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林

(1.山西大同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2.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山西 大同 037009)

大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交汇融合的地区，战乱频仍，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代中原王朝对这里的边防建设都非常重视。明朝，大同地处北部边防线上，与蒙古部族毗邻而居。为了加强大同镇的军事防御能力，有明一代，朝廷一直致力于加强大同的边防建设。嘉靖时期，蒙古最强的一支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兴起，“在大同边外大青山昭君墓丰州滩住牧，西至河套，东至宣府洗马林一带，离边三百余里”。[1](卷124)俺答由丰州道不断南下，侵扰大同、浑源、灵丘，及至太原，并东入宣府，进犯京师，给明朝带来巨大压力。而大同镇形势尤其严峻，惨遭荼毒。蒙古骑军连岁而下，烧杀抢掠，大边、二边“俱失守，弃为虏地”[2](卷5)，镇城“孤悬极边，与胡虏共处一地，无寸山尺水之隔”，[3](P263)完全暴露于外。为了加强防御能力，明廷不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大修边堡，而且也选派得力将领驻扎大同。周尚文在此情势下任职大同镇总兵，为大同镇边防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周尚文的研究，学界鲜少，本文就总兵周尚文与大同镇边防建设做一细致探讨，旨在对周尚文有更全面的了解。

一、总兵周尚文

周尚文(1475年—1549年)，字彦章，陕西西安后卫人，自幼读书，多谋略，精通骑马射箭。16岁的时候，开始出任指挥同知。嘉靖元年(1522年)，又调任宁夏镇作参将。嘉靖三年(1524年)，充任凉州卫副总兵。嘉靖十六年(1537年)，任山西副总兵官。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以六十七岁高龄又担任东官厅总兵官兼后军都督府，镇守老营堡，当年秋天，充任大同总兵。

周尚文在担任大同总兵期间，虽然励精图治，一心专为边务，但是“事常锐于有为，心每灰于牵制”。[4](卷279)究其原因是总兵地位降低、权力变小。在明初总兵权力极大，地位极崇。随着明朝“重文轻武”政策的推行，总兵权力逐渐被巡抚、镇守太监等文官分割，及至成为总督、巡抚命令的执行者，失去了独立的话语权。但是，领兵打仗主要还依靠总兵。在此种情况下，有抱负、有能力的总兵就要试图打破这种尴尬局面。因而周尚文在上任不久就“奏请粮饷马匹，并乞停止近募新军，其词颇激”。面对周尚文的直接呈奏，兵部却认为:“尚文陈请边务，乃不关白督抚大臣，桀肆不可长。”[4](卷273)虽然奏请粮饷马匹本是巡抚之责，但尚文关心边政，在别人都尽力保全自己的时刻，他却不顾自身安危，僭越职权，擅自奏请粮饷，受到兵部谴责。

周尚文一生清白廉洁，节俭朴实，爱惜士卒，善于用兵，为此部下都愿意随军誓死出战效力。尚文任职大同总兵期间，多次击败蒙古军的进攻，使得蒙古军不敢轻犯大同边界，为保卫明朝做出了突出贡献。因其战功卓著，兼任太子太傅，并增加赏赐。当时，严嵩父子对他百般排斥，谗言佞语，但因周尚文高超的武艺，卓著的战功，嘉靖帝要依靠他严守边防，严嵩父子的百般阻挠也就失效。直到尚文去世后，又因为严嵩专权的缘故，再加上两人旧日的隔阂，使得朝廷不予恤赏。给事中沈束曾为周尚文鸣不平而上疏，严嵩故意惹怒嘉靖帝，从而使给事中沈束禁锢在牢狱之中长达18年之久。直到明穆宗即位后 (1567年)，才追封周尚文为太子太傅，谥号为“武襄”。

二、周尚文与大同边防建设

嘉靖年间，大青山以南地区蒙古俺达部强盛起来，其因所处之地贫瘠，“以故最喜为寇抄”，[5](P21)几次经由大同南下大肆抢掠，给明王朝造成极大的威胁，大同镇形势益加严峻。故此，加强镇城防御能力刻不容缓，修边建堡缘此而兴。

