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宝东

（安徽建筑大学法政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近年来，从国家科研主管部门到地方科研机构都已意识到学术不端之风盛行的严重性，纷纷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甚微。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为了刹住这股歪风，很多学者作了深入的探讨。他们把原因要么归结为外在环境，要么归结为学者自身，或二者兼而有之，却很少有人从学术不端行为自身去研究其产生的原因。经验告诉我们，道德行为本身的特征对于道德决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些学术行为不端者在其他方面也许并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甚至还可能表现出强烈的道德感，为何偏偏在此问题上表现得如此无道德？仅从外在环境或个体道德素质入手显然无法解答。鉴于此，本文拟借用托马斯·琼斯的伦理决策理论，通过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道德强度的分析，从一个被人们忽视的角度探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并尝试对如何有效杜绝这种现象提出自己的浅见。

一、托马斯·琼斯的组织伦理决策理论

在组织伦理决策研究中，美国学者托马斯·琼斯在1991年提出的问题权变模型最为引人关注。她认为之前的伦理决策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缺陷，即仅仅从决策者的个人特征、道德素质或决策的环境因素入手，而对道德问题本身的特征视而不见。如果道德问题自身特征不重要，那么，同一行为主体对于所有的道德问题，都将进行同样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决策，事实并非如此。因此，琼斯把道德强度这一概念引入其模型，以此解释人们的伦理决策过程。琼斯把道德强度界定为“特定形势下与问题相关的道德紧迫程度”，它包括后果总量、社会一致性、后果产生的可能性、时间紧迫性、与受害者的亲近程度和后果集中度等六个维度。后果总量指行为给受害者或受益者带来的伤害或利益程度；社会一致性指有多少人认为这种行为是恶或善的；结果产生的可能性指行为实际发生并造成伤害或带来利益的可能性；紧迫性指在行为与其预期后果之间的时间间隔长度；接近程度指受害者或受益者与决策者在社会上、心理上或身体上的距离；后果的集中程度是受行为后果影响人数的反函数，后果影响的人数愈少则集中程度愈高。当决策者面临的道德问题的后果总量较大、社会一致程度高、结果产生的可能性大、紧迫性高、与受害者的接近程度大、后果集中程度高时，这一问题的道德强度就高，就可能唤起决策者的道德意识。道德强度对整个决策过程（认识道德问题、做道德判断、建立道德意向以及从事道德行为）的每一环节都有直接影响。而外在组织因素仅仅对决策过程的后两个阶段即建立道德意向与从事道德行为有直接的影响。[1](p366-395)行为道德强度与上述诸变量之间关系如何？很多研究者对此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它们确实会对个体的伦理决策发生作用。[2](p715-726)尽管决定问题道德强度的六个变量各自与问题的道德强度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伦理决策过程的各个阶段，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都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验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引入这一范畴，通过对当代中国学术不端这一伦理问题的道德强度分析，为探讨这一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学术不端行为及其表现

尽管不同学者对学术不端这一概念的理解有所偏差，但应该基本认同如下界定：学术不端行为意指那些伪造、虚构、剽窃和其他严重违背公共科学道德的行为。笼统地说，任何违反诚实和公正这一科学研究与传播基本原则的行为都可以被认为是有违学术道德的学术不端行为。国内外学者对此多有争执、论述，非本文所要探讨之核心，在此恕不赘述。在此仅依据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中对学术不端行为表现形式的认定：“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伪造注释；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其他学术不端行为。”[3](p57-59)要穷尽所有是不可能的，好在还有“其他”。这些对于我们分析这一行为的道德强度已经足够。

