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平，方 晋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一、“资源诅咒”悖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二战以后，世界殖民体系瓦解，大批国家在政治上走向独立。百废待兴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和发展，应运而生的发展经济学深入探讨了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初级产品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初级产品理论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等国家的经济成功作为历史背景，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出口将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1]但是，与初级产品出口理论几乎同时出现的 “中心—外围”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等却对此提出了质疑。“中心—外围”理论认为，由于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发展差距反而不断扩大，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已经不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为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2]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放弃“出口促进”战略，大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促进本国自身工业的发展。据此，Wallerstein等[3]提出了现代世界体系理论，Amin等[4]提出了“依附”理论，这些理论都认为在不平等的贸易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很难靠出口自然资源等初级产品获得发展。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认为拥有可观的、多样化的自然资源是所有经济快速增长国家的主要优势，因为自然资源可以通过增加收入和储蓄来增加资本积累，推动未来的经济增长，正如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曾经经历的那样，自然资源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从欠发达向工业化的起飞。[5]70年代和80 年代，Balassa[6]、Krueger[7]和 Drake[8]等人也提出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然资源通过提供国内市场和投资基金使一国的工业发展更加顺畅。因此，对于资源丰裕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言，充分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是一条实现经济发展的可行路径。 但是，Hirschman[9]、Seers[10]和Baldwin[11]等人认为，由于存在技术和资金门槛，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产业往往是被孤立在生产体系外的一块“飞地”，几乎很难产生推动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Seers[10]进一步指出，即使石油工业能够带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但也会带来失业、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在资源产业繁荣阶段很容易忽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20世纪60年代，荷兰天然气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20世纪70年代，荷兰国内物价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失业增加。据此，1977年《经济学家》杂志创造了一个词——“荷兰病”。Corden和Neary[12]最早通过数理模型的方法捕捉和分析了“荷兰病”的形成机理。他们的分析表明，在开放经济和允许生产要素跨部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一国自然资源贸易的繁荣使得制造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实际收益下降，导致要素从制造业部门流出，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和产出下降；实际汇率升值，贸易条件恶化。两股力量叠加最终导致了“去工业化”。

20世界90年代初，塞拉利昂发生了野蛮冲突，安哥拉、利比里亚、象牙海岸、民主刚果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等国家的原钻被反叛者用来作为冲突的资金来源。1993年，Auty[13]综合了各种情况首次提出“资源诅咒”悖论，Sachs和Warner[14]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证实了“资源诅咒”的存在性，从此“资源诅咒”悖论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实，类似的提法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过。早在1988年，Gelb[15]在名为《石油暴利：福音还是诅咒？》一书中就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不过Gelb是从政治学视角分析石油租金的政治经济影响。后来，Karl[16]提出了“丰裕悖论”（The Paradox of Plenty）。 他认为，在 1973 和 1980年的两次石油繁荣中，石油丰裕的国家并没有成功把石油财富转换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因为石油繁荣造成了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假象，财政资金对石油美元的过分依赖和异乎寻常的公共支出使得政治体制出现了动摇，资源租金倾向于把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转移到一条更加困难的发展路径，“这些阻碍把国家锁定在食利者发展路径的初级状态”。

二、“资源诅咒”悖论的理论机理

“资源诅咒”悖论的提出有其现实经济基础，更有其经济理论基础。学者们基于现有的资源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框架，采用严谨的经济学方法，从多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资源诅咒”悖论发生的机理。

第一，资源收益冲击挤压了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资源产业的繁荣使得该产业出现高工资和高福利，经过劳动力流动的传导，制造业工资也相应上升。同时，大量自然资源的出口使得外汇供给增加，本币升值，打击了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两种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挤压了制造业的发展空间，最终造成制造业部门的萎缩。[17][18]

