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阔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

敦煌本《捉季布传文》又名《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是现有敦煌变文中保存比较完整的篇目，全文六百四十行，四千四百七十四字，为七言韵文。《捉季布传文》大致产生于唐代，被看作是唐代叙事文学与市民文学的代表，其叙事规模的宏大圆满，艺术构造的精美离奇，故事情节的曲折丰富，人物刻画的生动逼真，都堪称唐代俗文学中的典范。而较之历代流传的各版本季布故事而言，敦煌本《捉季布传文》又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就历史叙事题材的角度来看，它既摆脱了《史记》、《汉书》等史传文学直接铺陈的简单叙事风格，又承启了历代叙事文学的多维叙述视角，可以说它是在唐代说唱艺术的反复打磨下形成的更加迎合观众接受心理的民间文学作品。

一、季布故事的流变概述

历史上季布故事的原型见于《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和《汉书·季布传》，《史记·季布栾布列传》[1]云：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能，愿先自刭。”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撞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饮数日。因谓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也。”朱家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乃许曰：“诺。”侍间，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当是时，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季布召见，谢，上拜为郎中。

《史记》和《汉书》中的季布故事主要讲述楚将季布因“数窘汉王”而遭到汉高祖捉拿，辗转逃亡而最终获得赦免的故事。在司马迁笔下，季布“为气任侠”，“能摧刚为柔”，是不可多得的贤者，正如茅坤在《史记坪林》中所说：“季布为项羽将必多战功，太史因传其任侠遂略之。”就整体而言，由于限制于史传文学平铺直叙的特点，所以对季布形象的塑造过于简单，其传奇经历也多是借他人之力完成的，因而情节相对平实而无太多波澜。

及至唐代敦煌变文中，季布故事有了很大转变。敦煌本《捉季布传文》[2]中称“楚家季布能词说，官为御史大夫身。”这里的季布已从史传中的勇者、任侠，转变成一个口才了得，善于雄辩的智者，而且更具有主动性。在情节的处理和故事的发展上，敦煌本《捉季布传文》不但增加了多个人物的不同侧面描写，而且内容也更加丰富曲折，更具传奇性色彩和戏剧性情节。

季布故事在后世的讲史评话和历史演义中也有流传，元代建安虞氏所刊刻的《前汉书平话续集》中就有季布故事，其主要情节是叙述季布匿于富民朱长家，朱公说服夏侯婴，夏侯婴进谏高祖赦布。较之敦煌变文而言，元刊本《前汉书平话续集》的故事情节和所涉及的人物都有所缩减，盖因为其故事来源于民间传说而非史传文学的演绎。至明代《西汉通俗演义》[3]中的季布故事除沿袭元代平话外，又承袭了正史的情节和人物，所以书中的季布故事史传意味浓厚而较少民间文学的活泼灵动之趣。

可以说，敦煌本《捉季布传文》是历代流传的各版本季布故事中，最具戏剧化的创作，也是在唐代讲唱文学背景下诞生的更具故事性、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其故事情节更完整，艺术价值也更高。

二、敦煌本《捉季布传文》与《史记》中季布故事的对比

在敦煌遗书中，以季布为题的作品共有两篇,一为《捉季布传文》，一为《季布诗咏》。从内容上看，《季布诗咏》叙张良献计以楚歌瓦解楚军斗志,与季布本事并无关联，因此，只有《捉季布传文》是对季布故事的演绎。较之《史记》中的季布故事，敦煌本《捉季布传文》无论在情节刻画，还是在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改动，这体现了汉代史传文学向唐代民间文学的发展和转化，而这种发展与转化既表现在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的鲜活饱满，细节刻画的生动传神上，更酝酿于作品所要表达的立意观点之中。可是说敦煌本《捉季布传文》是对《史记》、《汉书》的铺陈演绎，又是对其的丰富和拓展，既继承了其史的价值，而又融合了唐代俗文学浓郁的民间性，这对探讨敦煌变文的艺术价值有深远的意义。

(一)故事情节的扩充

1.季布骂阵情节的填补

在《史记》和《汉书》中季布骂阵这一环节只用“数窘汉王”四字一笔带过，没有具体的展开，也没有写骂阵的缘由及过程，而这确是季布故事发展的关键，因为有了季布骂阵才使得汉高祖对他痛恨至深，进而演化为后来捉季布的故事，所以季布骂阵是捉季布故事的起因。在敦煌本《捉季布传文》中开篇就交代了这一情节，由于季布看到了“数载交锋未立尊”，“虎斗龙争必损人”的现状，所以他希望以口舌之利，达到“不施弓弩遣抽军”的目的。随即便进入了正式的骂阵环节：

