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齐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610064)

《大唐郊祀录》十卷，卷末一卷，附录一卷，唐王泾撰。作为中国古代礼学史上较早的礼制专书，该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受到宋代以来学者普遍重视，被各种文献广泛征引，甚至出现了改编仿作之书。然而由于流传不广，稀见晚出，以致未被《四库全书》所收录，因而不为学界熟知。表而出之，实有必要。

王泾，事迹不详。《新唐书·艺文志》:“王泾《大唐郊祀录》十卷，贞元九年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①(宋)欧阳修．《新唐书》卷58［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第1492 页．泾进《郊祀录》表署衔为:“朝散郎、前行河南府密县尉、太常礼院修撰”，可知其曾官密县尉。又进表自称“微臣谬参绵蕝，久历岁时，每仰丝纶，辄书故实”，②(唐)王泾．《大唐郊祀录》卷1［M］．《指海》第18 集，道光刊本。以下未经说明皆据此本．知其进书时任礼官已久。《旧唐书·礼仪志》载:“永贞元年十一月，徳宗神主将祔，礼仪使杜黄裳与礼官王泾等请迁髙宗神主于西夹室。”又载:“元和元年七月，顺宗神主祧，有司疑于迁毁，太常博士王泾建议曰”云云。③(五代)刘昫．《旧唐书》卷25［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第955、956 页．唐宪宗元和二年二月，御史大夫李元素、太常卿髙郢等上言，“玄宗肃宗降诞日，据太常博士王泾奏”云云。④(宋)王溥．《唐会要》卷29《节日》［M］．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1990，第545 页．《旧唐书·李汉传》载李汉奏云:“元和六年七月，诏崔邠、段平仲与当时礼官王泾、韦公肃等同议其事，理甚精详。今请举而行之。”同书卷一百六十载，“(元和)十四年，太常丞王泾上疏请去太庙朔望上食，诏百官议。”⑤(五代)刘昫．《旧唐书》卷171［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第4206 页．根据以上零星记载，若假定元和十四年泾年六十左右，上推其生年，则当在肃宗、代宗时。其在朝至少历事德、顺、宪三宗，任太常礼院修撰、太常博士、太常丞等礼官长达三十余年，是深于礼者也。其永贞元年德宗神主祔庙上议，元和元年顺宗神主祧迁上议，二年请停玄宗肃宗降诞日休假，十四年请去太庙朔望上食，皆被采纳。所著《大唐郊祀录》而外，尚有《郊祀乐章谱》二卷，与张说同撰，见《玉海》卷一百六十，《通志》卷六十四。

泾进书表言及本书内容:“谨集历代郊庙享祀之要及圣朝因革沿袭之由，伦比其文，各标篇目，裁为《大唐郊祀录》十卷。其中义有异同，皆随文注释。神位升降，并写而为图。祝史陈告之词，工歌大雅之什，亦俱编于此。”其书卷一至三为凡例上、中、下，分录郊祀之陈设、奠献仪、舆服。卷四至七为祀礼，录四季常祀、特祀如昊天上帝、九宫贵神、朝日夕月、先牧、马社、马步等之祀仪。卷八为祭礼，录皇地祗、神州地祗、大社大稷、岳镇海渎等祭仪。卷九至十为享礼，录荐献太清宫、太庙，享先农先蚕等仪。所谓“凡祭祀之礼，天神曰祀，地祗为祭，人鬼曰享”(本书凡例)也。书尾为卷末，为附录。卷末乃后人补录之七太子、历代帝王庙、地方祈报、皇帝加元服及各级官员丧祭之仪，附录为历代著录本书情况及跋尾。

本书体例，先按类分条，每条内容为正文，对正文的说明解释为按语，低一格书写。正文一般极为简略，往往寥寥数语，足明事情即止。如“冬至祀昊天上帝”条，正文先解名义，引郑玄、王肃异说;次列历代制度沿革，自秦至隋;次述本朝因革始末及当今定礼，坛制、陈设、祝文、乐章等。至于按语，则冠以“臣泾案”，置于各条之下，内容包罗万象，尤为详尽，是本书的重点所在，详见后文。

《郊祀录》大约成书于德宗时，贞元九年进呈朝廷。书中称代宗为“皇考”，德宗为“今上”，是其明证。其它如“世纪”作“代纪”，“显庆”作“明庆”，“司民”作“司人”，“白琥”作“白兽”，“丙地”作“景地”，“豫和”作“元和”，也皆避唐讳。但书中又有德、顺、宪、穆、敬、文、武、宣、懿宗九庙乐词，且间又不避唐讳，如直称“德宗”之类;其宗庙乐章，又有王闽时太常博士张连、太常卿陈致雍补撰者;又按泾进书表及书中行文，原书当富图说，今则有说而无图;又卷末“七太子”以下内容目录不载，又杂以嘉礼、凶礼，全无注释，与全书体例迥异，显系后人增入。观此数端，今留存于世之本显然已非复原貌。

