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司永

(湖北文理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湖北 襄阳 441053)

从文本互文性理论的角度，文本间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纵横交错、相互指涉的互文依存关系，文本的意义必然受到源于其它文本的干预、辐射、扩散的影响，这种意义辐射效应消解了既往文本意义的统一性规定，开启了文本语义不确定性、多元性研究模式。文学文本的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本意义的转换，是一种在语言、文本、文化和思维等诸多层面展开的互文性活动。译语文本与原语文本之间体现出互文性，即原语文本是译语文本最大的互文本。而在文本翻译的一系列转换过程中，译者对原语文本进行阅读和阐释，理解其社会文化信息，并在语用的层面上对原语文本进行“二度创作”，传递原语文本的互文信息，从而完成译语文本的书写活动。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译语文本能否对译入语读者产生与原语文本作用于原语读者同样的语用认知效果，其关键在于建起一种共享的语篇互文连贯的关系。本文旨在对译语文本与原语文本语用认知效果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进行尝试性研究，在文学文本翻译实践中，译者为实现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之间的这种语用互文转换，灵活地采用两种语境的从差异到综合、语篇的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语用翻译策略，这对文本翻译的语用互文性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文学文本翻译的语境互文：自律语境与他律语境的重构

“语境”概念最先由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于1923年提出，“语境”的涵义随之延展深化。英国语言学家弗斯将情景语境模式细化为场景语境和语言语境两个方面，重视上下文因素所设定的意义。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功能语法家韩礼德提出了“语域”论，涉及到话语的范围、方式和基调三个方面。英国语言学家兼翻译家卡特·福德认为“语境即‘情景语境’，那些与文本在语言学上相关的文本之外的情景因素”。[1]他率先将语境论运用于翻译研究。可以说，文本的上、下文即“文本语境”是文本语境观的创新，为翻译的语境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认为“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理论与基本词义。”[2]这表明，语境不仅制约着语言的形式与内容，而且制约着译者对原语文本语言形式和内容的阐释和书写。

在20世纪90年代，翻译语境的研究在英美两国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取向。英国语言学家哈提姆、贝克、格特等侧重于从情景语境的语场、语旨、语式三要素与翻译间的关系问题研究。尤其是格特基于斯帕伯和威尔逊的“关联论”创立了翻译的“认知语境模式”，[3]即强调外因为阐释过程所提供的知识信息以及交际参与者能获取相应知识信息度，或称为译者与译语读者之间的交际行为，也即翻译需要参照原文语境。美国语言学家丹尼尔·肖认为“翻译语境是翻译过程中聚合起来的文化互动的总和”，[4]并将之图示化为三个构建的行为过程：原文语境→译者→译文语境，即原语文本语境为译语文本语境提供互文本性文化语境，译者即两种文本语境的建构者，译语文本语境即原语文本得以重构的文本语境。这表明，在文学文本翻译过程中，译者扮演着将两种文化语境由差异到综合进行协调的角色，既要关照原语文本的语境，又要考虑译语文本的语境。尽管英美语言学家就文本翻译语境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但是，这为后继者进行文本翻译语境互文性的深入研究铺平了发展的道路。

受西方“翻译语境”研究的影响，中国学者刘宓庆提出了“译必适境”[5]的翻译语境观，即强调对译语文本语境的关照。程永生认为“译者翻译时一方面要根据自己的语境，另一方面要根据原作者的语境来确定文本的意义，这就是译者的翻译语境。”[6]即强调对两种语境的双向关照。此外，李运兴认为：“翻译情境主要包括翻译活动发生的社会背景、发起者、译者的动机和目的两类因素。”[7]这些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翻译语境和翻译情境两个方面，为文本翻译的语境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纵观国内外语境的研究成果，文本翻译语境主要包括原语语境、译语语境、情景语境、译者等互动综合因素所构成的自律语境与他律语境的“互文性语境”。换言之，文本翻译活动是原语文本语境与译语文本语境所组成的互文本语境的重构过程，必然导致译语文本滋生了新的意义，这正如翻译研究者钟书能所言，“译语文本超越了语言或字面的意义。”[8]换言之，文本翻译互文语境的建构主要体现在自律语境重构和他律语境重构两个方面。

