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华萍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伯夷叔齐是孤竹国的历史人物，也是中国士人敬仰的精神楷模，被后世称为道德的典范。夷齐一直被视为“清廉”的象征，受到历代帝王的尊崇，被称为“天下廉士”、“昭义清惠公”、“崇让仁惠公”，赐封“清惠”、“仁惠”、“清节”谥号;被孔孟等历代圣贤称为“圣之清者”;民间更有“夷齐清风”之美誉。而夷齐之“廉”德最早是在先秦典籍《孟子》、《战国策》、《吕氏春秋》中有所记载。

一

《孟子》中两次提到伯夷之廉: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下》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尽心下》

“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东汉赵岐《孟子章句》训为:“顽贪之夫更思廉洁，懦弱之人更思有立义之志也。”意思是说听过伯夷风范的人，原先贪得无厌的人也会变得廉洁起来，原先怯懦软弱的人也会变得具有刚正不屈之气，反映出伯夷精神对于后世的精神感召力，也说明孟子推崇伯夷的原因在其“廉”。

那么孟子是如何界定“廉”的内涵的呢?笔者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孟子所认可的“伯夷之风”的内容，二是孟子所认可的“廉”的内容。

《孟子》一书关于伯夷的评论共有七处，除了《公孙丑上》提到“伯夷隘”对其稍有微词外，其他几处都对其赞扬有加:“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孟子·公孙丑上》)，“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孟子·公孙丑上》))，“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孟子·告子下》)，“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离娄上》)，“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孟子·公孙丑上》)，“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孟子·万章下》)孟子虽然认为伯夷之行为失之太清而不能容，称其“隘”，但也看出孟子对伯夷之清廉的认可。伯夷志行峻洁，个性刚直，有非常严格的道德标准:“非其君不事”、“不立于恶人之朝”，即不符合其标准的君王不去侍奉，诸侯即使用动听的言辞来请他，他也不接受，不屑于接近他们，以免污其高洁。因此他避纣王暴政而隐居北海边等待天下清明，真正体现了“治则进，乱则退”的立世原则。故孟子称其为“圣人，百世之师”(《孟子·尽心下》)、“圣之清者”(《孟子·万章下》)。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在《孟子》一书中，“廉”字出现了七次［1］，除了“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孟子·滕文公下》)中的“飞廉”为商纣王宠臣名字外，“闻伯夷之风，使顽者廉”出现两次，强调伯夷风操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其余四处为:

“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

“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滕文公下》)

“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孟子·滕文公下》)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孟子·尽心下》)

这四段话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孟子对“廉”的看法:第一处非常清楚地指出，面对可以拿也可以不拿的东西，拿了就是“伤廉”，廉为“不取”，孟子认为，“廉”就是不取身外之物，不贪不义之财。取，不能伤廉，要“取于民有制”。第二、三处则是以陈仲子为例，孟子认为陈仲子这样一个以廉洁闻名的学士，他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并不是真正的廉，是一种故作姿态的沽名钓誉，是伪廉。因为“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孟子·滕文公下》)。在陈仲子心中必定有一个收受、享用他人财物的标准，毋庸置疑，是“廉”，但他把“廉”的概念仅仅局限在受用别人的财物上，表现在外在的形式上，而没有强化在思想中落实在行动上。孟子心目中真正的“廉”是像伯夷那样，要有自己的是非观、分辨力，不苟取。第四处则指“乡原”，一种表里不一，四面讨好八面玲珑之人，表面上看似廉洁，实际上却损害廉德。这四处不仅从正面上对廉进行了界定，同时也从反面阐述了廉德不仅体现在外在行为上，更主要的是一种自律意识。

“廉”是儒家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孟子作为儒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文中以伯夷为例，回答了“何为廉”、“为何廉”、“何以廉”三个问题。廉为不取，但不是纯粹的表现为外在形式，而是个人修身、成就完美品质的必然要求，也是基本的道德操守。伯夷叔齐的清廉之风警醒我们，尽管不能达到他们非义不为宁可以死守志的境界，但起码能使我们有见不义而坚决不为的道德底线。

二

《战国策》中的谋士策士在进行论辩时经常提到伯夷，其中将伯夷作为廉洁的典型来论证自己观点出现了三次:

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燕策一·人有诬苏秦于燕王者章》)