关于后人窜乱原书之时，据清人汪曰桢所考，卷末内容当为唐人所增，因其称唐为“皇朝”。而张连、陈致雍所补乐章，则当在王闽时。①见本书附录汪曰桢跋。汪氏的证据是书中“知”字多改作“委”，认为是避闽王审知讳。然唐时“委”本有“知”义，非避审知讳也。唐昭宗景福元年六月《诛杜让能宣示天下》诏云:“尚虑道途传闻，逺近误谬，四海之内，未委事端，故降命书，明示天下。”②(宋)宋敏求，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127［M］．学林出版社，1992，第630 页。魏徵《谏新罗国献美女》云:“臣一昨在内，略闻新罗国重更进女，未委逗留计。”③(唐)王方庆．《魏郑公谏录》卷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46 册，1987，第177 页。贾岛《慈恩寺上座院》诗云:“未委衡山色何如，对塔峰曩宵曽宿。”④(唐)贾岛，李嘉言新校．《长江集新校》卷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83 页。李德裕《赐背叛回鹘敕书》云:“近数得邉将奏报，知卿等本国自有离乱，可汗遇祸，虽未委虚实，良深震悼。”⑤(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79 册，1987，第137 页。《法苑珠林·敬佛篇第六之三·观佛部之余》云:“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内，洟还连出，涂漫懐内，方圆一尺，初未委也。及后太宗升遐，方知兆见。”⑥(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2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9 册，1987，第311 页。《开元释教录》卷一:“旧译云胡般泥洹者，窃所未委。”故汪氏所考，未为坚确。况书中本也“知”、“委”兼用，汪氏解为后人回改，不妥。民国张钧衡据陈致雍仕履及王延钧(更名鏻)称帝改元，国号大闽，以为“大号初膺，制礼作乐，外示藩属于中朝，内以仪型夫臣下。连与致雍同官治礼，乐章之补，当在此时”，⑦见民国乌程张氏刊《适园丛书》本本书末附张钧衡跋。即闽龙启初。然据《十国春秋》致雍传、《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及《全闽诗话》卷二等，致雍福建莆田人，仕闽景宗，为太常卿。入南唐，为太常博士等官。宋开宝中，除秘书监，致仕归闽，陈洪进辟掌书记。陈洪进纳款在太宗初，则致雍太平兴国中尚在官。以此上推，龙启初致雍仅二十余岁，人微年轻，恐尚无条件补撰宗庙乐章。且张氏称致雍与张连同官，亦属臆断，并无凭据。张连署衔“大闽国太常博士”，而致雍称“臣陈致雍补”，观此即知二人补撰乐章非在一时，张氏所考也未确。书中补撰乐章凡数人，今可知者，李纾则卒于贞元八年，于劭则于同年被贬出朝，不久即死于贬所，二人所补乐章皆在贞元九年王泾进书之前，当为原书所有之内容。南唐开国之主徐知诰自称为唐玄宗后裔，改名李升，改国号唐，以示承唐祚。陈致雍补撰乐章既然自称臣，则其时似当在南唐中。而张连所补则仅知王闽龙启以后作，其事迹已不可考。要之，断本书为宋以前旧物，即不能确指其年代，当亦不远。

本书著录最早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云:“王泾《大唐郊祀录》十卷，贞元九年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其后《崇文总目》、《通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续通志》、《续通典》、《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经义考》、《爱日精庐藏书志》均有著录。然明季以后流传渐稀，以致《四库全书》编纂之时遐搜广索，亦未能收录。阮元续进遗书百余种，此书亦未入目中。嘉庆初，钱塘何梦华得其书，抄赠吴氏拜经楼，本书始稍稍流传。嘉、道间，传抄之本尚有眠琴山馆旧藏抄本，张寿恭藏抄本，爱日精庐传抄何氏本，乌程董铸范蠡舟所见旧抄本二种及李班香抄本，乌程汪曰桢所见董氏本、俞氏本、严氏本、蒋氏本等。以上各本均出自一源，错脱满目，殆不可读，可知此时世间已无善本。其间稍作整理者为董铸范，不过“粗校一过，增改删削不下数百字。其讹谬不可诘者数十处，姑阙疑以待异日。”①见本书附录董铸范跋。铸范号蠡舟。最有功者莫过于汪曰桢。汪氏整理始于道光十九年，自秋涉冬，凡百余日而成。盖以董铸范本为底本，参校俞、严、蒋诸本，又校群书原文，改正极多。其校例有四，曰正旧本之讹，著各本之殊，存原本之真，辩校本之谬。诚如汪氏识语所言，虽其间“钩棘难校，无他书可证，姑仍旧文者尚多，颇未满志，然以较世间通行不可句读之本，则此虽校勘疏略，亦可云善本矣。”②见本书附录汪曰桢跋。钱培让兄弟称其“订讹补脱，条理秩然，千余年就湮之秘帙，焕然一新。即不能悉还旧观，亦可见其概矣。”③见本书附录钱培让、培杰跋。

道光二十五年，金山钱氏兄弟秉其父钱熙祚遗志，以汪氏本为基础，取爱日精庐本及《唐六典》、《通典》、新旧《唐书》、《唐会要》、《乐府诗集》诸书复加校勘，略加是正，刊入《指海》第十八集，是为当今传世最善之本。民国年间，乌程张钧衡又刻入《适园丛书》，然只求本从其朔，竟用嘉庆何氏本而不用汪氏整理本，“讹舛特甚”，且无颇具价值之附录。虽经雠校，改正者十不一二，实颇粗劣。此本问梓后，又曾作局部修订，《续修四库全书》据以影印。

《指海》本虽总体较优，但余文剩义在在有之，远未称精善。如卷一“祀五龙及州县社稷奠，共享少牢”，“奠”上脱一“释”字，《适园丛书》本有此字，据《大唐开元礼》卷一“择日”条当补。“昊天上帝、配、五方帝各准冬至”，“配”下脱“帝”字，《适园丛书》本不脱，《唐六典》卷十五此句亦不脱。卷二引《白虎通》“黄者中和之气”，按原文“气”当作“色”，此失校。“金之属亦曰鏄钟”，《适园丛书》本“亦”作“一”，是，下文有“二曰编钟”句可证，当据改。卷三引郑康成云:“绶者所以实佩玉”，《适园丛书》本“实”作“贯”，检郑注原文当作“贯”。“藻能遂水上下”，《适园丛书》本“遂”作“逐”，《旧唐书·杨炯传》亦作“逐”，当据改。“蔽膝随裳也”，《适园丛书》本“也”作“色”，《隋书·礼仪志》亦作“色”，当据改。“诸王所服展筩，无山述”，《适园丛书》本“展筩”上有“有”字。《后汉书·舆服志》:“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④(南朝宋)范晔等．《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下》［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第3666 页。可知当有“有”字。“亲王纁朱绶，四采，亦黄褾绀”，《适园丛书》本“亦”作“赤”，《旧唐书·舆服志》正作“赤”，当据改。“一百八十首，度八寸”，《适园丛书》本“度”作“广”，《旧唐书·舆服志》正作“广”，当据改。卷四引《周礼·春官·大祝》“祈福祥，求永贞，一曰顺祝文类是也”，《适园丛书》本“文”作“之”。检引文乃次举“顺祝”以下六祝，⑤(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周礼注疏》卷2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1999，第658 页。作“之”是。卷八“故我国家奉太祖景皇帝配神，祗是之义也”，汪氏校云“此句疑有脱误”，不妥。当依《适园丛书》本“祗”字作“祖”，则文从字顺。卷九“季夏祭中溜者，中溜土之王中宫故也”，《适园丛书》本下句作“中溜者土神，象土之王中宫故也”。检《白虎通义·五祀》云:“六月祭中溜，中溜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⑥(汉)班固．《白虎通义》卷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0 册，1987，第11 页。显然当从《适园丛书》本，此有脱误。卷十“晋太康六年，武杨皇后蚕于西郊”，《适园丛书》本作“武阳皇后”，均误，当依《晋书》作“武悼杨皇后”，此本失校。

