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为

（台北大学中文系，台湾 台北 10478）

前言

在正式讨论政治诗之前，我们先进行初步的定义，将之限制在诗人针对国家政策的偏差或弊端、执政者或政客的言行与主张、族群之间的相处与磨擦，以及重大政治事件所提出的省思与批判。很多时候，政治诗表现的主要是诗人跟政权的对立或对话，唯有站在政权的对立面，奋力抵抗、控诉，才写得出一些像话的东西来，“对立”是政治诗诞生的基础。从历史的经验可以发现，与政权对立的群众规模越大，政治诗的立足之地就越肥沃，取之不歇的素材、燃之不尽的民怨，更是它赖以成立的条件。这让我们想起“后文革时期”的北岛。1980年代初期的北岛，曾经拥有一整个时代的知青读者，那是1700万名被剥夺了受教育权而产生巨大阅读渴望的年轻读者群，从白洋淀和各地知青的地下艺文沙龙，到《今天》的影响力，都可以很清楚地洞察到诗歌在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力量。当时地下文学的手稿传抄风气极为兴盛，诗歌的篇幅远比其他文类来得短小，适合传抄，适合在情绪特别容易波动的知青群体中朗诵和传播。艰困的生存环境，加上庞大的知青读者，造就了中国政治诗百年难得一见的“产地”和“市场”。

高质量的政治诗必然伴随着重大的抗争意识高昂的群众运动而诞生。用这项标准来检视马来西亚建国后的现代史，其中一个最刺眼的事件即是在1987年10月27日展开的“茅草行动”（Operasi Lalang），政府以“马来西亚内安法令”之名，搜捕反对党领袖、华教人士、社运份子、宗教人士，共100余人，并勒令关闭了三家报社，整个大马社会登时陷入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氛围当中。超越在一切法律之上，无需经过审判即可将异议份子逮捕入狱的“内安法令”，以及杀一儆百的“茅草行动”，对大马华社确实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威吓作用。这是马来西亚民主发展史最黑暗的时刻，却是马华政治诗最光明的时刻。

这件大事，发生在傅承得（1959年－）从台湾毕业回大马的第三年，他在1987年9月－1988年3月间，写下一辑10首的“政治抒情诗”，冠上《赶在风雨之前》的辑名（此辑单独以罕见的红色铅字来印刻），连同其他数十首诗作结集成第二部个人诗集《赶在风雨之前》（1988年）。本文不打算讨论傅承得的政治思想，或者多元种族政治体制的省思，仅锁定这部诗集最吸引人的第一辑《赶在风雨之前》来展开论述。为何定位为“政治抒情诗”？它的形成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傅承得如何拟订这一辑（共10首）政治抒情诗的创作策略，以及对读者反应的预设？这里头有很多的疑问值得探索。

一、预设的读者规模与效应

选择透过诗的形式来回应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傅承得首先得考量到“谁来读诗”的问题。马华现代文学在过去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处于自费或奖助出版的窘境，根本无法形成一个像样的文学市场。在这个“文字大破产”[1](P73)的时代，谁晓得读者在哪里？一首刊登在副刊角落的呕心沥血之作，又有谁会仔细读上几句？

马来西亚的新闻传媒虽然受制于政府的法令，没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但在官方监督和自我约束的有限报导范围内，国内的政经资讯和国际间的大事都有一定的透明度，跟北岛所面对的“文革后期”和“后文革时期”完全封闭的中国政治环境大不相同，在马来西亚，没有一大群等待启蒙的热血青年，或求知若渴的知青，现代诗的群众效应和启蒙作用，完全不被华社所期待。那些无法在报章传媒上明白讨论的事情，一首诗又岂能说得清楚？一旦有敏感的事件发生了，大伙儿在私底下口耳相传，得出自己的看法，不管怎么无奈或愤怒，任谁都不会去期望现代诗能够带来任何卓见，任何改变。所谓的政治诗，只能向极其有限的读者叙说众所周知的境况，抒发感受。对广大的华裔同胞而言，一首马华政治诗的诞生，跟一颗寻常鸡蛋在无名鸡寮中的诞生，没什么两样。

