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敏，胡焕龙

（1.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9；2.淮南师范学院 中文与传媒系，安徽 淮南 232038）

文学传统谱系，主要由思想—文化传统与美学传统这相互关联的两大部分构成。在文学发展史上，有怎样的时代诉求、思想运动，就会出现怎样的文艺思潮、美学精神。中国民族文学关注人生，教化社会，积极参与政治文明构建的强大思想传统，与西方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交汇，使得现实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源远流长，且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几经重大蜕变，始终决定着新时代中国民族文学的基本风貌，影响与制约着其他思想传统和美学传统的发展变迁。因此，系统考察现代现实主义美学传统的酝酿、成长与凝成及其发展流变的历史过程，对于深刻了解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变迁的轨迹及其内在规律，是非常必要的。

一、现代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滥觞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文艺上的各种“主义”一样，是艺术地把握现实生活与人内在精神的独特方式，一种美学精神。它首先表现在以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即生活“原生态”描写社会生活。恩格斯曾概括出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否则就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要真实地再现特定历史中的时代精神及发展趋势，以至于它“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①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1-463页。。在这里，“真实性”与“典型性”是恩格斯强调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精髓。

在中国3千年的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现实主义艺术精神作为强有力的文学传统，延绵不绝，决定了中国民族文学的基本审美价值取向：关注社会、关怀民生。上古中国人心目中的“文学”，融教化、审美、内政、外交于一体。作为现实主义艺术精神源头的《诗经》，具有观民风察时政、行教化笃人伦等综合性社会功能。借文学描写之“实”达传播儒家思想，维护人伦与社会秩序之功。因此，在真善统一中常常以善为真，这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特性。

近代最早提出文学的“写实”概念的是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宣言书《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根据题材之异把小说创作分为“理想派小说”和“写实派小说”。“写实派小说”本质在写实，功能在思想启蒙。当时的翻译文学，为国人提供了直观的现实主义文学摹本。林纾以其读惯了中国文史经典的眼光，高度赞扬英国作家迭更司（狄更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现实主义笔墨①吴俊主编：《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7-78页。，这正是近代欧美现实主义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在审美标准和社会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差异。林纾是取法西洋在中国倡导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人。甲午战败后，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量引进，人们慢慢领会到西方具体科技知识背后的价值系统。科学意识有史以来成为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形成了“科学万能”社会心理，这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就是为“写实”文学思潮的兴盛奠定哲学基础。

在科学崇拜与思想启蒙相互辉映的19—20世纪之交，小说在肩负“开启民智”、“易风易俗”历史任务的同时，其“写实”特性也越来越被重视，从而形成对传统小说题材和审美趣味的冲击。早在1897年，邱炜萲就明确表示：“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其余谈狐说鬼，言情道俗，不过取备消闲，犹贤博弈而已，固未可与纪实研理者絜长而较短也。”②邱炜萲：《小说》，见陈平原：夏晓红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页。随后附和者迭起。小说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审美再创造特质一再被等同于忠实记录，必经得起“核实”才有价值。在此指导思想下，20世纪初，以社会小说、谴责小说为代表的写实文学潮流迅速兴盛。茅盾回顾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科学昌明时代的十九世纪后半，人人有个科学万能的观念；所谓科学方法一直运用到哲学方面，不但哲学，社会改造的企图本是多少带几分理想性质的，也闹起‘科学的’、‘不科学的’来。文学当这潮流，焉能不望风披靡呢？这是写实主义兴起的一个大原因。”③茅盾：《文学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1920年第7卷第9期。其间虽有王国维等人强调文学的想象与审美特性，但面对风潮，声音甚弱。

“新小说”的发展轨迹由政治小说而社会小说，最终以鲁迅命名的 “谴责小说”风靡中国社会，对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五四”文学最根本的影响，正是它以“写实”为表征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它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成为“五四”问题小说思潮的先声。同时“新小说”以社会新闻改头换面融入创作之风，不仅使“写实主义”陷于庸俗，而且也使之停留在生活表象的罗列和社会丑恶的展览上，缺乏人性的深度开掘和社会本质的高度概括，使“新小说”虽不乏认识价值却缺少审美因素。“五四”新文学运动“为人生”的文学大潮，把“新小说”倡导的“写实”风尚真正升华到成熟型的现实主义高度，孕育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二、“五四”为人生文学思潮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酝酿

早在新文化运动正式拉开大幕的1915年，陈独秀就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中，根据时下流行的进化论思想，描述近代欧洲文艺思潮的变迁轨迹，为中国即将兴起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张目。④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6页。虽然陈独秀当时所理解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与美学精神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还有很大的区别，但“面对现实人生”则是形形色色推崇“写实主义”者的共识。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大声疾呼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其实一也，即从不同侧面呼唤建立为社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写实”被视为中国新文学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向。