又此本最大的贡献不在于校对，而在于校勘。全书正文及注，汪氏遍检群籍，核对原文，用功甚勤，洵为王氏功臣。但百密一疏之处亦尚多有之。如卷一“风师雨师皇唐天宝四年升为中祀”，汪氏据《通典》改“年”为“载”。此非引文，乃作者叙述之语，全书二字互用两通，似不必改。同理，“居缌麻已上者，不得在宗庙之祭”，亦不必据《通典》改为“居缌麻已上丧者，不行宗庙之祭”。又“守宫先布卜筮席于闑西阈外”，汪氏于“闑西”下注云:“二字旧误在‘阈外’之下，依《通典》、《新唐书·礼乐志》乙正。”此何不从其朔，引《仪礼·士冠礼》原文，而远引数百年后之书?下文又引郑注《士冠礼》云:“闑，橛也”，引《尔雅》“枨谓之闑”，郭注“闑者，门旁木也”，以释正文“闑西”之“闑”。殊不知此处为王泾之误。盖泾见郑注《士冠礼》有“古文闑为槷”之文，(“槷”或被误作“栔”，又写作“楔”。)遂将《尔雅》“枨谓之楔”写作“枨谓之闑”，并引郭注“闑(楔)者，门旁木也”以足之。其实观《谷梁传》“置旃以为辕门，以葛覆质以为槷”，注:“质，椹也。槷，门中臬。”疏:“以葛覆质以为槷，质者中门之木椹，谓恐木椹伤马足，故以葛草覆之以为槷。”①(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春秋谷梁传注疏》卷1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1999，第285页。《礼记·玉藻》“公事自闑西”，孔疏:“闑，谓门之中央所竖短木也。”②(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礼记正义》卷30［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1999，第923 页。可知王泾所引《尔雅》及郭注与“闑”字原意及郑注了不相干，皆因一字之误，而汪氏显系失察。“太卜令受龟，少退俟命”，汪氏于“俟”下校云:“旧误受，依《通典》、《新志》正。”今检《大唐开元礼》卷一“择日”条也作“受”，似不必改。汪氏校例有“存原本之真”一条，注明“凡征引经籍，或与今本不同，既文义可通，未可擅改也”，可见未能始终贯彻，有时亦未免自乱其例。又“木片谓之榜。榜者博郎反，从木也。今以文俗从牓，是题牓之字，盖传写误耳。”汪氏径改“以”字作“此”，并注明“旧误以”。细嚼原文，作“以”不误，改作“此”反而不通。又“司空行扫除于上下，太常卿、御史又自东陛升，视涤濯”，钱氏兄弟于“司空”下注云:“按《通典》云，谒者引司空，赞引引御史入，诣坛东陛升，行扫除于上，此当有脱文。”按，此乃概述之语，似不必吹求。卷二“奠献”条也有“凡帝社以上行事，皆司空先行扫除于坛殿之上”之文。若求备其文，则不止此处脱文而已，当如《大唐开元礼》所云:“谒者引司空、赞引引御史入，诣坛东陛升，行扫除于上，降，行乐悬于下讫出，还本位。初，司空将升，又谒者引太常卿、赞引引御史入，诣坛东陛升，视涤濯讫引降，就省牲位南向立。(凡导引者每曲一逡巡，于视濯，执尊者皆举羃告洁。)”③(唐)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卷5《省牲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6 册，1987，第81 页。不亦赘乎?又卷二列宗庙诸室舞名，首行云“献祖之室用《光大》之舞”，以下十三室舞名之前或有“用”字，或无之，而汪氏于其中九室皆补“用”字，且注云“旧脱”，似有过泥之嫌。卷七“校人掌六马之属”，“六”当作“王”，“属”当作“政”，见《周礼·夏官·校人》，盖涉下“辨六马之属”句而误，汪氏、钱氏皆失校。卷十引陆淳议“先之以敬爱，遵之以礼让，”，汪氏仅于“爱”下校云:“旧误让。”钱氏兄弟于“让”下校云:“《唐会要》作‘先之以敬让，尊之以礼乐’，此似有误。”按，此出《孝经》，原文为“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④(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邓洪波整理．《孝经注疏》卷3［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1999，第20 页。可见“让”字不误，而“遵”当为“导”字繁体形近之讹，而“尊”又因“遵”字音同而误。附录载《旧唐书·礼仪志》引永贞元年十一月杜黄裳、王泾议曰“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元本，德同周之后稷也”，汪氏失校，钱氏兄弟于“元本”下校云:“二字疑误，《唐会要》作‘于唐’”。其实《旧唐书·礼仪志》此处上文就有颜真卿议云“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毁之典”，⑤(五代)刘昫．《旧唐书》卷25［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第955 页。可知“元本”二字当属下，原文文义不备，不烦远引《唐会要》也。此类尚不在少数，有待将来之拾补。

从内容上看，本书约当于《大唐开元礼》吉礼部分的简本。以二书相较，本书在内容上异于《开元礼》者约有以下数端:

增。如祀九宫贵神，乃天宝初年从术士苏嘉庆所请增设。祀雷神，也是天宝初诏增，其诏令今载《唐大诏令集》卷六十七。荐献太清宫，开元二十九年新增。德明、兴圣、让皇帝三庙，则开元二十九年，始册宁王为让皇帝;天宝三年，追尊皋陶为德明皇帝，十一代祖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皆于京城立庙。释奠武成王，王原封齐太公，上元元年始追封武成王。以上各礼皆《开元礼》颁行之后新设，自然为其书所不载。其它如升风师雨师为中祀，岳镇海渎之封爵，各礼所奏之乐章，亦《开元礼》所无。此类尚多，足补史志之缺。

删。如凡例删去《开元礼》序例中整卷关于卤簿的内容，凡帝后出行还宫之仪也从略，盖仪仗出行非祭祀所专用，实乃通仪，本书仅列现场礼仪，故略去之。不载肃明皇后、孝敬皇帝庙享礼者，应为当时已祧迁之故。至于不录拜陵、视学、巡狩、封禅、祈雨、祈晴、诸太子庙享礼、州县社稷释奠及诸神祀、官员庙享等，其理由亦甚明显，此皆为特祀，而本书专载常祀，即定期举行、载在祀典的大、中、小祀，故不录。如封禅，只于卷二“杂例”下注云:“泰山祀天，社首祭地，其封禅之仪具《开元礼》中。”巡狩、祭司寒，也仅于“杂例”中顺带提及。

移。如祀马祖、享先牧、祭马社、马步，《开元礼》归军礼，本书列在卷七祀礼，其亦有说。以四季祭四神出《周礼·夏官·校人》，本未专属于兵。郑注马祖云:“天驷也”，先牧云:“始养马者”，马社云:“始乘马者”，马步云:“神为灾害马者”。①(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周礼注疏》卷33［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1999，第862 至863 页。本书所载祝文，马祖云“爰以季春，游牝于牧”，先牧云“惟神肇开牧养，厥利无穷”，马社云“惟神肇教人乘，用赖于今”，马步云“惟神为国所重，在于闲牧，神其屏兹凶慝，使无有灾”，亦重在农牧，移归吉礼，孰曰不可?后代如宋之《政和五礼新仪》、《明集礼》诸马祭也归入吉礼。

合。如《开元礼》省牲器、奠玉帛、设罍洗、奏乐、奠献仪、燎瘗皆分叙于各礼之下，其内容大同小异，重出百遍，不厌其烦。本书则将其总叙于凡例中，以“视牲器”、“玉帛”、“罍洗”、“奏雅乐”、“奠献”、“燎瘗”之目统之，大大省去繁冗。此例也被其后的《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等所采用，前者总例达二十八卷之多，后者达二十四卷之多。又如《开元礼》序例上“神位”条详列诸神位次，又于“俎豆”条重出，本书则合叙于“俎馔”条下。《开元礼》“择日”条将卜日、筮日分叙，本书则合叙于“卜择日”。《开元礼》各吉礼既述皇帝亲临之仪，又另卷述该礼之有司摄事仪，叠床架屋，不胜繁冗，本书则一礼一叙，其有司摄事之小异只附带交代。《开元礼》荐献太庙时享、袷享、禘享、荐新皆分卷而叙，本书则合叙于一条。

分。《开元礼》吉礼部分皆总名“吉礼”，下无类目。本书则将诸吉礼分为三类，曰“祀礼”，曰“祭礼”，曰“享礼”，分别对应天神、地祗、人鬼，体现了天、地、人的三才思想。此实属首创，其后《明集礼》即加以仿效，分别以“祭天”、“祭地”、“宗庙事”为目。

不难看出，本书在内容上的增减、分合、改易，达到了剔除繁冗、简明清晰的目的，体例上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体现了作者的匠心。

然本书之精华，不在于正文而在于注释。

从篇幅上看，注释占三分之二以上，这说明本书的宗旨重在礼制探讨，而不是详列当朝礼文，不是供实施之用的典章而是研究礼制的学术专书。注释的内容大约可粗分为四类:

1．溯源流。此为贯串全书的重点。凡叙一礼，必穷竟其源，爬梳其流，从上古以至本朝，历历分明，如指诸掌。如释斋戒之日数云:“古者大祭，斋并十日。《礼运》云‘七日戒，三日斋，慎之至也’，盖十日矣。秦变古法，改用三日。汉武帝祀太一于甘泉，斋戒百日。至元帝永光四年，改旧制祀律斋法，天地七日，宗庙五日。后汉礼仪，凡斋天地七日。即明今七日之制自汉礼也。”(卷一)释祝版沿革云:“古之纪事，百言以上则书于策，不满百言则书于方。策，今之简也。方，五行版也。汉事策有长短，凡策祝之文皆书而执之，以慎谬误也。魏秘书监秦静曰:‘魏龙兴以来，郊祀但有祝文，无策文。’晋议用策，郊祭大事，皆藏策于太庙。其祈谷帛常祀，藏诸清闲。皇唐郊庙享祀悉用祝版，惟朝拜陵寝用玉册焉。天宝已后，亲祀郊庙亦多用玉册。贞元二年，亲有事于郊庙，太常博士陆淳上疏，请准周礼，祝版祭讫燔之，诏可其议。至六年亲祀，复改用祝策，祭讫燔瘗，如祝版之仪。”(卷二)释亚、终献制度沿革云:“案《礼》云:‘君西酌牺象，夫人东酌罍樽。’又云:‘后璋瓒亚祼’此并宗庙之礼也。秦汉以降，后献之礼不行，惟东汉永初六年祭庙，皇太后与皇帝交献代祖室，非恒事也。晋太康三年正月，武帝亲郊，皇太子、皇弟、皇子侍祀。宋旧仪，天子亲奉宗庙，以太尉亚献，光禄卿终献。皇朝定礼，依汉魏故事，以太尉、光禄卿充之。天宝以来，亦多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或以开元礼文皆临时奏听进止。”(卷二)释圆丘之制沿革云:“晋大兴中，贺循上郊坛制度曰:‘古之王者扫地而祭。汉武甘泉大畤，因山为坛。建武二年，定郊兆于洛阳郊，圆坛八陛，于宫南七里。’梁南郊为圆坛，在国之南，高二丈七尺，上径十一丈，下径十八丈。陈制坛高二丈二尺五寸，广十丈。后魏咸兴十二年，筑圆丘于南郊。十八年，改委粟山为南郊。二十年，又改圆丘于伊水之阳。北齐制，圆丘在国南郊，丘之下广轮二百七十尺，上广轮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级四面各一陛，下级方维八陛，周以三壝。成，犹重也。后周司量为坛之制，圆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径六丈。十有二陛，每等十有二节，在国阳七里之郊。圆壝径三百步，内壝半之。至隋文帝，令辛彦之为圆丘于国之南太阳门外道东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一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皇唐受命，因而不易。”(卷四)释祭五龙坛始末云:“古礼无此祠，明皇置之兴庆宫，即今之勤政殿之南是其地。本隆庆坊，玄宗潜龙之日宅于此焉，后渐变为池。坊南人望气者以言之，及玄宗正位，以宅为宫，池水愈大，弥漫数里。至开元十六年置堂，又兼置坛，仲春月则令有司祭之。(中略)其年二月，上亲行事，感紫云郁起，曲如盖，自后每年常祭。至上元元年闰四月十九日权停中祀，因此废祭。至贞元七年春，诏令复祭之也。”(卷七)释皇地祗之名由来云:“历代尊神之号亦不同，周曰地祗，汉曰后土。又《周官》，大封则旅上帝，告后土。传曰‘君履后土’，意亦义一而名异耳。王肃议曰后地之祗，辛毗、蒋济议曰皇地之祗，晋曰皇皇后地，宋、齐、梁、陈曰后土之神，北齐曰昆仑皇地祗，后周曰地祗，隋曰皇地祗，国朝因之，以为恒典。”(卷八)

