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衡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德国新教教会与第三帝国的迫犹
——新教教会对纳粹政权迫犹的态度、立场分析

罗衡林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在第三帝国时期，德国新教教会对纳粹政权的迫犹运动采取了保持沉默的态度和保守抵抗的立场，这种态度和立场恰恰是它自身状态对当时德国恶劣的政治环境所作出的反应。反犹主义对德国，特别对德国的新教教会和新教主义产生了可怕的后果。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仅仅是反犹主义导致了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实际上，盲目服从、尽职和忠于国家等都对此发挥了作用，而在这一方面，德国的新教教会是负有责任的。新教教会对纳粹政权迫犹表现出来的沉默态度和保守抵抗的立场，助长了新教徒中对纳粹政权盲目服从、不敢反抗暴政的风气，使得更多人参与到对犹太人的迫害之中，因此它实际上间接地支持了纳粹政权的迫犹。

德国；新教教会；第三帝国；纳粹政权；迫犹

在研究第三帝国的社会文化史时，“犹太人问题”往往被作为根本性的问题甚至是决定性的问题提出来的，因为当1933年希特勒政权发动迫犹运动时，“犹太人问题”已成为整个德意志社会的问题了。但是在探索第三帝国迫犹运动的内幕时，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纳粹党组织及其政权上，而忽略了对其他德国社会团体和组织的态度和行为。众所周知，从文化上讲，德意志社会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传统宗教上的反犹主义在这个社会里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当这种传统宗教上的反犹主义在第三帝国时代演变成一场现代种族上的迫犹运动并诉诸暴力行动时，人们当然非常有必要了解德意志的教会、尤其是新教教会在这场运动中的态度和行为。因此，这些问题是首先要提出来的：当纳粹政权发动迫犹运动时，德国的新教教会采取了什么态度和立场？为什么它要采取这种态度和立场，应该如何评价新教教会对迫犹运动所采取的态度及立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对第三帝国迫犹运动内幕的深入了解。

一

研究德国新教教会在第三帝国时代的政治态度，应关注在新教教会的社团和协会中的精英人士，即主教、院长、教会监理会成员、教区委员会领导、高级教士、各种层次的教会会议成员、教长、牧师等人的政治态度。总的来说，对于德国犹太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遭遇，这些人的立场在适度的被动和冷漠之间变动。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有多种理由。如果仅从反犹主义的原因出发来分析问题，人们往往不能对复杂的事实做出准确的评价，因为这里还有神学上的理由和保护教会机构自身利益上的担忧。

首先，保守主义思想在这些新教教会精英人士的精神上扎下了根，而在当时德意志十分紧张的文化思想中，反犹主义是属于某种保守主义心态的。早在1933年之前，生物学和种族学上的信念已经灌入了这些人的头脑，并最终形成了一种混合物。它由传统的基督教的反犹太教、流传下来的对犹太人的反感以及攻击性的种族信念所混合而成。这种信念促使一般民众相当本能地去瓦解和破坏一切富有现代价值的东西，甚至是对财产和贵族的攻击①。这种倾向很快加强了一种已有的危险，即教会领导人在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犹太民族代表中找到了他们特有的反现代主义的最有力的对手，犹太人成了他们保守主义政治、社会、思想和宗教上的对抗目标②。因此，当犹太人被纳粹政权作为攻击和迫害的靶子时，新教教会的精英人士们是普遍采取冷漠的态度的。

当然，仅指出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因为这里还涉及到神学领域中的许多更宽泛的理由。在基督教神学理论观点中，新教教会既非官方的代表，也非公众的代表。当犹太人在1933年后开始遭受迫害时，新教教会领导人的冷漠态度并不是没有遭到任何非议的，当有人责问新教教会的代表为什么在暴力事件发生后不站出来对犹太人表达一种基本的人道主义同情时，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这样一句反问：新教教会代表们为什么就应该支持犹太教徒呢？这表明他们对纳粹暴徒的迫犹行动的冷漠态度本身还有基督教神学理论中的传统理由。

