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涛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海口570228)

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期间，胡传受广东巡抚吴大澄之托，对海南黎峒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考察，并以日记体详细记载了整个行程。该日记后以《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为题发表在1934年9月地理学专刊《禹贡》第二卷第一期，成为研究胡传海南黎峒经历的重要文献。本文即以《日记》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其中揭示出来的几个问题，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游历纪行与地理考察

胡传此行，是冯子材平定匪乱之后，来自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首次深入黎区，详尽考察黎区的地理环境、治乱民俗等情况，近距离接触、观察黎区社会生活。吴大澄之所以委托胡传担此重任，一是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对海南事务极其重视。而刚刚调任广东巡抚不久的吴大澄对海南及黎峒的实际情况更是所知甚少，有必要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这方面的尽可能详细的信息。二是胡传的学识以及与吴大澄的关系正适合担当此任。胡传，生于1842年，安徽绩溪上庄人，非绩溪城内胡氏一族。①蔡元培先生1918年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认为胡适乃安徽绩溪城内胡氏一族，始于宋代胡舜陟，间有宋代胡仔、明代胡宗宪、清代胡培辇诸人，均为朝廷大员或为当世大儒。李仲谋先生《关于胡适的父亲胡传》，《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第30－32页一文辨析甚详。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徽州地方动荡，胡传的学业有所耽误。1868年，胡传考入上海龙门书院。在三年读书期间，胡传除了攻读经学以外，尤其留意地理之学。②胡适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说:“在此期间父亲曾对中国地理——尤其边疆地理发生了研究的兴趣;这兴趣是他在上海龙门书院当学生时便养成的。他继续对地理进修的原因，也是受当时国际和远东重要变动的影响。”详参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学成，胡传奔赴东北三省考察，受到吴大澄的赏识和重用。1887年，胡传丁母忧之后，投奔已调任广东巡抚的吴大澄。后者将考察海南黎峒的苦差交给胡传，大有倚重之意，目的在于全面了解海南，尤其是海南黎峒的详细情况。这主导了胡传对海南考察的观察视角。

胡传以日记形式记录其在黎峒行程，具有一般游记作品的特点，即往往以游历作为叙事框架，将沿途的所至、所见、所感融入作品。但与一般的游记文学不同①唐晓峰先生认为中国游记文学有自己的特点:会写作的文化人到一个“地理”里面，边走边看边感动，回来后，再追加联翩浮想，能翻书的再摘抄几句典故，然后遣派词句，或在深夜，或在凌晨，激励成篇，这类地理短文，容易走情景交融的路子，在“地理”里看到的是“景”，事后吐出的是私情美文。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文人行为，是我们的传统，认真地说，这是我们地理文化的一个特点。详参唐晓峰著《人文地理随笔·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胡传在日记中往往以客观而清晰的笔触，详尽描写沿途的地理风貌。如初入黎峒的十月三十日，他写道:

十里至那口。水西流，深约三尺……又南十里曰打凡村。又十五里曰南阳沟。水东北流，又十里至番打，即乾脚岗也。自那口至此，皆冈陇起伏，高下悬殊，每过一冈，必有一水间之……未至番打之西五里许，地势稍平而草木尤鬯茂。［1］26

详记行程之道里、方位、地形地貌、植被等情况，突出其地理学价值，正是胡传考察的独特之处。在考察中，胡传尤其关注黎峒的地理位置与实际利用价值。海瑞在《上兵部图说》中建议于五指山地区设置郡县，加强对黎族的治理:

黎歧所居之地，虽有高山峻岭，而亦多平衍峒场膏腴田地，其村峒可立县所者甚多，……其凡阳、磨赞二村之间，乃东西南北之中，可立一大县，迁海南卫并兵备道参将府于中使南北皆可以控制黎歧，且与新立县所为虎豹在山之势。［2］

海瑞选中的是凡阳、磨赞之间。胡传经过实地考察，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

(十一月初七日)自红毛以北，皆崇山峻岭。自凡阳以东，地稍开展。凡阳地面方广不过五六里，四面环以山，海忠介谓凡阳、毛赞之间可建一大县，殆非亲至其地，一睹广狭何如耳。将来若添城设县，据形势莫如南板，取宽旷莫如边水，凡阳不足道也。［1］28