1.译语文本自律语境的重构

自律语境即指一种语言内部存在的、规约语言意义的相关要素共同组建的语境，也就是约束词义的短语、语法结构成分及修辞等语境因素。词义主要体现为语法生成义与词汇意义，前者通过语法结构容易确定其真实意义，后者包括概念意义、内涵意义、文体意义、情感意义和搭配意义。在文学文本翻译中，原语文本任何词的概念意义和关联意义都与在什么样的上下文、什么样的文体、什么样的词语搭配等自律语境因素休戚相关。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原语文本这些自律语境因素，就不能准确地把握词语和语句的真实意义，就会破坏原语文本的自律语境，也就不能相应地正确重构译语文本的自律语境。

在文学文本互文翻译中，词义的翻译往往基于上下文语境来确定词语的具体意义，例如，(1)Like charges repel， unlike charges attract. (2) He likes math more than physics. (3) In the sun beam passing through the window there are fine grains of dust shining like gold. (4) Like knows like. 这四句中的like，由于各自所处的语境不同，因而其意义各不相同。基于具体的语境，like分别译为：“相同的”、“喜欢”、“像”、“英雄”。再如“green”在以下的短语中形成语义辐射圈，具有不同的意义：a green Christmas——温暖无雪的圣诞节，a girl green from school——刚出校门的姑娘，green with envy——十分嫉妒，in green tree——处于佳境，keep the memory green——永记不忘等。尽管如此，有时仅仅基于上下文语境是不够的，译者需要从篇章语境层面才能建起译语文本的自律语境，这常见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以及文献文本的互文翻译。《好兵帅克》中“Sir”贯穿全书。原英语小说文本的主人公即为一名普通士兵，每当与同长官讲话时，他就会先敬礼再说“Sir”，令读者颇感幽默之处。如果译者把“Sir”译成概念意义“先生”，那就失去了原文本的诙谐风格，也不符合好兵帅克的形象。翻译家萧乾将之译为“报告长官”，既准确地传译了士兵的搞笑形象，仿拟了原语文本作者的讽刺语调，又达到了原语文本的修辞效果，进而重构了汉译文本的自律语境。

2.译语文本他律语境的重构

在文学文本翻译活动中，除重构译语文本的自律语境之外，译者需要考虑译语文本的读者能够获得进入到与原语文本的读者一样的语境感受，也即译者需要考虑重构译语文本的他律语境，换言之，如我们常说的“言外之意”或“言外之境”。这种“言外之境”主要指向文化语境。

文本的文化语境与作者创作文本的历史传统、社会伦理、思维方式等因素紧密相关。文化的精髓都是通过语言的具体形态而表征，无形地附有本民族文化的烙印。一种民族文化的语词内涵，在不同民族文化里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及象征意义，简言之，一些不言而喻的文化表象，在另一种文化里却要经过很透彻的解释才能得以认知。英国语言学家艾利克·帕特里奇说：Words do not have meanings， people have meanings for words(词本无义，义随人生)。美国语言学家罗伯待·霍尔同样认为：Any meaning people give to a word is automatically its real meaning under the circumstances(人们于语境赋予一个词的任何词义，自然就是该词的实际词义)。在汉英语言文化交流中，文化语境因素左右着词义的生成，翻译时必须考虑到双语的文化语境，这样才能确切、自然地再现原文语境。例如，汉语的“气管炎”相当于英语的tracheitis，都属于一种呼吸道疾病。但在汉语或日语交流中，说某人是“气管炎”意指同音异义的“妻管严”， 即“怕老婆”的丈夫，在英语里相当于a henpecked man。无论是从英语到汉语还是从汉语到英语，译者都需要进行文化语境的重构，才能达到语言文化交流的目的。由此而知，两种语言文化上的差异给翻译带来了潜在的困惑，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然。比如在西方文化中的heroism or individualism即“英雄主义、个人主义”都是褒义词，强调个性的张扬，而在汉语文化中却都是贬义词，应该把collectivism即“集体主义”放在首位。因此，在英汉语文本的互文转换中，将负载文化因子的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时，译者需要考虑不同话语的交际规范，基于原语文本的文化语境，重构译语文本的文化语境，便于译语读者充分欣赏异域文化。简而言之，翻译就是从原语语境到译入语语境的重新构建。换言之，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也就是从一种语境到另一种语境的转换，在转换过程中，译者只有准确地把握原语文本的社会、文化、认知等言外之意，才能构建一个既符合原语文化语境又符合译入语文化语用原则的他律语境，从而实现不同语言间的交际目的。

