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误导与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决策失误

2014-04-06廖灵丹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5期

廖灵丹

(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既出现过“大跃进”运动那样的在经济决策方面的失误，也发生过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样的在政治决策方面的失误。究其原因，除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因素以及领导人自身原因外，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当时毛泽东所接受的信息失真。此文试从信息误导的角度对“大跃进”运动与阶级斗争扩大化失误进行剖析，探讨信息在领导人决策中的重要性。

一、经济决策失误——大跃进运动

在“大跃进”运动中，农业上毛泽东提出“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①的耕作制度。同时对粮食的高产丰收深信不疑，甚至到1959年粮荒开始出现时，不仅批判了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思想，而且在9月14日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中还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1]。在工业上，大搞全民炼钢，而且“超英赶美”的时间表一再缩短。这一系列的“好大喜功”，让人们发现了隐藏在背后的“特定信息”因素。

1958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进入5月以来，丰收的喜报像春天的燕子，在祖国的天空到处飞翔；高额丰产的新纪录如滚滚的海浪，一个高似一个地向我们涌来。从大江南北到黄河上下，到处是一片丰收景象。”[2]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的早稻生产又放异彩。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1.016亩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18 428公斤的惊人纪录[3]。另外，农业部的汇报也让毛泽东欣喜万分。1958年，农业部最初预计粮食年产量可达2 600亿公斤，增产1 100亿公斤，7月份农业部根据各省的报告汇总的全年粮食估计总产量，竟然高达5 000亿公斤(1957年是1 950亿公斤)，而他们自己经过测算，在8月北戴河会议预言粮食年产量可达3 000亿至3 500亿公斤，增产1 500亿至1 750亿公斤。正是依据这些信息，毛泽东认为农业生产将不是以百分之几，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增长，新中国建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言的“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4]1510已经彻底解决了，“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的赶上去”[5]67。

工业上在钢产量的指标上，最初国家经委在《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提出的产量为624.8万吨(1957年钢的产量为535万吨，1958年计划增长19.2%)。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得更快一些》的报告。在就英国、美国及中国的钢铁生产情况作了横向对比之后，报告提出只要把“红”与炼钢、炼铁结合起来，“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1 050万吨～1 200万吨)、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6]488。这份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除了在成都会议给予3次表扬之外，在5月29日的第48次扩大会议讲话中，更称此报告是“一首抒情诗”[6]489。随即在5月5日～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各协作区带着毛泽东要求地方制订的到1962年“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种高度”[7]183的计划表，“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冶金部门提出，1959年钢产量计划1 200万吨，1962年3 000万吨，1967年7 000万吨，1972年12 000万吨。”[8]8216月21日，冶金部又给毛泽东送来了一个华东协作区规划1959年钢的生产能力为800万吨的报告。“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指标。根据这个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8]825因为华东各省市“煤铁资源很少，1959年就能达到8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其他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是能搞得更多吗”[6]493？毛泽东很快又将报告加以批转。正是在专业部门不断调高的汇报中，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做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1958年钢的产量达到1 070万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由此掀起。

1959年初，粮荒问题开始暴露。1958年农业大丰收与粮荒出现的反差让毛泽东困惑不已。正在这时，来自广东的一个材料让他“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9]912的心情顿时好转。报告说广东雷南县1958年生产大跃进后却出现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10]54。问题的症结已经找到，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悲观看法就是“右倾”了。庐山会议之后，各地、各部门又送来一些让毛泽东振奋的消息。9月3日，河北省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说：“目前工业战线上已经立竿见影，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0]5099月11日，甘肃省委报告“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10]529。此外，中共浙江省委、四川省委及石油工业部也都相继送来了形势大好的报告。对这些报告，毛泽东都进行了仔细的圈阅并批转各地参考。与此同时，毛泽东看到国家统计局题名《驳“国民经济失调”的谬论》的文章。这篇文章以一系列统计数字说明，“1958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发展的”[10]514。毛泽东曾认为，1958年主要的教训之一是综合平衡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庐山会议后期争论的焦点之一。而现在作为职能部门的国家统计局，以确凿的证据印证了1958年工业农业战略决策的正确。因此，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他立即给陈伯达写信，要求找国家统计局的几位同志加以讨论。陈伯达9月8日报告说“会上大家基本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10]514。“这一系列的报告、来信和文章，使毛泽东感到欣慰，他更加相信，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9]1013

1960年，中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大饥荒。毛泽东还是从他的堂弟毛泽荣的“告状”中获知的。9月下旬，毛泽荣、文东仙、王季范向毛泽东反映家乡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10个方面的问题，毛泽东知道他们绝不会撒谎。听了汇报毛泽东心情沉重[11]9。至此，毛泽东又一次充分认识到“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9]1117，“老在屋子里面看文件是会死人的”[12]185。于是，1961年毛泽东开始在全党上下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正是由于亲身实地地认识到形势的严峻，党的高层领导才开始冷静、清醒，并迅速制定了一系列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的政策、条例，从而扭转了困难局面，促进了国家形势的好转。

二、政治决策失误——阶级斗争扩大化

1962年5月，毛泽东从南方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了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秋收预计还要好一些。在天津，刘子厚曾向毛泽东汇报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9]1228。地方领导人关于农村形势好转的汇报，使毛泽东认为那些以当前农村形势依然严峻为依据支持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的党内高层社会主义信仰不坚定。“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13]508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辽宁锦州就向他报告过闹粮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影响”[14]402。“信阳事件”向他的解释也是因为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这样，中央有支持单干搞资本主义的人，广大“农村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还将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15]126，理所当然，“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16]653。