其次，从社会组织结构上讲，德国的新教教会也不足以形成任何与政权相抗衡的统一力量。事实上，在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时，德国各州的28个新教教会机构有着完全不同的管辖区域，它们各自具有相当不同的特征和传统，有的受保守主义的影响较深，有的受自由主义的影响较深，有的既受保守主义影响、也受自由主义影响。1922年建立的“德意志新教教会联盟”才将各州的新教会松散地统一在一起，它组织起全国性的新教教会大会、教会联盟议会和教会委员会。这种联盟虽有发表联合教会声明的权力，但从功能上讲，更多只是一种联合性质的救济机构。由于在这个“德意志新教教会联盟”的内部，各州的教区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因此它也是反对任何对各州教会实行“教会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即使是纳粹党上台后于1933年7月成立的全国性的德国新教教会（DEK），也不足以导致那种“教会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由此可见，纳粹政权的“一体化运动”在宗教领域里贯彻得并不成功，它只能导致新教教会团体过去的那种松散的统一和影响力丧失，以及教会内部分裂成更多的派别③。而陷入严重分裂状况的德国新教教会，即使对纳粹政权的行动持否定态度，也不足以形成任何有实际意义的社会抵抗力。

再次，大多数的教会代表人士都与普通教会民众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方面使他们需要适当地考虑到那些持保守主义的德意志民众的心理倾向，而在这些民众中，相当部分的人都对纳粹“夺权”热情地表示欢迎，因为他们想要一个突出民族性的、对外强大的、对内严格管理和独裁的国家；另一方面，教会领导人本身也在追求与政府的妥协与合作，他们希望推行保守主义的基督教社会制度，扩大民众笃信宗教这个最广泛的基础，这始终被他们作为教会的指导性原则。当然，这些教会精英人士也明确地强调，要坚定地保持教会的独立性。因此，尽管教会从宗教上和道德上教育、培养和强化人们为国家服务的意识，但它也需要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一旦国家表示尊重并保证教会的独立性，那么这些人便相信，根据坚定的信念能够达到宗教上的预定目标④。

这里显然涉及到不容易理解的传统的有关两个权力的理论⑤：国家和教会以各自的方式履行原则上的各自义务，同时两者在政治领域或在教会领域里同样负有各自的责任，而在其他职责范围内两者均不能相互干涉。在此，新教教会领导层的教会政治目标是捍卫教会自身的传统独立性。他们当然希望在纳粹政权统治之下也能继续保持这种教会的独立性。因此，他们不愿因犹太人的原因得罪纳粹政府，更何况犹太人是另一种信仰的人，不属于新教教会管辖范围之内。这导致他们对纳粹政权发起的行动采取适度的被动状态，并保持冷漠态度和立场。

二

在第三帝国时期，面对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局势，德国的新教教会并没有作出任何具有针对性的明确表态，也没有向普通教民发出过任何采取行动的号召。要探讨其中的缘由，若仅从教会内部来进行分析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教会外部形势。

对德意志犹太人和欧洲犹太人的压迫、迫害、直至肉体消灭，共分为4个阶段⑥，这种迫犹政策上的发展基本上与纳粹政权的政治发展相一致。在每一阶段，新教教会的态度和立场也与政府的政治发展相适应，因而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

