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

（安徽大学 文典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9）

1918年5月15日，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了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①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8页。——即以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新时期以来，随着各种文艺批评理论的引入，《狂人日记》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狂人日记》在“狂人”形象的塑造、艺术手法的独特和思想蕴含的深刻等方面，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一、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狂人”再现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塑造了一个“狂人”形象，通过一个被迫害狂患者之口控诉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②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9页。。在新时期文学中，众多文学作品塑造了一系列“狂人”形象，余华是其中一例。

《余华与鲁迅小说创作比较论》一文认为：“余华的小说关注人性的阴暗残忍，展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敌对，诉说着冷漠环境中灵魂的孤独和绝望。这些共同的认识和情绪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使他们的小说在整体基调上都呈现出一种阴冷的、惨厉的调子。”③刘蕊，贺智利：《余华与鲁迅小说创作比较论》，《小说评论》2011年第6期。《狂人日记》和《四月三日事件》都写了一个患迫害狂的青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认为周边所有的人都憎恶并且想迫害他，而且坚信主谋便是他的“大哥”。而在《四月三日事件》中，表现的也是亲人间相互残害的关系。这两部小说的相同方面，是基于两个作家对人的某种认识的相同。与此同时，两篇文章中存在的巨大差异也不容忽视。王彬彬在《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中对《狂人日记》中的“我”和《四月三日事件》中的“他”进行了比对，得出了这样的观点：《狂人日记》中的“我”充满正气大义凛然，敢于蔑视一切吃人者，敢于反抗迫害，敢于疾呼“救救孩子”④王彬彬：《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四月三日事件》中的“他”，则是一个灰溜溜的受害者，一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角色，并未意识到自己不可避免地充当迫害者。两个主人公在这方面的差异，更能见其深刻。接着，《英雄与反英雄——鲁迅与余华笔下暴力形象的比较》一文将余华的作品中的人物，像《一九八六年》中的“历史教师”，《河边的错误》中的“疯子”，《现实一种》中的山岗、山峰（潜在的“疯子”）与“狂人”形象进行了比较，指出：鲁迅笔下的疯子带有悲壮性的英雄色彩，而余华笔下的‘疯子’，则更接近于我们通常所界定的疯子，因而从英雄与反英雄这个层面上来说，二者便有了质的区别。①鲁毅：《英雄与反英雄——鲁迅与余华笔下暴力形象的比较》，《语文学刊》2008年第1期。

而同时期的女作家中，残雪的《山上的小屋》，也令人想到与《狂人日记》的相似性。主人公“我”老是疑心他人对自己怀有恶意，并且对她怀有恶意的人就是她的父母和妹妹，这与“狂人”的被迫害妄想症如出一辙。《血脉的流淌——〈狂人日记〉、〈山上的小屋〉比较谈》一文的作者认为：“《狂人日记》体现了鲁迅的启蒙思想和生存体验，《山上的小屋》以极端化的方式表现了人类生存的荒诞体验和绝望感，这表明了鲁迅和残雪对生活的不同思考，而他们致力于对人类精神的探索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值得弘扬。”②黄秀生：《血脉的流淌——〈狂人日记〉、〈山上的小屋〉比较谈》，《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八十年代以来，文学作品中塑造了很多的“疯癫”人物形象，《论新时期文学中“疯癫”形象的叙事意义》一文指出：“像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格非《傻瓜的诗篇》中的莉莉、莫言《檀香刑》中的赵小甲、迟子建《疯人院的小磨盘》中的张唠叨、古华《芙蓉镇》中的王秋赦、铁凝《玫瑰门》中的司漪纹、王安忆《小鲍庄》中的武疯子、张洁《无字》中的吴为、曹文轩《天瓢》中的花傻子、贾平凹《秦腔》中的引生等等，他们几乎形成了一个疯癫人物“形象群”③禹权恒：《论新时期文学中“疯癫”形象的叙事意义》，《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这些疯子傻子虽然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不尽相同，但其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上的反讽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狂人日记》的影响。

二、艺术表达手法上的继承发展

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品借鉴了《狂人日记》创作手法，并加以创新发展。一些学者认为：“《狂人日记》是第一个超现实的现代文本。新时期文学作品如《三月一日》、《重瞳》和《尘埃落定》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超现实的写法。《狂人日记》和《三月一日》是第一人称的‘现实叙述’，《重瞳》和《尘埃落定》则是第一人称的‘后设叙述’。”③禹权恒：《论新时期文学中“疯癫”形象的叙事意义》，《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新时期作家像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等作品则运用了很多的象征主义表现手法。在《白鹿原》中，象喻形式随处可见。而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红高粱”则象征着祖辈强大的生命力、象征着以奶奶为代表的女性敢爱敢恨的热情以及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狂人日记》中的反讽手法也为新时期的作家所继承。《论刘震云对鲁迅小说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指出：《狂人日记》在文言小序与白话正文的反讽关系中拉开了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使得作者（读者）对审美对象作有距离的冷静审视。《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则运用反讽，体现了局部的修辞技巧和作家对审美对象的基本态度④王达敏：《〈狂人日记〉与当前小说的超现实写作》，《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一些研究者更从心理动力定型学的角度对《狂人日记》和新时期文学作品做了比较。以《七巧板》为例，张有根认为：“金乃文的荒唐表明用心理动力定型形成的下意识的表现，而‘狂人’之狂则体现了他早先是一个清醒的反封建战士，但在长期的与封建势力的对垒中精神崩溃了，他对封建礼教及其复杂的封建利害关系的类似自动化的反射系统，同样是心理动力定型学说的反映。”⑤张有根：《心理动力定型与文学作品中的“狂人”新解——〈狂人日记〉〈七巧板〉的比较研究》，《江南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此外，还有一些论者致力于研究《狂人日记》中的“意识流”手法对新时期文学产生的影响。《狂人日记》的“意识流”特征主要体现在颠覆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情节，将时间的逻辑顺序完全打乱，并大量使用了象征和隐喻的手法。而在《春之声》中，春节回家探亲的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坐在 ‘破烂寒碜’的闷罐子车里，各种色彩、声音与形象纷至沓来，一齐反映在他的意识流屏幕上，交织在他浮想联翩的思潮里。杨江柱先生指出：相比较《狂人日记》，《春之声》歌颂了80年代初期现实生活中到处洋溢着的初春气息，主题也由单一趋向复杂。这是意识流小说在新时期的一大发展。⑥杨江柱：《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两次崛起——从〈狂人日记〉到〈春之声〉》，《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96页。

