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庆广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一、阿提卡事件与废除监狱运动的缘起

1971年9月9日—13日，美国纽约州阿提卡矫正机构中的犯人集体占领该机构长达5天，进行被称之为废除监狱的改革实践。领导和参与这一行动的囚犯分别来自黑豹党、青年洛德党（Young Lord）①、黑色穆斯林和其他白人激进组织。他们为保证这次行动的成功打造了一个十分有力的联盟。暴动者自称阿提卡兄弟，他们从每个狱室选出两个人组成谈判代表团与当局谈判。他们在谈判中提出的基本要求是：改善条件，实施复原计划，政治与宗教自由，免于肉体伤害，并在最初的要求中提出“取消快捷而安全的运输工具输出到非帝国主义国家的禁令”[1]。9月10日晚，囚犯所要求的观察组抵达阿提卡，谈判开始。到13日早晨，谈判队伍与纽约州监狱局负责人拉塞尔·奥斯瓦尔德之间未能达成协议。州长纳尔逊·A.洛克菲勒下令州警察进攻监狱。5分钟后，警察开火，29名囚犯和被控制为人质的43名狱警中的10人死于非命[2]（P22）。

阿提卡事件充斥报纸、电视和另类出版物长达数月，成为囚犯、左翼组织和监狱职员与主管部门官员谈论的焦点。主流媒体对阿提卡对抗性事件的系统报道唤醒了美国各地监狱囚犯的激进意识。在上纽约州，囚犯把阿提卡事件与自己所在监狱的斗争联系起来。“阿提卡是每个监狱，每个监狱都是阿提卡”成为一种共识，正如“保卫阿提卡委员会”的口号所言，“阿提卡就是我们大家，阿提卡意味着反击。”在组织华波尔附近的州监狱囚犯过程中，马萨诸塞州的“多切斯特囚犯集体之家与友人”组织把监狱描绘成美国权力与压迫的微观世界，他们在通讯中写道：“在这个国家，华波尔（监狱）并非制度化非人性的唯一象征。”[2]（P22）全国各地的监狱运动积极分子越来越多地认同这一观点。

阿提卡的暴力经历在全美对许多相似行动起到了催化作用。各种各样的囚犯联盟纷纷出现。阿提卡之前，广泛性的囚犯运动已经推动了改革，但收效甚微。经历了对改革的失望后，无论是站在阿提卡权势一边还是站在囚犯一边的活动分子，都开始相信不彻底废除美国的监狱制度不足以解决问题。监狱内外的囚犯权利组织者提出一种拒绝监狱制度的政治主张，认为人际和社区伤害，以及种种社会问题都根源于贫穷、种族主义、结构性和人际间的暴力，监狱作为一种暴力手段，显然不是有效的建立和维护良性社会秩序的工具。一批有同情心的法官和监狱官员为这些组织者提供了某些帮助。

阿提卡有组织的国家暴力产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美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以废除监狱为目标的激进政治大幕由此徐徐拉开。

二、废除监狱运动的时代背景与理论主张

20世纪70年代废除监狱运动的发生具有多种原因。从社会现实这一层面看，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战后社会变迁和60年代激进社会运动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由生产导向的工业社会逐渐向服务和消费导向的后工业社会转型，相应地带来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平等、自由等价值成为婴儿潮一代人社会理想主义的支点，这些价值在面对成熟消费社会背后冷冰冰的科层制理性折射出来的种种导致异化的非理性时，迅即转化为暴戾的社会变革冲动。60年代新左派拒绝现行制度与生活方式的文化革命态度最为集中地反映了这种冲动的巨大能量。

第二，美国左翼战略经过60年代的实践，从传统的整体社会批判转向草根社会，他们断定社会历史变革的伟力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底层。囚犯群体被视为这一群体最典型的象征。70年代许多参与废除监狱运动的骨干都是60年代运动的活跃分子，废监运动中的一些核心组织如黑豹党、青年洛德党、黑色穆斯林等都是60年代的激进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正是60年代的激进运动为70年代的废除监狱运动创造了必要条件。