(一)周尚文与大同军堡的兴建 明代，为了加强边防建设，形成了镇—路—军堡分层管理体系。每镇都有总兵镇守，路由参将分管，路下又设城堡，这些城堡由守备、操守负责防守。城堡是最基层的防守单位，在边防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筑堡成为加强边防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

周尚文任职大同总兵期间(1542年—1549年)，分别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二十三年(1544年)、二十四年(1545年)、二十五年(1546年)、二十七年(1548年)共修筑军堡26座。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翟鹏凿长堑于五堡东西，尚文督师，逾月而就”。[6](P265)长堑修成后，“总兵官周尚文议于堑内城灭虏、靖虏、破虏、威虏、宁虏五堡，招募边人为军，垦地资养。堡置把总指挥统之”。[7](卷21)靖虏堡位于内五堡 (修建于嘉靖十八年，在大同城北50里，即镇边、镇川、宏赐、镇虏、镇河五堡)之东，其它四堡位于内五堡之西。这五堡在弘赐五堡左右，实为五堡两翼。嘉靖《山西通志》亦载:“(嘉靖)二十二年，总兵周尚文复增筑靖虏五堡以翼弘赐。”[8](P13)这是继毛伯温修筑内五堡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兴建。随后于嘉靖二十三年，总兵周尚文又督修了灭胡九堡。灭胡九堡指破胡堡、杀胡堡、灭胡堡、败胡堡、阻胡堡、残胡堡、威胡堡、拒胡堡、迎恩堡。它们位于靖虏五堡之西，一字排开一直到威远路。嘉靖二十四年周尚文又修筑了镇羌、助马、拒墙、拒门、保安五堡。这五堡均在二边外，军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但是正因为这五堡地势凶险，总督翁万达不是很支持。据《云中郡志》载:“初，尚文城拒墙五堡在长城外，督府难之”。[6](P295)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亦言:“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弘赐诸堡既立，镇城赖以藩障，至是巡抚大同都御使詹荣、总兵周尚文复议于弘赐诸堡之北添设军堡，以相犄角。城废水口堡，改名镇羌。废宣宁县，改名拒墙。废乱草营堡，改名拒门。又于灭胡堡北增筑拒(助)马堡。”[7](卷21)此五堡位于内五堡之北，处于长城之外，成为蒙古部族南下的前沿阵地。嘉靖二十五年，尚文又率人修建了镇口、镇门、新平、平远、保平堡。嘉靖二十七年，又修筑了得胜堡。镇口、镇门、新平、平远、保平几堡与弘赐内五堡、靖虏五堡、灭胡九堡成一条线，由宣府西阳河一直延伸至偏关一带。这些军堡的修建，使大同镇的防御体系更加巩固。特别是周尚文于嘉靖二十四年所修镇羌五堡，位于大同镇最外围，战略地位尤其突出。

周尚文任职大同镇总兵期间，先后修建了弘赐五堡、靖虏五堡、灭胡九堡、镇羌五堡，再加上得胜堡等军堡。这些军堡的修建，在大同镇北部形成了两道有力的军事防御线，有效地抵御了蒙古骑兵的进攻，使大同边界安宁数年，老百姓安居乐业，为中原王朝经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二)周尚文与大同边墙建设 明初的边墙是极其简陋的，防御功能有限，很容易被蒙古军摧毁。成化年间，蒙古诸部定居河套地区，频繁入侵明朝。在与强势的蒙古骑兵作战中，明朝失败居多，直至弘治年间的大打大败、小打小败局面的出现。为了应付蒙古骑兵的入侵，明廷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大修边墙。成化、弘治时，大同的两道边墙修缮完毕，号称“高深形势，如冈如川，而保障复固矣”。[6](P516)然而至嘉靖年间，这两道边墙俱倾圯，其内成为蒙古诸部驻牧之地。尤其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后，俺答频繁南下侵略，直抵山西南部，大同镇的防御能力甚弱。为了加强防御，增强抵御蒙古骑兵的能力，挑壕修边之举遂再次兴起。

