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春华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福建 福州 350000）

文化是人在与动物不同的谋生存和谋发展的生活方式中形成和沉淀下来的东西。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无论哪种文化，都从人本身出发，发展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改善人们生活。文化发展与一个国家民众的幸福息息相关。幸福指数居世界第一的不丹人认为：“一个没有保持自己丰富文化的国家，人民的选择性与福祉都会减损，并且大受限制。 ”[1]（P11）文化就像一个无形的宝藏，身处藏品丰富的宝藏中的人们总会有更多的选择和收获，有更多的精神力量支撑自己的生活。在实现中国梦、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的当下，构建幸福文化、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为了构建和发展能够更好支撑人民幸福生活的文化，必须清楚我们当前的文化现状，以及什么样的文化才能不断提升民众幸福等问题。

一、文化发展现状及其对民众幸福的影响

总体来讲，受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影响，当前我们的文化多元共存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多元文化的构成中，也存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区分。其中，传统文化流传下来的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成果和一些外来思潮共同构成当代文化的主要内容。我们把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文化称为广义文化。本文对文化现状的考察以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主要探讨包括信仰、信念和道德等在内的文化价值观，相当于广义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它提纲挈领地贯穿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我们也会涉及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

（一）传统文化及其对民众幸福的影响

我们拥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这五千年文化的核心从学科上说是哲学、从思想流派上说主要是儒家学说。当然，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等流派的思想。以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三分来衡量，传统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并不发达，以墨家始终没有在思想史上成为过主流可见一斑，这对于我们今天在物质层面提升民众幸福的作用有限。但是，从人自身的系统、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讲，传统物质文化层面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贯彻和落实对于个人身心健康、社会环保发展等的作用是很大的。

传统文化中的制度文化也是立足于农业社会的，其中关于社会发展的一些思考值得反思，但是作为立足于封建社会的制度本身属于应该摆脱和超越的东西。传统文化中的制度文化表面上博大精深，实质上历朝历代国家治理无非都是以明君和清官为主体，以人治和德治为主要治理方式，以“学而优则仕”为主要择官标准，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等级制为根基。所以，传统文化中的制度文化主要是政治文化，经济文化不发达，而且晚清时候，政治、财政、金融和军事等就已经落后于西方，在今天更是落后于时代。不过，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意识一旦产生就会有相对独立性，虽然它最终会伴随社会存在的变化逐渐消失，但是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其影响仍然会存在。因此，尽管我们通过疾风骤雨式的革命打碎了封建皇朝的国家机器，但是传统文化的制度文化仍然以官本位等文化为代表流传下来，并且成为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阻力之一，对于今天实现和提升民众幸福的不利影响十分明显。

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文化重视追求 “形而上”的东西，通常称之为“道”或者“理”。这个“形而上”的东西往往是一个文化的基本精神，它贯穿于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和风俗习惯。以儒家思想为例，这个“道”是“内圣外王”之道，以“内仁外礼”落到现实之中。“仁”主要指道德，“礼”是体现“仁”的一系列仪式。“内仁”在现实中通过“外礼”体现出来，即道德在社会中处于主宰地位，在政治上表现为为政者要以德服人，在经济上表现为重义轻利，在文化上表现为忠于君、孝于亲。本尼迪克特认为“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2]儒家思想就体现了这种文化是一个统一模式的存在和发展方式。

儒家文化模式重视伦理，但是把伦理道德政治化的做法是与宗法制度一致的，这阻碍了政治文明及民主和法治的推行和落实。第一，这种“内仁外礼”文化模式中“内仁”的道德标准定得过高，成王成圣是其唯一目标，实际上基本没有人能够达到，因此这个标准就失去了约束和规范作用。没有“内仁”支撑的“外礼”就不再是诚信之下的笃行，流于纯粹的形式，可是这些形式却是人们评价“内仁”与否的主要依据，于是“外礼”畸形发展，形成一套套繁复的程序和仪式。这可能是今天仍然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的文化根源之一。第二，除了形式主义之外，对于王权和父权权威的绝对服从观念在今天的官本位作风中仍然可以看到其影子。这些对于现代公民社会的建立和个人责任感的培养都是很不利的。

