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在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如果在冥冥之中选择了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开启了发展所需的原动力，勾画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能够为绝大多数成员所接受的宏观蓝图，则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壮大自己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摆脱低收入陷阱的几率就比较高，否则，就会陷入动乱、贫穷与饥荒的陷阱之中。

“文革”的结束与改革开放的契机，给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如何终结极左思潮，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成为考验第二代领导集体智慧的核心课题。当时，社会迫切呼唤着那一时代急需的发展逻辑，政府迫切期待着政策投入的中长期方向，人民群众迫切渴望着民生的阶段性改善。因此，唯有在大政方略上建构出一个可以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理想的发展路线图与时间表，才能在力促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一、“小康社会”的提出与话语建构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构想，是在继承第一代领导集体有关国家发展与民生改善学说基础上的智慧结晶。

1.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两步走”战略。

共产党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就一直在治国实践的“试错”中摸索着自己的发展道路。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使中国逐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个表述作了改变，即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自此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完整与准确表述。[1]1961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正式采用了这个表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重申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的设想，并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现代化。他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强国之梦所作的宏观构想存在这样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现代化，很难明确定义，也很难用指标体系所监测。第二，要在1980年以前就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任务太重。第三，要在“本世纪内”即2000年之前就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使中国的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不切实际的顶层设计，现在看来，的确需要进一步提炼。

2.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构想。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进步，但与国际发展水平相比，的确存在很大的差距。如何克服左倾思想的影响，实事求是地对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蓝图进行预期性设计，就是拨乱反正后新一届领导集体必须解决的难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正是在反思第一代领导集体战略构想的基础上，结合广大人民群众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而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构想。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说:“我们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说法”，就是他对20世纪后期中国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新的思考和新的定位。1979年12月6日，他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

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曾谈到：“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最低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这是1979年12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我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对你们来说也还是低水平，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有10亿人口，到那时候12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达到1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算不了什么，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也就是只有百分之几的人生活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还是贫困。但如果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2](P64)此后，邓小平又多次讲到这个问题，并明确阐述了小康社会是中国在20世纪末要达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3.“小康社会”建构起了典型的中国话语体系。

小康，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社会理想。“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当然，这里的“小康”与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小康”在意义上是不同的。历来的训诂家们认为，这两句诗的意思是：“百姓太辛苦了呀，让他们休息一下吧。”不过，我们也不妨将其理解为一种告诫：不要让老百姓过得太艰苦。至于把“小康”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则是记载于西汉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其中描绘了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图景：

大同社会是一个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社会保障健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则显示出不同的社会面貌，从古代儒家的思想渊源看，描述的是随社会规模的扩大，由氏族社会向生产分工的文明社会的转化，是一个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天下为家”，也是一个靠礼仪关系维持的理想社会。儒家学派从历史循环论出发，幻想着返回原始田园牧歌式的大同生活。但到了近代，自进化论传入中国，“小康”就成了通往“大同”进化历程的中间环节。例如，根据戊戌变法的思想领袖康有为的说法，小康之世是社会从多灾多难的乱世发展到世界大同的太平世界的一个中间驿站——人类要从乱世进化到太平之世，中间必须经过一个小康之世的阶段。为了宣传其历史进化论思想，康有为采取了“托古改制”的方式，声称自己在孔子著作《春秋》中发现了“微言大义”，在他看来，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每变一世，则愈进于仁”，即社会是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小康），再由“升平世”进到“太平世”（大同）的。康有为说：“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据乱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文教全备也。……此为春秋第一要义。”但不幸的是，“微言大义”却被逐渐湮没了，先儒由于不知大同小康之道，或美化现实，或追慕三代，安于小康，不思大同。正是由于舍弃了小康大同之道这一根本，也就无法把握中国社会循序进化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使得中国社会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乱世之中，即使有兴盛之时，亦不过小康之世而不能被大同之泽，所以，康有为主张通过变法维新，以实现“据乱世”向“升平世”乃至“太平世”的过渡。

邓小平构想的“小康社会”，上承中国历史，吸取了历代著述家的智慧；下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安定团结社会环境的向往、也调动了人民群众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其一经问世，就被全体国民所厚爱，也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心愿。一方面，邓小平以“小康社会”代表“中国式现代化”，对第一代领导集体渴望的“四化”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新创造。另一方面，他还以具体的量化分析，说明“实现这个目标”后，“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但与此同时，他还清醒而务实地预见说，即使实现了他所构想的“小康”，也仅仅是“小康之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同西方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只能说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尽管如此，邓小平仍满怀信心地说，“如果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是将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结合在一起而构想的小康社会，而不仅仅是“翻两番”的小康社会。可惜，在后来的发展中，没有很好地强调这一点，这才导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所以，在对小康社会理论与发展道路的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表达，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到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与制度规约思想。唯有如此，才可对其作出相对正确的评价。