1918年，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引起文化界的广泛兴趣。该文在回顾中外文学发展史的基础上，归纳出创造新文学的“方法”，首要的就是“收集材料的方法”：1、“推广材料的区域”意味着文学突破“教化”传统，直面现实社会，直面种种人生痛苦。这与林纾热心介绍的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一脉相承，显示了现代文学的人道主义情怀。2、“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意味着艺术家面对现实生活的价值判断与审美体验。最后，“周密的理想”意味着作家通过复杂的审美再创造，把客观材料典型化，创造出凝结作家审美意识和人类理想的“第二世界”。①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3—64页。这就突破了清末民初以来“科学主义”规范下客观展览式写实主义审美原则，为“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现实主义大潮的崛起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当时风靡整个社会，以自由意志、反抗精神为灵魂的挪威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则适时成为“为人生”现实主义文学的模本。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认为新文学的本质是“人的文学”。“五四”时代，是“人”的发现时代；符合人性的生活“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这也就是人道主义的精神实质。作为 “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②周作人：《人的文学》，见杨扬编：《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32页。这就揭示出现实主义文学内在的人文精神，揭示了“为人生的艺术”的美学精神。正是在这一理论视野下，考察近代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周作人预言中国新文学的未来必然是社会的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③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见杨扬编：《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60-267页。

体现在创作实践上，1920年3月，胡适出版的《尝试集》震动文坛，以后多次再版。伴随“胡适之体”产生影响、深入人心的，是《尝试集》贯穿始终的关注现实社会、同情人民疾苦的人道主义情怀。在胡适影响下，早期的白话新诗代表作家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沈尹默、康白情等，其创作普遍表现出鲜明的写实色彩和强烈的平民精神，以至于描写下层社会成为文坛风气。散文创作始终是个性鲜明、流派纷呈的文学园地。杂文因其对现实人生、社会政治“匕首”、“投枪”式犀利杀伤力与批判力，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王国主流。它源自1918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开辟的“随感录”栏目，短小犀利的杂感，一时间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标志性的时代文体。《每周评论》、《国民日报》副刊《觉悟》等广有影响的报刊亦纷纷仿效。社会批判意识、干预政治热情在散文创作中空前高涨。《语丝》时代，在与拿枪的敌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杂文最终形成独特的“语丝文体”。它“任意而谈，无所顾忌”，④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7页。具体表现为犀利泼辣、庄谐并出、嬉笑怒骂，不拘一格，造成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抗战最艰苦的40年代，不管是国统区的茅盾、聂绀弩等杂文高手、“孤岛”中“鲁迅风”作家群，还是“革命根据地”因杂文创作而付出惨重人生代价的王实味、丁玲等人，都把杂文不畏强暴、短兵相接的战斗精神发扬到了极致。50年代以后，在全新的政治环境下，“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创作走到了尽头。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小说创作发端于鲁迅，文学研究会的崛起及引领全国文坛的“盟主”姿态，使“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迅速成为主潮。“乡土文学”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与艺术走向成熟，从而构成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向文学“传统”凝结的一个关键历史时期。鲁迅的小说以独特的思想力量与艺术成就，以巨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和典范效应，成为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及文学传统的精神源泉，开启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回顾自己创作的“来由”。⑤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2-513页。从中可知：鲁迅创作小说的动机，源自清末至“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改良人生这一时代精神。因此，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特质首先表现在无与伦比的思想深度上。他对“上流社会的堕落与下层社会的不幸”的着力描写，体现在对人的灵魂世界的倾力透视。代表了那个时代启蒙思想家最深刻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对人生困境的独到认识。⑥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以“铁屋”为喻，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还表现在美学精神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上，在“写实”艺术世界中蕴涵的象征意象、通过“画眼睛”对人物潜意识世界进行准确而有深度的开掘、以及那娓娓抒情中的浪漫主义情怀等等，都显示出这种从容的开放与包容，从而达到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典型化”的高度，奠定了现实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主潮的稳固地位。

文学研究会在《新青年》社团解体之际应运而生，沿着《新青年》开创的启蒙主义文学道路，成为新文学发展的领导力量。它自觉地以新文学运动领导者自居，以严密的组织建设，很好地实现了对全国作家队伍、文学刊物等文学资源的整合。它以雄厚的创作势力和占据主流地位的创作成就，在20年代引领着新文学的发展方向，主导着新文学的思想与艺术风貌。“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受其影响的不仅仅是新文学运动中的青年和社团，更渐渐化成一种精神传统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从文学研究会的这些精神特性中不免可以窥视到一些五四以来的精神传统。”①石曙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31页。《文学研究会宣言》明确表达其文学的基本价值观念：“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从而形成了“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它以人道主义为灵魂，以平民意识为方向，以写真求实为艺术精神，把文学创作与社会人生密切结合起来。因此《〈小说月报〉改革宣言》明确表示：“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关于“五四”以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性质极其形态，有学者作了这样概述：