如果仅从表面审视文学文本的翻译活动，那么译者似乎只是两种语言文化、主客观因素互动总和的媒介。其实并非如此。在文本翻译两种语境的互文建构中，译者始终起着主观、能动、对话的作用。翻译语境的研究离不开对文本的阐释，离不开文本互文多重因素的互动激活，更离不开译者基于原语文本语境重构译语文本语境的“二次书写”。在互文性理论的关照下，翻译语境的相关因素被激活并无限地扩延，构成了新的开放性的互文性语境。简而言之，文学文本互文翻译过程实际上就是译者基于对原语文本的自律和他律语境的认知，然后重构译语文本的自律和他律语境等一系列语境的认知、建构以及代码表征的“二次书写”过程。

二、文学文本翻译的语篇互文：形合与意合的协同

基于语境互文性的认知，论及语篇的互文性，语言学家哈蒂姆在《语篇与译者》中指出：“语篇互文性是语篇彼此相连的方式，并被视为语篇激活相关知识的符号。它确立了语篇间的依存关系，据此来认识语篇。”[9]由此而知，文学文本翻译的原语文本语篇和译语文本语篇是通过两种或多种语篇的知识信息方式建构了互文翻译语篇。哈蒂姆阐释了语篇互文的三重性：“说者与听者或作者与读者间的互动；说者或作者与产出语篇间的互动，听者或读者与接收语篇间的互动；语篇与语篇间的互动。”[10]换言之，这三种互动关系均由译者或读者进行对原语文本语篇的解读与对译语文本语篇的建构来完成从“阐释到书写”等一系列活动。或者说“语篇的意义由作者与读者或者译者与读者共同来实现”。[11]91这表明，对每个语篇的解读如对每个文本的解读一样，都具有互动开放性。

1.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互文本语篇的三重属性

任何互文本语篇都具有时序性、相关性和依存性的表征。首先，任何一个文本的生成都与若干的前文本相联系、相照应，构成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互动关系。读者或作者建构的语篇指涉照应着一个或数个语篇，后语篇与前语篇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时序性关系。此外，一切文本都是同化其他文本的结果，即“没有任何一部文学文本中不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其他文本的痕迹。”[11]125也就是说，一切文本都有相对应的互文本，语篇也存在着与自己相对应的互文语篇，即语篇的相关性。后在的语篇一般都基于先前的语篇而生成。换句话说，前在的语篇总是影响着后在语篇的生成，二者之间存在着互文依存性。但是问题在于：在进行文学文本翻译时，基于原文本与译文本间的互文本语篇的三重关系，译者是怎样建构译语文本的语篇呢？

首先，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互文语篇的普适性。基于文本互文论，任何文本都具有互文性，任何语篇也同样具有互文性。在文学文本翻译之前或者进行之中，译者都会尽量搜集相关的用母语写就的文本。所选用的参考书目会对译者有所启发，共同参与了译者建构译语文本的过程，并与生成的译语文本形成了互文参照。这表明，跨语间的互文参照为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两者间互文转换提供了潜在的资源，引致了互文语篇的生成。