嘉靖十八年，内五堡修成后，明政府即在东起阳和、西至高山“西北一带，深挑壕堑一道，沿边筑立墩台，各设旗军哨守”，[9](P1689)在五堡之外又形成一道藩篱。嘉靖二十二年，翟鹏出任宣大总督，与总兵周尚文一起继续深挑壕堑，“自镇边堡东自阳和，自镇河堡西至老营堡凿为长堑。遂于堑内城灭虏、靖虏、破虏、威虏、宁虏五堡，后复城灭胡、破胡、残胡、败胡诸堡，布列堑内”。[6](P7)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八月，又“自大同左卫二边马头山起，东由黑山门、宣宁、水口至榆沟，补修过边墙一百五十余里，旧有墩台三十一座，添筑新墩八十二座，补修水口、宣宁乱草营旧堡三座”。[10](P407)这一段时期主要是以挑壕堑为主，壕堑东起阳高西至老营堡，跨度四百余里。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二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翁万达出任宣大总督，与巡抚詹荣、总兵周尚文集议，认为:“堑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长城，长城必有台，利于旁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留数暗门，以便出哨。”[11](P9)因此，为了更加有效的防御蒙古骑兵，修边提上了日程。

嘉靖二十五年 (1546年)，总督宣大、山西侍郎翁万达奏:“大同东路自阳和口暗门起，至宣府李信屯堡红山台边界止，延长一百三十余里，中有铁里门、鹁鸽峪、瓦窑口等处，悉通贼要路，未有墙堑，拟于山南二三里许，添筑边墙一道，浚濠、建堡增设墩哨，使宣大声势联络，且可以南护紫荆，包为外堑，通计经费约用二十九万余金。请下户部趣发帑缗，期以三月初，土脉融动，及时兴作，其督视之任，当一付之总兵官周尚文，俾如中、西二路一体悉心料理。”[4](卷308)这一时期主持和参与修边的主要有两个人物，一是大同总兵官周尚文，一是宣大总督翁万达。翁万达主要是主持修边，对修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对于修边的“督视之任”，翁万达则“一付之总兵周尚文”。总兵周尚文主要是参与具体修边事宜。当时，二人商榷修筑边墙，自宣府西阳和一直延伸大约一百三十八里，到大同开山口，这段边墙都由周尚文亲自率领士卒完工。另外，总兵周尚文又督修了中西路边墙。这条边墙从大同迤北东路新建的靖虏堡起，经由弘赐五堡、左右威平、朔州，接至山西丫角山墩，继修完边墙，又添墩建堡。至九月镇守大同总兵周尚文奏:“东自宣府西阳河起，由天城、阳和、左、右、威、平、井、朔至山西丫角山止，修筑边墙六百五十余里。”[4](卷315)尚文担任大同镇总兵期间，亲自督修边墙六百五十余里，其功不可没。

三、总结

有明一代，多数总兵“因循懦怯，袭于不振，一遇警发，遂观望退缩，远为自守，……保身之念重，故报国之意轻，有生之乐，无死之心”，[12](P388)像周尚文一样果敢有谋、能征善战且专注边防者非常少。周尚文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至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七年的时间里，“一凿堑，一筑堡，一筑长城；大小十余战，而石柱、弥陀之捷尤著，大有声”，[6](P265)对大同镇边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后拓地置堡，修筑墩墙，总兵周尚文之功居多。”[13](P204)这一时期修建的边、堡防御层级分明，地势险要，目标明确，形成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加强了大同镇抵御蒙古骑兵的能力。而这一切的形成，与周尚文关系极大。

[1](清)和 珅.大清一统志[M].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

[2](明)魏 焕.皇明九边考[M].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37.

[3]薄音湖，王 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4](明)徐 阶，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2.

[5]薄音湖，王 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6](清)胡文烨.云中郡志[Z].大同: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1988.

[7](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M].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

[8](明)周斯盛.(嘉靖)山西通志[Z].山西省图书馆缩微胶卷.

[9](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明)翁万达.翁万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1](清)觉罗石麟.山西通志(卷11)[Z].雍正十二年刻本.

[12]乾隆四十六年奉敕编.御选名臣奏议(卷2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3](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卷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