年至七年、嘉庆九年至十六年两任桐城县令；廖大闻，道光元年至五年任桐城县令。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六《职官表》。“西乡向有书院曰天城。道光六年，里人刘存荘、潘楫等募金所建。”③[清]《桐乡书院志》卷二《刱建》。白鹤峰文社，“在上枞阳镇文昌阁”，④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三《学校志》。道光三年成。桐乡书院，在北乡。“邑地广，向分四乡、城中。及西、南俱各建有书院，惟生等北乡独无。”故邑人相商议创建书院。道光二十年，“遂以是秋购汪氏宅为书院。明年饬工改修之。厥秋，屋觕成”。⑤[清]《桐乡书院志》卷一《舆地》。

（2）性质

此时，书院多是官民共倡、乡绅募捐，同时又受官方掌控。

培文书院：“前官阳湖吕君方以交代之北城内官宅一区，价卖于县士大夫”，移建培文书院。“道光元年，知县吕荣复以北门内官房一区卖与邑人为培文书院”，“邑人方世盤捐田以资膏火”。二年，知县廖大闻复召集邑士大夫，议再行捐资。县士大夫于是纷纷捐资，再次购买房宅、及崇文洲一半以共书院和考棚。廖大闻《同扶文运序》记云：“予曾为买北城内官房左近之汪淮南宅一区、张阶青宅一区，将合为考棚，而纳书院于其内。又为买南乡之崇文洲，即新生洲，一半，将岁收其息，以修考棚几案而供书院膏火。”⑥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三《学校志》。

天城书院：“嘉庆丁卯绅士建阁供奉文昌，厥工未竣。道光六年里人刘存荘、潘楫等广募租银，恢扩营造。”

白鹤峰书院：“在上枞阳镇文昌阁。嘉庆二十三年知县吕荣与里人捐银于阁之左右建阴骘亭、丹桂轩，皆缭以石栏。前为蹬、为门，后为廊。道光三年，知县廖大闻以邑人捐银添置门窗蔽风雨。”⑦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三《学校志》。

桐乡书院建在北乡孔城。北乡人见城中、南乡、西乡都建书院，而本乡虽地广人多却无书院，于是众议筹办，广募善缘，依靠官府力量催收募款，最终建成。

（3）课业

道光年间官民共建的这些书院，真正起到了“课士”的作用。天城书院每年春、秋仲月之三日课生童。白鹤峰书院原是每年二月开课，后来增至每月都有课期。桐乡书院月月有课。其“课”分“大课”和“小课”。《桐乡书院志》中《课例十二则》中规定明确：“大课春秋两次，小课俟当年酌定。春课定期二月十五日，秋课定期九月十五日。”大课在书院内考试。“生童大课，四书文一首，试帖诗一首，律诗一首，经解一首”；“每年大课之外，另设小课，四书文一首，试帖一首，外经解、律赋各一。”⑧[清]《桐乡书院志》卷三《章程·课例十二则》。“课”试之后，评定好坏，排好名次，按照等级，再作奖赏。“每年春、秋二大课请邑侯评定甲乙，其小课或请县学老师，或请里中前辈先达”，“其大课、小课外，另月月举行散题之课，专请一师校阅”⑨[清]《桐乡书院志》卷三《章程·杂欵八则》。。若大课有缺席的，还有惩罚措施。原来，乡试之年，书院资助考生一定银两。但若考生三年内曾经大课缺席过，则缺多少课就会扣多少银两。①[清]《桐乡书院志》卷三《章程·试资六则》。

桐城的书院一般作为“课”之所，也可以“肄业”其中。桐乡书院，“始于辛丑二月，告竣于九月，既而肄业者常数百人。”②[清]许完寅：《桐乡书院记》，《桐乡书院志》卷六《艺文》。其规定：“书院原为诸生肄业之所，如有情愿居中肄业者，听从其便，但须自备膏火。”③[清]《桐乡书院志》卷三《章程·杂欵八则》。但是对于成绩达到一定要求的，书院贴补膏火费。

（4）管理

“书院必有山长”，惜其因经费不足而暂无山长。但设董事，其中又有首事，经理各项事宜，包括与官方联系，与捐户交流，管理书院大小事宜，制定各方面的章程等等。

2.清中期桐城县书院大振的原因

嘉、道之际，全国书院衰落。但是桐城在道光年间一下子修复了四所书院，并且真正成为课士造士之所。其缘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学术趋势和桐城派发展的需要

在经历了康乾盛世，至十八世纪初期的清朝，国力盛而骤衰，经济衰败，政治腐朽，各种社会弊端显露无疑，政局动荡。其学术文化主导思想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乾嘉学派终日将精力消磨在训诂考据之中，对衰败的现实社会不闻不问，渐渐为世人所唾弃。士大夫从历史中找寻救国真理，故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今文经学则顺理成章被推上来了。

乾嘉学派大势已去，宋学再度卷土重来。而一向不弃宋学的桐城派因此得到一次大发展。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姚鼐，其“必义理为质，而后文词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的理论为门人所继承并发展：姚莹，刘开，方东树及其门人方宗诚、苏惇元、戴均衡等，均为之传人。这些桐城籍的姚氏门人，将希望寄托在书院之上。