现实主义最初向中国小说家们展示其魅力的，并不是它那作为本质特征的“典型”说，而是并不能显示其本质个性的一些“流行”观念，例如“为人生”观念、真实性观念等。人生意识、真实观念虽与现实主义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却并不单为现实主义所独有；但“五四”新文学家在认定现实主义是最为先进、最值得推崇的文学形态时，他们所秉持的学术依据又是人生意识和真实观念的强调，因而“五四”现实主义的观念形态便以“人生”和“真实”为突出标志。这种形态的现实主义观念在小说创作上造成的实际影响就是围绕着人生描写的两大板块：“问题小说”与“血和泪”小说。②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2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苏州：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24-225页。

“问题小说”兴起于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高涨之际。它的社会背景是思想启蒙运动促进广大知识青年思想的觉醒，形成了“思考的一代”；文化背景是北欧易卜生戏剧、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及日本“问题小说”的影响。周作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学中只有“教训小说”而没有“问题小说”，“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出的产物。”③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原载1919年2月2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七期。就历史发展的逻辑而言，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潮流，萌发于“五四”时代的“问题小说”。

新文学运动之初，《新潮》、《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发表的许多白话新小说都显示出“问题小说”特质。1919年，冰心的“问题小说”系列，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形成创作热潮。庐隐、王统照、许地山、叶圣陶等新秀，纷纷在各自作品中揭示了他们认为切要的社会与人生问题。但实际上“问题小说”大都停留在现象的描叙上，未能深入挖掘其根源，剖析其本质。从严格的美学意义上说，“问题小说”不过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幼稚形态，谈不上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尽管存在这些艺术上的粗糙与不成熟，但它的时代意义也是明显的：“这既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客观描写，也不同于古典小说的教训主义专门宣讲陈旧的道德教条。因此它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是有新颖之处的。”④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从美学传统上讲，这“新颖之处”就是以关注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情感，探求人生哲理而与古代的“载道”文学，与清末展览式的“写实小说”划清了界限。

由具体社会问题深入下去而求“人生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等终极性问题，“问题小说”便发展到“人生小说”。以文学研究会为中坚的20年代“为人生”文学，奠定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主潮的基石，成为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形成与流变的现实起点。

“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思潮是在“彷徨”的时代氛围和社会心态下拉开序幕的。随着“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自我意识的逐渐增强，对社会、人生真实形态认识的深化，觉醒的人们意识到“铁屋”的难以破毁，理想的难以企及。于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以“呐喊”为标志的抗争社会、关注现实具体问题的“易卜生主义”，开始转向心灵世界的开掘和艺术展现。人生体验与精神诉求成为此时小说创作的主旋律。鲁迅小说集《彷徨》之名实际上成为20年代中期新文学创作的 “关键词”，其中的《在酒楼上》、《伤逝》等作品，是最富有鲁迅个人生命气息的经典之作。在此浓重的忧郁氛围中，先前那种外在的经典场景与传神细节，转为娓娓倾诉；心灵世界的真实，成为“五四”新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精神的新风貌。冰心企图以基督教和泰戈尔的万能的“爱”来化解人生困苦与迷茫。庐隐、冯沅君等人以感伤的笔调尽情宣泄面对虚伪社会与孤苦人生的悲哀，倾诉着“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时代痛苦。王统照以超越现实的理想化的“美”与“爱”的神奇力量来陶冶人性，改造社会，小说具有鲜明的哲理沉思与诗化倾向。但关怀社会与民生的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对人生意义的执着追寻，是“为人生”现实主义美学的共同特质。因而他们的作品颇激动了当时广大读者。在“为人生派”作家中，许地山被学术界普遍视为浪漫传奇作家。绮丽的异域风情和宗教氛围下男女人生传奇故事，使他的小说具有朦胧超俗的非写实特点。然而他的小说既非真正西方式的浪漫传奇，也不是宣扬教义的宗教文学，其绝大部分作品所关注的，仍是苦难现实中的人生命运尤其是妇女命运。同时，作家以佛教隐忍慈悲、基督教的博爱、道家的超然无为，表达着人生的旷达情怀。它与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冰心的“母爱”，庐隐的愤激、郁达夫的忧郁与颓废等，实质上都是“梦醒”之后面对现实的人生态度，人生哲学。由于主观抒情和浪漫传奇的表象，文学研究会主要作家的创作曾被学术界视为“不够纯正”或“不充分”的现实主义。有的学者以审美特质的“开放性”来把握此期“为人生”文学特性，即“以现实主义为基础，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诸多因素交汇一体”。①范伯群，朱东霖主编：《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上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可以说是准确把握了问题的关键。正是这种“开放性”的“为人生”小说大潮，为20世纪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确立了根本性的美学原则，奠定了广泛而稳固的创作心理基础。