北岛的政治诗面对的是无比庞大的知青世代，傅承得则面对一个对文学高度冷感的华人社会，他的政治诗，只能打动极其有限的华裔菁英读者。这么一来，舞台就自动萎缩成极小众，进而扼杀了“群众—广场”意识的产生。“群众意识”产生于真实存在的广大读者群，他们对北岛诗歌的回应，足以诱发其他中国诗人在创作政治诗之际，在脑海里萌生数量庞大的假想读者。这一大群必须用上好几个天安门才容纳得下的诗歌读者，在地下诗人的胸臆中顺势形成一种“广场意识”。写诗，不再是一个诗人独自在灯下埋首的私事，它可是天下大事，有那么一大群读者聚集在广场四周，准备聆听一首诗的发表。这些潜在读者的规模，如同一个超级大市场，一举拓宽了政治诗的视野和格局。有了“群众—广场”意识作为创作的后盾，才有可能催生出引领天下英雄的（革命）领袖意识。

先天上缺乏“群众—广场”意识的傅承得（以及每一位马华诗人）在政治诗的书写进程中，能够预设的读者规模和阅读效应，极为有限。取而代之的是“菁英－书斋”意识，当他的诗篇离开书房进入政治议题的战场时，找不到严阵以待的敌军和随行的盟军，也找不到引颈期盼的百姓（所以创造了忠实的聆听者“月如”），在空旷的战场上只有自己的诗句。原来这只是“一个文人的战争”，在诗歌文本中独自对抗一个抽象的恶势力（亦可名之为“风雨”）。

高度萎缩的“群众—广场”意识，让傅承得主动将所有的预期效应压缩在一个平衡点上，他并没有直接评议时政与事件（包括当时的茅草行动），改用浪漫主义的抒情笔调，将内心的政治理想、抱负，以及为华社赴汤蹈火乃至殉道的情操，投注在诗里行间，打造出一种充满弹性的“政治抒情诗”。傅承得很清楚这一辑的政治抒情诗写得再怎么铿锵、壮烈，影响都十分有限，一如华社的反抗力量，多半是纸上文章，顶多就是关起门来呐喊。他写下这些诗篇，为的是把它交付给未来：

是啊！月如，就算不多

我们总得留下，连同

一些不满的文字

以及抗拒的疤痕

让后代，学习、记取，和警惕[2](P5)

这是全书第一首《为的，是把它交付未来》（1987．12）的末段①，看似壮志凌云又满纸无奈的“预期成果报告”，预告了一个马华诗人在政治版图上最大的作为，只是留下一些供后来者分析和研究的诗篇（所谓“学习、记取，和警惕”云云，恐怕只是诗人的奢望），诚如钟怡雯所言：“诗一开始以抒情之笔点出华人面对华人困境的无力感，这困境既是历史的，亦是当下的，它成为华人无法克服的痛，就一个有使命感的创作者而言，唯一能做的，是留下文字（及伤痛）。”[3](P104)对当时年仅28岁的书生傅承得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传世的文字更永恒，更崇高。这是文人脑子里十分常见的“菁英—书斋”意识。

“菁英—书斋”在潜意识里的运作，有别于“群众－广场”意识引发的革命精神，前者追求的是一种“传世”的效应──虽不能改变现世的困局，但求在青史留下不可磨灭的文字，特别是这段岁月所累积的“狐疑、愤懑、失望、担忧，甚至恐惧”。[2]

从来不具备“群众—广场”意识的书生傅承得，并没有完全放弃读者，他在大量运用──菁英读者（尤其书生）所能够接受的──中国意象和历史典故之余，尚在许多段落保留了清晰的讯息，“我的手法转向明朗和浅白，是因为只有这样，读者才能产生共鸣”。[2]近百行的长诗《浴火的前身》（1987．09．07，鬼节）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此诗的寓意由深至浅，意象由浓而淡，记录了傅承得从原本的文人语言逐步转换到明朗口语的路线上：

什么时候，月如

我的心中，交织风雨

当年，项羽扬起火把

焚烧阿房的手势

我曾亲睹；当年

惊人烈焰，像霸王的轰然笑声

教往昔化作灰烬，教蜀山

运来的画栋雕梁

化作春泥，茁壮一株

三千丈直插云霄的碧竹

等待杀青，重写史书[2](P6)