迫犹政策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在纳粹党统治之初，反犹主义浪潮汹涌澎湃，但仍有相当多的个别新教基督徒表示反对这种野蛮思想，特别是反对当地的和地方性的针对犹太人的不法行为，反对1933年4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的对犹太医疗诊所、律师事务所和犹太商店的抵制行动⑦。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来自于完全不同的政治、社会、教会团体和组织，如犹太基督教牧师汉斯·埃伦贝格（Hans Ehrenberg）和保尔·利奥（Paul Leo），普世基督教主义者弗里德里希·西格蒙德-舒尔策 （Friedrich Siegmund-Schultze），自由主义者马丁·拉德（Martin Rade），极端保守主义者路德拉勒（Lutheraner Wilhelm）、冯·佩希曼（von Pechmann）男爵，柏林施潘道区辩护中心的负责人瓦尔特·屈恩内特 （Walter Künneth），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柏林大学编外讲师迪特里希·博恩霍夫 （Dietrich Bonhoeffer）以及神学家利奥波德·科迪尔（Leopold Cordier）等著名人物。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术报告、报刊文章或给教会领导人的书信、呈文以及专题报告等来表示其对冲锋队的行为及国家机关的言行的震惊和忧虑。当对犹太人的态度被国家当局上升成为 “敌人与同胞”、“好与坏”、“白与黑”的标准时，这些人便只能完全放弃幻想，至少不再敢公开对迫犹行动提出反对意见了。当然，在新教会的一般教民中，占居上风的是含有反犹太意味的灰色声音。

那个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被选出来的教会领导层此时还在犹豫不决，还在等待、观望和保持沉默。1933年3月，面对世界基督教界对有关迫犹问题的担忧和询问，德意志各教会委员会的代表都发表声明说，这是一种“卑鄙的诽谤”，“我们以荣誉和良心声明，根本没有发生集体迫害犹太人的事情”⑧。但是，至少人们知道，早在1933年3月31日在“教会友好工作世界联盟”的“德意志分部”召开的大会上，就曾将“虐待的事情”作为了论题。主教座堂总布道人、普鲁士州新教最高教会议会副主席D·布尔格哈特（D.Burghart）这样讲道：“虽然在德国正经历着如此极其可悲的事情，但我们不可忘记我们与国家之间重要的相互关系。”⑨这暗示了新教教会不会站出来发表公开同情犹太人、表达正义的谴责声明。而且在这次会议上，不仅是德意志新教教会联邦管理局的负责人和专题报告人，就连新教教会监理会的抄写员，都表示支持采取布尔格哈特的这种态度。

联邦教会局有一份内部的备忘录，记载了1933 年4月25-26日，在柏林的新教教会委员会的会议上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协商结果⑩。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马诺伦斯（Marohrens），武尔姆（Wurm）和迈斯特尔（Meister）等这些教会领导人。自从4月7日纳粹政权颁布《重设公职人员法》以及所谓的“雅利安条款”实行以来，这些领导人都一致拒绝作出正式的表态，理由是：“作出同情犹太人的表态会引发游行示威活动，而这种活动会被在外国的敌人滥用来对付德国。”11新教教会的主教伦德托尔夫（Rendtorff）还警告说，“现在我们对犹太人问题进行总体评判只会被国家当局视为非新教的东西。”12

德国新教教会此时也不可能对迫犹进行正式表态，因为教会领导还并不同意在教会中引入“雅利安条款”，引入这一条款意味着加入新教的所有非雅利安人都将被逐出教会。1933年9月27日，在维登堡举行的 “新德意志新教教会”的全国教会代表会议上，选出路德维希﹒米勒（Ludwig Müller）为新的国家主教（即主教），但并没有宣布引入“雅利安条款”。1934年8月21日，在经过长久、反复的考虑之后，新教教会的领导人仍然决定继续观望。理由是：一方面随便表态会引起世界基督教界和西方国家的抗议；另一方面对政府的行为又不能简单地佯作不知，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沉默。而且此时在新教教会中，人们正围绕着“反对雅利安条款适用于教会”的观点在进行斗争。9月5日，普鲁士州新教教会内部出现了德国最大的亲纳粹宗教组织机构——“褐色教会代表会议”，其他地方的新教教会也纷纷仿效，以至于大大小小的亲纳粹的新教协会和联合会涌现出来，这些协会和联合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自己宗教的组织里引入 “雅利安条款”。对这种做法，1933 年9月成立的“教士应急同盟”在自己提出的义务中明确表示：“在基督教教会里，雅利安条款的运用将会对信仰造成严重的损害。”13