三、学术不端行为的道德强度分析

行为是否道德问题取决于两个因素：行为者意识到行为可能伤害或者有助于他人以及行为者必须有自由选择的可能，二者缺一不可。对于学术不端而言，后者不是问题，问题在前者：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有多大？作为决策者，我损害了谁的利益？这是我们分析学术不端行为道德强度的逻辑起点。因为决定问题道德强度的六个变量中有五个与此相关。学术不端者倾向于认为行为没有损害他人利益，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正是受害者“缺席”这一特征，使得行为者从事学术不端行为时，认为其行为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利益损失，或者非常小，小到可以忽略。因此，与决策后果以及受害人相关的几个决定道德强度高低的变量都会变得非常低。决策者感受不到自己的决策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有多大，即后果总量很小，后果产生的可能性和时间紧迫性也会很小，甚至无从谈起。由于决策者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什么伤害，因此，与受害者的亲近程度和后果集中度两个变量也无从谈起，即便有也会很低。换言之，当一种行为被认为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时，它就无法唤起行为者的道德意识。当今中国学术殿堂里，从事学术不端行为已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拿不到课题、骗不到科研经费、发不了文章、拿不到职称才是丢人的事。这足以说明，学术不端在很多学者心中已不被视为一个不道德行为，其被作为不道德行为的社会一致程度非常低。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对于很多学者来说，学术不端行为的道德强度非常低，原因是这一行为给受害者带来的直接利益损失几乎不存在或非常小，因而它通常不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一个道德问题；其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与紧迫性都被认为极低；这一行为的直接受害人对于行为者来说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模糊难辨、后果分散，很难引起行为人的道德负罪感。因此，当面对这一伦理决策时，他们的道德自觉很难被唤醒，道德意向很难建立。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原因的新的理解。我们不再仅仅从外在的社会文化、制度环境，或者决策者的个人道德素质出发去理解当代中国学术腐败盛行的原因，而是把目光转向学术不端行为本身。

四、启示或对策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要刹住学术不端愈演愈烈的歪风，通过各种管理措施提高学术不端这一行为的道德强度，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当然这样做并不排斥通常获得广大学者和管理者认同的外部环境的优化、科研管理制度的完善和个体道德素质的培养这些举措。但所有这些举措最终都必须落实到如何提高这一行为的道德强度上，否则，只能于事无补。

1.引导主观感受。学术不端日益盛行，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风气的败坏或者学者道德素质的低下。这样只会导致消极无为的态度，因为这些都是学术机构自身短期无法改变的。由上述分析可知，决定道德强度的六个变量的大小取决于决策者本身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到的道德强度才对决策者的道德判断以及道德决策起重要作用。[2](p715-726)这就要求科研管理者，在进行管理措施选择时，首先要考虑引导科研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道德强度的主观感受，提高他们决策时的道德敏感度。

2.明确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学术不端之所以不被看作道德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害者的“缺席”。意识到行为可能伤害或者有助于他人是一个决策成为道德问题的必要条件。没有意识到不等于没有，这就要求管理者通过各种方式明确行为的受害者。首先，学术不端行为败坏了学术乃至社会风气，使得国家科研资源配置体制扭曲，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严重影响国家的科研事业的发展。其次，学术不端行为破坏了公平原则，这也就意味着对那些没有违背自己的学术良心，恪守学术道德的学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会使他们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利益受损。

3.明确行为后果。决定道德强度的六个变量中，后果大小与社会一致程度对道德强度的影响最为直接。[2](p715-726)因此如何提高这两个变量的值就显得至关重要。作为管理者，除了构建完善的学术研究制度，还要引导科研工作者对后果程度的主观感知。把行为的后果信息和潜在受害者的个人信息披露给决策者，可以有效地提高问题的道德强度。[4](p105-126)因此，科研管理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把行为的后果信息和潜在受害者的个人信息披露给企图从事学术不端行为者，使他们能够更为清晰地感受到他们的行为会给国家或者相关人员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4.强化组织伦理氛围，提高社会一致性。研究表明组织因素对道德强度有重要的影响。[5](p1-16)虽然复杂的组织因素具体如何影响道德强度诸变量尚待进一步研究，但它至少提醒我们：一个科研组织也许无法改变社会宏观的道德环境，但它可以通过组织结构的安排、组织制度的完善与组织伦理文化建设，优化组织自身的伦理氛围，提高组织内部科研人员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不道德性的认识的社会一致性，以此来提高学术不端行为的道德强度。

至此，本文已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借用托马斯·琼斯的组织伦理决策理论，从道德问题本身这一角度对学术不端屡禁不止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并对如何遏止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虽然简陋，也许对于日益恶化的学术风气只是杯水车薪，但愿它能抛砖引玉，引来更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探讨。

[1]Jones，T·M.Ethical Decision Making by Individuals in Organizations：An Issue-contingent Model[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1，（16）.

[2]Morris，S· A.and R·A·McDonald.The Role of Moral Intensity in Moral Judgement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1995.14（9）.

[3]祝光英.学术腐败防治问题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0，（3）.

[4]Loy D·Watley，Douglas R.May.Enhancing Moral Intensity：The Roles of Personal and Consequential Information in Ethical Decision-Making[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4，（50）.

[5]Patricia C·Kelley，Dawn R.Elm.The Effect of Context on Moral Intensity of Ethical Issues:Revising Jones’s Issue-Contingent Model[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