第三，战后美国种族、性别和阶级等方面存在的严重不公所营造的不自由感为废除监狱运动准备了土壤。战后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标杆性国家，它自喻为自由民主的灯塔和榜样，然而，令美国无地自容的是，美国却是西方国家中种族、性别和阶级不平等状况最严重的国度。直到20世纪60年代，黑人在美国作为人口仅次于白人的族群，一直在种族隔离政策之下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60年代的三个民权法案使其状况大为改观，但距离真正平等的目标依然差之遥遥。严重的种族歧视、性歧视和经济不公等在美国孕育了一种激进的社会变革冲动，这种冲动被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理论家马尔库塞命名为“大拒绝”战略：拒绝当下制度和全部生活方式在内的一切，以一种乌托邦的文化革命热情建构一个新型的真正自由民主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是不存在监禁制度和监狱系统的。

第四，美国监禁体制和监狱本身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这些问题把左派和自由主义改革派推向同一方向，组成联盟共同推动囚犯权利运动从改革向废除监狱方向发展。美国战后监禁系统和监狱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四：（1）监禁系统不断扩大，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和政治统治和压迫的工具。战后特别是6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对监狱设施的投入不断加大，以应对冷战背景下国内社会冲突和社会运动带来的种种挑战。自50年代伊始，监狱囚犯中政治犯的比重不断扩大。先是麦卡锡时代大批美共党员被捕入狱，50、60年代的激进学生反战和激进民权运动又让更多的激进知识分子进入大窂，这些人成为70年代监狱囚犯权利运动的生力军。（2）黑人仅占总人口的不到10%，黑人囚犯却占囚犯总数的一半以上。虽然囚犯主体由白人变成了黑人，但监狱中直到60年代一直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这种政策在囚犯中表现为明显的差别待遇：白人囚犯总是比黑人囚犯受优待。这样做的结果是，监狱中种族关系分裂和紧张，常常在犯人中引发暴力对抗[2]（P25）。而这正好为监狱管理方所利用。（3）监狱中对囚犯进行肉体和精神虐待现象司空见惯。激进的囚犯，特别是有色人种犯人往往要承受额外的肉体和精神虐待，如殴打和长期单独关禁闭。在包括静坐示威和罢工在内的抵制行动结束后，参与者通常会受到肉体上的责罚[3]（P80）。被认定为领袖或政治煽动者的犯人大多被隔离或转移到单独的囚室中。出于防范囚犯特别是黑人囚犯中各种激进化组织出现的考虑，监狱官员时常会剥夺犯人权利，对来往邮件进行检查，禁止书籍送达被视为活动分子的囚犯之手。（4）美国监狱系统中普遍存在对囚犯劳动的强制与剥削，被普遍遵循的最低工资标准被挡在监狱墙外。60年代初开始，美国监狱发生多起罢工事件，主要就是由经济原因所致。从全美各地监狱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囚犯劳动所获报酬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从60年代中叶到70年代中期，加利福尼亚、密歇根、纽约、俄亥俄、华盛顿特区、新英格兰、北卡罗来纳、明尼苏达和华盛顿等州和地区囚犯工会纷纷建立，为维护受到联邦和州政府剥削的囚犯权利进行斗争。用新罕布什尔州犯人的话来说，就是“当犯人造反并要求受到人道的对待时，他们不仅在与非人的环境作斗争，他们也在同维持这种环境以便掠夺我们每日劳动成果的国家斗争。”[2]（P26）