《狂人日记》这篇“格式特别”的小说，是以前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虽然鲁迅先生自己曾经说过，“《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⑦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6页。但这并不妨碍《狂人日记》的研究者们对其做出的艺术评价。《狂人日记》独特的艺术手法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会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呈现出更新的面貌。

三、思想意蕴上的开拓创新

《狂人日记》主题思想的反封建性，在新时期一开始就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这种认同不仅基于文本，更是基于鲁迅创作这篇小说的初衷，即“暴露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这种“反封建”思想，在新时期文学中多有表现。

王铁仙《呼唤反封建的自我——新时期文学的主题分析之一》①王铁仙：《呼唤反封建的自我——新时期文学的主题分析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深入地阐述了文革后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要求确立一种反封建的自我。这种反封建性是指从封建性的社会关系和观念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人格的平等与独立。“当年，鲁迅借狂人之口，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而新时期初，刘心武托张俊石老师再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尽管这种‘接轨’是非常‘形式’化的，但是从中可以窥探出‘知识分子’们的苦难历程。”②周成平：《论新时期文学的鲁迅传统》，《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44页。

新时期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非常多见。贾平凹曾经说鲁迅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对社会的洞察力对他的创作影响非常大。因而在《废都》中塑造的四大文化名人，虽过于典型化，然而在揭露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方面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另外，杨亮从不同代际间共同书写的角度，比较了《狂人日记》和《人面桃花》的互文性，他指出：《人面桃花》中的秀米和“狂人”一样，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定——疯癫者，即他们都是非理性的代表。在鲁迅的语境中，狂人即代表真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而秀米的“失语”不仅蕴含着革命失败所带来梦想破灭后的苦楚，更意味着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窘境——思想上的独立性与实践上的依附性的矛盾。③杨亮：《不同代际间的共同书写——鲁迅〈狂人日记〉与格非〈人面桃花〉“互文性”初探》，《文艺评论》2011年第11期。《生存思考中沉重的突围——〈狂人日记〉与〈一地鸡毛〉知识分子主体形象比较》一文则认为：“‘狂人’是第一个有现代人格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启蒙形象，‘小林’是当代知识分子反启蒙形象的代表，二者表现出启蒙者和反启蒙者迥异的文化定位与自我认同。在张扬个性同群体意识的冲突中，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悲剧色彩与尴尬悖谬，由此演绎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百年变革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命运和精神境遇。”④杜玉梅：《生存思考中沉重的突围—— 〈狂人日记〉与〈一地鸡毛〉知识分子主体形象比较》，《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

《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主题，在新时期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继承发展。《“吃人”话语的建构与还原——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田耳的〈掰月亮砸人〉》⑤刘泰然，陈雪：《“吃人”话语的建构与还原——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田耳的〈掰月亮砸人〉》，《长江学术》2011年第1期。一文指出：《狂人日记》和《掰月亮砸人》对于“吃人”主题的叙事，使得作为一种经验事实的“吃人”被提升到文化隐喻层面上的关于国民性的话语建构。田耳通过与鲁迅的潜在对话，一方面使得“吃人”主题重新被还原到一种经验的层面；另一方面，他也通过这种对话来思考小说自身的可能性，体现了不同于鲁迅那一代人的理解。而“吃人”作为一个古老的命题，在《狂人日记》和《酒国》中的内涵也同中有异。《狂人日记》和《酒国》中的“吃人”都指向真正的肉体“吃人”和象征意义上的“吃人”两个层面，《狂人日记》侧重于文化文明层面的批判，《酒国》侧重于现实政治层面的批判。两者的“吃人”都有巨大的同化性与普适性，启蒙者形象被彻底解构，表现了改造“吃人”文化的艰难。⑥古大勇，金得存：《“吃人”命题的世纪苦旅——从鲁迅〈狂人日记〉到莫言〈酒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而《20世纪家族小说叙述方式的转换—— 以〈狂人日记〉〈激流〉〈财主底儿女们〉〈白鹿原〉为个案》⑦吴晖湘：《20世纪家族小说叙述方式的转换—以〈狂人日记〉〈激流〉〈财主底儿女们〉〈白鹿原〉为个案》，《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以时间为线，把《狂人日记》置于家族小说的链条中，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小说的叙述方式的转换论证，既表现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个体选择，又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对家族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

以“吃人”题材的作品自古有之，而《狂人日记》所体现的人道立场、启蒙态度、民主观念与批判精神则从更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为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开辟了道路。

新时期文学的思想主题在很多方面受到了《狂人日记》的影响，像其“反封建”、“吃人”主题，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以及其家族小说的特点都在新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