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污武王之义而不臣，焉辞孤竹之君，饿而死于首阳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数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燕策一·人有诬苏秦于燕王者章》)

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乔松之寿。(《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

在这里，“伯夷之廉”是战国策士们论辩时运用的例证论据。苏秦用尾生、伯夷、曾参的事迹反驳别人对他的诽谤，指出政治活动不能用普通的仁义道德来评价，却肯定了尾声诚信、伯夷廉洁、曾参孝顺的高洁品行，并指出了伯夷之廉主要表现在拒不接受孤竹国国君位、不臣与周武王、不吃白食饿死于首阳山三个方面。蔡泽以盛极则衰的充分论辩说服了权臣范雎，让他纳还相印，虚相国之位以待贤人。这样既可博取伯夷一样的美名，又可长享富贵，世代称孤，更能和仙人王子乔、赤松子一般长寿。这里蔡泽认为伯夷之廉主要体现在拒受爵禄。

《战国策》所体现的廉，还可以从对伯夷的评价和对廉的认识中进一步了解到。在《韩策三·或谓韩王》:“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与古同。事之虽如子之事父，犹将亡之也;行虽如伯夷，犹将亡之也;行虽如桀、纣，犹将亡之也。虽善事之无益也。”这里的伯夷主要指伯夷让位于叔齐的典故，对伯夷是持肯定的态度。另外在《燕策一·苏代问燕昭王》中提到“廉”可与伯夷之廉相互参照，苏代谓燕昭王曰:“今有人于此，孝若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史䲡。……”“廉如鲍焦、史䲡，则不过不窃人之财耳。”这里的廉指的是“不窃取人之财”。

《战国策》以记叙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为主要内容。战国时代时局动荡，由于诸侯纷争，各诸侯国普遍面临难以预料的生存危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被打破，更多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以智相争以谋相夺。而谋臣策士大都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之徒，朝秦暮楚，唯利是图，寡廉鲜耻。他们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悖，如苏秦批驳忠信、廉洁和孝顺等观念，认为如果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则不能建大功，信行“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燕策一·人有诬苏秦于燕王者章》)，但从他们的评价中可看出伯夷之廉一直是被奉为圭臬的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而其不恋君权、不窃取人之财的行为，是“天下之高行也”。从历史的角度看，战国时期的谋士策士们拥戴的可谓各有其主，思想主张也各有不同，其思想确是“入世”的。这些人把伯夷、叔齐作为典型例证进行论辩，恰恰反映了伯夷叔齐之廉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当社会处于和平状态时，无疑更需要伯夷这种内心世界对“廉”的坚守来强化某种道德规范。

三

《吕氏春秋·诚廉》篇中用伯夷叔齐的故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坚与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犹此也。昔周之将兴也，有士二人，处於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偏伯焉，似将有道者，今吾奚为处乎此哉?”

……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割牲而盟以为信，因四内与共头以明行，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乱世，不为苟在。今天下暗，周德衰矣。与其并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轻。有所重则欲全之，有所轻则以养所重。伯夷、叔齐，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轻重先定也。

文中以石坚、丹赤为喻，指二人为其道而能保持操守志节，甚至可以舍生取义，对二人给予极高的评价。伯夷叔齐西行周朝主要是追求“道”，他们深入观察西周的道德风尚，发现武王派叔旦去策反纣王的高官胶鬲，以“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条件，签订盟约。又派召公去策反微子开，许诺其世世代代为长侯，并把桑林和孟诸这两个地方送给微子，以此签订盟约。这行为和二人所秉持的仁道是相悖的。《吕氏春秋》除了《诚廉》之外，在《冬纪·忠廉》中对廉也有所界定“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贵富而忘其辱”，认为廉就是面对诱惑能坚守本心。综上可见，《吕氏春秋》认可的伯夷叔齐之廉更主要的体现在一种以道为是非观的道德自律。

《吕氏春秋》汇集了战国末期百家之作，原是为了综合各家学说之长，指导秦国统治阶级兼并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并实现长治久安。它对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说有所吸收，有所扬弃，其中“十二纪”是全书的主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其中《诚廉》以先秦伯夷叔齐为例来表明伯夷叔齐之“诚廉”是秦国实现统一、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弘扬和提倡的道德品格。