监狱系统存在的问题早已引起社会关注，为改善囚犯生存条件和促成政策的改变，一些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团体自60年代起一直在致力于监狱改革。以政策改变为例，这些团体为谋求改变或终止不定期刑制度进行了不懈努力。一些自由派监狱管理者试图推行源于当时盛行的“复原”矫正思想的改革，例如增加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机会以及组织“牢友不平理事会”等。从设计上看，这些改革很少触及现存制度，而是相反，经常被用来抵挡更加激进的批评。例如，在马萨诸塞州，致力于缩小监狱规模的改革立法通过步进式的“行为修正计划”把州监狱与工作和社区设施的增加连接起来，结果反而导致监狱实质性的扩大。前青年服务部主任杰罗姆·米勒承认，这些社区矫正设施只是监狱制度的补充物而不是替代物。即便是反对不定期刑制度的运动甚至也未否定这一制度本身。在这场运动中，支持这一制度的改革者认为1870年起始的不定期判决是让犯人回归社会的“进步”方法。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它成为假释裁决委员会行使自由裁量权把人长期关押于囹圄的工具。

从理论层面上看，经过60年代激进运动的洗礼，70年代激进废监理论逐渐成型。这些激进理论大多来自马尔科姆·艾克斯、马克思、切·格瓦拉、弗朗茨·法农和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其内容和特点如下：（1）监狱改革无用论。按照前黑豹党人阿山蒂·阿尔斯顿的说法，监狱是“一种压迫设施，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个更大（压迫）社会的一部分。”联合囚犯同盟在其宣传品中写道：“为微不足道的改革进行斗争是显而易见的政治错误，因为即便这些改革付诸实施，为威胁统治阶级的人们准备的集中营（Koncentration Kamps）仍在那儿。”[2]（P27）改革只是完善监禁制度的功能，强化资本主义社会对囚犯阶级的压迫，与人和社会的自由目标南辕北辙。阿提卡囚犯明白无误地宣告，现行监狱改革不仅远远不够，而且毫无成效，唯一可行的选择是通过革命性变革完全搬掉监狱和警察制度[2]（P21）。（2）囚犯阶级论。 到60年代末，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持续发展的第三世界运动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激进囚犯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囚犯构成一个在共同政治和经济利益之上的独立的阶级，这个阶级一直处于“贫困、监禁、假释和更加贫困的持续循环中”[2]（P25）。例如，1970年成立的“联合囚犯同盟（UPU）”组织就致力于把囚犯作为一个被判罪阶级组织起来以打破这种循环。囚犯阶级论的提出主要是出于一种战略需要，因为美国监狱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囚犯的种族多样性，这常常在监狱中引发矛盾与冲突，左派和改革派希望通过这种囚犯阶级战略打破种族界线，实现囚犯之间的跨种族团结。（3）监禁非人道论。这种观点最早在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就被提了出来。1963年先锋戏剧《双桅船》上演，该剧的主题是通过对黑暗、令人心悸和幽闭症式的监狱恐怖仪式的描绘揭露监狱的不道德和反人道。先锋戏剧导演朱迪斯·马利纳曾因参与和平运动被捕入狱，对监狱中的非人道情形深有感受，他指出，这部戏隐含的政治愿景是：为人类建立一个没有监狱、警察和战争的美好世界。监狱很快成为60年代激进派关于社会现实的隐喻，监狱是有形的小社会，社会是无形的大监狱，彻底废除大小监狱和监禁成为实现理想社会的前提，成为众多激进分子的共同愿望。（4）囚犯社会变革主体论。这一理论主要源于马尔库塞的乌托邦革命论。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工人阶级已经被制度“融合”，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人。社会变革主体由工人阶级转移到非生产的和被剥夺了权利的阶层——由流浪汉、大老粗、被剥削被压迫的其他人种和其他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受雇者组成的下层社会。虽然他后来放弃了下层社会，把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但他对下层社会的厚望并未根本改变，这对美国左派的理论影响极大。加州索利达德监狱囚犯、前黑豹党军事领袖和废监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乔治·杰克逊在其《索利达德兄弟：乔治·杰克逊狱中书简》中反复再三强调，囚犯是潜在的革命宝库[4]。70年代初，囚犯已经被视为美国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进入左翼政治议程中心。