2．释名义。此类也为主要内容之一。大到一礼一物之命名，小至一字一词之音义，皆覼缕析之。如释祀、祭、享之义云:“祀者以似象为义，天神悬远，故似象而祭于郊也。《尚书大传》云:‘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于神也。’郑康成云:‘享，献也。《祭义》云:享者向也，向之然后能享焉。言中心向之，其神乃享也。’三者虽小差别，亦可总为祀而通言也。案《礼运》云:‘享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又云:‘祀社于国，列地利也。’帝，天神也，而言享;社，土神也，而言祀。推此言之，享祀为总名明矣。”(卷一)释龟策卜筮云:“《曲礼》云:‘龟为卜，策为筮。’《表记》云:‘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孔颖达《正义》云:‘卜者覆也，以覆吉凶。筮者决也，以决定疑惑。’《易·系辞》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又云:‘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而智。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刘向曰:‘蓍之言耆，龟之言久也。龟千岁而灵，蓍百年而神，以其长久，故能辨吉凶。’”(卷一)释榜位之“榜”云:“案《五经文字》，木片谓之榜。榜者博郎反，从木也。今以文俗从牓，是题牓之字，盖传写误耳。古礼君亲牵牲，丽于庙中之碑。自秦汉以来，无复亲牵牲之事，故后代但立一榜，如碑之形，是所为仪象也。”(卷一)释簪导云:“案《说文》云:‘簪，首笄也。’《释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于发。’一曰笄，‘笄，系也，所以拘冠，使不坠也。’‘导，所以导栎鬓发，使入巾帻之里也。’今依周礼，天子以玉笄，而导亦从之也。”(卷三)释蜡云:“《礼记》云:‘伊耆氏始为蜡。蜡者索也。岁十有二月，合聚万物而索享之也。’又《月令》云:‘蜡百神于南郊，为来年祈福于天宗。’崔灵恩云:‘蜡者索也，尽也，谓大尽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蔡邕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腊。’孔颖达案:‘《左传》云虞不腊矣，是周有腊名也。”(卷六)释五岳之名云:“《三礼义宗》云，岱者代谢之义。春阳用事，除故生新，万物更生，相代谢也。衡者平也，夏时万物长足而齐平也。嵩是高大之称，嵩高居天下之中，象五行之土德总摄四方也。华为文章也，秋物成就，皆有文章也。恒者常也，阴阳一终，周而复始，是天常道也。”(卷八)

3．辨同异。此亦为重要内容。凡重大礼制，各家有异说，皆尽数罗列，详悉析之，且常断以己意。如辨天、帝之数云:“郑玄释天神云:‘昊天，天也。昊天上帝是冬至于圆丘所祀天皇大帝也。’王肃以昊天与上帝一也，以昊天上帝即天之神。盖元气广大则称昊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故《书》云:‘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又《周官》云:‘以 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即委天以苍昊为名，不入星辰之例。以勾陈中星亦名耀魄宝，自是星中之尊，岂是天也。灵威仰等五方之帝唯据纬书所说，悉无可凭。此盖王氏之学也。灵威仰等五方之帝，郑氏之学也。”又云:“郑所说天有六者，谓五精之帝为五方之天，东方灵威仰之类是也。又以上帝，都号六天。王学之徒则云是一，议云:‘天地各一，是曰两仪。天为无二，又焉有六?’此皆王、郑所说，旨不同也。”(卷四)辨皇地祗以后配之非云:“《开元礼》以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配座。永泰二年，诏改之。《孔子钩命决》以释《孝经》云:‘后稷为天地主’，故我国家奉太祖景皇帝配神祗，是之义也。汉文初祭地祗于渭阳，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亦高帝配。此汉氏以太祖兼配天地。至哀、平之间，王莽引周礼享先妣为配，北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莽始矣。及光武中元元年十月，使司空鲂告祠高皇帝庙，请改以薄后配地，代高后也。魏以武宣卞皇后配，晋以宣穆皇后配，后又以张后配。先儒袁准、陈舒、徐干议，皆以天地至尊无配。宋初永初三年，尚书八座议以武敬皇后配地。臣以古来娥、英、姜、姒盛德之妃未有配食于郊之礼，历代失之甚矣。隋氏以太祖皇帝配，皇朝亦如之，可谓得礼之正也。”(卷八)辨禘袷云:“三年一闰，天道小备，五年再闰，天道大备，故禘袷之数因而法焉。《白虎通》云:‘禘袷，袷犹禘。’贾逵、刘歆、王肃皆以为禘袷二祭礼同而异名耳。马融则云禘大，袷次之。郑玄云禘大于四时而小于袷，引《春秋》袷于五宫，禘于庄公。《汉仪》以禘大而及毁主，以袷小而不及之。魏用王肃议也。圣朝典制兼而行之，奉献祖宣皇帝居东向之位，自下子孙依昭穆罗列焉，太祖不居乎厥中，非旧典也。”(卷九)辨先蚕坛位置云:“案《周礼》，皇后蚕于北郊。而汉法，皇后蚕于东郊。魏尊《周礼》，蚕于北郊。晋太康六年，武悼杨皇后蚕于西郊，坛高一尺，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采桑坛东南。后齐在京城北，坛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陛，在采桑坛东南。隋制于宫北三里为坛，高四尺，周回三十步。又为采桑坛于祀坛南二十步，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皇朝因之也。”(卷十)