第二，资源收益冲击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突然到来的自然资源财富使得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大幅度下降。Stijns[19]的实证研究表明，自然资源在国民财富中的比例与总教育年限、初等教育入学率、成人识字率及教育的公共支付等变量之间呈现反相关关系。Gylfason[20]对1980～1996年间104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表明，一国的初级产品出口份额上升1.5%，则中学生入学率将下降1%，这种反相关关系即使在北欧富庶且资源丰裕的芬兰、丹麦、挪威、瑞典和冰岛5国同样成立。另外，Birdsall等[21]研究表明资源丰裕通常会导致发展初期的收入分配差距较高，穷人无法承担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从而使人力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难以形成。

第三，自然资源收益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暴力冲突或者战争。这一方面是因为许多武装集团的经济来源已经从冷战前的捐助逐渐转变为自然资源收益；另一方面是因为自然资源的易冲突性增加了社会的脆弱性，不仅提高了武装冲突的风险，还倾向于延长国内战争的持续时间。[22][23]但是，自然资源丰裕与暴力冲突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也并非所有的自然资源都会诱发暴力冲突。[24]

第四，资源价格波动使私人和外国投资的风险加大。一个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经济体非常容易受到自然资源价格变化的影响，从而增加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经济风险。Mikesell[25]研究发现1972～1992年间初级产品出口比例高的国家，其贸易条件变动幅度比工业化国家大2～3倍。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发展中国家难以通过出口初级产品积累资本，也使得政府难以对经济发展做出有效的长期规划。Herbertsson等[18]认为自然资源产品价格的骤升骤降增加了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风险，从而难以推动私人投资。这也是“中心—外围”理论希望发展中国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原因之一。因此，资源丰裕型国家的问题在于：国际商品价格从来都是不稳定的，而且这种不稳定很容易影响国内经济，导致政府收益和外汇供给的可靠性下降，私人投资的风险增加。

第五，自然资源丰裕减弱了政治精英的施政努力，弱化了制度质量。Caselli和Tom[26]认为，自然资源租金改变了政治领导人的激励和约束，也因此改变了其选择。所以，政治领导人既可能把自然资源租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面，也可能被用于损害经济增长的方面。政府的职能也变成如何分配资源租金，而不是推动私人投资、生产和经济增长。[16]不过，历史结构主义者认为，自然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产生危害并不是因为政治精英的行为或者国家的制度能力，而是因为它影响了不同社会集团或者阶层的相对权力，反过来增加了政府为特权集团而非共同经济利益或者穷人利益服务的努力程度。因此，自然资源租金诱导了政府的功能失调和高成本行为。[27]此外，一些国家的资源产权不明晰往往使得各种社会集团都试图通过非法手段攫取自然资源开采收益，导致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这种情形在民主制度相对较差的国家更为明显。[28]

三、对“资源诅咒”悖论的质疑

“资源诅咒”悖论自提出以来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支持，也得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承认，但它作为一种理论假说不可避免会存在不严谨和不完善，质疑之声在所难免。

第一，一些学者质疑自然资源丰裕的度量指标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进而反对“资源诅咒”悖论的提法本身。Bulte和Brunnschweiler[29]认为，早期的文献往往用初级产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资源依赖——作为资源丰裕的代理变量。但是，资源依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代理变量，因为在大多数的“资源诅咒”模型中，往往是一个内生变量，而这种内生性导致了资源依赖与冲突爆发直接的正相关性。Stijns[19]认为，用资源依赖作为资源丰裕的代理变量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情况，因为很少国家直接出口自然资源，而是出口自然资源密集度较高的工业产品。因此，很多造成经济增长失败的原因与资源本身毫无关系。这些学者尝试使用其他代理变量研究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Brunnschweiler和Bulte[30]采用一个国家自然资本总存量的净现值衡量自然资源丰裕，研究表明资源财富借助于收入效应降低了冲突，特别是大冲突爆发的概率。因此，缺乏对资源财富的外生的测度变量是资源与发展和冲突实证研究工作面临的重要障碍，也使得确定两者的因果关系变得非常困难。Stijns[19]采用1970～1989年间的自然资源储量和产量数据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的度量指标，实证分析并没有发现自然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Cavalcanti等[31]采用53个历史和制度背景存在较大差异的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27年的面板数据，重新分析了“资源诅咒”悖论，结果显示石油丰裕对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Esfahani等[32]发展了长期增长模型，分析了3个主要石油出口国的经济，以及石油收益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影响的条件，研究结论与关注短期影响的“荷兰病”和“资源诅咒”文献的结论刚好相反。

