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建河

(湖北文理学院 教育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亚当·斯密是英国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他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简称《国富论》)中。这部著作，不仅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而且也富含教育经济思想。本文试图对斯密的教育经济思想进行一些阐述。

一、关于教育与社会经济关系的思想

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的问题之一，一般从两个方面对其加以考察研究：一是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二是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制约作用。斯密着重从两个侧面对前一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1.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斯密虽然认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是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他更加重视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的良好行为和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的提高，认为这些更是增加国民财富的源泉。他说：“要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靠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或增进以前所雇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生产力。”[1]384而增进雇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生产力，除了一方面靠增添和改进用来促进和节约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外，另一方面靠更加适当地划分和分配工作，增进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才能。而劳动者的技能和才能的提高则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责任。斯密还指出：“某些人的良好行为所增加的资本，一定比其他人的私人行为不当和政府方面的公共浪费所取走的资本更多。”[1]385而人的良好行为的形成也与其所受的教育有关。斯密不仅分析了劳动者的素质、技巧、良好行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也从另一侧面分析了劳动者素质的低下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并由此进一步论述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分工一方面使人们委身于一种特定的工作，可磨练和发挥人的才能，但另一方面，长期的单纯操作又会牺牲人的智能、交际能力、努力习惯和精神勇气，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从而“不仅不能领会或参加任何合理的谈话，而且也不能怀抱有任何宽宏、高尚或温和的感情”[1]848。甚至对于个人的日常事务，都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国家的重大有广泛的利益，更是完全判断不清。无疑，这会严重影响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2.加强教育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可以防止社会秩序的紊乱

斯密认为，教育不仅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使国民财富增加，而且也能提高国民的道德风尚，减少迷信、狂想，防止骚乱发生，稳定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他认为：“受到的教育越多，越不容易受到狂热和迷信的欺骗，这些在愚昧民族中常常造成最可怕的骚乱。此外，受过教育的有智力的人民，常常比无知的和愚蠢的人民更懂礼节，更守秩序。”[1]853不仅如此，斯密主张国家应更加注意对普通人的教育。因为具有某种地位和财产的人一般在他们进入某种职业或行业以前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接受某种教育。他们从事的职业相对较为复杂，用脑较多，其智力、脑力、理解力经常得到锻炼不至于变得迟钝。而普通人则正好相反，他们既无时间也无精力去接受最起码的读、写和算教育。他们从事的行业简单而单调，体力劳动繁重，无须使用脑力。往往变得迟钝无知，容易被迷信和狂热所欺骗，极易冲动。所以，国家必须注意对他们进行最基础的读、写和算教育，进行应用几何学和机械学原理这些最基本的、最有用的科学入门教育，增进他们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减少迷信和狂热，稳定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

二、关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思想

斯密在分析不同的职业与劳动工资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任何一个人在其所受教育中能否取得就业的资格，依不同的职业而非常不同。在大部分机械行业中，成功几乎是肯定的；但在自由职业中，则极其难于肯定。”[1]135-136这说明教育与就业在有的行业内关系密切，在有的行业内则不然。同时，他通过对欧洲的政策剖析来进一步分析教育在就业中的作用。欧洲的政策通过限制某些行业的竞争，使该种行业的从业人数减少。其主要操纵者是同行业公会，他们采取直接限制学徒人数和间接规定长久的学徒年限的方法，使一部分人员被拒之同行业公会的门外，从而减少该行业的就业人数。尽管这种“学徒制”还不具有现代教育的意义，但“所有这些同行业公会旧时称为大学，这的确是任何一种同业组合的正当拉丁名称。铁匠大学、裁缝大学等等，在古代城市的古老宪章中常常见到”[1]152。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具有了教育的意义。接着，斯密进一步分析这种制度的弊端，不仅是对工人的劳动所有权和对可能有意雇用他的人的正当自由的侵犯和粗暴干涉，妨碍了工人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工作，妨碍了其他人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去雇用工人，而且也无助于培养青年人的勤劳习惯的养成。因此，斯密疾呼“长久的学徒年限完全是不必要的”。不仅如此，欧洲的君主也通过调整教育政策，来引导人们从事某种行业。他们通过在大学设立奖学金等方式，使许多本来无意进入某行业的人也进入了该行业。如“在所有基督教国家，大部分神职人员所受的教育都是用这种方式支付的。他们很少有人自己出钱来接受教育。因此，他们所受长期的、令人厌倦的、昂贵的教育，并不能总是使他们获得适当的报酬，因为教会充满了这样的人，他们为了得到工作，宁愿接受比这种教育使他们有权得到的报酬更低得多的报酬；用这种方式，穷人的竞争就夺去了富人的奖赏。”[1]163还比如，在法律和医务这两种当时被奉为圣职的职业中，政府通过使一部分人靠公费接受教育进入这种圣职行业，增加这种职业的从业人数，使这两种职业的竞争变得十分激烈。尽管斯密不赞成通过延长学徒年限和在大学设立奖学金等方式，引导和限制某些行业的从业人数。但这种做法对解决当下我国大学生结构性就业难问题不失为一条有效办法。

