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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社会教育方法及对当代的启示

2014-04-06赵婧怡

湖北社会科学 2014年11期
关键词:民智新学白话文

赵婧怡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社会教育从广义上看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影响个体发展的教育,从狭义上看指除学校教育外所有文化设施对人施行的各种教育活动。本文认为,社会教育是区别于学校和家庭教育的一种传统教育形式且独具特点。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将社会教育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途径。晚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时期,而到了清朝末期,新政的开展使“造就近代国民”成了社会教育的主旨,传播新学和改造品德成了社会教育的内容。清末的社会教育方法多样,研究其丰富的方法及社会教育经验对于改善我国社会教育现状和完善社会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清末社会教育方法之一:倡导白话文

晚清时期,文言文作为官方语言被官方和士人使用,而对文言文已难以理解的广大民众则使用白话文。白话文对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是易懂且醒目的。随着清末新政和教育普及等现实问题的出现,统治阶级需要向下层民众介绍新学,开始倡导白话文。报刊在晚清渐成为新型传媒工具,而当时的状况是“社会中识字之人,通文言者不过什一,则文言之报有时而穷。济报纸之穷,端有赖于白话焉,白话者报纸之先锋也。”[1]因此,为了实现对下层民众的关注和教育,白话文报刊开始蓬勃发展。根据现有文献,清末时期使用白话文的报刊已多达一百四十余种。[2](p135)以《民报》为例,其上刊登的白话文章使普通社会民众易于理解。当时的白话文报刊以传播新学和改良旧学、旧俗为主要内容,同时还涉及到时事政治和传统习俗制度等。对于难以通晓文言文的民众来说,白话文报刊是易于接受的。白话文对于“开民智,兴新学”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民众曾发文指出,“予尝见有初识字而阅《大公报》者,置前几页而不观,单择其后页附件之白话读之。于是以知白话之最足开人之智也。”[3]在宣传工作中白话文的功效显著,在社会教育中逐步形成了讲白话的气氛。

除白话文报刊外,文批公告也逐渐采用白话形式。更重要的是,官员对于白话文逐渐重视并应用于社会教育当中。1903年,时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为劝戒社会民众缠足而使用白话文告示,这也是清末官员使用白话告示的先例。此后政府为了使其决策为民周知,开始大力推行白话文告示。清末统治阶级为实行新政,使用白话文告示将政策和新学告知民众。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官员实施的办学堂、化风俗等举措因使用白话文而被民众较快接受,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教育的发展。官方使用白话文的方式向民众传达劝戒缠足、打击迷信、倡导新的生活的社会教育意志,使民众对新学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对于民众的社会教育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清末社会教育方法之二:创立新式学习机构

清末统治阶级通过创立新式学习机构来传播新学以达到广开民智的目的。首先,有识之士广设阅报处。报纸的社会教育功能在于鼓舞民众精神、增长民众知识。阅报处最初的受众是下层民众,报纸刊登的文章也多以白话文为主,这促进了社会教育活动的开展。阅报处逐渐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社会教育形式,当时的商人为了招揽顾客,在茶楼、药铺和照相馆等地都设有阅报处,可见人们对于阅报处的推崇。[4](p265)新政期间,官绅也开始利用其特有的社会优势加入到创设阅报处的行列,如1905年直隶房山县令联合当地士绅设立了“官绅合立阅报社”等等,阅报处在官员与士绅的协力之下蓬勃发展。伴随清末宪政改革的实施,阅报处逐渐成为新政中的重要工作并被规定在地方自治章程中。

其次,开设半日学堂。当时众多年长及贫寒之人无法接受学堂教育,由此各种半日学堂开始出现。作为清末社会教育的产物,半日学堂在识字和启蒙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除士人出资开设外,各种民间社会组织也开始建立半日学堂。例如,京师骡马市大街的讲报社刚刚创立后便又设立了国民识字义塾,“数月大有进步,近日学生已增至一百八十多人。”[5](p27)又如江苏泰州的高人鉴等人,“组织泰州普益蚕桑公司,并附设农务半日学堂。”[6]半日学堂使下层民众拥有受教育的机会,其教授方法及教学经验也为社会教育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加之统治阶级及官员的行政力量使半日学堂有了制度性保障,从而推广至发展。

再次,创设简易识字学塾。清末的社会教育因1906年的预备立宪而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创设简易识字学塾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应时而生。1908年开始,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会奏各年筹备事宜并进行学塾的创办工作。1909年教育部详尽制定推广简易识字学塾等工作细节,以达到民众识字教育系统化和实质化,如学部奏定了《简易识字学塾章程》并通令各省推行。此后,各州县的简易识字学塾陆续大量出现。

三、清末社会教育方法之三:下乡宣讲

清末新政期间,时任山西巡抚的赵尔巽曾在“通筹本计十条”中提出“广宣教化以开民智”,[7]奏呈后便得到朱批,并要求政务处议准之后在全国通行。讲报和宣讲除体现了民俗文化魅力外,还使广大下层社会的普通民众在宣讲中接受新学、脱离愚昧。