第二，一些学者认为制度质量、政治体制也不是自然资源诅咒的传递机制。他们批评了早期的研究“资源诅咒”的学者使用的“天真的计量经济学”，得出资源依赖与制度质量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但并不意味着前者弱化了后者，更为可能的原因是制度质量差的国家似乎很难吸引制造业或者服务业的投资，所以只能依靠初级产品出口。Herb[33]认为资源依赖较大的国家大体上都较为贫困，正是较低的国内生产总值导致了较低程度的民主。Dunning[34]更是认为，在收入分配高度不公平的社会，自然资源财富的增加反而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因为政治精英可以通过解放穷人改善收入分配。相反地，在收入分配较为公平的社会，资源财富的增加加强了独裁统治，因为领导者没有改善收入分配的压力，其反而可以通过收取贿赂或者打击对手等方式配置自然资源财富。Haber和Menaldo[35]认为石油和矿产资源依赖在长期内并没有推动独裁统治，反而可能是独裁产生了对资源的长期依赖，而且这些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他们也承认不排除在特定的例子里资源租金帮助维持了独裁统治，但也不能就此得出两者存在规律性的关系。

第三，用自然资本作为衡量指标并未发现“资源诅咒”。1997年，世界银行推出了一个包括农业用地、矿产资源、石油资源和保护区域在内的自然资源财富指标——自然资本。人均自然资本最高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它们都位于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列。人均自然资本最低的国家是苏丹和马里。仅从人均矿产资源来看，处于顶端的是委内瑞拉和挪威，处于底端的是比利时、加纳和尼泊尔等。所以，从这些数据来看，很难说资源稀缺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秘密。

四、中国区域视角下的“资源诅咒”悖论

我国在资源型经济转型过程中，往往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生态环境恶化、大规模失业等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与中国特有的经济体制有关，也与资源型经济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有规律有关。与国外学者大多基于国别视角分析不同，国内学者主要从区域和省际视角对“资源诅咒”悖论展开深入研究。

徐康宁和王剑[36]首次检验了“资源诅咒”悖论在中国省际层面的适用性，认为拥有丰裕自然资源的省份其经济增长反而较为缓慢。胡援成和肖德勇[37]则进一步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于资源丰裕省份经济增长的意义，发现人力资本是制约中国省际层面“资源诅咒”存在的关键因素。邵帅和齐中英[38]等研究了中国省际“资源诅咒”的传导效应，认为西部地区在能源开发过程中会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并滋生寻租和腐败，最终阻碍经济增长，产生“资源诅咒”现象。孙永平和叶初升[39]认为，即便在控制了地理区位因素之后，中国城市层面同样存在“资源诅咒”。孙永平和叶初升[40]、邵帅和杨莉莉[41]还研究了资源丰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认为“一业独大”的产业结构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进而演化为路径依赖，使得资源型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不断加强，从而阻碍非资源产业的良性发展。

但是，我国也有很多学者对国内“资源诅咒”悖论的存在性提出了各种质疑。胡华[42]认为，在中国大陆整体范围内，“资源诅咒”命题不成立。在中国的不同区域，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差异，而差异源于不同区域处于不同的资源开发阶段，因此不同区域应采取不同的资源开发战略以促进经济增长。孙大超和司明[43]认为，现有的研究将自然资源依赖度和制度质量同时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考虑内生性问题。他们使用联立方程模型代替省际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资源丰裕度还是资源依赖度对经济增长速度都没有显著影响。丁菊红等[44]则利用21个城市面板数据,发现自然资源利用程度与经济增长水平间没有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方颖等[45]认为，将资源丰裕程度度量为一个和国内生产总值或与其高度相关的经济变量的相对值时会出现以下状况：一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越快，该地区越倾向于被度量为资源相对贫乏。他们选取采掘业从业人员数占当地人口数比例来反映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发现中国不仅在各城市之间不存在所谓的“资源诅咒”效应，而且资源丰裕城市对所在省的其他城市可能存在着正向的溢出效应，“资源诅咒”悖论在中国城市层面不成立。靖学青[46]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冯宗宪等[47]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资源诅咒在我国尚未有明显的表现，造成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原因不是各省资源禀赋的差异，而是它们区位上的差别。张贡生[48]认为自然资源、资源性产品、资源禀赋等概念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不应该避开区位、区域资源的异质性问题来谈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五、“资源诅咒”悖论的本质内涵与理论贡献

