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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探赜与现实观照中游走
——论阿来新作《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

2014-04-08袁仕萍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14年10期
关键词:阿来文学历史

袁仕萍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著名作家、《尘埃落定》作者阿来历时五年创作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下文中均称《瞻对》),于2014年1月由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阿来这部最新作品于2013年8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部分章节,4个月后荣获2013年度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大奖。评委会给《瞻对》的授奖词写道,阿来“通过长期的社会调查和细致艰辛的案头工作,以一个土司部落两百年的地方史作为典型样本,再现了川属藏民的精神传奇和坎坷命运。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并在叙述中融入了文学的意蕴和情怀。”[1]

历史、文学与现实——作品写作意图

几年前,在为写作《格萨尔王》而进行的调研过程中,阿来无意中走入了瞻对,并对这个地方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瞻对》一书便从这个意外的关注中诞生。瞻对在今四川甘孜新龙县一带,在清朝雍正年间,瞻对只有两三万人,清朝政府却从此开始七次对瞻对进行战争。在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结束,清朝政府不间断地七次用兵征讨瞻对这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民国年间,川藏双方在此相互争夺、打斗与谈判中摇摆不定;而在1950年,解放军将此地解放,并没有通过战斗。两百多年来,各种力量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瞻对这个地方,即清朝政府、国民党军队、西部军阀、西藏地方军队甚至于英国外部势力等,把此地搅得风生水起。这段历史深深地吸引了阿来,多年来他一直以文学家特有的方式关注着藏区,也一直想从人文的角度来关照历史,尤其是具体到某一个地方的微观历史。而《瞻对》的写作,无疑让阿来找到了一个表达内心多年愿望的最佳途径。阿来踅入历史深处,从微观史角度入手,追溯一个土司的兴衰,鲜活了康巴藏民一段复杂的历史和坎坷的记忆。之所以对瞻对的地方史产生兴趣,是因为作家阿来察觉到这部地方史正是一个典型样本,代表整个川属藏族地区一个几百年的历史缩影。关于这本书,阿来说自己最初进入文学就是想写小说,但文学却把他带入到了现实世界当中。今天的中国有很多成绩,也有很多问题,“我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就是只要这个国家发展,所有的社会问题就会在发展过程中烟消雪化,迎刃而解,但其实并没有这样,反而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民族主义的高涨。”阿来觉得自己也在遭遇这些问题,于是他带着问题一再追问,像一个学者一样走入田野,去观察这些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又何以会发生。

小说的本事线索是清政府七次用兵征战瞻对以及民国年间各方势力争夺瞻对,再现两百多年来瞻对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人与事,如实而完整地呈现历史的来龙去脉。阿来写的的确是历史,但却不难看到现实的影子。表面看来,作家用编年的方式,按照历史的基本线索,书写瞻对两百年来历史的复杂矛盾与冲突,但进一步深入审视,体现了作家阿来对这段历史独特而深刻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人,阿来有选择地按照历史上实有其事的因果联系和其意义展现了这一段真实的历史。

民族与民族在交往和融合中,应该以发展与进步作为前提,发展与进步又要以不断打破封闭,扩大对世界的认知为基础。阿来以一种反思的角度审视青藏高原的前辈,以及那些生而高贵的先知与世俗贵族。他认为自吐蕃帝国崩溃以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们的思维几乎还停留在原处,对世界的见识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只不过是经过了多次生物学意义的传宗接代。他提到法国人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讨论的是法国大革命,法国人那时知道了中国,更是打到了中国的门口。而中国其时还处于清朝咸丰年间,在瞻对的枭雄贡布郎加势力如日中天之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以外的事,还重复着过去的混战,并没有给整个民族的进步带来半点好处。在作品中,老故事又出现,换了一个套子,甚至里头各种角色的人跟曾经故事里出现过的人有惊人的一致。阿来沉重地指出,在他所讲述的各个故事中,几乎充满人类有史以来各种的戏剧要素,但缺少一个主题词:进化。他指出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设想,就是让他们所统治的世界,处于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历程之外,处于落后与荒蛮,“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以便于王朝的统治。史实证明,这种统治实则是民心涣散,适得其反。如果不促进这些地区的社会进步,不在这些疆土上将起码的国家认同培养起来,便会时而复失。在中国历史上,边界版图的变化,都与边疆民族的认同和引起的背反息息相关。

民族的进步与和谐,还需要不断改革。阿来将瞻对两百年的历史置于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之中进行比较。他发现,在中国历史上,于国于民都有利的改革,总是滞后进行。利益集团的反对和官僚机构的怠惰使得种种良策难以实施。到最后,已错失了良机。历史上的一些有见地的人,对于治藏也曾有过好的构想与动机,但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而执行者的行事风格与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影响事情成败与效果优劣的关键。比如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如果得不到理解与支持,反而被吹毛求疵。比如那种只求事功,藐视民众,藐视少数民族的,在各级官员中也并不少见。他用大量的史实证明,改革需要达成广泛的共识,更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一步一步负重前行。