高声直喊呼刘季：公是徐州丰县人。母解缉麻居村墅，父能牧放住乡村。公曾泗水为亭长，久于阛阓受饥贫。因接秦家离乱后，自号为王假乱真。鵶鸟如何披凤翼？鼋龜争敢掛龙鳞！百战百输天不祐，士卒三分折二分。何不草绳而自缚，归降我主乞宽恩？更若执迷誇斩敌，活捉生擒放没因[2]。

可以说作者仅用数行文字，便展现出了季布骂阵的场面，不仅内容完整，而且详略得当，填充了《史记》、《汉书》中简化的情节，使季布故事的起因更加完备，更利于后文情节的连贯。

2.高祖赦布后欲反悔情节的添加

在《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中，并没有汉高祖刘邦赦布后欲反悔的情节，而敦煌本《捉季布传文》却有意的添加了这一环节，文中说：“皇帝卷帘看季布，思量骂阵忽然嗔。遂令武士齐擒捉：与朕煎熬不用存！”先是将高祖的狭窄胸襟和有仇必报的嘴脸充分的表现出来，而后随着季布高呼“圣明天子堪匡佐，谩语君王何足论！分明出敕千金诏，赚到朝门却杀臣。臣罪受诛虽本分，陛下争堪后世闻！”高祖又“迴嗔作喜却交存”，俨然一副出尔反尔，泼皮无赖的形象。可以说高祖赦季布后欲反悔情节的添加，不仅有利于对次要人物形象的把握，更能从中展现出季布本人的聪明机智和果敢。从情节的整体安排而言，《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中的高祖刘邦只是一个虚设于文中的人物，并没有直接出现，而在《捉季布传文》中却成为一个鲜活多变的人物，被反复提及。无论是在季布骂阵后所表现的恼羞成怒，还是在灭项羽后所流露出的有仇必报，都是为了表现高祖赦季布后的无赖反悔和反复无常做铺垫。而这些情节的添加，不仅将故事的戏剧性表现的更突出，而且更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为全文的结束掀起最后一个小高潮。

(二)人物形象的变化

1.季布形象的转变

《捉季布传文》中的季布形象虽然来源于《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但他和史传中季布的形象比较，已有很大的转变。司马迁笔下的季布是一个“以勇显于楚”凭借勇力“数窘汉王”的侠士形象，而《捉季布传文》中的季布，却是一个以口才骂阵，使汉王羞辱败阵的辩士。其性格特点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史实上由于季布的基本性格特征是任侠和勇敢，因而他的得赦是由于周氏和朱家的主动帮助，由于汉王怕他“南走越”、“北走胡”，而威胁社稷统治，所以赦免并任用了他。而《捉季布传文》则展现了季布自救的过程，当得知朱解为新使至濮阳搜捕时，季布“点头微笑两眉分”并由主动提出计谋：

髡发剪头披短褐，假作家生一贱人。但道兖州庄上客，随君出入往来频。待伊朱家回归日，扣马行头卖仆身。朱家倘然来买口，商量莫共苦争论，倘然买仆身将去，擎帽执鞭不辞辛。天饶得见高皇面，由如病鹤再凌云[2]。

变被动为主动，来一步步实施自己的计划。面对朱解时，季布更是软硬兼施，一面“甜言美语却安存”，告诉朱解“不用惊狂心草草”只要“君但送仆朝门下，必须加官品位新”借此来试探朱解的态度，另一面，当得知朱解想出卖他时，他又威胁恐吓“顺命受思无酌度，合见高皇严敕文。捉仆之人官万户，藏仆之家斩六亲。况在君家藏一月，送仆先忧自灭门！”[2]使得朱解进退两难，最终被迫接收季布的计谋。再看季布奉召入朝，面对高祖刘邦赦免后又反悔，季布冷静地抓住了刘邦重视名誉，虚荣自私的心理并加以利用，最后迫使汉王不但赦免了他的骂阵之罪，且重用了他，让他衣锦还乡。从整个故事情节来看，季布不再是被动接受的侠士形象，他凭借自己的智谋和言辞，一步步为自己赢得了胜利，而这个过程中既展现出他的机智谋略，又展现出他的狡猾多变，同时又能屈能伸的形象。

可以说，司马迁《史记·季布列传》是对一个侠士能屈辱忍耐，从而战胜迫害的热情赞颂，而《捉季布传文》则是歌颂一个智者善于依靠智力战胜迫害的故事，是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展现。