但是根据《新约全书》研究者和神学院的意见，“雅利安条款”对教会内部是直接有效和适用的，因此，各州教会便开始组织教民对此进行投票表决。然而，各州教区由于其地方性的特点，结果相当不一致，例如，当巴伐利亚州爱尔兰根的教民通过投票表达了他们对此的谨慎态度时，黑森州马尔堡的教民却显示出坚决拥护这项法律条款的态度，当然，这仅仅只表明了该教区域内的倾向14。总的来说，新教教会的精英人士们认为，应首先鼓励教民们坚持正确的神学理论信仰，而不是在教会内部扩大社会法则、尤其是政治法则的运用。这些人与新教年轻的基督徒是团结一致的，他们都反对将“雅利安条款”运用于教会内部，但是，他们越来越面临着新教教会“雅利安化”的内外困境。

随着1935年9月15日《纽伦堡法》的颁布，纳粹政权开始了对犹太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迫害的阶段，即第二阶段。这与德意志社会不断加强的种族意识形态化以及军事化运动相关，它导致了1936年对天主教神甫及修会人员的进攻，以及1937年对新教教会具有坚定神学倾向的领导层的打击。

以《纽伦堡法》为代表的迫犹运动第二阶段，其特点在于剥夺了所有犹太人的公民权，并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对此，新教教会中具有最坚定的神学倾向的团体也表达了对纳粹政权牺牲者的同情。但由于承受着政治上的压力，迫使它不得不保持克制，因此，这种同情是用圣经中的措辞来表达的，而且是以相当谨慎、间接的方式、甚至是以私下的方式来表达的，其真实含义也应是不难理解的。例如，1936年6月，新教教会的临时领导人给希特勒递上了一封大胆的秘密呈文，其中写道：“如果大肆颂扬雅利安人的话，那么上帝的话会证明所有人的罪恶；如果在纳粹主义世界观的范围内把反犹主义强加给基督徒，并让他们承担仇犹责任的话，那么这是与基督教博爱的信条相悖的。”158月末，有人开始将这段话在布道坛上宣读，当然只有虔诚的教徒听到：“我们在德国民众中请求所有的当权者严肃地思考一下，他们必须在万能的上帝面前为他们所做的全部事情作出解释。我们恳求他们，以后不再去做和不可去做那些违背上帝信条、违背上帝约束的良心及上帝约束的自由的事情！”16

仅讲这些话显然不够，这些同情犹太人的新教精英人物还寻求国内布道团中央委员会的帮助。尽管这是徒劳的，但很快就有人自己行动起来。1937 年4月，新教神学家海因里希·斯皮诺（Heinrich Spiero）在柏林建立了一个私人性质的援助机构，以帮助“非雅利安人”能顺利地移居国外。这项工作得到贝尔（Bell）主教的嫂子、英国人劳拉·利文斯通（Laura Livingston）的支持17。

柏林策伦多夫区的新教地区福利中心的女领导人玛尔加·缪塞尔（Marga Meusel），早在1934年11月就已要求信仰教会为新教内部的“非雅利安人”建立一个顾问机构。为此她还写了一篇呈文给1935年6月在奥格斯堡召开的德意志新教教会第三次教会会议，可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对此却保持沉默，不予理睬。在同年9月《纽伦堡法》颁布之后，普鲁士新教教会又在柏林的施特格利茨区举行了一次教会会议18。在会上，玛尔加·缪塞尔做了发言，她用令人震惊的词句和使人感动的例子叙述了德意志犹太人的内外困境。她指出：“人们应该回答这些令人绝望的、尖锐的问题，”并问道：“教会为什么不做些什么呢？为什么它会允许这种无比巨大的冤屈发生呢？为什么它总是作出拥护纳粹国家的愉快表白呢？自然这些表白是政治表白，关系到其自身成员的部分生活，但是为什么它不至少去去帮帮那些孩子们呢？为什么它要与今天如此卑劣的人性完全协调一致，而与基督教的信仰不保持一致呢？倘若因为教会已被完全破坏，以至于它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做什么的话，那为什么它至少还知道关心它自己的罪过呢？为什么它不去祷告那些无辜的灾难和迫害呢？为什么没有人去为那些被俘的神甫们祈祷呢？教会只知道十分困难地保卫它自己，这种过失一直都在被人们谈论着。所有发生的这一切，将永远地摆在基督徒、全体人民、特别是德国基督徒的下一代人的面前。”19