三、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

“人力资本”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在1935年发表《人力资本观》一文中首先提出，后来经西奥多·舒尔茨和贝克尔等经济学家的全面系统阐述形成了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和使用过“人力资本”这个词，但在斯密的论述中却体现了人力资本的思想。斯密对人力资本思想的论述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人力资本的含义；二是关于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的因素。

1.关于人力资本含义的论述

斯密对人力资本含义的论述充分体现在他对国家或社会总资财的分类中。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总资财可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保留供直接消费的部分，它具有不提供收入或利润的特点。第二部分是固定资本，它具有不必经过流通或改变主人就能提供收入或利润的特点。第三部分是流动资本，它必须通过流通或改变主人，才能提供收入。而固定资本主要由四个项目组成，其中“社会所有居民或成员获得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的获得需要维持获取人去接受教育，进行研究或充当学徒，总是要花费一笔实在的开支，这好像是固定并实现在他身上的资本。这些才能构成他的财产的一部分，也构成他所属的社会的财产的一部分。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也可以同样被看作是便利和简化劳动的机器和生产工具，虽然要花费一定的开销，却能偿还支出并带来利润。”[1]319则是其中的项目之一。在这里“有用才能”被看成是固定在人们身上的资本，成为与有用的机器和生产工具等物质资本一样对待的资本，它和物质资本一样共同成为社会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能力被当作资本看待，具有了人力资本的意义。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通过投资使用可以得到回报、得到补偿。斯密认为劳动工资因业务学习有难有易，学习费用有多有少而不同。他指出：“当设置任何昂贵的机器时，必然预期，在它损坏以前，能从它所完成的特别工作收回花在它上面的资本，并且至少还带来普通的利润。一个人花费许多劳动和时间去接受教育，以便从事一种要求有特殊灵巧和技能的职业，也可以和这种昂贵的机器做比较。必然要预期，他学习去从事的工作，超过通常的工资和普通的劳动，能补偿他所受教育的全部支出，至少还要带来同等有价值资本的普通利润。鉴于人类生命的长度是非常不确定的，所以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办到这一点，就像在机器的比较肯定的寿命之内那样。”[1]131不仅如此，人力资本投资还具有这样的特点，即人力资本的投资越多，人力资本含量越丰富，人力资本拥有者得到的回报越丰厚。“精巧艺术和自由职业的教育更加冗长乏味和费用高昂。因此，画师和雕刻师、律师和医生的货币报酬应当更加丰厚。”[1]132

2.关于影响人力资本形成因素的论述

在斯密那里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两种。一是劳动分工；二是接受教育。劳动分工是贯穿《国富论》整个篇章的红线，也是斯密论证整个国民财富形成的逻辑起点。斯密认为：不论一国的土壤、气候或国土的大小如何，它每年国民财富的丰欠与国民劳动在一般运作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以及从事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人的人数比例有关。而“劳动在任何地方运作，或应用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1]7-8。他在“论引起劳动分工的原因”一章中进一步论述了劳动分工在人力资本形成作用，他这样写到：“不同的人所具有的天赋才能的差异在实际上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小得多；成年人从事不同的职业所表现出来的非常不同的才能，在许多场合，与其说是劳动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最不相同的人物之间的差异，例如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普通的街头搬运夫之间的差异，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所产生的。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六岁或八岁之前，他们或许非常相像，他们的父母或游戏伙伴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大约在那个年龄，或随后不久，他们开始从事非常不同的职业。于是，才能的不同开始被注意到，并且逐渐扩大，直到最后，哲学家的虚荣心就不肯承认有任何相似之处。”[1]19-20这里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人与人之间起初存在的差异是很小的，似乎可以忽略。二是后来之所以有的人成为了哲学家，有的人成为了搬运夫，主要是由于劳动分工不同，由于风俗、习惯和所受教育不同而致。可见，正是由于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才使各种人力资本形成呈现极其显著的差异。劳动分工是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

