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婕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对身体、身份和性别的探讨一直是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的焦点。继波伏瓦在其名作《第二性》中所阐述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1]9这一社会性别文化建构论之后，美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酷儿理论先驱者之一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其发表于1990年的开山之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中提出“性别操演”论，揭示性别的建构性质及其背后的生成机制，即“主体的性别身份——无论是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不是制度、话语、实践的原因，而是它们的结果。换言之，不是主体创造了制度、话语、实践，而是它们通过决定主体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倾向创造了主体”[2]40。被创造的主体在操演性别化的自我时，都是对所在社会中可辨识的性别规范的演绎或“重述”(reiteration)，是一种被规约的行为，而非个人内在真实的呈现。因此，主体的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也不是个常数，而是模糊的和不稳定的，是模仿性或表演性的。主体是一个表演性的建构，是通过反复重复的表演行为建构起来的“过程中的主体”[2]41。性别乃至一切身份都是表演性的，这构成了巴特勒性别和身份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2]40。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是美国20世纪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在对该小说的既往研究中，不乏从叙事结构、后现代主义、话语层次、女性主义及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进行解析，其中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认为父权制是导致爱米丽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该文在此基础上借用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进一步提出，爱米丽性别的复杂表演性质从根本上揭示了社会文化机制对个体性别身份的规约以及个体在颠覆机制时所遭遇的遏制。两者形成一种合力，共同促成作品的悲剧意识。爱米丽先是在父权制的掌控下遵循“南方淑女”这一性别规范来建构自己的性别，父亲去世后，爱米丽对性别和身份的操演解构了关于性别的规范限制，挑战了父权制社会，是对性别主体重建的诉求，是女性个体争取性别解放的必经之路。

一、性别的建构：模仿和表演

巴特勒认为，性别建构开始于医学询唤(interpellation)中将婴儿从“它”转换成“她”或“他”的过程。“这一基本的询唤被不同的权威反复重复，并不时地强化或质疑这种自然化的结果。命名既是设立界限，也是对规范的反复灌输。”[3]8为了成为“召唤”她的统治阶层规定下的合格主体，被指称为“女孩”的主体在规范的反复灌输下被迫不断“引用”性别规范并加以模仿和表演。在《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可以看到爱米丽的父亲对她一生的影响。对爱米丽和父亲的关系，镇上人心中有这样的一幅画：“长久以来，我们把这家人一直看作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4]45“身段苗条”表明爱米丽的柔弱女子特征；“穿着白衣”象征作为女性的洁白无暇；“立在背后”表示她一直受着父亲的保护且无力与父权抗争。而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体现了在整个家庭不可动摇的权威；“背对爱米丽”表明父亲对爱米丽本人的意愿并不是很关心，也不愿与她交流，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决定女儿的命运；“手执一根马鞭”仿佛他在保护着女儿，准备随时赶走那些追求女儿的人。于是在父亲的“保护”下爱米丽失去了与人交往的机会，父亲作为爱米丽唯一的习惯性依恋，使她产生了“厄勒克特情节”(恋父情节)[5]80。由于缺乏与外界的沟通，加之为了维护自身贵族高傲的传统，爱米丽逐渐变得沉默寡言和性格孤僻，和外面的事物全然隔绝，这也为之后的扭曲人性埋下了伏笔。福克纳曾感叹说:“她的生活很可能就是被一个自私的父亲所毁掉的。”[6]152通过对所谓的“南方淑女”这一男性话语权力规定下理想女性性别的不断努力模仿，爱米丽逐渐把自己构建成符合这一性别特征的主体。因此，驯服的爱米丽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爱米丽，而是表演的产物。