四

综上所述，伯夷叔齐之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廉”即“从广，兼声”［2］444下。“堂之边曰廉”，廉的本义是指堂屋的侧边。引申为物体的棱角，有棱角，露出棱角。而对于伯夷叔齐而言，指其“不事其君”、“不立于恶人之朝”的个性品质，他们有独特的见解和操守，不随波逐流。不是他们认可的君主他们是不去侍奉的，也不屑于侍奉。武王、周公都是圣人，他们带领天下贤士和诸侯一起攻打商纣，很少有人指责他们，而伯夷叔齐却偏偏认为不能这样做。殷商被灭掉以后，天下尊奉周朝的统治，而伯夷叔齐却偏偏以食周粟为耻，饿死也不回头，体现了其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一介匹夫，不仅无功业可言，亦无权势可依，只坚信自己的志，这种我行我素、卓而不群之个性被韩愈称之为“特立独行”，也是中国文化中极为稀有的宝贵品格。

二是谦让不取之高风亮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廉之言敛也。引申为清也、俭也、严利也。”［2］444下韩非子认为廉就是不贪财。他在《解老》中说:“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具体到伯夷叔齐，其廉德则指对君权的不恋，对财富的不贪，对官职的不受。《庄子·让王》中提到伯夷叔齐二人到西周“武王闻之，使叔旦往视之，与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而伯夷叔齐认为“此非吾所谓道”，因此选择离去来保持品节之高洁。它与《吕氏春秋·诚廉》的记载大体相似，体现伯夷叔齐在权利、金钱、官职方面的不取，是“临大利而不易其义”的清廉。夷齐的谦让不取也体现了早期的义利观，伯夷叔齐向往西伯仁政，希望去养老，可见他们也不否认利(物质生活)，但是这利是以义为基础的。夷齐的典型性就在于，当他们面临义利不能两全时，选择的是先义后利(谦让去国)，舍利取义(不臣武王)，甚至是舍生取义(饿死首阳山)。夷齐之廉也是后世义利观取舍的典范。

三是笃道守节之自律精神。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廉”字条:“此与廣为对文，谓偪仄也。”［2］444下指偏狭、狭小。孟子在《公孙丑上》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看似是批评伯夷气量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伯夷之气节不可易。孔子称赞其“求仁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战国策·诚廉》也歌颂了伯夷之气节精神。伯夷之“廉”不是陈仲子之伪廉，也不是乡原的表里不一之廉，而是执着地坚守某种道德的政治信念，因此能不为外物所动，坚守其道，甚至可以以身殉道，这是一种从内心开始构建的自我价值标准，并以此作为践行仁义的最高人生追求。伯夷叔齐之廉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他们以去为洁，不为物势所迫，不求口腹之欲，这不是畏惧法律而不敢取，也非崇尚名节而不苟取，而是洞明事理不妄取，是为廉之最高境界。

从上可看出先秦夷齐之廉主要指的是道德操守和道德境界，主要依靠的是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是一种个人自觉的精神追求，以道德追求为至高要求，以道德是非为是非，非有所求而为，非为名利而为，完全是尽己之义而为，遵循道德之本心而为。尽管后世对夷齐有不同评价，但这种内在的精神追求，用生命践行道德信仰的至高至远境界，却是夷齐之廉的永恒魅力所在。

结 语

孤竹文化蕴涵着中国文化的精神源头。伯夷叔齐的廉德是夷齐精神的发轫，也是中国廉政文化的道德源泉。虽然秦朝之后主要是以法促廉，但是伯夷叔齐所代表的道德诚信之廉对于后世的精神召唤无疑是巨大的。如司马迁把《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称“举世混浊，清士乃现”，班固、刘向、韩愈、周恩来等古今名人都肯定了其气节，陶渊明、韩愈、文天祥、闻一多、朱自清等高洁之士都视伯夷之廉为道德最高境界。

探讨伯夷叔齐的“廉”，重现其特立独行之个性气质、谦让不取之高风亮节及笃道守节之自律精神，不仅可以使后人从中国文化源流的角度正确审视夷齐精神的历史价值，同时能以此为契机，在当代视域下重构精神家园和道德底线。尤其现在重倡夷齐之廉，既是对现代人思想的一种约束，又是一种正面的鼓励和引导。挖掘夷齐精神中的廉德，形成以廉德为核心的道德理念文化，对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周文德，杨晓莲.孟子数据库［M］.成都:巴蜀书社，2002:157.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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