三、废监运动的组织基础

参与和支持废除监狱运动的力量具有多元特征，除监狱中的黑白激进囚犯外，还有囚犯工会、囚犯支持团体、左翼激进组织、和平人士、以及少数持同情态度的法官和监狱管理官员。从团体层面看，主要有两种，一是监狱外面的各种左翼团体，二是自由派改革组织。从前者看，全国性的团体主要有黑豹党、青年洛德党、黑色穆斯林、美国印第安人运动、褐色贝雷帽组织以及一些左翼工会组织，特别是前面三个组织在推动废监运动向前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各个地区还有一些较有影响的激进组织，例如“亚拉巴马囚犯行动组织”（IAA）、“多切斯特囚犯集体之家与友人”、“联合囚犯同盟”（UPU）、“监狱研究与教育行动计划”（PREAP）。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黑色穆斯林。黑色穆斯林是60年代囚犯权利最早最重要的鼓吹者。特别是其分支“伊斯兰民族”（NOI）组织，在维护黑人囚犯权利方面从思想到组织进行了不懈努力。黑色穆斯林从一开始就超越追求个人境况的改善目标，把监狱犯人的整体权利和自由作为其使命。由于早期民权运动的引领作用，黑色穆斯林一直在寻求法庭的矫正。从1961年到1978年，联邦法院有66个决定与监狱中的黑色穆斯林所追求的宗教与种族自由相关。在此之前，法院很少就监狱环境和犯人待遇问题作出判决[5]。

自由派团体则主要有这样一些：“全国囚犯改革协会”（NPRA）、“美国之友服务委员会”（AFSC）、“新英格兰囚犯协会”（NEPA）、“狱犯团结委员会”（PSC）、“东北监狱改革临时委员会”（AHCPRN）、“窂友行动会”（IFA）等。这些团体自60年代以来一直在为维护狱犯权利和监狱改革进行和平抗争。以美国之友服务委员会为例，这是美国贵格派和平与社会正义组织，贵格派是美国历史上最早从事监狱改革的民间力量，1791年，他们发明了教养所制度，成为监狱改革的领导力量。该组织为监狱改革实施了一项“刑事正义计划”，提倡用危机中心和授权社区替代监狱以彻底揭示人们经历和承受的伤害，改善生存条件并帮助人们寻找工作与教育机会。他们建议实行“对监狱中和街头巷尾所有的人以志愿为基础的全方位的有效免费治疗、咨询建议、心理与教育服务。”

极具广泛性的废监政治为黑人民族主义者、武装自卫倡导者和白人激进和平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想像与实践空间。废监主义者自认为他们自身是直接与19世纪废奴运动相联系的“生机勃勃的社会正义传统”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现今的监禁一词只是不同形式的奴隶制而已。70年代令人失望的改革现实推动左派和自由派走向合作，合作的政治基础就是共同拥有的激进目标：废除监狱。

阿提卡事件后，废除监狱的呼声同其他如犯人个人防卫委员会、监狱中止组织、立法努力和暴动呼吁等诉求混杂在一起，传遍美国大地。左翼媒体中如KPFA电台（设在加州太平洋岸帕西菲卡市）的“珍贵无比”节目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6]。上述团体和个人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积极探索有效废除监狱的计划与路径，其中最大众化的方法是直接宣讲监狱乃社会不平等和人际与制度暴力的根源。1971年的女政治犯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指出：“当人们开始严肃对待废除监狱的可能性时，阿提卡暴动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时刻”[2]（P28）。在阿提卡暴动之后，一些人的看法是：最好的监狱就是完全没有监狱。