3.关于教育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的论述

这是斯密的又一精彩篇章。正如上文所述，一个人的有用才能的获取需要接受教育，需要充当学徒。可见，教育在人的有用才能的获得，即人力资本形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说，首先，通过道德哲学教育和音乐教育来改进人们的悟性，改善人们的心灵，陶冶人们的情操。使人通达人情、性情温和，能自觉履行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一切社会的和道德的义务。其次，通过体育训练和军事训练来锻炼人们的身体，增加他们的勇气，增强他们的身体素质，以利于他们承受战争的疲劳和危险，承担繁重的体脑劳动。最后，通过读、写、算等基础知识和自然哲学、逻辑学、修辞学等科学知识的教育来不断提高人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进人们的理解力、判断力和思维能力。以提高人们的智力水平。这样，完整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结构通过教育就逐步形成。

四、关于教育成本分担的思想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高等教育教育研究室主任伯顿·克拉克教授在他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这样写到：“斯密认为大学的经费来源有三种：一是国家，二是大学，三是学生。”[2]而斯密在他的名著《国富论》中则着重论述了国家在教育费用负担中的作用。这一思想体现在他关于君主(国家)的职责的论述中，用今天的话讲，体现在国家对外职能和对内职能的论述中。他认为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应有三项职责，第一项职责是保护社会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的职责。第二项职责是尽可能保护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免于社会每一个其他成员的不公正和压迫行为的伤害的职责，即建立一种严格的司法行政的职责，在不同的社会时期，要求有大小非常不同的支出。第三项职责是建立和维持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这些虽然是在极高的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但其性质是，利润不能偿还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支出，因而不能期望任何个人或少数人会去建立和维持它们。履行这种职责，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也要求做出程度非常不同的支出。斯密提出的第三项职责所建立和维持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应包括教育机构在内。教育机构在斯密那里分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对所有年龄的人的教育两种。而教育经费的来源斯密将其区分为三种途径，第一种为自然收入，主要是学生付给老师的学费和谢礼。第二种为一般收入，主要是国家通过税收的方式征集的收入用于教育领域的部分。第三种为捐赠基金，主要是社会、君主自己或某些私人捐赠给教育的资金。三种不同的途径对学校办学的效率，教师的努力程度的影响是不同的。以自然收入为主更能激励教师为提高职业中的名声而勤勉工作。以捐赠基金为主“学校和学院的捐赠基金，必然或多或少减少教师们做出努力的必要性。”[1]828以一般收入为主，势必导致外部管辖权力的扩大。导致教师较少的努力程度和较低的学校效率。如果教师的“酬金全部甚至主要由国家付给，他很快就会学会忽视他的业务。”[1]850在斯密那里不仅具有了教育成本分担的思想，而且他对教育经费的不同来源导致教育效率各异的分析也是深刻的。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亚当·斯密的教育经济思想。毫不讳言，由于受历史条件和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斯密的这些思想还是初步的、零碎的、欠深刻的。比如，关于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论述。他看到了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教育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形成良好的国民道德风尚，一方面增加国民收入，另一方面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他对教育的发展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却较少论及，这可能与他撰写《国富论》的主要主旨不在于此有关。再比如，关于人力资本的论述。斯密虽然把人的有用才能当做一种资本看待，并且这种有用才能要通过教育才能获得，但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却是不全面的，他没有论及劳动力迁移、医疗卫生保健等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斯密的教育经济思想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它对后来人们对教育与经济关系探讨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富论[M].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2] 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徐 辉，郑继伟，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