4．疏正文。此类或说制度，或补内容，或举书证，或加说明，不一而足，皆用以补充疏释正文。如说紫极之舞制度云:“紫极之舞，天宝七载玄宗之所制也。以舞童三十六人，服四时方色衣履，戴仙童抽环冠。其舞有序有破。诸乐工人皆戴进德冠，服青绫袴褶，白绫大口袴。引舞者执金莲花，以象神仙自天而至，故名之曰紫极之舞也。”(卷二)补充明堂各室尺度云:“堂上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广也。木室于东北，火室于东南，金室于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广益之以三尺。土室于中央，方四步，其广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东西七丈也。”(卷五)书证宫悬云:“案《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乐舞教国子，《云门》等之舞。起北起西者，凡庙堂之上，罍在阼，牺樽在西。庙堂之下，悬鼓在西，应鼓在东。郑云‘礼乐之器尊西’也。《三礼义宗》云:‘天子宫悬者，四面悬也，面各设一肆。肆者陈也，一悬钟，一悬磬，合而陈之。一肆之中，钟十六，磬十六，合为三十二。乐所以必陈钟磬者，凡乐之器皆须文以五声，播以八音，然后为乐也。’《吕氏春秋》曰:‘尧命夔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皇唐《六典》太乐职，陈宫悬之法，庙庭鏄钟十二，编钟十二，编磬十二，凡三十六虡。郊丘及社则面别去编钟、编磬各二虡，凡二十虡。《释名》曰:‘横曰簨，在上高峻也。从曰虡，从旁举虡也。’《诗注》云设大版以饰簨为悬，谓之业，又崇牙树羽，并以饰簨也。夏禹造龙簨虡，簨则饰之以鳞属，虡则饰之以臝属及羽属，钟虡饰以兽，磬虡饰以禽。近代加流苏树羽，编五色花叶及龙凤等。故《西京赋》云‘洪钟万钧，猛虡煌煌’是也。设十二鏄钟于编悬之间者，案《三礼图》，凡编十二枚同一簨谓之编，特悬者谓之鏄。《乐录》云:‘金之属一曰鏄钟，凡十二，每钟各一簨虡，各应律吕之声，分为六隔，法七十二候。二曰编钟，即小钟也，各应律吕，大小编而悬之也。’”(卷二)说明毳冕章服图案来由云:“案《三礼义宗》云:‘凡章服之中，唯有龙、雉、虎、蜼并是禽兽。龙能变化，其体可尊，故不没其名。鷩及虎、蜼嫌是体卑，故隐其正称也。所以龙、雉各自身为章，虎、蜼合为一章。以龙为仁德，雉有文明，仁德文明皆是为阳，刚毅勇智皆是为阴，故龙、雉各一而成章，虎、蜼二物合而为一，放于阴阳之义也。以毳冕祭四望，四望是五岳四渎之神，虎、蜼是山林所生，故服以明有象也。’然周礼之制服止于六冕，所祭之神其类甚多，但使礼通，变皆同用。虎、蜼非水物，三川气通，故俱用毳冕，明有同类之义也。”(卷三)

显然，本书所做的以上工作及提供的丰富资料，对于礼制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中国礼学史上，《三礼》而后，《大唐开元礼》以前，几无专门记述礼仪制度之书。今天能够见到的叔孙通《汉礼器制度》、马第伯《封禅仪记》、刘苍《南北郊冕服议》、胡广《汉制度》、蔡质《朝会仪记》、挚虞《决疑要注》、贺循《宗议》、张敞《东宫旧事》等，皆不过寥寥数语，或只零星记录，或仅残篇断简。以至唐初，“礼司益无凭准，每有大事，輙别制一仪，援古附今，临时专定。”①(唐)杜佑．《通典》卷四十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万有文库》本，1988，第233 页。《大唐开元礼》出，方能“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诸儒之讼，稽是书而可定。国家有盛举，不必绵野外之仪，即是书而可行。世世守之，毋敢失坠。”②(宋)周必大．《大唐开元礼序》《文忠集》卷9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7 册，1987，第932 页。该书之面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实为礼学史上之里程碑。唐贞元初，已用于科举取士。其后的《开元后礼》、《曲台新礼》、《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明集礼》、《大清通礼》等，皆不过踵事增华，略有变革而已。《大唐郊祀录》作于《开元礼》之后数十年，而能有所匡正增益，且其面世早于《通典》，故尤可宝贵。大致而言，本书的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可探礼制之赜。作为研究礼制的学术专书，本书于每一礼制问题，无不旁征博引，极尽探赜索隐之能事，这就为古代礼制和礼制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如前述“溯源流”，可助厘清每一制度的来龙去脉;“释名义”，可助辨章礼制名物;“辨同异”，可助遍观各家观点;“疏正文”，可助对礼制透彻详悉的了解，等等。

可补史志之缺。诚如汪氏跋语所言，本书“所引诸书及所叙历代制度，多有史册所未详、他书所未载者”，如祀九宫贵神，祀雷神，荐献太清宫，荐享德明、兴圣、让皇帝三庙，释奠武成王，升风师雨师为中祀，岳镇海渎之封爵，各礼所奏之乐章等，皆为礼制史研究所不可不知，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