四、废除监狱的路径与实践

20世纪70年代废除监狱运动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

（一）直接同监狱系统对抗

首先，囚犯尝试抵抗监狱当局镇压的方式之一是锻造一种团结文化。建构这种团结文化的主要障碍是种族间的紧张关系。通过监狱内外废监人士的努力，在犯人中有一种日益增长的认知，即种族分野阻碍着实现有效变革的组织工作的开展。种族间的冲突，如1967年在圣昆廷发生的冲突，通过黑白领袖间的休战和公开承诺为共同目标一起工作而开始获得解决[3]（P91）。在麻省华波尔州立监狱，一位名为鲍比·德勒洛（Bobby Delelo）的白人囚犯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种族平等的改革是行不通的。”政治意识较强的犯人认为，种族团结对监狱官员构成了威胁，原因正如印第安纳州特瑞豪特（Terre Haute）监狱中的黑豹党囚犯罗伦佐·C·艾尔文所说，“所有监狱官员都知道，如果种族主义被战胜，暴动将不可避免。”他认为，白人激进派和黑人革命派之间的关系在消解特瑞豪特监狱三K党影响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2]（P25）。在各地监狱中的犯人组织者和政治鼓动者经常不遗余力地号召加强团结，跨种族间的囚犯团结局面的出现，为他们就某个特殊目的或要求组织和发起成功的斗争和抗议准备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有组织的罢工。全美各地的狱犯不仅用罢工来赢得收入的提高，生存条件的改善，以及集体谈判的权利，而且还用它来表达对国内外发生的其他的激进行动和事件的支持。1965-1975年间，有包括亚利桑那、俄亥俄、内布拉斯加、印第安纳、新泽西、俄克拉荷马在内的10多个州发生了囚犯罢工事件。在一些女子监狱发生的罢工，不仅针对劳动条件，还直接指向对女犯囚室和身体的搜查问题，如1971年春天发生在加州弗隆提拉女子监狱的罢工即是例子。罢工不仅让囚犯认识到了自身作为劳动者的力量，而且对囚犯劳动是无偿的和可剥削的主张发起了挑战。一些工会采用了对抗策略，另一些则走法律路线。虽然方式有别，但理论上他们都持有一种激进的立场，把监狱犯人劳工置于美国资本主义的中心，对监狱当局设置的障碍持续发起冲击。例如，在麻省华波尔州立监狱，“全国囚犯改革协会”因获得80%以上工会签名囚犯的支持而有效发挥集体谈判单位的功能，确定了具体的目标是“在监狱中实行自决，并宣示监狱本身是不必要的。”[7]该组织并在1973年在狱警因犯人进行激进抗议而拒绝工作后实施接管监狱长达3个月的激进计划，他们所实施的制度被看作是仁慈的监狱管理政策。

再次，进行暴力反抗。监狱暴动从1967年的5起增加到1968年的15起，1970年37起，1971年37起，1972年48起，这在美国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8]。这些都是由跨种族联盟组织发动的，从侧面说明囚犯整体的激进政治意识达到了较高水平。

（二）进行替代监禁制度的实践探索

首先，明确废除监狱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左派和改革派眼里，现代监狱是“穷人的库房”和“种族大屠杀”的武器，它压迫个人和社区而非增进安全。美国监狱的功能是维持种族和阶级等级制度的工具，现行的改革只不过是“不威胁制度稳定的创新”和“掩盖旧现实的新语言”[9]。因此，唯一的结论是废除监狱，建立全面处置社会伤害根源性原因的新结构。“索利达德兄弟”之一的约翰·克鲁切特在给一位支持者的信中写道：“有一件事势在必行——大修！（改革）意味着改变墙的结构而非图纸本身。”[2]（P27）左翼政治活动分子贝蒂娜·阿普特克指出，虽然废除监狱是“一种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废除才能最终成功的努力”，但“对包括维持监狱制度在内的（全部设想中的）总体基础进行攻击”是极其重要的[10]。