在被权力话语机制所控制的两性领域，为了服务于某些特定的目的——例如生殖，明确两分的性别结构即“男性/女性”随之被建构起来。“作为在强制性体系里的一个生存策略，性别是一种具有明显的惩罚性后果的表演……是一贯隐藏它自身的创生的一种建构；它是心照不宣的集体协议，同意去表演、生产以及维系明确区分的、两极化的性别的文化虚构……这建构‘迫使’我们相信它的必要性和天生自然的本质。”[7]183为了避免受到处罚，主体被迫对性别规范进行重复的表演，这种表演反过来又维系并强化了性别规范。由于对性别规范的严格执行，人们的本性被破坏或压抑，男人和女人成为政治的范畴而非自然事实。20世纪初期的美国南方“比清教徒的新英格兰更为清教化”[8]115，受清教思想的统治，妇女被非人化，“南方淑女”成为她们的符号。这一“符号化”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与妇女在社会角色划分中的从属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爱米丽永远站在父亲后面一般，南方妇女永远都是男人背后的“影子”[9]60。妇女被神化成为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冰清玉洁”的圣女，是“云天之上闪耀绚目光辉的雅典娜”[10]89。因此，当爱米丽与荷默·伯隆“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4]46逢到礼拜天驾着轻便马车从镇上经过时，老人们一说到“可怜的爱米丽”，就开始交头接耳，“说就是悲伤也不会叫一个真正高贵的妇女忘记‘贵人举止’”[4]46。在他们眼中，爱米丽已经“堕落”。但镇上人们却没有放弃对爱米丽这一“南方淑女”的拯救，她们先是迫使浸礼会牧师找上门，之后牧师夫人写信给亚拉巴马的亲属，迫使爱米丽成为他们理想中的“南方淑女”。借用康普生先生在《押沙龙，押沙龙》小说中的原话，这样的妇道观念无非是要“把我们的女人变成大家闺秀”[11]12。由于许多并不专属于某一性别的东西被定义为该性别与生俱来的本性，主体尤其是女性存在的多种可能性随之被剥夺。

二、解构：性别建构中的断裂

传统性别观念对性别角色的定位有着明显二元对立的划分，男性通常代表刚强果敢，而女性则代表柔弱温顺，“南方淑女”形象更是把这种传统女性特征推到极致，要求女性彬彬有礼，尤其是必须遵守传统习俗和价值观。美国南方著名女作家威尔迪指出“小说的生命来自于地域”[12]118。爱米丽多重性别身份建构正是以这一父权社会之下的南方淑女传统为背景。男人和女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在尽力模仿正确的性别，尽管如此，性别的建构过程由于对规范重复实践的不可能性而出现断裂。巴特勒指出，“性别是在时间的过程中建立的一种脆弱的身份，通过风格/程式化的重复行动在一个表面的空间里建制……必须把性别视为一种建构的社会暂时状态(social temporality)”[7]184。由于在性别建构的过程中，主体不断被重复本身的实践所取代，所谓稳定与理想的性别只是一个假象。这种理想本身的虚幻性使得性别建构中的表演和模仿出现失败，表现在传统父权社会则是男权话语对女性理想性别状态即“家中天使”的规定。

父亲在世时，爱米丽的生活甚至婚姻都受着父亲的控制，因为“父亲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4]45。但是这种表面认同并没有导致主体性的丧失，用巴特勒的话可以概括为，“服从就是主体的制造，就是管制的法则，主体依次被阐明或被生产。这样的服从是一种权力，作为一种控制的形式，它不仅单方面地对一个特定的个人起作用，而且也激活或形成了主体”[13]80。随着父亲的逝世，爱米丽在性别表演的过程中开始发生变化，一步步偏离南方淑女形象，开始了寻找自我的历程，背离甚至反抗男性霸权。巴特勒认为，建构主体的重要途径是操演。她指出：“我们可以把性别看作，比如说，一种身体风格，就好像一项行动一样，它具有意图，同时也是操演性质的；而操演意味着戏剧化地、因应历史情境的改变所做的意义建构。”[7]182一方面可以理解为随着语境的不同，操演既可以形成对规范的抵抗，又可以实践性别的多样化内涵；另一方面也是对父权制性别等级的抵抗和解构，并且在抵抗中重塑主体。