二、小康社会与“三步走”发展战略

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掌舵人所遵循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作风，比较好地传递给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再加上小康社会本身对国家发展战略、民族发展战略、人民群众民生诉求的高度概括性，所以，其便理所当然地成为邓小平及其之后各届党的领导集体制定未来发展蓝图的核心概念。

1.十二大确立了“两步走”发展战略。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为实现这一目标，十二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之后作出的重要决策”。

2.十三大确立了“三步走”发展战略。

中共十三大首次提出中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说，初级阶段理论是在小康社会理论的影响下对社会主义发展历时态与过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党在初级阶段的总路线，也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了更为务实的执政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

十三大报告在系统分析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基础上，再一次将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战略构想确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长期奋斗目标，并在十二大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0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应该说，到十三大时，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已经初步解决。所以，十三大报告的主要奋斗目标，便被确立为在2000年实现“小康水平”。只有“走好第二步，才能走好第三步”。在提出保护企业主合法收入的同时，也告诫全党要“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正确地反映了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进程，意义非常重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把国家现代化这样一个远大的宏伟目标同十多亿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先解决温饱问题，再是小康水平，再是比较富裕的生活，使现代化的目标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抽象口号。

第二，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引入了世界上通用的人均概念，使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阶段化、具体化。从人均200多美元开始起步，经过努力达到800至1000美元，再翻两番达到人均3000至4000美元。把一个宏大的目标具体分解到每个地区、每个人，使现代化的事业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使各级领导和群众都做到心中有数。

第三，三步走的战略是在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考虑到我国相对落后的具体国情，实事求是地把原来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具体改为实现小康社会，并提出再用30至50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设想，既考虑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也考虑了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和可能，这就从战略部署上克服了我们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思想，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确定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三、从温饱型小康到总体性小康

199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76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80年增长了1.36倍，年均增长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增长1.08倍，年均增长7.6%，完成了翻一番的任务。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增长，基本实现温饱。按住户调查统计，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63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80年增长1.4倍，平均年均增长9.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90年达到1387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81年增长56%，年均增长5.1%。全国居民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以下的比例由1980年的10%左右降至1990年的3.6%，温饱型生活水平的人口占77.9%，相当于小康水平的人口占18.5%，这部分人已经达到丰衣足食、吃穿有余的收入水平。这样，到1990年，我国整体已摆脱贫困，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小康社会阶段。

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对“小康目标”作了更加详尽的描绘：“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又对小康水平进行了定义：“所谓小康水平，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这个要求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重申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从1997年起到2010年，通过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体制，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使其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显著提高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从而极大地发展农村经济，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全面实现小康，并逐步向更高的水平前进。这一纲领把中国农村实现小康当作一个跨世纪的奋斗目标而予以高度重视和强调，这意味着农村的小康建设已经正式成为当时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

小康社会的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完善，逐渐变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清晰。按照邓小平“三步走”的伟大构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形成了一个量化的、可操作的小康社会建设思路。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并超额完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1980年的191.3元、477.6元增加至2000年的2253元、6280元；市场商品丰富，居民消费水平得到提高，人均消费绝对数由1980年的238元增加至2000年的3632元；城乡居民住房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由1980年的7.2m2、9.4m2增加至 2000 年的 20.3m2、24.8m2。这样，到2000年，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人民生活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目标。

四、从总体性小康到全面小康

1.对总体性小康的认识。

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目标之后，从更高要求来看，这个阶段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一种低水平的小康。尽管从平均意义上，在200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50美元，但很多人才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有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在温饱以下。与此同时，在民主、法治、文化教育事业、环保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等内容，都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有着较大差距，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也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战略进行提升，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性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状况，旨在让所有人都获得小康生活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被逐步明确地纳入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新发展战略框架。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全会报告认为：“现在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这将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全会决议指出：“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些都是带有阶段性、根本性的变化。从新世纪开始，中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提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总体上达到的小康社会，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2000年，我国人均GDP虽然达到了900美元，完成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但按照世界银行1990年的分类标准，我国依然处于较低收入水平。