这一论断在湖南省委、保定地委及河南省委的报告中再次得到印证。1963年2月8日，湖南省委在向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湖南“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不论农村或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15]255。4月4日保定地委也以查出的大量农村干部多吃多占、帐目不清、贪污盗窃等现象，提出“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很激烈的”[17]254。4月15日河南省委报告说光是县3级干部会议上所揭发的材料，大小投机倒把活动就有10万多起，其中“千字号”的上万，“万字号”的近千；反革命集团活动1 300多起；地富反攻倒算26 000多起；反动会道门活动8 000多起。特别严重的是，不少党员、干部参与了活动，“大量事实，确凿地说明当前我省农村中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17]301。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出现毛泽东所设计的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决农村严重的所谓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反而所听、所看均是农村阶级斗争形势进一步严峻的报告。1964年12月1日，在广东花县蹲点的陶铸向毛泽东报告：“我所在的生产队已经产生了新的两极分化，出现了以七户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他们同一户上中农、一户富农、四户地主联合起来对贫下中农进行严重的剥削。这种新的两极分化，新的富裕阶层，新的剥削并非花县所独有，而在广东省以至中南各省都是普遍和大量存在的。”[18]26111965年2月4日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的报告也反映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9]1388。在1964年12月16～19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反映阶级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有382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149个，占总数的45.6%。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8个重点的县委，已烂掉3个，常委72人中有问题的38人。同时，这次会议印发的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也指出，目前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9]1367。

所有的这些报告和材料，使毛泽东更加坚信“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19]19-21。但是，这样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由此认为“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20]278，只有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才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散”。

三、决策失误的反思——保证决策信息正确至关重要

信息是决策的先决条件。信息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领导人决策的正确与否。客观全面的信息往往会促使领导人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有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相反，错误或者片面的信息通常会导致领导人做出错误的决策。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领导人对片面甚至虚假信息深信不疑而决策失误的必然结果。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中，为何领导人所接收到的信息是虚假片面的，而领导人又为何会依据这些虚假片面信息做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决定等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第一，领导人作为决策者应该要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善于听取多种意见，决策时更多是从客观事实的前提出发，遵循多数人意见，以全面客观反映决策对象的信息资料为依据，确保所有的信息资料是真实无误的。“决策无非是根据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引申出来的结论。”[21]39因此，领导在决策时应该从全局出发，深入调研，运用实事求是的科学决策方法，杜绝主观臆断。虽然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以能够形成一种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局面。“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22]358但实际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23]329。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即使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毛泽东都可以公开地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4]118党内民主氛围的减弱，使各种不同的声音都噤若寒蝉。当在庐山会议上，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结果被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之时，尽管当时毛泽东也倡导过不要因为观点不同随便给别人定性扣帽子。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政治氛围下，“把好人、说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25]273。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状况出现就再所难免了。地方提供给毛泽东的信息并不是客观的，往往以偏概全甚至弄虚作假，基于这种信息之下所作出的决策，其正确性可想而知了。因此，领导人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多种意见，实事求是，不要凭借个人喜好去筛选信息，这样往往会误导下级官员，使下级官员会因为迎合领导喜好而上报片面的信息甚至捏造虚假的信息。

第二，完善信息咨询与监督系统，建立专门的信息处理机构，提高对信息的处理分析的能力。如何辨别信息的真假是领导决策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政府建立和完善专门的信息分析机构可以帮助领导人提高信息处理能力，能够更好地保证领导所接受的信息的正确性，从而也就有助于领导做出正确的决策。而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之所以会做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决策，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缺乏专门的信息处理机构，毛泽东所接受的许多信息其实都是表面的，而这些失实的信息并未被过滤掉，相反却成为毛泽东决策的依据。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要建立高效的信息咨询与监督机构，能第一时间内将所收集的信息进行筛选，去除虚假的信息，保证领导人所看到的信息都是客观公正的。

第三，改善决策环境，健全信息收集渠道。任何正确决策的做出都依赖于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领导决策时，任何反对的意见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任何决策的做出都是经过广泛的讨论并体现出集体的意志。另一方面，良好的社会环境要体现为下级向上级传送信息的渠道畅通，真正实现领导所接受到的信息是最真实的民意表达。领导层对获取真实信息与作出正确决策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其实毛泽东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论断已为世人所熟知，“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屋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办公上写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决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26]254。但可惜的是，当时建立的庞大政权体系不仅存在所有科层制组织的官僚主义弊端，而且在一个“可以剥夺你的吃饭权，叫你以至全家挨饿”[27]535-536的总体性社会中，使得毛泽东深入基层调查获取真实信息的夙愿难以实现，或使其偶尔有之的调查行为难以保证质量。

虚假或夸大的信息、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缺乏再加上毛泽东一直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9]1364的美好夙愿，3者之间产生的共振，足使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产生失误。事过境迁，虽然当今时代，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信息传播手段也已经多样、遏制和消除官僚主义的利器也不断涌现，但历史的警示，却是中共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道路上所必须时刻铭记的！

注释

① 农业生产的三三制，即全部耕地的1/3种农作物，1/3种树，1/3休耕。

参考文献：

[1] 市场形势的回顾与展望[N]．人民日报社论，1959-09-20(1)．

[2] 水稻生产要加油[N]．人民日报社论，1958-06-20(1)．

[3] 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N]．人民日报，1958-08-13(1)．

[4]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C]．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