但是，儒家文化模式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个人修身是家庭和国家发展的最基本、最基础的东西，这是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正因为如此，许多有识之士都强调社会变革的关键在于“新民”，如梁启超主张“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世界，则国雄于世界”，鲁迅也因此 “俯首甘为孺子牛”，都是把社会发展彻底改观的希望寄于下一代国民自身的素质、学识、观念和能力的根本改变基础上。

所以，传统文化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要依靠传统文化支撑民众幸福生活，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扬长避短，需要我们依据人的发展将传统文化现代化。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及其对民众幸福的影响

1911年封建王朝被推翻，各种外来思想纷纷涌入我国，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引起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始于1919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人的自觉信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拥有了领导地位。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主旨——实事求是思想，并继毛泽东思想之后诞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这些无疑都是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在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一书中曾经说过：“我们面对社会与政治现象时并非一片空白：我们根据由过去传下来的概念和理论来观察这些现象，我们也根据现在出现的种种发展来逐一修正或取代、批评或重构这些概念与理论。”[3]不过，1949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1949年至1978年之前这段时间，我们更多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 “过去传下来的概念和理论”来观察和评价国内外的社会和政治、经济现象，由此可见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之大。在这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文化几乎取代了传统文化，独自发挥着主流文化的社会功能，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上发挥的主要是意识形态功能，直接影响着民众的生活。然而，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仅限于革命年代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而且当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受前苏联影响很大。

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了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我们逐渐摆脱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发展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4]（P57）解释世界不是不重要，关键是解释世界不是目的，解释世界的目的是改变世界。1978之后我们的社会发展遵循的就是在合理解释世界的基础上尽快改变世界的原则。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我国经济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存在重经济轻环保、重城市轻农村等问题，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着民众生活质量提高。21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其更深刻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为人和求实的精神主旨、更系统地把握社会发展全局，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这些对于提高民众幸福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自1949年开始取代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成为主流文化；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后，其他外来文化也不断传入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所恢复，如今传统文化以其深厚的根基，仍然是社会文化底蕴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化的两大主要部分，把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建设现代化文化，是通过文化发展支撑、提升民众幸福生活的内在要求。

二、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对民众幸福的一般影响

正视文化的现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文化和发展文化，而文化发展从来不是独立于社会发展的，它取决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的公平和公正程度。因此，理清并正视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支撑民众幸福的文化的构建。

（一）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总体关系

首先，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简单地说，就是社会的物质方面的发展水平对精神方面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马克思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深思才能理解吗？ ”[4]（P291）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从追本溯源的角度和社会总体发展的角度说的：就社会最初的产生而言，物质的东西总是在先的，人在从动物向人进化的过程中，谋生存是主要目的，在实现这个目的过程中产生了社会意识。从社会总体发展讲，虽然社会意识一旦产生就会影响社会存在，不过社会意识的发展总是有其社会存在根源。所以，社会意识不会也不能超越或者落后于社会存在太多，否则它无法落于实处。如在19世纪40～50年代，当时的德国经济和政治发展落后于法国，却把法国思想界的最新文献引入德国。马克思因此评价德国的学者说：“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 ”[4]（P298）也就是说，德国虽然在文化精神方面跟上了法国的脚步，但是这种文化远远超越德国的社会状况，这种文化在德国不具备得以落实的社会状况和生产力水平，因此这种在法国推动社会发展的文化在德国无法起到同样的作用，只能形式主义的空谈一番，对于触动和改变现实毫无作用。因此，文化发展本身受到社会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不是随意把符合时代的文化“嫁接”到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都能正常存活和发挥作用的。

其次，文化发展的独立性也是不能抹煞的。马克思主义也强调社会意识一旦产生就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如在社会改革过程中，思想启蒙常常起着先导、开路的作用，实际的改革措施及其落实往往在思想启蒙之后。文化也是民生，这是近些年来我们关于文化对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感提升的作用不断深入认识的结果：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到后来“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把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再到“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与民生逐渐有机地融合。“我们今天要建设幸福生活，要追求幸福的生活，从政府角度来说，也包含要解决文化层面上的民生问题。”[5]作为民生的内容，文化发展不再是社会发展的点缀，而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文化这个“部分”是渗透在社会方方面面的，而不仅仅限于教育、艺术和体育等领域。文化作为社会的人文底蕴，是社会的血脉，血液循环不好的地方，幸福显然难以实现。