作家以科学的理性、历史的精神对国家、对民族的现代性的烛照与思辨,是对中华民族走向现代、走向理想未来的期盼与呼唤,它对于今天的民族进步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雍正、乾隆时代,清朝政府曾派兵攻打瞻对,但主事的将军久攻不下,又加上瞻对人的确很强悍,于是一些将军便开始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把不存在的人写得活生生的,把活着的人写成死的,把没有或一点功绩写成功绩赫赫。通过对奏章的润色与加工,瞬间便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如官员的好大喜功,如官员的腐败懈怠,再如个别瞻对人的不思进取,不去努力创造价值创造财富,而是没东西吃了便开始干起打家劫舍的事情,再如地方政府和官员对辖区百姓的不管不顾,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类似的事情,置于这本书中的历史语境里,是真实的;而一旦置于现实中,似乎也是逼近真实的。“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样的现实,在现代的生活中,其实并不缺失。书中阿来常常借古喻今,常常以见证人的方式叙述历史与现实的巧合——不是个案,而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尴尬现实。就像作者在书中的评述:“所谓现实题材,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写的时候有新鲜感,但写着写着,发现这些所谓新事情,里子都很旧,旧得让人伤心。素性又钻到旧书堆里,来踪迹写旧事。又发现,这些过去一百年两百年的事,其实还很新。只不过主角们化了时髦的现代妆,还用旧套路在舞台上表演着。”[2]

对此,阿来自己也表示,“我觉得我自己写这本书不是在写历史,我就是在写现实。这里面也包含我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哪个民族,都希望这个国家安定,希望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幸福。”“现在大家对边疆地区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很容易将这些地区给标签化、浪漫化了,这种浪漫可以将当地面临的冲突掩盖起来。大家把这些地区当做是一个度假的地方,去那里寻找自己心目中的乌托邦。我写这本书就是想打破这种刻板的印象,将这些地区的原来面目呈现出来。并不因为我自己是藏族人,就对于藏区题材特别专注,而是我认为这个群体是很少人关注到,但它是有必要去关注的。作为知识分子,应当超脱于自己的家乡,去投入对现实的关注。”古代有文以载道的说法,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好作家肯定没有人愿意牺牲对于现实的、人生的关注和关怀。而在《瞻对》获得人民文学奖之后,阿来也表示,“真正的文学,一定是通往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我努力地通过文学之路,把这个世界推开,到处走走看看。”阿来写的是一个小地方的历史,但这是一本大书,它的意义远远超过文学。文学的方式总是以小见大,从个别出发来处理普遍性的问题。文化学者萨义德说过,文化就是要有一种能力把个别的危机普遍化,就是说,不要把孤立的事件就看成孤立的事件,它可能是整个人类命运或者整个社会方面的普遍象征和反映。菲茨杰拉德也说过,当我们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写出了普遍的一个类型的人,但如果我们特别高屋建瓴地想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写不出来。作者选择瞻对一个小的样板,但从其中可以看到世界普遍存在的文化冲突问题。

文献、传说与亲历——作品来源渠道

阿来自称新作《瞻对》为“不是小说的小说”。阿来为了创作这部作品,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资料和档案文件,十几次深入藏地、查阅数百万字史料。本着学术的严谨态度,搜集、整理、分析纷繁浩杂的历史材料,前后一共花了大概三年的时间来做这本书。从历史的缝隙深处,不断寻找有关川属藏民的生活记录。更多的时候阿来认为自己不是像一个作家在工作,而是像一个学者在工作,第一是要知道在哪个地方去找到材料;第二是拿到材料之后怎么运用,有时同时拿到好几种说法不一的材料,学者们的观点也莫衷一是时,更需要自己做出客观的判断,完全是以做学术的态度和方式来进行文学创作。这也与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作家学者化和学者作家化遥相呼应。

在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鲁迅当年曾将它分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和“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两类。[3]如果说阿来的《尘埃落定》具有“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想象与空灵,那么《瞻对》则是具有“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厚重与严谨。文献作为历史本体记录的载体,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准备。很多作家都是在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探求其内在的联系,为创作提供科学合理的基础。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子夜》可以看成一篇描写社会生活全景式的形象化的论文,也即叶圣陶所赞扬的茅盾写《子夜》是“兼具文学家写创作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4]

在文学创作积累阶段,文献是重要的基础。但是在《瞻对》作品中,文献成了文本中密集的要素。细读全文,作者对文献的使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直接引用。瞻对之战、土司制度、瞻对藏民和中央集权关系的演变、改土归流等全文主要的历史事件主要围绕《清实录》中官员奏折和皇帝批复展开,文献利用成了推动叙事发展的重要载体。(2)引用加注解。文献资料中的具有档案性质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陌生化、生僻化,作者加以注解。例如文中第3页关于江卡讯的注解,第6页关于督、提官制的注解,第36页关于生僻字蒇的解释,第33页关于代本的注解,第260页关于夷禀的一段汉语翻译……(3)前后补充。《西藏记游》关于夹坝说法和《康巴文苑》关于夹坝游侠歌是作者对家乡夹坝描写的补充。《西康视察报告》中关于瞻对地形描写和《新龙县制》中瞻对概述是对瞻对地形的补充。(4)相互印证。关于贡布郎加被烧一事,当地史料与《景纹驻藏奏稿》记载的差异。