然而，玛尔加·缪塞尔上述的这段话并没有引起会议的足够重视。尽管“犹太人问题”在柏林举行的历次教会会议上都被作为议题提出来，但是在主教科赫（Koch）的影响之下，每每转换议题，变成了对传统神学立场的讨论，即捍卫教会的权利和义务，充其量不过是为犹太人举行洗礼。由此可见，教会会议所起的积极作用相当有限。

对犹太人迫害的第三阶段开始于1938年11月9日的“帝国水晶之夜”20。这标志着对德意志犹太人的经济和财政生活条件最终的剥夺21，与此同时，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政策就是将他们从自己的祖国驱逐出去。

大规模地驱逐行动开始时，这个信仰集团仍然在保持沉默。普鲁士教友委员会甚至建议，以后礼拜日做礼拜时，干脆直截了当地宣读十戒。一些人感到非常灰心：“我们看不到我们得救的迹象，不再有预言者布道了。”22尽管武尔姆主教也曾给帝国司法部长京特（Gürther）写过一篇抗议书，但他最后仍然向官方的反犹主义政策妥协。图林根、梅克伦堡、萨克森的州教会则盲目地追随纳粹政权的迫犹政策，并终于在1939年2月宣布将“非雅利安人”开除出他们的教会23。4月4日“德意志基督徒民族教会联盟”（包括11名教会领导和主教）在其声明中宣布：“我们要用信仰和积极生活的全部力量引导我们的民族，使我们的人民从被奴役和困境中走向自由和富强。我们要与那种用宗教掩盖敌视政治的所有行为作坚决的斗争。”而且,“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可消除的对犹太人的宗教对立物。”24

1938年11月9日“帝国水晶之夜”的大迫害之后，迫犹局势日益加剧，陷入绝望并迫切希望离开德国的犹太人数量猛增，然而绝大多数的教会人士仍在保持沉默，只有个别的布道者冒着风险地直截了当地做着份内的事情。其中最有勇气的当数维登堡的乡村牧师尤利乌斯·冯·雅恩（Julius von Jan）和柏林牧师海因里希·格吕贝尔（Heinrich Grüber）。尤利乌斯·冯·雅恩在城乡之间尽可能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非雅利安人”，而海因里希·格吕贝尔则于1938年底组织起对“新教内部的非雅利安人”的教会援救活动，他甚至在柏林以及全帝国的新教分支机构内部建立了一张援救网。在他的领导下，参加这项援救工作的主要是信仰新教的犹太人。格吕贝尔不仅与信仰教会有来往，而且与国内传教团进行合作，甚至与盖世太保也有联系。盖世太保开始对他的行动也不加阻止，因为盖世太保的总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zdrich）此时正打算通过将德意志犹太人驱逐出境来解决德国的 “犹太人问题”。由于与纳粹当局此时的企图相适应，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时，格吕贝尔的行动已经救出了不少信仰新教的犹太人。

1940年6月纳粹德国获得了西线上的快速胜利并向英国发动攻击，盖世太堡对犹太人的出境开始严加限制。1940年12月19日，盖世太保关闭了格吕贝尔的办公室，并把他抓进了集中营。1941年2 月27日，他的副手维尔讷·聚尔腾（Werner Sylten）牧师也被逮捕。紧接着，格吕贝尔手下参与援救行动的35名“非雅利安”同事被抓进集中宫，并被处决。纳粹政权迫犹运动的最后阶段——肉体灭绝阶段实际上已经开始。