桐乡书院的创建人兼首事便是戴均衡。其创建桐乡书院意在秉承师道，传播宋学，力挽山河。其师方东树为 《桐乡书院记》，云：“夫今所以建此书院者，岂非为劝学与？学之大岂非欲求以明道与？道隐而难明，非智、仁、勇无以开入门之途。今此书院之建，而固以确效乎智、仁、勇之实。则由此推于学而求明夫道也不难矣。……夫他书院之设，徒以辞章记诵之末溷此良法美意也哉。”④[清]方东树：《桐乡书院记》，《桐乡书院志》卷六《艺文》。许完寅亦为之记，曰：“噫！科举之敝不自今日而始，而文词之敝则今日尤甚。吾愿吾乡之士讲习于其中，无诱乎功名利禄而存苟简之心。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积久持之。待其学之成，履之为德行，发之为文章，而用之为丰功伟业，斯所谓成人才于此出，斯所谓造士于此始矣。”⑤[清]许完寅：《桐乡书院记》，《桐乡书院志》卷六《艺文》。

（2）官府的支持

官方掌控书院，意在使书院建设主流文化，使士子以主流思想服务朝廷。戴均衡等建立书院之原旨在“造士”，士子们在书院“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虽其创始之意在此，而成功之事则未必。其“课”内容为四书文、试帖诗、律赋、经解。规定：“生童大课四书文一首、试帖诗一首、律赋一首、经解一首。律赋、经解不能者听。此因吾乡现在通习律赋、经解者少，俟他年通习者多，于正课次日另作一场，录取者另作奖赏。”⑥[清]《桐乡书院志》卷三《章程·课例十二则》。虽有“良法美意”，惜其终不能敌“吾乡现在通习律赋、经解者少”之现实。而《三期开课状》中，能作为书院业绩的，全部都是科考之类，如盛赞县试首卷得主陈际云、府试首卷得主殷煌以及补博士弟子的八人，因为此十人都是在桐乡书院肄业的。又云：“则良辰而聚生童，迎宗匠以甄甲乙”。⑦《三期开课状》，《桐乡书院志》卷二《刱建》。而且，书院经费主要开支在两个方面：大、小课之奖赏；乡试之试资。“明道”难而科举易，把“造士”等同科考，在所难免。官方对此非常满意，评桐乡书院“系属作育人才、振兴文教之举”⑧《蒋邑侯禀详各上宪立案公文》，《桐乡书院志》卷二《刱建》。。

官员们都直接支持书院的建设，或出资捐银；或亲自为书院办事。培文、白鹤峰等都得到官员的捐资。白鹤峰书院，“嘉庆二十三年，知县吕荣与里人捐银”。而且，因为没有山长，官员还需定期亲临书院课士子，行山长之责。“书院必有山长，惟桐城各书院俱无，皆因经费不足也。吾乡书院现亦费拙，未能专请山长。每年春、秋二大课，请邑侯评定甲乙。”①[清]《桐乡书院志》卷三《章程·杂欵八则》。“先期半月值年董事会同常董禀请邑尊于课期前一日按临书院。然惟新人邑侯遇课必请亲临。其已经亲临一次者，遇课或于前二日请发题纸，封固，加印。”天城书院，“每春秋仲月之三日，知县牲祭，会课生童，榜示奖赏，乡试各给卷资。”②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三《学校志》。白鹤峰书院，“每岁二月，知县卜期课士子。”③《桐城书院考》，《桐乡书院志》卷一《舆地》。

在乐输事上，也赖官方之力。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日，桐乡书院因收不到捐输而上《首事公禀陈邑侯状》，恳请官方出面为书院下令募捐。八月十四日，官方下 《劝捐示》，“北乡各保绅士庶民人等知悉：尔等须知书院为振兴文教之要务，所需工费浩繁，不能不作集腋成裘之举。务各踊跃捐输，共襄善举。毋负本县之厚望焉。各宜凛尊毋违。”④《桐乡书院志》卷二《创建》。此后，官方又多次出示劝捐，维持书院生命。

同时，书院也在争取着自主权。例如在山长问题上，虽然桐乡书院暂时因经费不足而不能聘请山长，但其章程上还是明确规定了：“日后若请山长，必由董事及诸生议聘经明行修、老成硕德之士，不由官长荐举。”⑤[清]《桐乡书院志》卷三《章程·杂欵八则》。

（3）桐城邑人乐输

康熙之际，桐城邑人未有乐输之习。但至道光初年之际，培文、天城、白鹤峰、桐乡四所书院则是由邑人捐建的。

实际上，这种转变与官方对书院的支持有关。这从桐乡书院的初创中便可以明显看到。最初，很多捐款不能到位，都是依靠官府出示令乡民乐输。《蒋邑侯禀详各上宪立案公文》中记：“所有该乡各户捐金，自卑职抵任以来，前后两载给示劝捐，屡次催缴。后经课开三次，士子均各踊跃。”⑥[清]《桐乡书院志》卷二《刱建·蒋邑侯禀详各上宪立案公文》。经过两年之后，情况变了，“士子均各踊跃”。这是因为桐乡书院不负众望，科举成绩显著，声誉大起，于是令原本拖欠捐款的士子们纷纷踊跃捐款。

（4）书院自身管理严明

值此之时，全国书院总体形势极为恶劣，书院自身管理不善，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桐城书院在此管理方面做得非常严格谨慎。

桐乡书院制定了精细的章程。其《桐乡书院志》专立一卷，列出了书院的各项章程：《课例十二则》、《课规七责》、《董事九则》、《杂欵八则》、《试资六则》、《补议章程数则》，规定严格，尤其经费开支节俭而严明。县官来书院公干，一切开支都有规定；并明言拒绝非公干而入书院。其经费主要用于课考奖赏和决科试资。每次经费开支都列出明细并且张贴出来。

其全力杜绝侵渔和滥用，又重视奖励生童，故而能在全国书院已然衰败的形势下，于小乡孔城之内育人造士。

综上所述，康熙后，在各地书院建设如火如荼、学校教育黯然退落之际，桐城的学校一直是官方教育的主体；至道光后，全国书院教育一片腐败之时，桐城书院教育竟然复兴起来，担当了官方“造士”之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