其次，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互文语篇交际目的的差异性。在文学文本翻译时，在译语文本的“前景”整体功能的关照下，原语文本的“背景”部分功能暂时隐退，译语文本借助原语文本来实现自己的跨文化交流之目的。尽管如此，原语文本本土文化价值，只是在异域环境中随不同的翻译目的在发生着变化，有了不同的参照对象，依然隐形性地保留着独立性和完整性。这种共存性依然依赖于互文语篇，即它所处具体的主体语篇而存在。文学文本的翻译就是借原语文本来达到与译语文本的交际为目的。所以说，原语文本只是交际的手段，译语文本才是交际的真正目的。交际目的是决定性因素。但是，他们总是带有明显的互文性。

最后，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互文语篇的逻辑性。基于发生学的认知，原语文本在前，译语文本在后，二者之间似乎呈现出明显的线性关系。在文学文本翻译中，译语文本经历了对原语文本信息的“二次”筛选过程，即“任何前文本都只是后文本信息供应源，读者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那些之于自己比较重要的信息”。[12]这表明，译者作为原语文本的读者，依据自己的趣味，先完成了对原语文本信息的筛选，继而书写译语文本并将之引向译语文本的读者。译文读者实际上进行着二次筛选。但是，毋庸置疑，原语文本是原型，是译语文本最有参考价值的互文语篇。尽管翻译目的有所不同，但是每种译语文本都是译者个性化劳动智慧的结晶，而且各种译语文本是源于同一原语文本，各种译语文本间的互文指涉益于延长互文链接，强化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间已延伸的互文深层研究。

2.英汉语文本翻译互文语篇的差异性

互文本语篇的构成表明，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之间在整体上呈现出语篇互文性，在细节上“互文性渗透并可以锁定在词、词组、句子、语篇甚至体裁等各个表达层面上。”[13]换句话说，任何语篇的构成因素如词、句子、语篇等成为激活其他语篇知识信息的互文符号因素。但是英汉两种语言知识差异最终导致两种语言间的语篇差异性，如衔接手段、结构方式及思维模式等各不相同。语言学家王力认为：“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中国语法是软的，富有弹性。……所以中国语法以达意为主。”[14]也就是说，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

英语语篇讲究形合。语篇的形合指句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用关联词连接起来，表达语法意义和体现逻辑关系，是组词造句的外在逻辑形式。“英语语篇注重形合，即讲究逻辑，严谨而精确，其语段多呈环扣式、多层面延伸，以形相连，更注重衔接。”[15]为凸显英语的形合，往往借助显性连接意义的词语和结构体现结构间的逻辑语义性，即运用有形的连接手段来达到语法形式的完整。在形式上讲究逻辑严谨，句子的组织严密、条理清晰，句法功能完整外显。例如：

(1)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 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that we here highly rev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that this nation，under God，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Abraham Lincoln，The Gettysburg Address)

(2)It was what sentimentalists，who deal in very big words， call a yearning after the ideal，and simply means that women are not satisfied until they have husbands children on whom they may center affections，which are spent elsewhere， as it were， in small change. (W. Thackeray，Vanity Fair)[16]

从以上两例可知，文本(1)采用了5个that语篇连接词，文本(2)运用了what/who/that/whom/which以及until/as语篇连接词，语篇语义整体连贯，外显完整。各句都有严谨的主谓结构，主次分明，结构规范完整。语义设置按照形式逻辑，环环相扣，呈聚集式。主题思想的表达开门见山，直奔主旨，然后用其特有的关系连接词把各句紧密串联，构成完整语篇的显性形合。