1941年9月19日，纳粹政权规定，所有在德国境内的“非雅利安人”都必须佩带“犹太之星”，以便于识别。1941年10月，纳粹政权已开始将犹太人从帝国区域驱逐到东部地区，这一行动可以被视为“最后解决”的正式开始。而到1942年1月20日，当盖世太保的总头目海德里希在柏林召开 “万湖会议”时，已标志着纳粹政权从计划上解决了灭绝犹太人行动的内部协调问题。

与此同时，德意志基督教会的各个教区也开始整体性地将它们的“非雅利安”成员清除出去。1941年底，德国新教教会总主教与教堂机要委员会发布命令：各州教会要让已受洗的“非雅利安人”停止参加堂区的礼拜活动。从1942年起，汉诺威州教会不再从“非雅利安人”中征收教会税，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属于这个教会了25。

尽管这个阶段纳粹的暴政已膨胀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但是在德国仍有一些零星的抗议，个别的新教神职人员不顾自身安危在帮助犹太人。例如，在布累斯劳市，新教代理牧师卡塔琳娜·施塔里茨（Katharina Staritz）以书面形式向同行们呼吁，现在特别要满怀爱心地去关心那些 “犹太之星佩带者”。又如，在不来梅，1941年11月2日，牧师格莱芬哈根（Greiffenhagen）在一次令人感动的礼拜仪式上，为遭到驱逐的堂区成员送别，并向他们赠送了御寒的衣服和金钱26。然而，由于反犹主义对德国民众的影响已非常之大，犹太人又被明确当作纳粹主义的敌人来对待，因此，1942年在弗来堡市，仍有许多新教教民公开反对帮助犹太人，甚至认为在战争结束后仍有必要重新思考限制犹太人的特别法律27。

1943年12月20日，武尔姆主教在他写给重要的政治机构的呈文中实际上已经在对犹太人遭受迫害与谋杀的事实进行谴责了。这份呈文这样写道：“很少有人现在还在密切关注近年来种族政策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并不了解这些混血儿将会面临纯种犹太人已经遭受到的彻底灭绝的同样命运。不是出于某种喜欢闪米特人的倾向，而是仅出于宗教和道德感的缘故，我必须与德国所有积极的基督教民众的判断相一致，并做出解释，我们基督徒认为，这种针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是极大的错误，对德意志民族来说将是后果严重的错误。”28

由于新教教会不敢采取公开、明确反抗的态度，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如：“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再忍耐德国新教教会对迫犹的沉默态度了。”29其实，新教基督徒早就在尝试帮助那些已受洗和没受洗的“非雅利安人”了。他们中有的人甚至采取了相当过激的行动，如进入党卫军内部以便探查出其谋杀机构和计划；有的人通过个人或小组的努力，用食物、服装和暂时住处等去帮助那些受迫害的人。这种勇敢的行动在一些大城市里，尤其在柏林取得了成功；有的人甚至采取伪造食品配给票及身份证的方式，去尽量帮助犹太人。

但总的来说，在纳粹政权迫犹行动的四个阶段中，新教教会对迫犹行动采取的只是踌躇、观望、沉默的立场，而零星的抗议、反对之声主要来自于教会下层及普通基督徒，而且一直都没有形成气候。

三

人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整个第三帝国时代德国新教教会对纳粹政权迫犹行动所采取态度和立场？

首先，无论新教教会对希特勒的迫犹政策是表示赞同或是表示反对，对于这场迫犹运动的发展来说，都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就如同新教教会对于纳粹党夺取选举胜利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样。也就是说，无论新教教会如何表态，纳粹党也都会一如既往地仇视并迫害犹太人的。或许这也为新教教会各种各样的克制、沉默的态度提供了某种借口。事实上，在德意志社会里，存在一种极端反犹主义者的“强硬核心”，这一“强硬核心”及其思想在第三帝国时期占统治地位，并几乎毫无阻碍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虽然这种极端反犹主义者是少数，而且在迫犹行动的各个阶段，德国社会的大多数人也都是不赞同由冲锋队和纳粹党组织的不法行为、对有价值的实物的破坏以及对犹太人的虐待的，并且也是对犹太人抱有同情心的，但是，慑于纳粹强权政府的威力，就连具有400年历史的新教教会组织也只敢采取这种既不附和、又不公开反对的沉默态度。