首先,讲报活动的出现。很多阅报机构都兼办讲报活动,如直隶设有启智阅报处每逢周日便“派人演说时事。”[8]当时还陆续出现了很多专门的讲报机构,1905年北京一讲演社就专门讲演各种报刊且十分受欢迎。同时,各种演说活动随之展开。据统计,1901至1905年间,仅江苏、浙江等十六省建立的以演说会为主的社团就已多达二十五个。[9](p275)此间的各类讲演社团因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而具有了自然的合法性。当时的各类讲演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开启新风气、进化新民德、唤醒新思想和把握新时政等,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转型时期社会教育中“开民智、兴新学”的目的。其次,宣讲活动陆续出现。自新政开始后,宣讲活动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清末的宣讲所是以演说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育机构且内容比阅报社更广泛,如北京的有识之士在东牌楼大街设立了第五学区宣讲所,天津也设有面向普通民众的地藏庵宣讲所。政府也设立宣讲所,由劝学局、督学所等机构负责筹建,这对“开通民智、启导风俗”具有积极的意义。各地方政府也陆续开办宣讲所对民众进行宣讲活动,如1908年吉林巡抚陈昭常下令省城各宣讲所“用白话编写时事,令人宣讲。”[10]语言对社会民众的心智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力,而讲报与宣讲活动经过政府的认同和官员的推行,成为清末社会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清末社会教育方法的当代启示

清末是一段特殊时期,当时民智虽未大开却已是一个渐进启蒙的时代。历史具有传承性的特点,因而从这个角度去看,清末的社会教育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与以后时代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纵观清末的社会教育,其初期以统治阶级为主导,而中后期多为各地方官员与士人为主,采用具体的教育方法,对引导民众接受新学、推动社会文化发展以及政治秩序的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之,清末社会教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当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是对官员和知识分子思想教育的启示。要加强官员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积极开展社会教育活动。清末不仅政治发生巨变,人们思想层面也有明显变化。清末社会教育的发展伴随着新政的开展,新政作为一种社会变革冲击着时人的思想,也影响当时社会教育方法的调整。清末的社会教育以统治阶级、官员及士子为主导,在执行倡导白话文、创设学习机构和下乡宣讲工作中都能够做到以“开民智、兴新学”为社会教育的核心。统治阶级及各地官员逐渐认识到变通的重要性,进而更好地进行社会教育活动。当今,国家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言行是政府形象最直接、最根本的表现。而一些领导干部放松对自身思想以及行为的要求,轻视国家的各种政策法规,且在工作中未能做到与时俱进、体恤民意,这些都将影响到社会各层民众对政府的印象和看法,对政府在民众中所树立的威信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要针对目前国家公职人员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现状进行思想素质方面的教育。

二是对社会认同机制以及社会教育效果的启示。我们要努力建立并完善社会认同机制,充分重视社会教育的实效性。清末的社会教育从方法上看,除了以教育理论为主的说教以外,更是十分重视广大社会民众自身的社会身份认同感。例如在倡导白话文和设立阅报处时,实施者在理论论证以及推广之外,更多的是结合文学、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使社会教育易于并乐于被社会民众所接受,具有很强的亲民性和通俗性的特点。反思当今的社会教育,对于这种社会身份认同我们并没有从理论上到实践上给予充分重视,导致在社会教育的实践中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因此在今后的教育过程中,社会教育工作者应根据受教育对象及其具体的认知水平,尽可能采取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并且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与高新科技方法,使其教育内容更加易于被人们所接受,从而增强社会教育的实效性。

三是对社会教育工作的启示。我们要努力完善社会教育体制,并重视社会教育研究工作。我国的社会教育从古至今在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从社会教育体制方面看,社会教育管理机构仍有缺陷。就目前实际情况看,社会教育通常由政府职能部门以及相关群众自行组织并开展工作。这种不完善的、缺乏管理的体制必然会忽视社会教育的实质,对社会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产生不良影响,使得社会教育方法无法落实且作用无法体现。从社会教育研究工作方面看,我国的社会教育研究一直是较薄弱的环节。在许多教育问题的研究中,社会教育问题还未能得到教育工作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若能针对社会教育来设置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当代的社会教育必将在充分继承传统优秀方法的基础之上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另外,教育工作者应努力研究当前社会教育问题,并细致、科学地规划社会教育工作,从而促进我国当前的社会教育工作向着系统性、实效性的方向积极地开展。

[1]东方杂志[J].1905,(8).

[2]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开民智法[N].大公报,1902,(7).

[4]常恒畅,杨雨.近代阅报社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3(2).

[5]国民学校[N].大公报,1905,(12).

[6]泰州创设农务半日学堂[N].江西农报,1907,(3).

[7]教育世界(第六十一)[J].1904,(9).

[8]东方杂志[J].1906,(12).

[9]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10]顺天时报[N].19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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