与此同时，“为人生”文学大潮还有一条“纯正”和“充分”的写实艺术道路，它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初由鲁迅开其端，20年代经叶圣陶和 “乡土文学”作家群成功的艺术实践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到30年代蔚为大观，成为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形式”。

叶圣陶和鲁迅一样，在艺术上更多地受到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物形象系列，契诃夫对社会下层各色人等的描写，对病态与不幸的人们的讽刺，都在叶圣陶小说中留下清晰的印记。故叶圣陶走着一条冷静观察与客观描写、融批判与讽刺于一炉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他把艺术镜头对准中国中小学教育界与小市民社会，精彩地描绘出一幅幅庸碌卑琐的生活画面及在屈辱与无奈中苟活的社会众生相，而没有流于“人生意义是什么”之类的“五四玄想”。对生活与人物的评点与批评，也寄寓于精彩的字里行间，即“在不著文字的处所”。②叶圣陶：《叶圣陶选集·自序》，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第8页。乡土文学是悄然而兴、自然成长的。它以厚重的艺术成就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进而强烈共鸣，进而影响文坛走向。乡土文学作家群分属于不同的文学社团，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自觉的创作理论，却表现出相近的审美趣味，显示了现实主义作为文学主潮，其创作队伍的广泛性与社会影响的涵盖性。乡土文学的“油然而生”到“蔚为大观”，由诸多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原因促成。首先是大的历史背景。“它们在当时出现的文学背景，是因‘五四’小说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读者欣赏心理的进步，要求着艺术上的突破。假如说，在‘五四’的高潮时期，读者对小说的思想要求多于对生活形象的要求，那么，到了‘五四’的退潮时期，读者对表现和发泄自己的苦闷情绪的要求就更为强烈，希望在作品中能够看到更广阔的社会人生，看到生活在其间的人的命运与性格的非‘观念化’的，更个性化的真实描绘。”③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7页。乡土文学直接的艺术渊源，是鲁迅“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故乡》、《社戏》等，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思潮开创性、奠基性创作。王鲁彦、台静农等人在与鲁迅的密切交往中，自觉地模仿鲁迅乡土小说的厚重与冷峻，开创“纯正”写实之风。乡土文学的出现也是“为人生”现实主义文学大潮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乡土文学作家群使现实主义艺术舞台从狭小的城市扩展到广大农村，伸展到全国各地穷乡僻壤。这就使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生活的涵盖面及其艺术表现力产生质的飞跃：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度，只有把广大农村和农民纳入艺术视野，才能真正谈得上文学的“现实性”。总之，乡土文学在内容上承接鲁迅关怀民众、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传统，通过深切表现下层社会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愿望，使文学研究会抽象的“为人生”主题落实到社会生活具体形态上，并体现出真诚的人道主义情怀。艺术上，以逼真的写实性与高度的典型性及鲜明的地方色彩、民族特色，使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摆脱了审美形态与艺术手法的驳杂与随意状态，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美学特质与艺术精神的确定性。一言以蔽之，叶圣陶和“乡土文学”思潮超越清末民初为写实而写实和20年代初以“感伤”代写实的偏颇，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开创阶段的“经典形式”。

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发展与变迁

以鲁迅小说为开创，以文学研究会“为人生”小说和紧紧围绕它深入发展的“乡土文学”为枢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30年代呈多元发展趋势，40年代在此基本演进线索下向更加成熟、内向和博大厚重的方向深入，凝成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传统。

3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多元化发展趋向表现在：左翼文学思潮使中国民族文学固有的“载道”、“教化”传统在现代文化语境下得到强化，形成强固乃至趋于极端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以思想启蒙为宗旨的“为人生”小说经巴金、老舍等作家的成功艺术实践而发扬光大；“五四”以来的社会批判精神在延绵不断的讽刺小说的推波助澜中日益深刻与尖锐；最后，博大厚重的史诗品格追求与公众认同，成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深入人心的重要标志。

左翼文学运动是现代中国社会与政治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政治化传统的开创者和有力推动者。它作为几乎贯穿20世纪的文学主潮，历史性地造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秉赋，同时也成为大量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滋生的温床。早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为人生”文学大潮下就涌动着一股“左倾”暗流，其原动力就是具有共产党政治背景的沈雁冰利用主编 《小说月报》之便，有意识地在“为人生”文学中逐步渗入革命文学因素。1921年以后，他公开倡导“无产阶级艺术”。因而，他的“为人生”实际上就不再是“五四”语境中的个性解放、人的解放，而是以“人生”为大旗的革命文学。他的继任者郑振铎则更加明确提倡表现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的“血与泪的文学”，最终在“为人生”文学大潮下形成一条强劲的“革命文学”潜流。①石曙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84-105页。随着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1932年“左联”的成立，左翼文学运动成为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大潮的主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整个30年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