（二）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民众幸福的影响

文化发展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离不开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会直接影响文化发展以及文化支撑幸福的能力。

首先，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影响文化发展和民众幸福。2011年开始，国家实行图书馆、美术馆、艺术馆等文化场馆免费的政策，这个措施在社会大众中激起很大的文化效应，更多的地方认识到票价动辄几百、上千的文化场馆的表演不利于文化民生的发展。曾经需要昂贵费用的消费场所免费开放，无疑会方便更多普通收入的民众在闲暇时纷纷走进这些文化场馆，增加文化底蕴，感受艺术的魅力，丰富生活内容，提升生活质量。然而，在经济欠发达和落后的地区和城市，没有图书馆、美术馆、艺术馆等文化场馆，也没有经济能力修建这些文化场馆，这些地区和城市的民众就无法通过这个途径提升幸福感。而且“我国目前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基尼系数大大超限……一句话，分配不公已经触及社会公平底线，没有公平的物质利益分配，国民就谈不上幸福。”[9]分配公平、社会公正历来是实现和维持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障，如果这两个条件不满足，那么谈通过文化发展实现幸福就如同画饼充饥、望梅止渴。

其次，教育不公平等也会影响文化发展和民众幸福。教育历来被称为社会的“平衡器”，是社会各个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如果教育发展不公平，那些无法接受教育、没有接受到较高层次教育、没有接受到较良好教育的人们，往往因为文化知识水平低或者学历低被排除在许多社会活动之外，失去通过文化发展提升幸福的机会。如高考以学籍所在地决定考生录取以及录取分数线的做法就导致其他省份的考生只有比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的考生的分数高100分以上，才能和当地考生一样进入这些城市的大学就读，但是毕业后这些外地学生如果没有在当地找到可以落户的单位，户籍就要打回原籍，而这些毕业生的原籍多在农村。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在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目标，而是要真正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环境，使得这里能够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是存在不少生存机会的、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社会空间。”[7]在社会贫富差距严重的情况下，教育公平对于改善民生、提升经济贫困的民众的幸福感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教育再令弱势群体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结构固化就很难打破，就将有很多民众因此失去通过文化发展实现和提升幸福的机会。

再次，当前我国的整体文化环境还没有从传统完全转为现代也影响着文化发展和民众幸福。我国历史上曾经历经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之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主，其中还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新中国建立之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直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常常是几种社会形态的特点共存，当前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于是除了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多元化之外，“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同时冲撞和挤压着中国民众的精神信仰世界。”[8]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时空压缩导致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同时在场，并且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农业社会被取代，但是封建文化的影响没有根除；工业文明已经在被扬弃的途中，但是我们还没有整体达到工业社会的技术水平。新的价值观尚在建立之中，各种文化观念以获利为目标进行着博弈。这些也都影响着我国的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良莠共存，一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甚至主宰着某些人的思想。

总之，社会发展不平衡直接导致文化发展不均衡，进而影响文化支撑民众幸福生活的能力。党的十八大提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社会发展有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保障，文化公平发展才成为可能，文化支撑幸福的作用才能落于实处。

三、文化发展趋势及其对民众幸福的影响

如前所述，我国当前文化主流内容是由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思潮共同构成，要发展文化，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立足我国现实融合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这里的关键是我们遵循什么原则来推动文化发展和构建未来文化。荷兰学者皮尔森在《文化战略》一书中指出：“所有的文化，即使是最原始民族的文化也不例外，都可以看作是人对其周围力量施加影响的方式。”[9]“人对其周围力量施加影响的方式”也有合理与不合理的区分，只有那些合理的方式才能成为幸福感持续提升的源泉，只有坚持和落实人本维度的文化才是合理的方式，而落实人本维度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看待“人”。

