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威，李沙沙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跨国公司全球直接投资战略的推动下，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全球价值链逐渐形成，并深刻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2012年6月，G2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会发布首脑宣言，明确指出“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其对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就业和发展均产生积极作用”[1](p1)，目前已有包括金砖五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改革开放后日益扩大的中美贸易失衡中已形成了稳定的中国、美国和东亚经济体间的国际分工和产业价值链。然而随着失衡持续扩大，调整失衡已成为中美两国必须面临的问题，而失衡调整必然对贸易各方利益产生影响。中国在未来的失衡治理进程中，如何通过贸易结构调整，改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加自身实际利益，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中美贸易失衡及利益分配

从现有理论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看（Feenstra等（1999）[2]；Hummel等（1998）[3]；刘军（2012）[4](p10)），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其产生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为了获得其他国家相对低价的生产要素，增加自身实际利益，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国和被投资国间建立了以国际分工为纽带的全球生产网络，形成跨境垂直型分工和相互贸易，进而产生了一条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包含多个价值环节的全球价值链。目前全球价值链已经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据OECD等三大经济组织在2013年对20国集团（G20）贸易增值情况的统计，1995-2009年，G20成员方30%-60%的出口使用了本地进口产品或被作为其他国家出口的投入品；G20成员方通过全球价值链获得的贸易收入平均增长1倍，其中，中国的贸易收入增长了6倍；此外全球价值链对跨境贸易壁垒的消除产生积极影响，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成本降低率高达16%。

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中国对美贸易增长迅速，形成了稳定的“三元”分工和贸易格局：美国作为全球主要技术创新方，将自身具有比较劣势的劳动、资源、资本密集型产业外移，专业从事高附加值的技术创新环节，对中国出口核心零部件并进行高技术服务出口；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通过技术模仿和自主创新，专业从事核心零部件和原材料生产和出口，同时其中的创新能力较差的中国台湾地区和东盟，还承接了制造业的加工装配环节；而中国利用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专业从事中间品的加工装配环节，将进口的美国和东亚经济体核心技术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最终产品，最终通过自身及中国香港地区的市场出口到美欧等国。

在这一分工格局的影响下，各经济体间形成了“共赢但不均”的利益分配格局：首先，美国在服务和货物贸易领域均获得了高附加利益。在服务贸易领域，由于美国是世界最主要的技术创新方，其在控制核心高技术所有权的情况下，获得了对外技术转让的高附加贸易利益，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1年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153.73亿美元，其中仅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费的贸易顺差就达到39.28亿美元。同时在货物贸易领域，虽然美国整体对中国呈现贸易逆差，但其却实际获益，一方面在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上，美国对中国保持贸易顺差，如据美国商务部按SITC标准3位数分类统计，其在第792类商品——飞机和与其相关的技术设备（2013年贸易顺差为121.58亿美元）、第874类商品测量、分析及检查的仪器（12.48亿美元）等产品上①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网站，国际贸易统计数据，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http://tse.export.gov/TSE/TSEOptions.aspx ReportID=2&Referrer=TSEReports.aspx&DataSource=NTD.，对中国始终获得相对收益；另一方面美国、中国和东亚经济体在制成品贸易中形成的“三元”分工格局，也使美国获得了核心的技术研发垄断收益，而且这一收益由于进入门槛高、独占性强，往往在产品最终价值中占主要组成部分。

其次，中国从长期对美贸易顺差中获得了经济增长、就业增加、贸易收入扩大等利益，积极效应大于消极影响。但在直接贸易利得上，由于中国主要从事附加值低、竞争性强的加工装配环节，尤其是近年来面临墨西哥、中国台湾地区的同质竞争，贸易增加值实际并不高，据曾峥等（2008）对中美制成品贸易中的中国实际贸易增值率测算，中国出口价值中的60%以上增值部分，是被其进口原料来源地和中间商获得，国内出口企业的实际利得相对偏少。但按照现行“所在地”标准的贸易统计方法，进口原料来源地的贸易收益均被计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从而使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经贸摩擦日益增多[5]。

最后，日韩等东亚经济体获得了核心制成品的贸易和社会利益。通过将加工装配生产工序向中国转移，东亚新兴经济体不仅将对美直接出口，转化为通过对中国的核心制成品出口，间接出口到美国，减少了其对美贸易顺差及双边贸易摩擦，而且在获得核心产品收益的前提下，其国内大量污染性强的制造业外移，使其获得了潜在的环境改善利益。

二、中美贸易失衡调整与价值链各主体的利益变动

中美贸易失衡扩大给中美经贸关系和中国社会发展均带来了不利影响：一方面日益扩大的中美贸易使中国在实际贸易利益偏低的情况下，外部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内部生态环境日益严重（张桂海等，2013）[6]；另一方面长期贸易逆差使美国失业恶化，经济增长乏力，中美贸易失衡也开始扩展为美国对更多经济体的“全球经济失衡”。贸易失衡调整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之一，尤其是自2008年G20匹兹堡会议以来，在美国的主导下，调整以中美贸易失衡为核心的全球经济失衡已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而这也影响到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及各经济体实际利益得失。