20年代中后期，在日益激烈的国内政治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创造社、太阳社等青年文学社团革命激情的空前高涨，郭沫若、李初梨、冯乃超、钱杏邨等一批年轻的革命家以激进的文化立场倡导“革命文学”，全面否定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五四”新文学先驱的创作，对“五四”以来正在形成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发起挑战。新文学“直面人生”的“写实”传统，被政治化立场下的“写思想”取代。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发展链条出现了曲折。蒋光慈以《短裤党》等粗糙之作，掀起“革命罗曼蒂克”文学风潮，洪灵菲、胡也频、华汉、戴平万等一大批年轻的革命作家乃至不属于左翼文学阵营的巴金等人，各以其创作参与了这场有声有色而短暂的“革命罗曼蒂克”大合唱，形成“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这一模式把“五四时代”与“革命时代”巧妙拼接，“革命”是“恋爱”的升华，是当年“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进步青年的理想人生与必然归宿，是“五四”时代苦闷的总解答。然而，以“革命”作为对“爱情”的超越，男主人公扮演着对不觉悟女性的灵魂拯救和思想教父角色，扮演着对“堕落女性”政治和道德审判官的角色，于是“革命罗曼蒂克”不仅使传统的男权意识以“革命”的名义再次膨胀，也是对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否定。因而“革命罗曼蒂克”在妇女解放与个性解放双重意义上否定了“五四”精神。

很快，左翼文艺理论家们大力介绍国外革命文学运动中兴起的“先进”创作方法，企图纠正“革命罗曼蒂克”的偏颇。1928年，太阳社的林伯修翻译介绍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藏原惟人的所谓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写实主义方法相结合的“新写实主义”理论（又被称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无产阶级写实主义”等）。30年代初，左联又大力引进苏联“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更加强调作家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关键。随后左联又积极引进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引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等现实主义重大理论问题。

然而，外国革命文艺理论的横向移植并不能真正解决左翼文学运动背离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种种偏颇。30年代初，在左翼文学内部，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文学模式出现了——茅盾开其端的社会剖析小说。它标志着左翼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迈上厚重与成熟的历史新高峰。

被当代权威文学史家称为 “开创新的文学范式”的“社会剖析小说”，成为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式样。茅盾的成功在于他全面继承“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思想传统和“写实主义”美学传统，而不是以一时的革命激情和时髦外国理论对“五四”新文学进行轻率否定。1928年茅盾出版《蚀》三部曲，由于作者把精细的观察、忠实的描写与自己切实的人生体验融为一体，而未以明确的“社会科学思想”作指导，使作品在社会生活和思想倾向的真实性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充分体现出其应有的美学品格。茅盾遂遭到左翼文学队伍的不公正指责，但后世文学史家认为：“《蚀》从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独特角度来反映大革命，丝毫不回避其中包含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显示了茅盾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把握，以及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6页。

继《蚀》与《虹》之后，茅盾陆续创作了《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等一系列具有社会轰动性的社会剖析小说精品，从而把写实主义文学创作推向成熟形态。“这些作品以其时代性的内容，史诗性的追求、理性化的叙事，社会剖析的艺术，创造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种新的叙事范型并影响深远。”②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34页。瞿秋白当年就断言《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③瞿秋白：《〈子夜〉和国货年》，《申报·自由谈》1933年4月2日。此后，“大规模”、“全方位”、“史诗性”品格，一直成为中国有抱负有才华的作家追求的目标。在此背景下，吴组缃、张天翼、丁玲、叶紫、沙汀、艾芜、蒋牧良以及以“二萧”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等一大批左联新人登上文坛，以各自富有特色的创作，开创了3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大潮，形成可以和“五四”文学并驾齐驱的3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范式。大规模社会画卷的描摹，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精心塑造，深刻的思想意蕴，尤其是那来自“五四”文学传统的批判与启蒙意识，使3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走向辉煌。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40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使现实主义文学获得了新的生活沃土：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现实主义传统得到进一步强化。具体表现为：1、继续并强化着社会批判—思想启蒙时代主题。2、“写实”重心由外在“社会分析”逐步转向内在心理分析。3、史诗品格的自觉追求。