（一）提升民众幸福的文化应该以“现实的人”为本

按照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的前提和起点，也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出发点。“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4]（P66-67）“现实的人”是指有生命的、有需要的、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时期、生活在具体的生产力水平中、受当时历史条件制约的人；“现实的人”不但生活在具体的自然、物质环境中，而且有与客观环境相应的主观思想。

“现实的人”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本身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 ”[10]（P326）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一致性，人在不断发展自身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发展，人本身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所以评价社会发展好坏的根本标准就是这个社会中的普通民众的具体生活状况。因此，遵循以人为本发展文化，应该以“现实的人”为本，根据人们的现实生活状况的改变来调整文化发展具体内容，满足民众对文化的需要。

（二）提升民众幸福的文化应该以身心统一的人为本

马克思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出：分工使人一辈子局限在某一领域、行业和职业。在当代工业社会中，分工更加细致，人也容易变得更加片面。大家都知道“盲人摸象”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描述了当人局限于自己狭小的认知时，是无法形成对“大象”的整体认知和正确认识的，没有合理的认识为基础，合理解决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生活领域狭小、生活内容单一的状况在当代普遍存在，美国学者马尔库塞称这种状况的人为“单向度的人”，强调其思想简单、单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单向度的人”就是异化了的人，是人的发展的非正常态，是需要改变的状态。因此，提升人的幸福的文化绝不能以此“人”为本。实质上，当代各国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都是因为人的发展的这种偏颇所致，如环境污染问题就是单纯、过度强调人的物质丰富需要而忽略了环境等其他方面需要，结果南辕北辙，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实质上却降低了生活质量。不丹的经验认为，“如果国家发展是以人为本，那么就应该照顾到人的完整需求，亦即兼顾身体和心灵，而且后者（心灵）甚至可能需要受到更多的关注。 ”[1]（P16）

与“单向度的人”相反的是全面发展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是怎样的？勒蒙泰说：“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军事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活动领域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 ”[4]（P169）“人是缩小了”，不是指身体变化，指的是认知领域、精神世界。精神世界广袤，心胸才能宽广，人才能宽容，文化才能兼容并蓄。当然，全面的人指的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什么都必须懂，但是不应该过度限制人的兴趣和爱好，避免人成为抽象、片面的“单向度的人”。马克思也指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10]（P302）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这个个体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总体的人”，是身心有机统一体。对待一个人要把他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文化发展以身心统一、思想连续、全面发展的人为本意味着：第一，人是一个总体，要兼顾人的多种需要，不能只顾外在而忽略人的内在需要的满足；第二，人是一个总体，不应该孤立、片面地强调和突出人性中的某个或某几个成分，否则无法全面提升人的幸福感；第三，幸福不是外在强加给人的，也不是谁能赋予个人的，需要每个自由个体自主、自觉、自为地去创造；第四，追求幸福本身也是一个丰富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全面发展的人”的实现并不是文化发展的终点，而是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起点。

文化发展以“现实的人”、“总体的人”、“全面发展的人”为本，这样的文化不但能够现实地支撑起民众的幸福生活，同时也能够引导民众向更幸福的方向前进。这也是我们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我们只要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就会发现，正是由于打破了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旧体制并按市场逻辑不断推进的改革，才把生产力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有了后来30多年蓬蓬勃勃的大发展、大繁荣。贯穿其中的是人的解放，是深藏在人性中并被马克思一语道破的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渴求。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追求幸福的方向与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致的，追求全面发展的人的实现就是提升民众幸福的方向。

[1][不丹]吉格梅·廷莱.幸福是什么[M].陈俊铭，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2][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张燕，傅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45.

[3][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导论）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蒲荔子.中山大学博导李宗桂详解 “文化强省和幸福生活”[N].南方日报，2011-04-03.

[6]胡政平.文化自觉与国民幸福[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95.

[7]孙立平.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EB/OL]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guancha/20070708/1456 3763858.shtml，2007-07-08.

[8]陈湘舸,杜敏.幸福文化及其价值定位[J].甘肃社会科学,2008,（6）:61.

[9][荷]C·A·皮尔森.文化战略[M].刘利圭,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7.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