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 斋

带着满身伤痕，拖着疲惫之心，我于今年四月应美国普渡大学之邀，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来到这个与中国几乎是最远距离的国度，潜意识里有着某种隐逸规避的解脱，也朦胧有着告别学术，潜心反思，重新开始一段人生的希冀。但现代化的通讯设施，使隐逸与规避都成为了空想，《琼州学院学报》的相关专栏，依然故我而不能止。主编约稿应期而至，我不得不在我美国的西拉法耶特普度大学的陋室中，眼望窗外雨后灿烂的阳光和迥然而异的草坪野花，思考着在这一期的主持人语中写写什么。

这一期的两篇大作，不约而同地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先生，特别是对宇文所安先生的汉魏五言诗研究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是让我感到由衷高兴的。其中李明华、胡良萍的《宇文所安五言诗论》一文，可以视为《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大作问世之后，对其中五言诗问题研究的首次系统梳理。作者之所以选择对宇文先生的一部著作中的一个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正在于它是学术史历程中值得研究的学者和值得研究的问题。当下学风日趋细微，对一些所谓学术史无人问津的末流作家或是琐细问题趋之若骛，却不知道学术史之路是由一条条独辟之蹊径所构成，是由一座座奠定了新理论体系的丰碑所标识，是由一尊尊颠覆了前人公式而建树了新公式的伟大学者所建构。没有新的理论体系，只在前人的窠臼中生存，仅仅是一种数量的重复。而宇文所安先生，“他的新思想特别多，他会开拓一个新的方向”(顾彬语)，也正如他自身所说:“一个传统要继续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读、新的阐释注入新的活力，否则这个传统就死了。”(宇文所安语)正因为如此，他所反复强调的，是文学史研究与解读的“不可确定性”。在汉魏五言诗问题的研究中，宇文所安也同样发出了与中国主流学者“不一样的声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除了五世纪的猜测之外——表明无名‘古诗’的年代早于建安的确凿证据。”①参见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6页。这与我近十年来相关汉魏五言诗的研究可谓是不谋而合的。

由厦门大学著名学者，对曹植研究建树颇深的胡旭教授与其女弟子刘美惠合作撰写的《论古诗十九首中的异文与模件化套语》，虽然并非对宇文先生的专门研究，但其内容、写作风格等，却无不在在显示着所受前者的影响的痕迹。其中除了受到宇文所安先生的影响之外，在具体的细节上，譬如在手抄本的影响方面，胡旭先生对于汉魏五言诗的研究，特别是对曹植甄后的研究，或许比我本人更早，对于两者之间的恋情关系的肯定，比我更为激进。也许我对于两者的关系，在潜意识上受到世俗偏见的压力，此前常常试图将这种恋情关系局限于精神上的层面(虽然在内心深处，也深知这种局限于神经层面的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恋之不可能，特别是在曹魏通脱时代的不可能)，而胡旭先生则明确指明，两者之间的恋情不仅仅在于精神的爱恋，更存在于肉体关系，曹丕对曹植的残酷打击，正是“对曹植夺妻之恨的强烈发泄”胡旭先生《文选·洛神赋题注发微》，一文，更是从魏晋六朝乃至唐代的历史文献中旁搜远绍，钩玄爬梳，证明了曹植甄后之间的恋情的真实性，并明确指出，两者之间的私情“不一定在甄氏归曹丕之初，而极可能在建安后期，特别是曹丕随曹操出征、曹植留守邺城的那些时期。曹丕不仅处死甄氏，而且侮辱她的尸体，这源于甄氏背叛自己而产生的刻骨怨毒”①以上均见胡旭《文选·洛神赋题注发微》，载于《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2期，第63页。，可谓振聋发聩、铮铮有声。通过本文，可以看出刘美惠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敏锐的学术感受和表达能力，15岁而能参与写出如此老到之论文，评之为天才学术少女，当不为过，其学术前景，无可限量。

胡、刘师生合作的这一篇大作，视角新颖，为古诗十九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畛域。仅举一例:

有些异文则可能将诗歌导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东城高且长》中一句看似不起眼的“驰情整巾带”有“中带”的异文。由于《东城高且长》中两段并不融洽的内容，对这一首诗究竟本为一首还是两首偶然凑成则成为历代论者讨论的焦点，对后半段主人公的判定也难有定论。但“巾带”和“中带”有着相当不同的性别指向。与“巾”相关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男性，而“中带”则无比明确地指向女子的内衣带。②见《仪礼·既夕礼》:“设明衣，妇人则设中带。”郑注:“中带若今之裈衫。”

“巾带”与“中带”，看似一字之别，但却有着天壤之别，巾带，是男人服饰，中带，则是女性之亵衣。有些事情其实并不需要繁琐的考证，需要的仅仅是基本的常识，需要简单的情理以及作为学者的基本素质和良心。我们如果知道了十九首中大量出现的这些女性用品，性的饥渴(“空床难独守”之类)，以及男性在美色面前的犹豫徘徊(“驰情整中带”之类)，以及两者之间爱而不能同居(“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之类)的对话，我们就不会再相信这是所谓比兴君臣、友朋之作的无耻谰言。我注意到近一个时期开始有一些学者和我的商榷，这原本是我所衷心期待的事情，遗憾的是，其中罕见有提出新的材料，新的论证，新的逻辑关系，有的仅仅是将我所颠覆和拆碎的谎言，重新给予复合。十九首等汉魏古诗，原本由梁启超提出为东汉之作，就仅仅凭着“直觉”而并无任何实在证据，当下中外学者提出的如此之多新的证据和论证，学术界理应在新的起点开始新的研究历程。我的研究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理论体系，我一直期待着有学者能同样建树一个详备的体系来阐明十九首等何以为东汉而非建安曹魏，何以为无名氏文人而非曹植甄后。然而，迄今为止的商榷文章却是破碎的，陈旧的，只言片语的，基本上大多还属于尚未读懂的状态。这使我感到了某种深重的悲哀:“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③参见“HOLY BIBLE`JOHN”，“He himself was not the light;he came only as a witness to the light.”“The light shines in the darkness，but the darkness has not understood it.”第 160 页。

近日有学者从国内发来孙明君先生的论文，该文就《青青陵上柏》这一首诗的作者和作年问题，与我进行了商榷。此文可谓是近年来相关商榷文章之最为优秀者，在两宫问题上，似乎提出了新的材料，作出了新的思考(虽然还不足以支撑东汉说)。同时，在学术界有关汉魏五言诗的总体研究态势方面，对宇文所安先生和我的研究给予了这样的评论:

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早期诗歌是一个复制的系统，找不到“古诗”早于建安时期的确凿证据，木斋提出《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的重要组成大部分诗作为曹植之作，掀起了文学界的波澜，推进了古诗研究的学术历程。④孙明君《＜青青陵上柏＞作者与作年辨》，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很多时候，在所谓的直接材料历史的缺席的背景之下，情理的吻合极为重要。梁启超用“直觉”作出结论，让后来人相信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们不能再相信直觉，而要进一步在材料的基础之上，做出逻辑的链条，最后，再用“情理”来加以检验，如果微观上每句每字都能合于情理，宏观上吻合于中国文化史、语言演变史、文学思想史、社会风俗史、中国文学在斯时前后的演变史，特别是吻合于该诗作其所属性的文学体裁、题材、风格等的演变史，我们就可以在直接材料历史缺席的情况之下，给予一个接近历史真相的阶段性定位，并延续这一定位，给予不间断的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