（一）失衡调整与美国利益变动。

当前中美贸易失衡主要集中在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则是中国对美逆差，且主要集中在高技术的特许权使用费和转让费。因此当前的失衡调整将主要集中在中美货物贸易失衡的结构性调整。从全球价值链和中美货物贸易失衡的关系分析，失衡调整对美国的利益影响主要有三：其一，失衡调整对美国高技术产业及相关创新的不利利益影响有限。中美贸易失衡调整的实质是改善现有贸易结构，减少中国对美制成品出口，增加中国自美进口，而中国自美进口需求主要集中在高技术产品，由于目前中国的高技术创新能力还相对较弱，美国在国际分工中主要从事高技术创新的地位，不会因为失衡调整发生根本改变，因而美国从高技术创新和转让中获得的利益并未实质性减少，甚至还会因为中国对创新技术进口需求的扩大而逐年增加。这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将更多创新技术向中国出口，放松其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7](p143)。

其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企业利益将受到消极影响。中美贸易失衡的形成主要来自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对华产业转移及其形成的“三元”贸易。而外资企业对外加工贸易顺差是其核心，据中国商务部投资指南统计，2013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企业出口总额高达10442.7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的47.25%（2011年曾经最高达52.42%），同期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总额达到7132.53亿美元，占当年外资企业出口总额的68.3%，占中国整体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81.05%，而美国直接投资企业又是外资在华企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一旦调整中国对美出口，将直接减少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对美出口，使其利益受损。

其三，失衡调整将使美国国内居民利益受损。长期以来，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外资在华企业及内资企业能以价格优势，出口更多低价商品到美国，这不仅使美国的物价水平始终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力地抑制了其长期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而且保证了美国居民的实际收入稳步增长，尤其是中国出口的鞋类、家具类和体育类低价制成品，支持着美国居民幸福感的持续增加。而一旦中国减少对美低价制成品出口，将使美国居民享受的进口“红利”急剧缩减，甚至可能加剧其国内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

（二）失衡调整与中国利益变动。

长期贸易顺差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和居民收入上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但从当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实际获益分析，这种利益增加是以大量劳动力的收入损失和社会生态环境遭破坏为代价，中国需要适当调整当前的出口结构，尤其是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加实际收益。但这种调整也会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具体表现有三：第一，中国加工装配类行业利益受损，尤其是其就业利益损失突出。降低中国加工装配环节对出口的影响，不仅会直接减少加工装配行业的贸易收入，而且将直接带来如何安置失衡调整产生的大量失业人员等社会问题。由于加工装配行业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且就业人员的技能水平要求低，因此一旦进行失衡调整和产业升级，将会有大量低技术劳动力失业，需要社会和政府为其付出高额的培训成本，才能适应新产业的就业需求；而大量失业出现也会对中国社会稳定造成不确定性风险。第二，失衡调整给外资在华企业带来的损失将抑制中国引入FDI的扩大，不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长期以来外商在华投资企业都是中国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一旦进行失衡调整，势必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收益需求，这就需要外资企业为国内劳动力付出更大代价，外资进入中国的门槛也随之提高，促使外资向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使中国面临资本外逃的风险，不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第三，失衡调整将对中国部分制成品行业利益造成“集中负面”打击。长期以来中国贸易顺差的商品相当集中，据美国商务部按照SITC1位数分类统计，2013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高度集中在第7类商品机械及运输设备（1798亿美元）、第8类商品杂项制成品（1286亿美元）。从这些商品的生产企业类型看，第7类商品主要由外资在华企业提供，第8类商品则由于主要表现为鞋类、家具类、玩具和体育类等制成品，要求的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程度高、生产企业规模小，主要由中国内资企业提供，出口收益完全由其独占。而中国的失衡调整通常会从低技术的加工装配行业开始，这将直接减少中国在低端制成品上的生产和出口，尤其是减少第8类商品出口，使内资中小企业利益直接受损。

（三）失衡调整与东亚经济体利益变动。

长期以来，日韩等东亚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利用对外产业转移和全球价值链，不仅获得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核心制成品出口利益；而且将其对美贸易顺差转化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减少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因此一旦调整贸易失衡，改变目前的全球价值链，势必对其利益造成影响。从长远看，中国通过失衡调整改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需要日韩等东亚经济体寻找新的劳动密集型被投资国替代中国，但目前还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完全替代中国在全球加工装配生产环节上的作用，这些经济体仍需中国作为全球加工装配工序的主要承接方，而中国日益提高的劳动力成本也使其受到负面影响。从短期看，目前日韩等东亚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信息通信和汽车生产领域，而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商品首要集中在第7类商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尤其是排在前2位的（SITC3位数标准）分别是第764类商品通信设备（逆差607亿美元）和第752类商品自动数据处理器（逆差528亿美元），因此一旦失衡调整，东亚经济体在中国的信息通信和汽车制造类生产企业利益将受到影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第7类商品集中表现为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因此中国不会首先减少该类商品对美出口，而是会将失衡调整集中于减少低附加值的初级制成品出口，只要日韩等东亚经济体能找到更多国家替代中国进行加工装配工序，其仍能获得制造核心零部件的高附加收益，因此其受失衡调整的影响不大。