2.朱解等次要人物形象的更改

论述朱解形象的更改首先要从季布卖身与朱解为仆这一情节展开。

在《史记》和《汉书》中季布卖身与朱解为仆的情节是从他隐匿于濮阳周氏开始的，而后由于“汉购将军急”所以周氏献计将季布卖与朱家为仆。而朱家对于季布卖身为仆也是一早知晓的，《史记》中说“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可见朱家是有意而为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季布的保护。而且后文中又提及朱家为季布积极奔走，并主动劝说淮阴侯滕公来帮助季布，使季布最终获得赦免，拜为郎中。可以说《史记》中朱家的形象是被作者积极肯定的充满游侠精神的仁义之士，同时朱家也成为季布故事的重要一环，是扭转季布命运的关键人物。

但到了《捉季布传文》中，朱解的形象发生的本质的改变，藏匿于周氏的季布，由于得知“朱解东齐为御史”，所以主动设计让周氏将其改形换貌，卖与朱解为仆，相比于《史记》中朱解的游侠形象而言，《捉季布传文》中的朱解可谓是“见论无能虚受福，心粗阙武又亏文”，不仅没有立即识破季布的身份，反而对身为家仆的季布充满了信任，甚至要“今既收他为骨肉，令交内外报诸亲”，可谓愚蠢至极。而当得知季布身份时，有表现的惊恐万分，面对季布软硬兼施的要挟时，他更是左右为难、束手无策，最后只能听从季布的安排。可以说，《捉季布传文》中的朱解是一个见识浅薄，毫无远见的人，这与《史记》中扭转季布命运的朱解相差甚远，形象完全改变。

《捉季布传文》中除了对朱解形象的改变外，还对汉高祖刘邦，周氏夫妇以及夏侯婴、萧何等次要人物形象加以生动刻画，如在《捉季布传文》中，高祖一改司马迁笔下以王朝社稷利益摒弃前仇的贤明君主的正面形象，通过一系列情节的表现而塑造出的心胸狭窄、反复无常，既害怕人民造反，又害怕季布“投戎狄越江津”的昏庸君主形象；又如《史记》中的对于周氏夫妇的描写仅限于“匿濮阳周氏”以及献计卖季布与朱家，人物形象并没有突出展现，而《捉季布传文中》则增加了季布夜投周氏的描写，不仅展现出周氏的侠肝义胆，而且表现出周氏重情重义，最后帮助季布成功的卖与朱家。

相比《史记》叙事的概略严谨而言，《捉季布传文》则更加的具有戏剧性色彩，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刻画，栩栩如生的展现出了各自人物的性格特征，无论是作为主要人物的季布，还是次要人物的高祖、朱解、周氏等，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或是深谋远虑，重情重义，或是智勇双全，机敏果敢，或是心胸狭窄，庸碌无能，都是真实人物所应具备的多个性格侧面，也是民间文学接近现实生活的具体体现，更是唐代俗文学叙事特征的进一步完善。

三、 季布故事变更发展的原因

从汉代的《史记》、《汉书》中的季布故事，到敦煌本《捉季布传文》中的季布故事，无论是情节，还是人物形象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伴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文体文风的转变，艺术形式的更迭以及受众审美的心理需要而不断深化的。

就总体而言，唐代正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大唐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必然带来市民文化的兴起，而唐代讲唱为主的俗文学，以其贴合市民大众的艺术形式而被市民阶层广泛认可。在这种背景之下，叙事文学也蓬勃发展，敦煌本《捉季布传文》作为历史题材的叙事作品就尤其充分的发展空间。《捉季布传文》在继承《史记》、《汉书》中季布故事的基础上，又加以再创造，它既继承了原有季布故事的基本情节，而又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拓展，既发展了史传文学平铺直叙的叙事格局，同时也完善了故事情节的整体塑造。就社会思想而言，长期存在的封建统治的压迫依然存在，唐代的经济繁荣没能在根本上改变这种来自于统治阶级强权压迫的格局，而随着唐代极盛转衰的变化，对下层人民的压迫有增无减，人民深刻地痛恨却又无力反抗，在这种深刻的社会思想下，寄予在文学创作中的放抗强权压迫，力求依靠自身战胜迫害的创作倾向就更为明显。而季布故事则是作者借季布这个被迫害者的形象来表达一个下层人民依靠个人的智慧、能力战胜迫害取得胜利的思想倾向，进而折射出下层人民不自觉反压迫思想。可是说季布故事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变更的，而变更的重要原因也就是主题基点的把握发生了变化，这种主题的更改也就更符合接受者的思想倾向，更乐于被大众所认可。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黄 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数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