可正群籍之讹。如《唐六典》言礼神之币色云，“神州币以黄”，本书卷一则言以玄色。证以《通典》、《新唐书》，知《六典》“黄”字误。新、旧《唐书》皆言中宗之室酌献奏“太和”之舞，本书卷二、卷九则言“文和”，证以《大唐开元礼》、《通典》，知“太”字误。《新唐书》言玄宗室奏“大运”之舞，本书卷二、卷九则言“广运”，证以《旧唐书》，知“大”字误。《唐六典》言皇太子之服“白革带”，本书卷三则言“白假带”，证以《隋书》、新、旧《唐书》、《通典》，知“革”字误。《旧唐书》载祀昊天上帝降神曲第一奏首句云“款泰坛”，《乐府诗集》作“挹泰坛”，而本书卷四作“杚泰坛”，于“杚”字下分明注云“工艾反，平也”，证以《汉书·礼乐志》“杚嘉坛，椒兰芳”，则知上二书“款”、“挹”皆误。第六奏倒四句，《旧唐书》、《乐府诗集》作“贞璧就奠”，本书作“贞璧既奠”，知“就”字误。登歌《肃和》首句，《旧唐书》、《乐府诗集》作“奠祖配天”，本书作“尊祖配天”，知“奠”字误。祭后土送神乐章首句，《旧唐书》作“告祥式就”，《乐府诗集》作“吉祥式就”，本书卷八作“告祈式就”，知上二书皆误。《旧唐书》、《乐府诗集》载玄宗开元七年享太庙迎俎《雍和》乐章第二首倒三句云“肃唱和鸣”，本书卷九所载“唱”作“雍”，知作“唱”误。《通典》载贞元四年李纾奏，请改武成王祝文“敢昭告”为“致祭于”，本书卷十引此奏及所载武成祝文皆作“敬祭于”，知《通典》误，等等。至于本书文字与群籍出入者，更是俯拾皆是，堪称异文渊薮，可备校雠之用。如卷二引《月令》“藏帝籍于神仓”，今本《月令》及各家所引“帝籍”下皆有“之收”二字，而本书所引无之，乃知此用明皇删定之本，与唐石经合。卷三引《汉舆服杂事》云:“昔荆卿逐秦王，其后谒者持楯拟客，以备不虞。”检《后汉书》、《初学记》、《北堂书钞》等群籍皆作“持匕首”，作“持楯”者独此所引，不独提供异文，兼为秦宫廷制度考索重要线索。

可备辑佚之需。本书所引佚书甚多，如《五经通义》、《三礼图》、《世纪》、《乐录》、《汉仪》、《汉杂事》、《江都礼、《孝经援神契》、《士燮集》、《汉舆服杂事》、《晋百官表》、《三礼义宗》、《太始起居注》、《异义古尚书》、《皇唐礼令》、《祠令》、《皇唐令式》、《开元文字》，以及由汉至唐诸儒如汲黯、卫宏、韦玄成、高堂隆、季雍、贺循、秦静、董巴、许亨、何佟之、陆玮、晋灼、徐爰、谬忌、蒋济、卫臻、鱼豢、裴秀、何桢、、王元规、王瑀、柳冕、陆质、张荐、孔晁、刁协、傅咸、缪袭、韦万石、袁准、柳士宣、孔志约、阎立德、辛毗、庾蔚之、陈舒、郝处俊、徐干、许嘉、陈矫、祝钦明、李元瓘、于颀、严说、贺知章、李淳风、李纾、陆淳、包佶、许敬宗、令狐建等之奏议论说，多为他书所未见，皆可供辑佚之用。如鱼豢除圆方二丘之奏、袁准明堂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失收，玄宗天宝十年礼神用玉诏《唐大诏令集》失收，许敬宗、李淳风辨昊天上帝之奏《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均失收等。其中尤以《三礼义宗》最为重要，全书大段节录，达数十处，皆不见于他书，其珍贵可知。其它仅见于本书者尚有夕月降神乐章“月以阴德”一首，九宫贵神乐章全篇，魏明帝立六庙之诏，敬宗庙酌献乐章“大孝显庆”一首等，皆弥足珍贵。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以博洽名世，而本书亦遗憾地被置于视野之外，可见其辑佚价值。除此之外，大量引文虽也见于他书，但本书所引往往为始见或较早之出处。最明显的例子是《通典》。《通典》的文献价值世人皆知，但本书面世早于《通典》，因此凡引用文献互见于二书者，其孰源孰流不言自明。、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在引文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意引”，即作者往往不是严格地引用原文，而是断章取义，甚至撮述大意。如卷一引《楚语》“天子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其牛”云云，原文“天子”之下尚有“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九字，引文省去。①(吴)韦昭注，吴绍烈等整理．《国语》卷18《楚语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567 页。卷二引《聘礼》“出祖释軷，祭酒脯也”，原文实为“出祖释軷，祭酒脯，乃饮酒于其侧。”②(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仪礼注疏》卷24［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1999，第452 页。引郑注《祭义》云:“谓以人道祭之，魄以实耳。”原文实为“相爱用情，谓此以人道祭之也。报气以气，报魄以实，各首其类。”③(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礼记正义》卷4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1999，第1327 页。卷三引《汉仪》:“绶者，明有所承受，别尊卑，彰有德也。”《初学记·器物部·绶第四》所引则为:“绶者，有所承受也。所以别尊卑、彰有徳也。”④(唐)徐坚．《初学记》卷26［M］．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1985，第625 页。引《大戴礼》“冕而加旒，以蔽明也”，原文为“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⑤(汉)戴德辑，方向东汇校集解．《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卷8《子张问入官第六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802 页。卷四引郑注《大宗伯》云:“此冬至祭天皇大帝于北极也。”原文实则为:“此礼天以冬至，谓天皇大帝在北极也。”⑥(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周礼注疏》卷1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1999，第478 页。等等。