抗战爆发之初，民族意识急剧高涨，文学不约而同地自觉承担了唤起民众投身民族解放战争的神圣使命。然而随着抗战的失利和其背后社会积弊与政治腐败的逐步暴露，敏锐感应时代脉搏的现实主义文学迅速调整自己的价值立场，重新回到现实批判与文化反思的轨道上去。1938年4月，左联新秀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以广泛的社会反响与论争开创现实主义文学批判与讽刺的新局面。张天翼的灰色市民与官僚系列，沙汀的“三记”（《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等等，为那个时代留下精彩的世俗风情画。老舍则在中西文化对比视野中，在民族危亡历史背景下，冷峻剖析中国国民性，延续和强化着鲁迅以来新文学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传统。萧红的启蒙写作姿态更是得到晚年鲁迅的高度赞赏。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学创作从不同侧面烘托着共同时代主题，显示出成熟的写实主义文学多元而一统的大格局。丁玲、艾青、何其芳、罗峰等一大批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把这种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带到那里。但最终导致了中共最高领导者亲自发动“整风运动”，根据地现实主义文学原本就很弱小的批判精神很快烟消云散。

在美学精神上，30年代以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显示出“内化”的发展趋势。30年代初“社会剖析小说”大行其道之际，柔石以《三姐妹》、《二月》等佳作，巴金以充满青春激情的《家》，延续了20年代浪漫抒情文学发展路向。到40年代，他以《春》、《秋》、《憩园》、《寒夜》等力作，使现实主义笔触转向忧郁的主观抒情和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老舍也由早期的外在叙述与讽刺，逐步转向深沉的抒情和人物内心的开掘，《骆驼祥子》与《四世同堂》清晰地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化”轨迹。至钱钟书、张爱玲等，不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传神描绘常常代替了外在故事的叙述，而且更以“精神分析”手法深入到人物潜意识世界。这不仅揭示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美学精神上的发展演变轨迹，也表明现实主义文学整体上的成熟。

史诗品格的自觉追求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强劲不衰的又一标志。“五四”时期和20年代，新文学在狭小的个人天地里追求个体的解放。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之所以成为“新的文学式样”，正在于其自觉地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的结合，追求全方位展现历史原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则在时间纵轴上完整地展现中国封建家族的兴衰历程。老舍洋洋80万字的《四世同堂》以小见大，成为描绘北平沦陷区的“断代史”及人们的精神蜕变史，具有独一无二的认识作用。李劼人倾半生精力创作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全面而完整地再现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年间的中国历史风云，填补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缺少历史巨著的空白。随后，沙汀、路翎等人各以其创作，使40年代厚重而恢宏的现实主义文学，牢牢占据着文坛中心，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后半期中国文学的精神风貌。

与小说领域现实主义传统的发展变迁相对应的，是诗歌、散文和戏剧领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延续与变迁。19-20世纪之交，梁启超、黄遵宪等先驱们的“诗界革命”中的创作成果，无不充分体现着开启民智、激发志气、除旧布新的时代精神。“五四”新诗运动之初，胡适们具有示范意义的白话诗奠定了20世纪中国诗歌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根基。“五四”新文学运动高潮中，郭沫若以《女神》那充满激情与想象的浪漫主义精神真正实现了“新诗的飞扬”，但随着诗人回国目睹黑暗的现实，很快就“从梦中惊醒了”，感到“幻灭的悲哀”，《星空》便是其面对现实人生而酿造的“苦味之杯”。同时期流行的以冰心、宗白华等为代表的“小诗”中洋溢的对民生的关怀，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无不是“五四”时代精神的感应。“新月派”主要成员，几乎都走着一条由浪漫主义而现实主义的成长道路。闻一多回国后很快以《死水》的愤懑与诅咒代替了《红烛》的浪漫想象。徐志摩作品浪漫主义精神的内在动力，却是关怀现实，同情民生，反抗强权的人道主义情怀。因而有人认为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是徐志摩整个诗歌创作“三条积极的红线”。①卞之琳：《徐志摩诗集·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页。这也是新月派诗人创作的共同主线。

中国现代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在革命诗歌中得到最为直白的表现。把诗歌作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是革命文学思潮普遍的文学价值观，而关怀、同情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号召以革命推翻旧世界，建立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则是20年代以“中国诗歌会”为核心的“普罗诗歌”潮流的共同主题；“捉住现实”，则是以蒲风为核心的 “中国诗歌会”创作共同尊奉的美学原则。为了更好地宣传革命思想，他们不惜以议论、口号入诗，以民歌、民谣、方言俗语入诗。现实主义传统在得到最大程度强化的同时，其美学品味也被最直露、最粗俗地展示。