这种表现爱米丽身份的操演性在小说中首先体现在面对镇上人们的惋惜或同情时也绝不自怜。父亲死后，镇上的人们在知道她的全部财产是那座老房子并且孤独无靠后都略感高兴，认为可以对爱米丽表示怜悯之情了。等所有的妇女们带着表示哀悼和愿意接济的心意到她家拜望时，爱米丽却令人失望地没有表现出一丝哀愁。她不顾自己的贵族小姐形象与北方工头荷默·伯隆约会，逢到礼拜天下午当轻便马车驶过小镇时，镇上人们不禁再次叹息“可怜的爱米丽”[4]48，正如杜波依斯所言:“这个世界不让她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只让她通过另一世界的启示来认识自己……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永远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用另一个始终带着鄙薄和怜悯的感情观望着的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思想，是非常奇特的。”[14]12虽说爱米丽成为镇上人们对其南方贵族小姐身份监控的对象，但是“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4]47。爱米丽决绝的孤傲态度和独立精神与作为“家中天使”的南方淑女形象大相径庭，体现了其对传统女性身份的超越。

其次，尽管规范实施了对主体的控制，但其效果并没有持续发挥，在与规范的冲突中，主体逐渐形成。在小说中体现在父亲去世一段时间后，爱米丽剪了短发，“看上去像个姑娘，和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像不无相似之处——有几分悲怆肃穆”[4]46。长发是南方淑女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女性气质的象征，剪发是爱米丽抵抗传统性别规范所走出的一小步。

最后，在与代表着社会各领域权力机构的男性的抗衡中，爱米丽始终处于上方地位，这一抵抗模糊了对女性单一层面的身份定位，彰显了女性的多样性。为了促使爱米丽像镇上其他居民一样纳税，镇长和参议员们商量后寄去了一张纳税通知单，得到的回信是一张便条，大意是爱米丽本人“根本不外出”，纳税通知单附还[4]42。无奈之下，参议员们派出一个代表团登门拜访，在会面中，代表政府权力统治的议员们反倒显得拘束无措，与爱米丽的镇定自若形成鲜明对比。“她一进屋，他们全都站了起来”，“她没有请她们坐下来。她只是站在门口，静静地听着，直到发言的代表结结巴巴地说完”。面对纳税要求，“她的声调冷酷无情。我在杰斐逊无税可纳……你们去找沙多里斯上校”。“她就这样把他们‘连人带马’地打败了。”[4]43在买毒药时，爱米丽“一双黑眼冷酷高傲”直截了当地对药剂师说：“我要买点毒药。”当药剂师询问她药的用途时，“爱米丽小姐只是瞪着他，头向后仰了仰……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开了，走进去拿砒霜包好”[4]47。

按照巴特勒的观点，社会性别的表演是社会制度习俗下仪式化的并且反复进行的行动，而不是个人一次性的纯粹戏剧性的表演。因此,个人行为如果偏离社会传统规范，就会面临被社会排斥甚至惩罚的危险。小说中，爱米丽不惧自己贵族小姐身份定位进而挑战“南方淑女”这一性别规范，先是在父亲去世一段时间后和北方工头荷默约会，之后剪了短发，买毒药时不卑不亢，所有这些离经叛道的行为逐渐使爱米丽离镇上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成为“无法接近，怪癖乖张”[4]50的存在，最终在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房子里孤独悲惨地死去。

该文以《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为例，依据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试论了小说女主人公爱米丽身份性别的建构与解构。作为南方小说家的杰出代表，福克纳深受南方历史的影响，这点在小说中体现为父权制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要求爱米丽按照“南方淑女”规范建构自己的性别，但当父亲去世后，爱米丽对身份和性别的操演解构了关于女性的这一身份定位，操演的身份实际上是对父权制性别等级制度的颠覆与反抗，是对性别主体重建的诉求，是女性争取个性独立的一部分。但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爱米丽解构“订制”身份这一离经叛道的行为导致了她的被孤立和被排斥，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作品所揭示的悲剧意识及其背后的成因引人深思，何谓“南方淑女”？它无法构成个体的身份现实，更不足以构成群体的身份现实，因为性别和身份究其本质是个丰富的、动态的、复杂多样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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