二是“错引”，即以甲书为乙书。如卷一引《礼运》“享帝于郊”云云，实为《礼器》文。引《春官·宗伯》“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前期十日”乃杂《天官·大宰》文。引《礼运》“七日戒三日斋”，实为《礼器》、《孔子闲居》文。引《左传》“毛以告色”云云，实为《国语·楚语》文。卷二引《大司乐》“诸侯轩悬”及郑注，实乃《小胥》文。引孔颖达释《聘礼》“祖始也”大段文字，实则为郑注文。卷三引《大戴礼》“黈纩黄绵为之”云云，今检乃《隋书·礼仪志》文。引《卫诗·国风》“鬒发如云”，实乃《墉风·君子偕老》文。卷六引《礼运》“大明生于东”及郑注，实为《礼器》文。引《郊特牲》“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二处，实皆为《祭义》文。卷九引“象樽饰以象形”，云用王肃义，实则为郑玄义，等等。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古代学者普遍存在的凭记忆引书而不核查原文的习惯所致。但本书本为进呈天子御览，且内容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文献工作做得如此粗疏，颇令人费解。

《郊祀录》中大量存在的“意引”和“错引”，给今天核对原文和判断引文存佚的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另一方面，本书所述历代及本朝制度，也需要逐一考实。故对于本书文献价值的全面梳理和总结，尚待更为深入的研究。本文只不过略举其要，以期引玉而已。若能假以时日，逐条考证，逐句校勘，全面整理，深入研究，必当有更多更新的收获。

由于本书所引诸书及所叙历代制度多有史册所未详、他书所未载者，可订旧史之讹，可补旧志之阙，故为后代学者高度重视，广为征引。

宋仁宗天圣五年，太常礼院引《郊祀录》议居丧官应否预祭宗庙之事。①(元)托托等．《宋史》卷125《志第七十八·礼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第2924 页。皇祐三年，司马光引《郊祀录》方丘之制奏修皇地祗坛，奉圣旨依议。②(宋)司马光．《传家集》卷18《修筑皇地祗坛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4 册，1987，第193 页。元丰元年，详定礼文所引《郊祀录》请定皇帝亲祠郊庙群臣执笏之制。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1986。元丰三年，详定仪注所引《郊祀录》议皇帝亲祠郊庙执圭之仪。④(元)托托等．《宋史》卷151《志第一百四·舆服三》［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第3532 页。元丰四年，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据《郊祀录》，请改祀先蚕于北郊，并不设燎坛，从之。⑤(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87［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本，1986，第797 页。元丰六年，礼部据《郊祀录》，请改造夜明坛，从之。⑥(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79［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本，1986，第726 页。元丰中，王安石据《郊祀录》祭地示之仪，请改熙宁之制，祭皇地祗、神州地祗诸地示不设燎坛，从之。⑦(宋)王安石，秦克、巩军标点．《王安石全集》卷31《议皇地示神州地示不合燎燔事劄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271 页。元符元年，礼部及太常寺据《郊祀录》，请礼神之币各从方色，从之。⑧(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1986。金大定十四年，国子监据《郊祀录》所载起请孔子庙大成殿圣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从之。⑨(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3《崇奉杂事》［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重印《四部丛刊》本。其余群书如《旧五代史》、《三礼图集注》、《通志》、《续通志》、《长安志》、《职官分纪》、《群书考索》、《翰苑新书》、《册府元龟》、《尚书大传》、《明集礼》、《五礼通考》、《读礼通考》、《记纂渊海》、《渊鉴类函》等引用尚多，不能一一枚举。

早在宋代，就有人对本书进行过整理，甚至出现了改编、仿作之书。《玉海》卷一百零二载，宋太宗淳化二年，秘书监李至以祭祀祀辞临事撰进，辞义浅近，不合典式，乃集《大唐郊祀录》祝辞一百零九首，增撰八十一首，编为《正辞录》三卷上之。此为对本书的改编。《臣相魏公谭训》载:“祖父常以米宣献澄心堂纸手书较正《大唐郊祀录》十四策赐象先，皆朱书，臣某足为宝玩。”⑩(宋)苏象先．《臣相魏公谭训》卷3［M］．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重印《四部丛刊三编》本。此即对本书的整理。《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孙奭领太常，以国朝典礼仿唐王泾撰《崇祀録》二十巻，未奏而卒。其子殿中丞瑜表上之，诏送史馆。”⑪(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1986。孙奭自序云:“三圣相承，五纪而远，文物増损，诏符襞积。且开元之代既为通礼，而韦公肃续撰《礼阁新仪》，王泾又为《郊祀録》，补备其事。国朝惟有开宝之礼，无它撰述。愿纪信书，亟蒙开可，又诏知制诰李维、直史馆姜屿参相典领，未遑卒业。逮兹闲外，始复讲求，兴建隆之元，据开宝之旧，先列凡例，明常制也。次张题部，俾从类也。篇有引述，原乎大本。注有援证，包乎先代。至于太仆之牢具，司农之蔬膊，光禄之脯果醪醢，少府之器服圭品，奉常之粢稻，太府之薫币，将作燧鉴之给，司天日时之告，祝史册信，撰工乐章，坛墠以等级为差，攅题以位置相准，因事示法，附义生文，比次有伦，攟摭无间，具实录之体，备有司之传，析而第之，为二十卷。周礼尽在，无待太史之观。汉仪可推，当留博士之藏。”⑫(宋)王应麟．《玉海》卷102《宋朝崇祀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浙江书局本，第1878 页。《甬上耆旧诗》载《豳叟屠田叔先生本畯》传云:“先生号汉陂，自为儿即异，父少司马竹墟公甚爱之。以任子，授刑部检校，稍迁太常典簿，因撰《太常典録》，记国家郊祀大典，时比诸唐王泾《郊祀録》、宋文彦博《大飨明堂记》。”⑬(清)胡文学:《甬上耆旧诗》卷20［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74 册，1987，第390 页。可见自宋至清，都有仿作者。其书对后世的影响可见一斑。

这样一部较早的不多见的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礼制专书，流传不广，稀见晚出，为《四库全书》所未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笔者认为，本书在古代礼制史研究上应占有一席之地。本文所作的探索，是极其初步的。至于汪氏所感叹的“唐人著述传世日少，安得有力者更为覆校而刊行之，庶不致终归散佚乎”，则将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