其次，把终止监狱建设作为实现废监运动目标的第一步。在1971年关于美国监狱状况与刑法制度的报告中，AFSC号召通过基金向教育、工作、住房、卫生照顾等领域投资，同时要求立即中止监狱建设，终结非定期判决：“如果在他们现在是囚犯和完全不是囚犯之间进行选择，我们会立即选择后者。我们相信，最好现在就拆除所有的监狱，而不是让非人道和恐怖以社会的名义继续在监狱高墙后横行。对于我们的社会，监狱之存在与其说是一种保护或者是犯罪问题的一种解决，不如说是一种负担和耻辱。”[11]（P23）为终止监狱建设，废监人士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如扩大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资助住房和就业计划、改进监狱探视政策等等。他们在一些社区为解决性暴力等问题进行探索与实验，如建立强暴危机中心、提供自卫辅导、对所有年龄和性别的人进行反强暴教育。囚犯也组织起来以防止性攻击。弗吉尼亚和华盛顿特区的“囚犯反强暴组织”则把消除强奸作为目标，重点放在提高觉悟、政治教育和自助上。华盛顿州瓦拉瓦拉监狱的同性恋囚犯组织“反性歧视男人帮”（Men against Sexism，MAS）把性歧视、同性恋恐惧症、种族主义与组织反监狱中盛行的性暴力相联系，他们出版了一份报纸《女士手指》（The Lady Finger），向人们介绍应对性攻击的防身技巧，并为同性恋囚犯权利进行抗争。

再次，剥夺监狱系统权力，向社区授权。废监人士相信，向社区授权不仅有利于扩大运动的基础，而且是最为快捷地减少监狱数量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是关键，教育不仅是一种自我良性发展的手段，更是洗心革面的重要步骤。在华波尔，NPRA和“黑非洲民族走向统一组织”（BANTU）组织开设黑人历史课、读写算补课以及为入狱的高校学生开设课程。BANTU组织者拉尔夫·哈姆回忆道：“黑人囚犯在监狱高墙后的人数已经远超预期地减少，已经进入众所周知的全面反转。我们作为受教育者回到我们各个社区并为社区成员的提高觉悟运动贡献力量。我们致力于有意义的职业与教育计划以把我们改变成生产性的人。”[11]（P130）

最后，提出一系列减少监狱依赖的反监禁战略。除了反对未定期刑和假释、主张缩短审判时间、组织社区恢复计划等战略外，废除主义人士还提出一些减少依赖监狱的方法补充进反监禁（decarceration or excarceration）战略中，这些方法包括吸毒和卖淫非罪化、降低保释金、建立社区争议与调解中心、帮助受害人与罪犯和解计划、替代审判政策、以社区组织执行的缓刑代替缓刑官员的“矫正”缓刑。计划的组织者巧妙利用一些监狱管理者和政府计划来达到废监主义者的目的。在马萨诸塞州，矫正委员会委员约翰·布恩支持发展替代监禁的社区计划；在华波尔监狱，虽然没有持续性，但也曾帮助和支持囚犯和社区导向的改革。

（三）尝试解决现行司法制度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1976年问世的废监主义者的圣经 《代替监狱》（Instead of Prisons）手册中，和平主义的废监主义集体组织“监狱研究教育行动计划”（PREAP）把犯罪定义为“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的问题，不只是一系列个人问题，与惩罚个人行为者相比，更需要对根源性原因作集体回应。”那么，根源性原因有那些呢？他们认为，根源性原因包括产生自社会和国家的种族主义、贫困、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它们导致仅仅造福于极少数人的权力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监狱被用来维持这种失衡，不仅不能使公众更加安全，反而使社区陷于危险境地。在PREAP看来，改变自由只有自由者享有、正义只属一些人、而不平等却指向全体大众的美国自由体制的有意义的方法是实行权力分配[12]（P20-45）。亚拉巴马州囚犯组织“牢友行动会”（IFA）与其监外同盟组织“伯明翰囚犯支持委员会”（CPSB）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把废除监狱与变革社会的需要联结在一起。与CPSB一同工作的的前IFA会员马方迪（Mafundi）这样写道：“没有社会——它的价值观、道德、优先次序等——的重构，在扫除这个国家的犯罪和罪犯方面永远不会取得实效。”[2]（P29）而新罕布什尔州“新英格兰囚犯协会”成员也认为“最终和最重要的目标是废除监狱以及培育它们的制度”。基于这种共识，PREAP提出一个包括三项内容的废监议程：（1）实现每个人的经济与社会公正；（2）关心所有受害者；（3）在照顾社区推行和解而不是惩罚。提出这三条的用意在于，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变革模式提供战略基础，这种社区变革模式把革命的社会变革和个人与社区的的改变较好地联系在一起。