地理之广狭与设县之可否，远比自然地理景观来得重要。这又是中国自古以来政治家所关注的。②地理既是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战略、手段、目标，又是其刻意经营的展现其文治武功社会空间秩序。详参唐晓峰著《人文地理随笔·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56页。

胡传对地理事实的关注还表现在对气候和水土的关注上。海南历来以炎热著称，这在胡传的常识之内。但黎区之夜及雨天天寒“侵人肌理”［1］25，则在胡传的经验之外。冬至前后，白天最短，但海南与内地有所不同，“至酉正天始昏黑”，则白天时间较内地更长，“海南不独气候寒暖与内他(作者注:当为“地”字之误)异，即时日长短亦异也”。［1］34

关于水土，胡传也极为关注，他引用崖州地方谚语来说明乐安的水质之差:“崖州鬼，乐安水。”并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水“能祸人也”［1］29。在给上司的函件中，胡传将凡阳与乐安的水土问题作为重要事项:“凡阳水恶，乐安城中井水亦不可饮，兵恐难久驻。”［1］31水土一项关系到海南驻军的稳定与否，驻军的情况直接影响着海南黎峒的安宁，这也正是吴大澄所关注的。

瘴气是海南另一大危害。永乐三年七月，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汪俊民言:“琼州府周围皆海，中有大小五指、黎母等，皆生熟黎人所居。……又水山峻恶，风气亦异，中国之人罹其瘴毒，鲜能全活。”［3］14乾隆十一年，朝廷下旨，鉴于“琼属崖州、感恩、陵水、昌化四州、县，水土恶劣，瘴疠最甚”［3］146，令于每年冬月，道、府挨年轮巡—次。乾隆十九年，再次申明:“广东琼州府属儋州、万州地近烟瘴，水土恶劣。”［3］153清末的海南岛瘴气情况并未见好转，据抚黎局洪范卿，冯子材用兵，东西两路损失兵员多因瘴气:

此次用兵，东西二路杀贼不过三百余名，而我军官弁勇丁瘴故者至三千余人之多，可叹也矣。［1］25

瘴气如此凶猛，却没有善策应对。且大征之后，统治者面临长期治理的难题，瘴气问题决不可小视。

侧重地理事实的考察，决定了胡传的黎峒之行绝不同于以往的山水游历或异域探奇。在胡传眼里，一山一水一沟一壑都与地方的治理联系在一起。因此，胡传详细记录所到之处的里程、险峻、瘴疠等情况，以备查考。

二、边缘地带与观察视域

胡传的考察是从琼州府开始的，这里是海南的政治中心，也是海南汉文化的中心。黎族在海南的分布，汉代以前无从查考;汉代时，黎族应该广泛分布在海南岛，沿海地带尽有之。至宋代，海南已经形成汉在外黎在内、汉在沿海黎在内地、汉在平原黎在丘陵山地的格局。又按照是否接受政府统治，是否交粮纳税的标准将黎人分为熟黎与生黎。熟黎居住地靠近汉区，接受政府的统治;生黎则避居内地山区，不与汉人及政权往来。此其大略。于是，形成汉人、熟黎、生黎三层结构，其间有两条边界，但都是大体的边界而已。光绪十二年九月，张之洞上奏朝廷，概论海南民族情形:“琼洲一府孤峙海南，黎巢其中，民环其外。”［3］341清末冯子材的军事行动，打通五指山，开通十字大路，已经将汉黎边界推进到黎区腹地。

胡传的考察恰好跨越这两条边界。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二十一日启程，直至十月三十日，胡传都在汉文化区域之内，尚未跨过汉黎边界。边界的另一边即是黎峒。黎峒对胡传来说是一个陌生的空间，“空间对于定义‘他者’群体起着关键性作用。在被称为‘他者化’的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特性以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建立了起来。”［4］换言之，以“黎”称呼海南岛的土著居民，本身就包含着汉黎之间地位的不对等性。

进入黎区之前，他已获知一些关于黎区情形的简单知识。十月二十七日，抚黎局洪范卿告知胡传黎中道路、米粮以及饮水等情况:

黎中路多峻岭……入黎米可就地买食，水亦可饮，无须沙漏，此沙桶可无须带行。［1］25－26

从熟知的文化语境进入颇有陌生感的黎区，胡传与其他旅行者一样，难以摆脱自身文化经验背景带来的局限:“旅行者的个人背景、主体意识都会让他存有‘只能看见他已经看见的东西’的先在视野;即使是个人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不免以个人的经验来‘强化’旅地之‘异’，尤其是旅行在国境边陲，纪实的表述下，更显现了‘中心/边缘’、‘华/夷’、‘同/异’的猎奇心态。”［5］当一种新鲜的情境出现时，首先会与原有的经验产生距离感，于是这种情境就在游历者的经验中凸显，引起游历者兴趣，进入游历者的考察视野。胡传在《日记》中两次提到雇夫的经历:

(十一月初一日)至加来村……令黎哨官觅夫，许以每名给钱一百文。复求增加。加二十文，意似尚未厌。问其姓名，坚不肯自言。再问之，遂趋避。问“夫有否”?曰“有”。黄昏后闻鸣金击鼓唱歌声，盖哨官觅夫，诸头人皆集，各歌以为乐也。［1］26

(十一月初九日)自凡阳起程而南，黎夫或十里一换，或二十里一换。由凡阳至乐安凡换夫六次，皆黎夫彼此自相呼唤接送，随到随换，一呼即集，不须给钱。乐安至浮浅未换，每名给钱五十文。浮浅至崖州惟至覃寨换一次……覃寨夫直送至崖州，每名给钱一百文，崖州常例，用夫一日给百文也。［1］30

显然，无论是黎哨官觅夫，头人会集，放歌自乐，还是此接彼去，不须给钱，都在胡传的经验范围之外;而崖州“用夫一日给百文”的常例，则在胡传经验之内，更有适从感。

自进入黎区，原有的经验在时刻强化黎区之异。关于风俗，胡传在《日记》中说:

(十一月初八日)生黎所居之茅棚，上圆如船之蓬，下以木架之，或高尺许，或高二三尺，用竹片或小竹排编之。坐卧于其上。其下透空，犬豕可入。两头或一头为门，亦如船。熟黎茅棚上式同。下就地排木以竹帘铺之，高不过两三寸，为床以卧，亦有卧于地者。自番打以至红毛、草蟹、他运、打三乌，黎人男皆穿裤，女皆穿。毛赞以南之黎，男则以布五寸许遮其前后或仅包其前，俗谓之“包卵黎”者是也。女所穿之筒，红毛以北，皆以自织之斑斓花布为之，凡阳以南。多用洋布。其耳挂径三寸许之大铜圈，面涅花纹，则同也。［1］29

黎族船形屋之形制、黎族男子“包卵黎”之服饰、黎族妇女之文面、耳戴铜圈，皆与汉文化殊俗。这种对异族风俗的详尽记载，并非全出于猎奇。不难发现，这段文字看似全为黎族族类文化的记载，但却隐藏着一个潜在的参照物，那就是传统的礼乐文化。胡传在以一种俯视的眼光看待黎人的文化习俗。与此形成对照，由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错愕感，在与已有经验相通之处得到补偿:

(十一月初四日)他运村南襟大河，其东有山溪，村人以石作堰，压其溪流蓄水使高，如安徽之堨，缘山腰而西而南，开小沟引所蓄之水以灌田，如安徽之圳，能兴修水利殊可喜也。［1］27

冯子材平黎及善后事务，意在打破原有边界，让政权影响力直达五指山腹地。“自南丰入黎地必改雇黎夫”［1］24，这一改变意味着汉黎之间的边界尚在。乾隆三十一年，署两广总督杨廷璋、广东巡抚王检上奏朝廷，认为:“黎有生熟两种，生黎深处五指山内，窠居野食向不纳粮，听其自便。熟黎环居五指山脚，耕种纳粮，间亦有剃发自附齐民者，应饬黎峒总管、哨管、黎头谕令熟黎普行剃发，杜其假冒生黎滋事。”［3］164熟黎与生黎本无明确的界限，汉人区分二者也仅以是否交粮纳税为标准。胡传在考察时，注意到自古以来关于熟黎酿祸的事实，尤其关注生熟黎的分界:

(十一月初七日)多港、多涧在乐安之东十里，官方、头塘、万统距乐安均二三十里，驻兵于此，以卫山内生黎，以镇山外熟黎，不可缓也。［1］29

跨越边界进入黎区，黎汉不同的族类身份进一步凸显，这首先表现在服饰上。在番仑，黎人约有四十余家，“其时抚黎局奉督宪檄新给黎中妇女衣裤，闻官场人至皆衣新以出，老幼一色，或立门前，或露半身于门枢间，咸嘻嘻互相顾视而笑，若踞促不安者。其不惯穿华衣之情宛然如绘也。”［1］26华衣即汉装。胡传看到的正是穿上汉装之后的黎族女性，腼腆羞涩;或者这正是胡传意料之中的图景。服装之外是发式的改变。抚黎章程十二条之第三条:“投诚各黎，无论生熟，一律薙发。违者以抗拒论。”［6］5152光绪十三年二月，张之洞在给冯子材等人的电文中再次强调:“就抚生黎，裸形无衣裤者，均赏给衣裤辫线。每村酌发剃刀若干务须一律薙发改装，方为归化实据。”［6］5218换装、薙发这两个看似最无关紧要的外在表现，在张之洞看来却是归化与否的标志，并为此筹集银钱。这种文化上的突破本身就带有强迫性。

与服饰之类的外在变化相比，教育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早在宋代已有学者看到这一点并付诸实践。北宋哲宗绍圣(1094～1097)年间，古革“教授琼州，训士不倦，峒蛮多遣子弟受学”。［7］17南宋宁宗庆元(1195～1200年)初，琼州通判刘汉修崇郡学，创建社学，“黎獠犷悍，亦知遣子就学”。［7］23－24教育在教化黎族的作用方面具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冯子材平定匪乱之后，制订了抚黎章程第十二条，其中第十二条就是教育:“每数村须设一义学，习汉文，讲圣谕，经费就地筹办。”［6］5251胡传此行也看到，“崖州黎村每有学堂，有塾师课孩子读书”［1］29。

传统文化与黎族文化的碰撞造成了胡传的惊异、好奇与紧张感，但传统文化是胡传观察、感知黎族文化的参照和坐标，也是理解黎族文化的基础，并帮助胡传对异文化中的不适做出调整。

三、私化写作与历史叙事

胡传的《日记》具有日记的特点，“日记的主要特点就是面向自己进行写作，它是一种最纯粹、最隐秘的私人著述，其本意不仅无心传世，而且担心别人窥探。正因为日记只是面对自己的灵魂说话，所以能毫无顾忌，畅所欲言，赤裸裸地写出事情的真相和表达真实的情感。”［8］前已提及，平乱军队刚撤，又有部分不法之徒劫掠横行，胡传斥之为“小丑敢尔”。汛官何秉钺一问三不知，对地方实情“讳匿坚不吐实”，胡传称之为“刁滑可憎”［1］31，毫不隐讳自己的情感。崖州民间无当铺，“其始衙门之仆从为之，继而账房为之，今则官自为之”，官商一体，胡传以为“真奇闻也”［1］32。

“日记作者记自己每日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可能是私人琐事，也可能是国家大事……而日记由于以个人为中心，一般主要不记国家大事，倘若记到国家大事，也是以个人的眼光去看，或者事件直接间接地与自己有关。”［8］钱念孙先生注意到日记的私人性，同时也关注日记以私人性视角记载国家大事这一特性。胡传考察海南黎峒的目的明确，即考察冯子材平定匪乱及善后的情形，这样日记这种私人写作文体便与重要历史时间紧密结合在一起。

胡传见证了冯子材平乱善后事务的执行情况，除了前文提到的发放衣裤、薙发蓄辫、兴办学校以外，还有开通十字大道。“大率参考前明海瑞、俞大酋诸人之说，加以变同推广，所开之路如井字行……”张之洞的计划很恢弘，打算开通大路十二条，其中西线三条:

兹拟开大路十二道。……一由儋州南丰市东行，经大水、番岑、元门、红毛、合棘诸峒，东南抵五指山下水满峒。一由红毛峒南行，经番乡、毛匮诸峒出五指山之西北，经凡阳南抵荣安司。一由儋州之调南市东南行，经七坊、刀缸诸峒，南抵咸恩、古振州峒北，为西三路。［3］352－353

这些大路的开通由冯子材督催考核，地方协助。胡传来时，道路已经修毕:

(十月三十日)凡开路傍山沿溪斜迤而上，则峻处亦可使欹而平。陡起陡落虽捷直，虽不高，亦峻而难陟。新开路随电缕行，故峻处多。［1］26

正史主要记载道路的起止及开通情况，胡传则详细描绘了道路的细节，具有历史的在场感，可补正史之不足。他指出，由于道路是沿着刚刚铺设的电线而开，往往取捷径，但险峻难走，行人稀少。十一月初二日，在岭头，胡传见到“有黎人二十余名刈路中草莱。盖岭今春新开，行人少，茅复塞之，今闻官场人至，始集众复刈草也”。［1］26十一月初九日，由浮浅至崖州途中，“新开之路茅草虽复刈去，而行人殊鲜，无怪途中屡有抢劫也”。［1］30看来，除了道路路况欠佳外，治安不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电缕”实即电报线路，也经常处于断线状态，十一月十一日，胡传接到电报局发回的十一月十日电报稿，称“缕断不能报”。［1］31

匪乱之后，清政府在海南黎峒各处有驻军，胡传的任务之一即是清点兵员。如十一月初六日，在平坡，胡传清点官兵员额，并检查射击情况:

初六日，遵札点左营勇数。其应点者计一百九十三名，其出差者十九名，告病者二十名，病故未补者二名，留府城者十四名，共二百四十八名。校阅其技，惟帮官五枪全中，勇丁能中三枪者仅三人而已。［1］28

病故是因为水土不服，这种情况曾经一度影响到平乱行动。据洪范卿交代，冯子材用兵，东西两线死于瘴故者三千余人。在张之洞给冯子材的电文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贵军营哨勇丁病没累累，深堪痛惜”。［6］5154对于官兵的枪法，显然胡传是不满意的。

除了善后的事务之外，冯子材平乱也仍然有较多的后遗症。在毛阳，胡传见到“平田甚多，而皆久荒不治”，而毛能一地，“平田荒者尤多”。原因在于此地光绪五六年之后，“屡被崖州黎人劫掠，牛只俱尽”，房屋被毁，田地荒芜。胡传到达此地，没有见到恢复的迹象，从地方驻军口中得知，“今年(光绪十三年)九月初一复被土塘、官方、多涧、多港、万铳黎三百余人劫掠一次。毛贵王陋简家被掳子女七口，勒令取赎。”胡传对此非常气愤，“大兵甫旋，小丑敢尔，殊可恶矣”。［1］28据崖州生员林承先介绍，崖州东峒、西峒为黎匪盘踞，另外又有谢其清等三人为土匪。可见冯子材并未肃清地方。官兵一撤，便接连出现了几起杀人劫掠事件，山脚村一人毙命，武生萧国英被杀，方上禄被多港峒牛角黎所杀，另有商民被劫等情事。在十一月初十日的电文里，胡传写到:

九月初一日，有土塘、官方、多港、多建、万铳黎吉狗浪岸等，率匪三百余人劫掠毛贵等村人畜。十月十六日，土塘复有挂红集众事。……□沿途查访，二事皆实。［1］30

挂红集众、传箭都是黎族召集起事的手段。据《明实录》记载，嘉靖二十八年，黎人“传箭邻村，一时响应，杀人数千，膏血遍野”。［3］65

杨立文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9］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胡传关于黎峒沿途情况的考察就具有了口述历史的性质。

崖州生员林承先对胡传了解崖州匪乱帮助颇多。兹引用如下:

往者符阿店之乱，攻之不胜，诱而斩之，其弟怒，集党东西出掠各数十村以泄忿。官兵无如之何，卒以招抚了局。黎无忌惮，由此始也。东黎大茅、大烟、抱寨、抱丑匪党、藤桥会匪，时出劫掠，迄至光绪十二年之乱，实始于感恩之陈宗明。而出劫定安者，大半皆多涧、多港、南仑、抱寨及陵水侾黎，当事者乃以万州陈中明为罪魁，陈固匪首，而此次实未出巢，又未能剿多涧、多港等匪，转以顶戴荣之。匪黎以此夸耀于良黎，良黎亦思为匪矣。［1］33

林承先认为，由于当局无法镇压黎族起事，便采取欺诈手段，事竟不成，又反过来招抚，导致黎族对官军再无忌惮，酿成更大的灾难。这是根本治理策略的失误。胡传惑于陈中明酿乱的原因，林承先解释道:

陈，会匪之首也。会匪攻感恩黎，不胜。陈乃招藤桥会匪五百人往援。感恩黎败，则求救于崖州、多港、多涧黎。崖黎以二千数百人往，复不胜。黎死二十余人，会匪只死二人。黎乃以众围之。又数日，不克。感恩黎复求援于儋州黎。儋黎亦以二千余人来援。会匪惧，阴贿崖黎而私与连和，乘夜脱归。崖、儋二黎争功，各责贿于感恩黎。不满其所欲，各大掠而归。文武官无过问者。此光绪十二年六月下旬事也。崖黎既出境饱掠得志归，七月，遂合陵、万黎，出定安大掠，复各饱载回巢。大兵来剿什密、寥二、南仑而已，余则就抚，各得顶戴。［1］33

林承先对朝廷治黎策略颇有微词，“十余年来，为非之黎得志者多，受创者少，乱何能已耶”。［1］33在胡传日记中，作为历史当事人的意见得以保留，是真实历史的另一种声音，或者说代表了民间意见。舍此，则后人只能见到正史的宏大叙事。或许正是“日记这种隐秘性较强的个人生活记录，由于隐秘，往往很能透露真相，对于准确了解历史和认识历史人物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因而对日记的研究也就显得很有意义。”［10］

这种私人性的观点未必会出现在发给吴大澄的电文中，但胡传用如此大段的文字记录林承先对崖州匪乱的看法，这个举动本身就表明他对地方治乱的极大关注。

结 语

胡传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读书、科举、做官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进程。但历史总是难以预料。鸦片战争已经将中国拉入世界的潮流之中。胡传就这样站在了一个巨大的时代转折点上。他接受了近代地理学的知识、观点和训练，积极进行边疆地理探索。其《日记》，对胡传而言是私人行程的记录;但对历史而言，却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是了解当时黎峒地理风貌与历史事实的第一手资料。胡传去世后，该《日记》以《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为题发表，“游历”二字与“日记”二字，突出的是胡传《日记》的私密性，但胡传《日记》更显现出清末近代地理学兴起的时代性。其时中国正经历从封建王朝向近代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面对列强入侵，最先觉醒的一批知识分子积极了解西方，在林则徐、魏源等人推动下，地理学成为道光年间的显学，它着眼于实际，试图以夷制夷，达到自强的目的。受这股风潮的影响，胡传的一生表现出积极务实的态度，其边疆地理的考察，无论是在东三省，还是在海南岛，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目标服务的，这在《日记》得到充分的体现。

［1］胡传.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J］.禹贡.1934，2(1):22 －36.

［2］［明］海瑞.上兵部图说［M］//［明］海瑞.海瑞集.李锦全，陈宪猷，点校.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150－151.

［3］唐启翠.明清《实录》中的海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4］［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78.

［5］范宜如.华夏边缘的观察视域:王士性《广志绎》的异文化叙述与地理想象［J］.国文学报，2007(42):121－151.

［6］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7］刘耀荃.黎族历史纪年辑要［M］.广州:广东省民族研究所，1982.

［8］日记:一种更可靠的文献［N］.北京日报，2003－08－18(12).

［9］王景高.口述历史与口述档案［J］.档案学研究，2008(2):3－8.

［10］鲍晓倩.日记:私人写作公开阅读［N］.中华读书报，2003－06－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