围绕“资源诅咒”悖论的学术争辩不断出现，但是“资源诅咒”悖论的出现一定有其现实的经济基础和其理论基础。所以，必须抛开争论的喧哗外表，分析其本质内涵，仔细梳理其对资源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贡献。

（一）“资源诅咒”悖论的本质内涵

Bulte和Brunnschweiler[29]指出，由于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吸引人的状态——把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资源诅咒”经常出现在大众媒体中。可见“资源诅咒”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术概念，到目前为止应该仅仅具有显著性的统计规律。“资源诅咒”也不是铁律，只是具有很强的反复趋势，正如Coxhead[49]所言，“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塑造的众多富有神秘色彩的短语之一。因此，“资源诅咒”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广泛质疑。从上面的综述中可以发现，“资源诅咒”反对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涵盖的自然资源范围和自然资源丰裕的度量指标。

关于涵盖的自然资源范围，“资源诅咒”文献确实没有统一的界定范围，不同时期关注的资源对象也不同。“资源诅咒”最早关注的资源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经济依赖的不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例如木材、古柯、石油和钻石等。随着“资源诅咒”争论的继续，对世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两种资源逐渐成为分析的焦点，即矿产资源、石油和天然气。对这几种资源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以至于限制了分析框架，忽略了其他重要资源。近年来，水和土地资源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早期的研究中用自然资源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资源丰裕的衡量指标，因此对资源出口的高依赖性确实与较低的经济增长和国内战争的风险联系在一起。其实，自然资源丰裕的度量指标在不同学科有较大差异，资源科学用潜在的探明储量来表示，经济学用已开采的资源数量来表示。由于不同国家人口和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经济学也经常采用人均量来表示丰裕程度。研究中学者们引入的统计指标非常宽泛，例如，初级产品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初级产品部门的劳动力比重、资源收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资源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资源产业的投资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等。但是，自然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性却是他们的共同结论。

（二）“资源诅咒”悖论的理论贡献

就现实来看，资源型经济体普遍存在腐败严重、内战频发、过分依赖资源产业、经济波动性较大、制造业发展缓慢等问题，严重威胁到其长期发展。因此，“资源诅咒”悖论文献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主要表现为：

第一，它使得经济学家们把关于贫困和发展的讨论从早期帝国主义、依赖和外部干预等主流解释转移到国家经济规划和制度的失败和无效率上。Prebisch[2]等人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以不平等交换作为逻辑起点，把“外围”国家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作为基本的政策建议，“资源诅咒”研究最为可贵的地方就是把研究的视角从带有强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转向了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因而对于资源丰裕型发展中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二，它使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间接的、负面的影响，丰富了发展经济学。已有的发展经济学文献往往关注的是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直接的、正面的影响，尤其是资源短缺对一国经济的影响，认为资源不足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约束因素之一，很少关注自然资源丰裕对一国经济的影响。“资源诅咒”悖论的出现使得发展经济学扩展了自己的理论视野，既关注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也关注间接影响。

当然，对“资源诅咒”悖论的质疑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作为并非严谨的经济学术语，其难逃“哗众取宠”之嫌，因而未来对“资源诅咒”的研究必须严格定义其研究的对象，并对自然资源丰裕的度量指标做出严格的界定，这样才能取得学者们的共识，从而推动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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