文献不仅作为作家创作重要的前期准备、知识积累和了解历史事实的依托,而且作为展开叙事的重要载体,使得历史叙事带来了真实效应:不仅在一系列重大事件描写上,如清廷七次征剿瞻对、藏区土司制度、改土归流、汉藏关系等皆是按当时的历史本事演绎,而且内中还全方位、大容量地融进事件之外的典章制度、机构设置、官员配备、民俗风情等各类生活场景,与历史原型保持异质同构的胶着关系。作品更切近历史的本色,实现最大限度的历史还原,从而散发出浓浓的历史感,同时也是这部作品被标以非虚构的原因。非虚构,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还是作为一种艺术哲学或美学原则,它原本就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具有密切的理论渊源关系,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和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及其本质上,较之其它文学样式具有独到的优势。非虚构文学在当下戏说历史成风的情况下,尤为难能可贵。

当然,用文学的方式进入历史,把遗忘的历史进行梳理,把历史的碎片根据作者的理念进行重组,不仅需要作家狠下一番功夫,更关键的是还需要作家调动文学的笔墨把历史写得鲜活而生动。《瞻对》广泛借鉴各种叙事手段,在叙述中一方面借用和拟写神话传奇和童话故事,另一方面巧妙地诉诸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用互文的方式将历史变成一种文化资源以供挖掘。瞻对地理意义上相对整个中国的某种边缘性、广阔性和异质性,赋予了创作者叙事方式的灵感和空间。康巴藏民自古以来就居住在扼守着川藏交通的茶马古道之上。由于受到特殊的社会体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他们既不同于西藏地区的藏民,又有异于川西的汉民。他们虽然信奉藏传佛教,但他们又常常游离于宗教之外。阿来就是从这种存在入手,精心选择了瞻对土司作为考察对象,再现川属藏民的精神传奇和坎坷命运,使一个个历史场景变得鲜活生动,凸显其代表性。瞻对充满英雄主义的气质,以最为常见的方式体现出来,便是夹坝行为。瞻对一地,山高水寒,林深路长,时有刀光剑影,自然适于夹坝生存。很多时候,土司对于夹坝的滋扰无可奈何,甚至有的夹坝行为还是当地一些土司组织实施或纵容指使的结果。但凡夹坝出没之地,生产力极度低下,百姓要承受杂税与无偿劳役。于是在这些地方,夹坝就成为一种相沿已久的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对生产力不足的一种补充。在清一代,川属藏区一直被夹坝四出的情形所困扰,朝廷和地方当局为此煞费苦心。阿来以文人特有的敏感和睿智,牢牢抓住了这个充满吊诡色彩的词汇,重构了瞻对土司一代代首领尤其是班滚、贡布郎加的传奇人生,再现了他们的游侠气质。走出文字上的瞻对历史记录,在民间可以听到瞻对人民彪悍、勇猛、不屈等更加丰富饱满的精神记忆。通过多次的走访和调查,阿来渐渐发现,那些部落首领在瞻对人的脑海中常常以神魔混杂的形象,沉淀在他们的记忆之中,无论是班滚、贡布郎加,还是青梅志玛都是如此。它让人们看到在这片土地上,“一个人常会感到自己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俗世界,另一个则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心灵世界,在那里,人们仍然在传说种种神奇至极的故事,关于高僧的法力,关于因果报应,关于人的宿命。无论传奇还是现实,也无论劫盗还是游侠,在两百多年的沧桑记忆中,随着一个民风雄健、号称铁疙瘩的部落融化,已经散落在历史深处。

从创作之初就与许多当代西方作家的成功作品在汉语作品中相逢的阿来,对于现代叙事视角技巧有着很强的把握。阿来善于寻找不同材料或不同声音之间的差异,以便在一个较小地理单元内,获取其整个文化的方方面面,把握其整体。以文献为主要元素穿插历史事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作者采取全知叙事视角;当地人讲述民间故事的奇闻异事点缀瞻对康巴传奇,采用的是限制叙事视角。而以作者的身临其境的田野考察,获取历史现场感,正是这种现场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读历史文献。

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文化的交流和互渗日益影响着世界的发展。阿来关注本民族同胞在现代化进程中重铸的苦与乐,也关注母族文化的嬗变与丰富进程。瞻对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不是作者急于向世界呈现其独特性,而是在瞻对、西藏、中国和世界的交融中探究本文化与世界的关系,探寻着文学的精神价值和情感深度,反思人类文化的共同处境,表达普世性的思考与感悟,为藏族当代文学受众范围的拓展以及当代中国文学多样化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江 楠.阿来《瞻对》获非虚构作品大奖[N].新京报,2013-12-22.

[2] 阿 来.瞻对[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59.

[3] 鲁 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2[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42.

[4] 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J].新文学史料,198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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