其次，德国各地区的反犹程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在德国东部地区，乡村和小城市的反犹比在大城市，特别比在首都柏林的反犹更加厉害，这主要是因为在东部的乡村和小城市里人口稀少，犹太人更容易被袭击、被隔离、被解决；而“这种针对犹太人的迫害措施在帝国南部和西部（人口稠密的地区，大多是天主教徒，城市人口）比在北部（人口稀少的地区，主要是新教徒，农村人口）遭到了更有力的拒绝。”30而且，各地不同的社会政治传统也起了作用。例如，反犹主义作为一种古老传统在黑森州已深深扎下了根，远比威斯特法伦或维登堡表现得要强烈得多。

再者，单就城市内居民而言，天主教徒比新教徒对纳粹迫犹的抗拒要甚。由工人、社会地位较高的市民成员或天主教神职人员组成的单个团体对 “帝国水晶之夜”的集体迫害表示了反感和厌恶。他们与反犹主义保持着距离，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在抗拒着反犹主义。由于纳粹主义谩骂、威逼、压迫教会和它的组织以及教徒们，因此天主教徒特别与他们的神父助理、神父和主教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反对宣扬纳粹党的价值观和目标，这样往往能对反犹主义起到遏制作用。由此可见，能否对反犹主义进行抵制取决于是否有一种环境和心态的存在。由于这些与反犹主义保持距离的天主教区域的存在，因而使得这里的天主教徒的思想和心态没有受到或很少受到反犹太教和反犹主义思想的明确影响。

但是，纳粹党的反犹宣传对生活在城市里的新教徒们影响较大，并导致了在信仰堂区内古老的基督教反犹太教力量的增强，而这种力量通常与反启蒙运动和反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集团立场有联系，这就使得想继续保持教会独立性的新教教会的领导者不得不在纳粹政权的迫犹行动中采取谨慎策略。在纳粹上台之初，新教教会领导对政府迫犹行动的态度是踌躇、观望、保持沉默；在1935年后，从教会领导人的一些文章中，人们已能明显地察觉到他们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进行保守抵抗的特征；甚至到1938年，大多数新教教会领导人对纳粹党的极端反犹行动还是表示拒绝、不安和震惊的；但由于缺乏一个联合的中心，加之战争的爆发，因此很快扩大了冷漠和麻木不仁的情绪；只是到了纳粹统治的后期，新教教会的领导人才开始通过呼吁和可能采取的行动来阻止屠杀犹太人，而那时已经太迟了。

总而言之，在第三帝国时期，德国新教教会对纳粹政权的迫犹运动采取了保持沉默的态度和保守抵抗的立场，这种态度和立场恰恰是它自身状态对当时德国恶劣的政治环境所作出的反应。反犹主义对德国，特别对德国的新教教会和新教主义产生了可怕的后果。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仅仅是反犹主义导致了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实际上，盲目服从、尽职和忠于国家等都对此发挥了作用，而在这一方面，德国的新教教会是负有责任的。新教教会对纳粹政权迫犹表现出来的沉默态度和保守抵抗的立场，助长了新教徒中对纳粹政权盲目服从、不敢反抗暴政的风气，使得更多人参与到对犹太人的迫害之中，因此它实际上间接地支持了纳粹政权的迫犹。

注：

① Jochmann,Werner,Gesellschaftskrise und Judenfeindschaft in Deutschland 1870-1945,Hamburg 1988.S.83.

② Büttner,Ursula,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Hamburg:Christians,1992.S.274.