抗战前后出现的以臧克家、艾青、田间等为代表的乡土诗歌，则为当时的诗坛带来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泥土气息。1933年，来自山东农村的臧克家出版其第一部诗集《烙印》，最早给中国诗坛带来纯正而浓厚的现实主义风潮。朱自清认为，自臧克家以后，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②朱自清：《新诗杂话·新诗的进步》，《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20页。而艾青同样直面中国广大农民的苦难人生。他以独特的意象、灰暗的色调、舒缓的节奏，尤其是那含而不露而又摄人心魄的“艾青式忧郁”，把浪漫主义的率性与现代派的含蓄，完美地融汇于现实主义诗性原则中，使时代精神与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完美统一。田间则以直面民族解放战争的血与火的战士姿态，以高亢的格调和进军的鼓点，鼓动人民投身抗战，使诗歌的政治鼓动性与艺术感染力相得益彰，从而使自己成为“时代的鼓手”。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七月诗派”，继承鲁迅“摩罗诗人”的反抗与战斗精神和中国诗歌会革命现实主义直面社会人生的优良传统，发挥胡风倡导的“主观战斗精神”，自觉地以诗歌为武器，投身于社会批判和民族解放战争，把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美学品格推向空前高度。

随着抗战的节节胜利及国内战争的爆发，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主题亦转向对现实政治的讽刺与揭露，高亢的民族颂歌被辛辣的政治讽刺诗所取代，臧克家、艾青、“七月派”诸多诗人以及袁水拍等人，纷纷以自己与黑暗现实短兵相接的诗作，与讽刺小说、讽刺戏剧一起，汇成40年代末国统区讽刺文学大潮。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新的面貌，在此时显示出它的战斗力量。

现实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传统，还全面渗透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其他文学流派的美学领域，40年代风靡一时的“九叶诗派”就是个典型。作为中国象征诗派发展的成熟阶段和成熟形态，“九叶诗派”的大多数作品不再拘泥于 “象征”、“暗示”的个人象牙之塔，而是强烈关注社会人生，把强烈的个人生命体验与国家民族生存状态紧密联系起来，追求社会与自我、时代与个体、外在现实与内心感受的完美统一，追求所谓“现实、象征、玄学”，亦即人生与诗意的完美结合，“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①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新诗现代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52-53页。在此，“现实”成了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首要因素，显示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强固的主流地位和对外全面渗透的态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官方定性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有机组成部分，为当下政治服务，成为它义不容辞的“崇高使命”。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中国文学界开展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大讨论，并于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确定为新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共同遵循的方法。1958年3月，毛泽东以党的最高领导人身份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周扬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将“两结合”方法确定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在这一官方钦定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指导下，以官方意识形态审视，从革命战争题材的 《保卫延安》、《红旗谱》、《日出》、《红岩》、《林海雪原》到合作化历史图景的《山乡巨变》、《创业史》；从郭小川、贺敬之高亢的政治抒情诗到老舍欢快的《龙须沟》和凝重的《茶馆》等等的经典之作，无不生动地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激动人心的壮阔历史画卷。巨大的历史架构、精心塑造的英雄人物、风云激荡的革命图景等，显示了这个时代红色经典独特的审美价值。以今天的历史眼光审视之，其全部叙事最终都归向为新政权的建立作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法性论证，创造现代中国政治新神话。至文革十年，在“三突出”原则规范下，八个“革命样板戏”及《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外围经典，完全成为政治理念的传声筒，失去了自然人性的革命英雄们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的革命神祇；革命乌托邦图景遮蔽了底层社会芸芸众生真实的生活情态与喜怒哀乐。强大无比的政治化传统在走向极致过程中，导致其次生美学传统——现实主义传统，也大大偏离了它 “为人生”、“写真实”的基本主题，完全沦为政治的传声筒或卑微的工具。7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新形势下，承载官方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遭到普遍质疑，走完了它辉煌而荣耀的历史旅程，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中心。与此同时，中国文学凝结自“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由被压抑的边缘地带重登历史舞台中心，在世纪末开创现实主义新辉煌。

50年代的大陆文坛，一时间呈现出 “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这除了正统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兴未艾，也来自“五四”新文学以来“为人生”现实主义传统的内在推动。具体说，“一方面是来自对‘五四’精神的复活，提倡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干预，提倡写人性，都是来自‘为人生的文学’、‘人道主义文学’的‘五四’新文学主题；另一方面，揭示社会主义矛盾的文学创作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斗争，虽然是由文学新生代提出，但依然是延安时代王实味、丁玲等一部分知识分子反省和批判革命阵营内部不良倾向的思想延续”。②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4页。这股现实主义文学潮流，表现出主流文坛久违的大胆的现实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前者以反对官僚主义为核心，揭露种种社会弊端，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本部消息》，流沙河、邵燕祥、公刘、田汉等人在诗歌与戏剧创作中的高扬个性精神、人格独立大旗。后者以爱情为形式，大胆描写人性美与人情美，如宗璞的《红豆》、茹志娟的《百合花》等，在阶级斗争的巨大鸿沟上开辟一片人性天地。与此同时，文坛上展开关于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大讨论，一大批文论家和作家要求恢复现实主义直面人生的优良传统，反对把文艺贬为政治概念的传声筒，尤其是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要求摆脱官方意识形态束缚，还现实主义应有的美学品格，而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成为时代的呼声。然而，随着最高政治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艺界政治批判运动的相继展开，尤其是以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为起始的“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大批中青年作家受到批判与迫害，这股清新的现实主义新风遂被扼杀在摇篮里。