汉语语篇注重意合。语篇的意合即主要凭借语义或语句间的逻辑关系而不用或少用语言形式连接手段，注重内在逻辑事理顺序，凸显内在意义模式。汉语语篇的意合如“形散而神聚，即汉语语段呈流散式铺陈延展，松散自由。”[17]语篇的连贯不是通过起连接意义的词语和结构来达到，而是让作者、读者或译者通过情景语境、上下文语境确定成分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即通过连接词语、代词、词序、助词、词汇语义关系等隐性链条将不同的层面串接，自然衔接，其表现形式受意念引导，显得外松内紧，换言之，衔接关系呈现出内隐性。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16]

虽然上例的语篇缺少像英语一样的显性语篇连接词，但是例文的逻辑关系纵横交错，语义完整，整个语篇浑然一体，形散而意合。在诗词文本中，9个词组分别构成三组图景：远近不同、显隐相应、悲喜交加。“夕阳西下”而景情交融，构成一幅完整和谐的意境，描绘了一幅令人伤感的暮秋黄昏游行图，道出了“断肠人”的奔波之苦。这是典型的意合语篇，结构简练、明快，但文本所表述的意义丰满而深邃。

其实，文化思维模式是英汉语篇差异的幕后推手。无论是形合还是意合都只能是语篇建构的外在语言形态，真正影响和制约语篇构建的关键因素即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模式。例如东方人注重人文、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因此，中西思维方式分别属于整体、直觉、具象思维与分析、逻辑、抽象思维模式。不同民族的思维差异导致语篇形合或意合的他性特征。尽管如此，在英汉语文本翻译的实际语篇转换中，英语同样运用意合手段，而汉语也运用形合方式，只是二者侧重的度有所不同。所以说，在英汉语文本翻译中，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语篇互文转换过程是一个感性与理性的协同交互过程。例如，老舍名篇《我的母亲》节录：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地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圆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18]

译文：After I graduated from primary school， relatives and friends all recommended that I drop out and learn a trade to help my mother. Although I knew that I ought to seek a livelihood to saddle with my mother’s part of hard work and distress， I still aspired to go on with study. So I kept learning secretly. I had no =courage to tell my mother about the idea until admitted to a normal school which provided free uniforms， books， room and board. To enter the school， I had to pay ten Yuan as a deposit. This was a large sum of money for my family. However， after two weeks’ tough effort， mother managed to raise the money and sent me off to school in tears afterwards. She would spare no pains for her son to win a bright future. On the day when I was appointed the schoolmaster after graduation， mother and I spent a sleepless night. I said to her， “you can have a rest in the future.” but she replied nothing， only with tears streaming down her face.(自译)

原文老舍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实直白。因此，在翻译本篇时不仅要注意忠实于文字意义，更要忠实地再现原文的语篇风格，避免用过于高级的词汇表达和句子结构，最好用平实的语句表达出原文的精神面貌。语言形式上使用了中文同类语篇的表达方式，致使英汉语两种语篇在语用形式上相互适应。这正有力地说明印欧语系属“语法型”语言，而汉语则属“语义型”语言，其差异性表明英汉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思维模式，折射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属性。所以说，英语语篇注重形合与西方民族倾向形式逻辑思维密切相关，呈现出语篇理性特征；汉语语篇注重意合与汉民族倾向综合、模糊性思维相辅相成，呈现出语篇感性特征。

由此而知，从语篇互文性的角度来理解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原语文本是参照，为译语文本所用，译者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或其他相关翻译语境来改变使用原语文本的方式。语篇与语篇的对话性不仅表现在语言形式的对话，而且更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对话。这种对话性是话语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翻译的语用互文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英汉语文本翻译的语用互文性，首先路径语境互文体现了从差异到综合的互文转换特征，继而通过语篇互文揭示了英汉语语篇的理性与感性的互文转换表征。所以，文学文本翻译的语用互文性研究揭示了跨语文本表层语言形式的互文转换规律，进而深入揭示了接近文本深层的语言意义、语用场域互文转换规律，为研究文学文本翻译更深层如文艺学、美学等互文转换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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