③Ebd.,S.275.

④ Scholder,Klaus,Die Kirchen und das Dritte Reich,Bd.I, Frankfurt a.M.1977,S.277.

⑤ 该理论认为：存在着国家和教会两种权力，它们有着各自的权力领域，履行着各自的义务，因而又称呼它们为“国家政府当局”和“基督教当局”。

⑥参见罗衡林著《通向死亡之路——纳粹统治时期德意志犹太人的生存状况》，人民出版社，2006年。将纳粹政府迫犹分为三个阶段，有所不同。本文一、二阶段即是罗书中的第一阶段。

⑦ Smid,Marikje,Deutscher Protestantismus und Judentum 1932/33,München 1990.S.97.

⑧ Boyens,Armin,Kirchenkampf und?kumene,Bd.1,S.37-86;Bd.2,S.40-49,98-151.

⑨Ebd.,Bd.1,S.42.

⑩ Büttner,Ursula,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Hamburg:Christians,1992.S.277.

11Boyens,Armin,Kirchenkampf und?kumene,Bd.1,S.296.

12Ebd.,Bd.1,S.297.

13Schmidt,Jürgen,Martin Niem?ller im Kirchenkampf,Hamburg 1971,S.123-144.

14Liebing,Heinz(Hrsg.),Die Marburger Theologen und der Arierparagraph in der Kirche,Marburg/Lahn 1977,S,68.

15Greschat,Martin(Hrsg.),Zwischen Widerspruch und Widerstand.TextzurDenkschriftderBekennendenKirchean Hitler(1936),München 1987,S.113.

16Ebd.,S.196.

17Büttner,Ursula,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Hamburg:Christians,1992.S.279.

18Niem?ller,Wilhelm (Hrsg.),Die Synode zu Steglitz.,G?ttingen 1970.S.29-58.

19Ebd.,S.47.

201938年11月9日夜，对犹太人进行了公开的大迫害，当晚遍及全德国的是熊熊燃烧的大火，7500家犹太商店被捣毁，物质和财产上的损失达数亿帝国马克，冲锋队暴徒砸碎了价值达1000万马克的商店橱窗玻璃，因此这个夜晚被称为“水晶之夜”。

21Barkai,Avraham,Vom Boykottzur “Entjudung”.Der wirtschaftliche Existenzkampf der Juden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1988.S.46.

22Büttner,Ursula,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Hamburg:Christians,1992.S.281.

23Ebd.,S.281.

24Ebd.,S.282.

25Büttner,Ursula,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Hamburg:Christians,1992.S.282.

26Meyer-Zollitsch,Almuth,Nationalsozialismus und evangelische Kirche in Bremen,Bremen 1985,S.269.

27Büttner,Ursula,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Hamburg:Christians,1992.S.283.

28Ebd.,S.283.

29Ebd.,S.283.

30Büttner,Ursula,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Hamburg:Christians,1992.S.285.

【责任编辑：陈红】

The German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during the Third Reich:Analysis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Attitude towards the Nazi’s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LUO Heng-l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

The German Protestant churches took a voiceless attitude and a reserved position towards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by the Nazi regime during the Third Reich.This kind of attitude and position just reflect the churches’own status and their response to the formidab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eir state.Anti-Semitism causes terrible consequences to Germany,especially to the German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Protestantism.It is really wrong if we think it was merely the ideology of anti-Semitism that led to the Holocause.In fact,many factors,such as blind obedience,devotion and loyalism to the country,all played a role in it.In this sense,the German Protestant churches were also responsible because they guided the believers to be obedient,devoted and loyal to their motherland.The taciturn attitude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took towards the Nazi’s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contributes to their blind obedience to the Nazi regime and caused more and mo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ersecution.Consequently,in an indirect way they actually supported the Nazi's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Germany；Protestant Church；the Third Reich；Persecution of the Jews

K 517

A

1000－260X（2014）04-0141-07

2013-08-02

罗衡林，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德国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