十年文革期间，在政治生态极端险恶、“三突出”文艺独霸天下的形势下，食指、多多、芒克、张扬、赵振开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地下创作”的形式，各以诗歌、小说，自主表达着自己迷惘、深思、批判与憧憬，显示着大写的“人”独立的精神品格。在全民疯狂的年代，这种以自己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作赌注的“地下写作”，若不是来自“为人生”现实主义文学强大的精神力量与文学资源的哺育，是不可想象的。

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四五”运动，拉开了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序幕，也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天安门诗抄》在主流政治话语框架内表现的政治热情，标志着文学创作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标志着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以深刻的思想启蒙和尖锐的现实批判，重放光芒。艾青、公刘、绿原、曾卓等一批“归来的诗人”及经历文革动乱的新一代诗人，各以反思与批判的优秀之作，开启了现实主义“复归”的历史闸门。“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相继登场亮相，标志着“五四”新文学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经历半个世纪的压抑与扭曲之后，再次取得历史性胜利。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一是在极左政治压抑下人的觉醒，一是在“封建礼教”束缚下人的觉醒，然两者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反抗外在压迫，则体现出人道主义关怀下的“人的文学”的共同本质。对极左思潮及其历史渊源的反思，使人想起鲁迅《狂人日记》对中国四千年“吃人”历史的严峻审视与剖析。随后“向前看”的改革文学那层出不穷的改革方案，无不带有当年文学研究会热衷“社会问题”的淡淡背影。面对现实政治及改革困境，“寻根文学”再次转身，深入民族传统文化层面，寻求中华民族落伍之因和复兴之路。其鲜明的文化批判意识，深刻的人性剖析，无不是鲁迅、沈从文、巴金、老舍、曹禺、钱钟书、张爱玲等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们文化批判传统的发扬光大。“新写实”文学的兴起，展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形态：拒绝崇高、拒绝“典型”，在庸常与琐屑中真实写出芸芸众生的生活原生态及其喜怒哀乐；“零度写作”姿态使作家作品自觉远离任何形式的“浪漫抒情”。这一“写实”姿态既是更冷峻、更切近地“直面人生”，也是对伪现实主义的“崇高”、“神圣”的消解。

至90年代，在西方现代派文学强劲冲击和思想进一步解放社会环境中，现实主义文学进一步走向思想的深化和美学形态的多元化。“新历史主义”小说、“官场小说”、文化剖析小说、“冲击波”小说等等，纷纷登场。理论界以“现实主义复归”、“现实主义新浪潮”、“现实主义的重构”、“现实主义冲击波”等名称形容这一多元化现实主义大潮。作为多声部有机组合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合唱，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对社会与人生真相绝不回避与粉饰，表现出“为人生”的真诚性；深度的社会剖析与文化批判尤其是人性剖析，超越了“新写实”文学的表象与琐屑，表现出思想的深刻性；广泛吸收意识流、精神分析、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等西方现代派艺术精神，使现实主义文学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给广大读者的审美世界以强烈 “冲击”。这一汹涌兴起的现实主义浪潮，被文学史家以“开放的现实主义”或“后现实主义”加以概括。它以对社会生活及广大读者无以伦比的“冲击”力，再次显示了现实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核心传统的独尊地位，并以此推动中国文学跨进新世纪。

综上所述，现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凝成，一方面来自悠久而强大的本土文学传统，同时源自19世纪末西方写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影响。由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和西方科学主义精神的合力作用，形成最初的“写实”概念，至20世纪初，“五四”科学精神和新一轮思想启蒙的结合，形成“为人生”写实主义文学大潮。它逐渐摆脱感伤抒情时代氛围的笼罩，以思想的深刻性与艺术上的典型性、细节的真实性，显示出其“经典”模式。30-40年代以“多元化”形式稳居“主潮”地位，体现着中国文学的民族风貌。50-70年代在极左政治潮流下产生分化：显在层面上，它被迫沦为政治的婢女，革命理论的传声筒，但“十七年”文学园地中昙花一现的批判思潮和人性思潮、“文革”时期一线延传的 “地下写作”，显示了现实主义“直面”与“批判”的优良传统强大的内在生命力。70年代以后，这一优良传统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崛起并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有力推动者，再次承担了它在历史上屡次承担的社会使命：思想启蒙与社会改造。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思潮始终成为文学主潮，其所凝结的文学传统也成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谱系中居于至尊地位和强劲辐射力与渗透力的核心传统。在它的辐射与渗透下，其他文学思潮及其传统，无不带上或浓或淡的“写实”色彩。这是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