废监人士虽然都明白无监狱社会的实现任重道远，但他们仍然倡导迅速和大规模的变革，他们希望在较短时间内“在美国完成、促进和引起创造性的、现代的、进步的、非暴力的监狱改革”。

五、几点评论

20世纪70年代末，废监运动明显走向衰落。这种衰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动的目标无一实现；二是左翼与自由派的联盟解体，运动陷于停滞。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运动目标过于超前。监禁制度和监狱系统作为阶级统治工具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它的存在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虽然长远看，它终将消亡，但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显然不具有可行性，也不可能赢得广泛支持。

第二，70年代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整体社会环境与60年代相比，已经今非昔比。经济上，60年代的超长周期繁荣已经不再，滞胀危机所造成的生活压力迫使全社会把经济问题置于首要地位；60年代的激进运动给美国主流政治文化予以强烈冲击，却未能打下新秩序的基础，70年代新保守主义强势抬头，实为对前一个时代政治与文化反思的必然结果；在国外，主要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美国在同苏联的冷战对抗中由攻转守。美国社会整体的变化尤其集中体现在政治自由度上。尼克松上台后，一改60年代民主党执政奉行的相对宽松与自由的政治策略，力行“法律与秩序”战略，以强硬姿态对付社会运动，监狱和警察是其核心支柱。故与美国社会政治向新保守主义转向同步的是，监狱建设力度进一步增强，监禁制度功能进一步强化，最突出的例子是1976年美国重新引入死刑。激进的废监运动因与政府政策背道而驰而受到严厉打压。惩罚性判决有增无减，加上70年代毒品问题上升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日益扩大的禁毒战争使投进牢房的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三，最根本的问题是，废监运动所依据的理论本身对70年代美国社会缺乏充足的解释效力。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工业社会批判，还是马尔库塞的乌托邦革命论或“大拒绝”战略，抑或是以之为基础的囚犯阶级论和囚犯社会变革主体论，不仅在对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上存在诸多引起訾议之处，更主要的是，其社会变革路径与战略纯粹是不切实际的凭空想象的产物。英国学者阿·麦克伦泰在论及马尔库塞时指出，“大拒绝”战略不过是一种幼稚的儿童十字军游戏，以此来评价废除监狱运动的主张与实践，同样入木三分。

第四，运动参加者背景复杂，对废除监狱目标的含义并未真正形成共识。1971年初，政策研究所的阿瑟·瓦斯科号召在2000年到来前不再有监狱和牢房，这虽然是一个非正式的建议，但还是刊登在《星期六评论》上。稍早一些时间，美国前司法部长拉姆西·克拉克在1970年出版了一本书，许多记者和其他相关人士认为这本书是在呼吁废除监狱[13]。不过，瓦斯科和克拉克的主张却受到一些废监人士的质疑和指责，如著名监狱调查记者和畅销书作者杰西卡·米特福德就认为他们的主张不仅失之浅薄，缺乏深思熟虑，而且他们的一些建议是对废监事业的背叛②。这充分说明，对废监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存在明显差异，不存在统一的清晰无误的认知。