从人均看，2001年，我国居民人均收入500美元，是1980年的3倍多，但是与同期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处于很低的水平，美国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英、德、法、意等国家都在1.5万美元以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未改变，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为36.2%，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75%，也低于2000年的世界平均城镇化率47%。城乡和地区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01年东部11省市的人均GDP为1600美元，而西部12省区仅为610美元，相差2.6倍。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2000年农村人均纯收入2235.4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相差2.8倍，城乡收入差距处于不断扩大趋势。人口总量继续增加，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近7%，成为老龄化国家；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巩固和提高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据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需要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们生活更加殷实。因此，在2000年中国实现“总体性小康”的基础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成为中国到2020年要实现的宏伟蓝图。这一宏伟蓝图在十六大的系统说明之后，立即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关注，并迅速转化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发展的行动纲领。

3.全面小康与十七大的小康社会愿景。

从总体性小康到全面小康表述意义的转变，表明党进一步深化了对“小康社会”的认识。这是在邓小平之后党对国家建设学说的新发展，全面小康概念的扩延，丰富了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认识。大体来说，总体小康与全面小康具有如下区别：

第一，“总体小康”是指上个世纪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建设小康重点在解决温饱，提高物质文明水平时提出来的，我们现在已达到的小康现状；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21世纪头20年将要达到的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内容的目标，这个目标在近期还加入了“生态文明”的内容，成为“五位一体”的小康。

第二，总体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而全面建设小康是将目前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会，发展成为更高水平、内容比较全面、发展较为均衡的小康社会。这个目标的实现，将使我国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环境生态更加友好。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愿景作了如下描述：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经过新世纪最初十年的不断发展，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取得了新进展。经济总量持续增加，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47.2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5倍。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083元，扣除价格因素影响，比2002年增长1.4倍，年均增长10.1%。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人们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的7702.8元增加至2011年的218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576元增加至6977元。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我国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包括新农合、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在内的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人数已超过13亿人，中国已构建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实现了制度性全覆盖；2012年我国养老保险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我国实现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无到有、再到制度全覆盖的历史性跨越。国民健康水平有较大提高，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4.8岁，与2000年的71.4岁相比，增加了3.4岁。与此同时，民主法治、精神文明、生态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梦”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2年，党的十八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出发，将全会的主题定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新愿景。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一字之差，但却标志着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已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也标志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新目标。

十八大报告从五个方面充实和完善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取得重大进展”。报告在“四位一体”表述的基础上，面对环境状况的恶化，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设定为五项具体指标，绘制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亿万中国人清晰勾勒出“中国梦”的美好明天。2020年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发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13亿多人口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奠定坚实基础的小康社会。

2.中国梦与新三步走。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论继续深化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国家发展学说进行了系统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更具长远指导意义的中国梦愿景。

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中，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共同的期盼”。实现这一梦想的阶段性目标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阐释了中国梦的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要走中国道路、要弘扬中国精神、要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力量的源泉在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于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梦，要让每个人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通过多次论述与阐释，中国梦的战略部署逐渐明确为“新三步走”：

第一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二步，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三步，在整个21世纪或更长一个时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应该说，中国梦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对原来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深化。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系统结合在一起，并将中国梦的本质阐释为人民的幸福。我们不仅要“有梦想”，更重要的是要“有机会”，要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人生出彩的目标。

中国梦第一次将中国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梦结合在一起明确表述，向世界表达了中国梦的愿景与和平发展的决心。中国梦是合作发展、和平共赢的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与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是相通的。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梦”的提出与实践，还为探索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开辟了更加光明的前景。各国的历史背景不同，发展起点不同，文化与宗教渊源不同，因而其制度选择与发展道路自然会存在差异。在每一个人类文明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的道路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谱写了一曲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道路。中国梦开创的中国道路、中国梦发扬光大的中国精神、中国梦依托的中国力量，为所有追求富强平等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板。

总之，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理论，继承了改革开放前四个现代化思想的合理内涵，实事求是地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通过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逐步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引导和凝聚了人心，维持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繁荣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新的发展阶段，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大胆改革、勇于实践，提出了中国梦的新构想，也以新的“三步走”战略规划，描述了未来的发展蓝图，在明确“两个百年目标”与长远发展愿景的过程中，又一次凝聚了人民群众的共识，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绘制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所以，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对于国家发展与党的执政经验的积累，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1]沙健孙.毛泽东与“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战略的确定[J].中国近代史研究，2007，（12）.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