三、全球价值链框架下中国参与失衡调整的策略

中国从长期对美贸易顺差中仅获得加工装配生产工序的微薄收益，却背上了对美巨额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罪名”，同时还牺牲了宝贵的生态环境等社会利益，因此改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加自身实际贸易利得，合理调整中美贸易失衡势在必行。然而，中美贸易失衡的核心是美中制成品贸易逆差，制造业出口调整关系到中国的就业增长、贸易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等核心利益得失，因此中国需要谨慎调整对美贸易失衡及加工装配出口，尤其是要注意在合理扩大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与美国等方面的互利共赢。

（一）完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

为加工装配产业升级打好基础。

中国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实质是要将国内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高进入门槛的新兴产业升级，而这需要合格的人力资本为基础。同时加工装配产业升级改造后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也需要在较短时间内进行培训教育，使其符合新兴产业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而这显然是当前以大学教育为核心的中国式教育体系难以满足的。因此需要中国各级政府、行业组织和大中型企业，尽快建立起完善的职业技术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作为大学教育的补充资源，以尽可能在较短时间培育出满足新兴高技术企业要求的合格人力资源。

（二）多方向调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注重控制价值链的“上下游”环节。

当前学术界在分析全球价值链及其产生的利益分配时，主要利用“微笑曲线”来解释[8]，该曲线将国际分工的上游定位为产品创新环节，认为美国等在中美贸易中主要从事该环节获得高利益，下游则定位为品牌营销环节，在中美贸易中，中国香港地区主要从事这一环节获得高附加收益；而中国则主要从事微笑曲线中后端部分的加工装配环节，收益偏低。中国在参与失衡调整，改变自身在价值链的获益时，首先需要明确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和升级方向，即一方面中国要通过自主创新和产品差异化建设，逐渐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升级。另一方面在国内技术创新短期内难以突破的情况下，需要结合中国香港的地缘优势，学习其市场营销经验，积极拓展对全球价值链下游的营销渠道控制，通过鼓励内资企业对外跨国并购或建立战略联盟，增加中国企业的获益来源，占领更多国外市场。最终通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双向发展，增加中国的实际贸易利得。

（三）从低端的加工装配业调整入手，渐进式减少中国加工装配类产品出口。

虽然在全球价值链中，加工装配制造环节的相对收益偏低，但其对外出口扩大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效应不容忽视，尤其是在进口中间品和出口最终制成品过程中，外资在华企业及国外贸易伙伴对中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和转让，有力推动了中国制造业技术模仿和创新能力提升，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为中国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中，确立自身在实体经济上的比较优势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短期内中国还不能完全淘汰加工装配行业，以避免对中国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造成剧烈冲击。由于不同行业的加工装配环节附加利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应该抓大放小，从低端制造业的加工装配环节调整入手，一方面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低端加工装配工序外移，同时保留附加值相对较高的高技术行业加工装配环节，渐进式减少中国的加工装配业出口，逐步调整对外出口结构。

（四）在提升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游说美国利益集团减少对华出口管制。

中国在参与中美贸易失衡的调整时，应强调以“我”为主，互利共赢的原则，失衡的调整并不是一味减少中国对美出口，而是改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结构，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实际获益，即需要中国从仅从事加工生产工序，转变为从事核心制造，甚至技术创新工序，而这需要中国具有独立自主的技术创新和制造关键零部件的能力，因此，中国首先需要将重心放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上。此外除了调整中国对美出口结构，中国还需增加自美商品进口，才能本质上减少对美贸易失衡。目前，“天然”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使中国不可能扩大对美进口低技术、低价格制成品，其需要的是自美进口更多高技术商品。但由于政治和军事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尤其是在武器、生物技术和核技术等敏感高技术上的管制一直存在，因此中国需要游说美国受出口管制损害的相关利益集团，加强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影响，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最终进口方，从而根本改变中美贸易失衡的持续扩大趋势，实现中美两国在贸易领域的互利共赢。

[1]OECD,WTO,UNCTAD.Implications of Global Values Chains for Trade,Investment,Development and Jobs[A].Prepared for the G20 leaders summit Saint Petersburg(Russian Federation),August,2013.

[2]Feenstra Robert C.,et al.“Discrepancies in International Data;An Application to China-Hong Kong Entrep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May.

[3]Hummels D.,Rapoport D.& Yi K.-M.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Trade[J].Economic Policy Review,1998,June.

[4]刘军.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我国贸易利益分配问题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5]曾铮，张路路.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8,（01）.

[6]张桂海，等.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的研究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3,（03）.

[7]刘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美中贸易失衡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8]韩晶.租金、收益与产业升级——对全球价值链下收益分配不均问题的思考[J].财经问题研究,2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