第五，他们不同程度地犯了把囚犯理想化的错误。囚犯终归是囚犯，希望依靠他们来承担变革社会的重任，过于一厢情愿和奢望。面对运动获得的支持十分有限的现实，一些运动的积极分子承认，他们把囚犯理想化了，在“法律与秩序”的氛围下，废除监狱运动的政治主张很难得到大众的理解与支持，而且过于强调战略优先而不能对突发性危机作出合理反应，不少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主要依靠战略和关键人物如法官和监狱管理者对囚犯的同情和支持开展工作。然而，同情监狱运动的官员终归是少数。

第六，废监运动的一些设想和改革成果最终变为现行体制社会控制的手段。例如，向社区授权结果，不是社区取代监狱，而是监禁制度从监狱扩展到了社区，扩展到绝大多数穷人和黑人中，使政府巧妙实现了“扩展社会控制网络”的长期政策目标，它把政府惩罚与控制的哲学取向充分展现出来。

然而，20世纪70年代废监运动虽然走向式微，但并未死亡,它在21世纪初重新抬头。近30年来权威的统计数字表明，美国严重刑事犯罪率虽然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但美国监禁的人数却直线上升，其中绝大多数是黑人和拉丁族群，2012年被判终身监禁者是1984年的4倍，为在监犯人的1/9[14]。《替代监狱》一书1976年首版问世时，美国监狱关押犯人为20万人左右，2005年该书再版时，美国监狱关押犯人已经超过200万人，增加10倍不止。正如该书再版导言所说，虽然他们为之奋斗的反监禁目标的氛围已经确定无疑地发生了变化，但替代监狱永远及时和必要[12]（P.iii）。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由于国内监狱状况趋恶、美军在国外虐囚丑闻频发和左翼力量逐步复苏，废监话语再度引起关注。

注：

①说西班牙语的美国激进青年组织。

②米特福德认为，瓦斯科和克拉克建议把社会越轨者关到封闭式农场，这与关进监狱在目的性上没有本质区别，因此，这种建议毫无疑问是对废监主义原则的背叛。

[1]Tom Wicker.A Time to Die:The Attica Prison Revolt[M].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4.28.

[2]Dan Bengeredited,The Hidden 1970s:Historiesof Radicalism[M].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0.

[3]Eric Cunmins,The Rise and Fall of California’s Radical Prison Movement[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4]George Jackson,Soledad Brother:The Prison Letters of George Jackson[M].New York:Bantam Books,1972.

[5]James B.Jacobs,”The Prisoners’ Right Movement and Its Impacts,1960-1980”[J].Crime and Justice，1980，（2)：433-434.

[6]“Nothing is More Precious Than…”[EB/OL].http://www.Freedomarchives.org.

[7]Jamie Bissonette,When the Prisoners Ran Walpole:A True Story in the Movement for Prison Abolition[M].Cambridge,MA:South End Press,2008.89.

[8]Bert Useem and Peter Kimball,Stages of Siege:U.S.Prison Riots 1971-1986[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18.

[9]Jerome G.Miller,Last One Over the Wall:The Massachusetts Experiment in Closing Reform Schools[M].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Press,1991.4.

[10]Angela Davis et al.,eds.,If They Come in the Morning:Voices of Resistance[M].San Francisco:The Third Press,1971.57

[11]AFSC,Struggle for Justice:A Report on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merica[M].New York:Hill&Wang,1972.

[12]Prison Research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PREAP),Instead of Prisons:A Handbook for Abolitionists[M].Oakland,CA:Critical Resistance,2005.

[13]Ra msey Clark,Crime in America:Observations on Its Nature,Causes[M].Prevention and Control.New York:Simon&Schuster,1970.

[14]New Publication:Life Goes On:The Historial Rise in Life Sentences in Aerica.(November 20,2013)[EB/OL].http://www.sentencingproject.org/detail/news.cfm?news_id=1636&id=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