傅承得以中文系读者最熟悉的火烧阿房宫场景作为此诗的开头，乍读之下，似乎在暗示新兴力量对旧势力（或暴政）的颠覆和瓦解，雄伟如斯的帝国建筑全然经不起一把火。到了下一段，却出现“让一介草夫，跟前凝视／直到双眼眦裂，肠热心焚 ／然后跪下，在衣襟翻红 ／胸口波伏的时候 ／静思社稷的去路”，[2](P7)这可是亡国秦人的思维，在极度哀恸之余，努力冷静下来思索国家未来的去路。究竟傅承得意图表述的重心何在？是用暴秦来譬喻大马的现况吗？霸王手中的火焰还象征着什么？虽然傅承得企图以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火势来拉高此诗的气势，一口气把胸中郁闷烧个干净，但此诗的前四大段落，确实有部分意象和思辨逻辑可能对大众读者造成诠释上的障碍。或许有读者会质疑这场先秦大火，与当今马华的政治现实有何相关。（尽管诗人说：“那是我的前身”）？众多的诠释问题，会在细读的过程中逐渐浮现出来。

政治诗诞生于现实的生存困境，然而它本身也构成诗歌创作的困境，写深了没人懂，写浅了不耐读。傅承得在前四段照顾了菁英读者的研读需求，大众读者意识在第五大段猛然抬头，他说：

什么时候，月如

我的心中，风狂雨怒

是的，狂怒，因为在这地方

有人高唱言行不一的理论

有人散布煽情的课题

关于政治、文化、经济和种族

更有人识了时务，收了名利

成为自相残杀的豪杰英雄

纵使无剑，也要高举双拳

紧握，教噼啪的火光四迸

甚至焚燃笔直的肉身

教魑魅魍魉无所遁形

教历史重翻新页[2](P9-10)

这段诗句的字面意思，大部分人都能读懂。如此层层逼近，刀刀见血，从现象批判到殉道自焚的描述，煽动性十足的笔法志在激荡起读者的热血，字里行间，蕴藏著浓烈的朗诵诗的韵味。运笔至此，诗人预设的读者规模骤然倍增，他不由自主地用情绪性语言来掳掠读者的心智（也许他认为，热血沸腾的叙述可以获得最大的阅读效应）。进一步细读，却发现这些诗句──“纵使无剑，也要高举双拳／紧握，教噼啪的火光四迸／甚至焚燃笔直的肉身”──背后隐藏的是消极的殉道想像，而非颠覆旧时代、旧权威的革命精神。自焚云云，乃书生之言，看似壮烈，其实还是困在书斋之中，兀自狂想。

书斋与广场，同时意味着两种语言策略的拉锯。两者在预设读者的规模方面，相去甚远，该如何为自己的政治抒情诗定调，确实是个难题。同期创作的《山雨欲来》（1987．09）透露了一些重要的讯息，此诗在诠释难度和意象精彩度同步上升的原因，在于“菁英—书斋”意识的适度提升：

山雨欲来,曲径风紧

古树洞空的枯干,指挥

四面楚歌急骤的撩拨

小心,月如。前头多难

我们得战战兢兢,留心

枝桠挡道,石走沙飞

所有伴奏的天籁,可能

尽是掩饰巧妙的咒语[2](P13)

一般政治诗预设的大众读者，理应看不懂诗人在这个段落苦心经营的意境和众多的寓意。傅承得将古典意象巧妙地融合到现代诗，语言变得更加凝练，充满国画质感的山林意象丛，构筑出动人的叙事氛围。尤其是几近陈腔的“山雨欲来”，被“曲径风紧”的空间描述加以牵动，产生了立体感十足的空间想像，让紧接其后的景物和心境，在风雨的曲线流动中，随诗里暗押的音韵起伏。惟有面对菁英读者时，傅承得从中文系古书堆中苦苦锤炼出来的典雅中文，方能大展拳脚。

碍于恶劣的阅读环境和诸多的政治禁忌，傅承得不可能在创作意识里预设庞大如“后文革”的读者规模，纵然是最具群众效应的政治诗也一样。“菁英—书斋”意识主导了傅承得的创作意图，未必是件坏事，他为了征服极小众的菁英读者／学者，才在政治抒情诗中维护了一定的语言艺术水平，不至于变成诗质尽失的大白话。事实上，“菁英—书斋”意识并非唯一的影响因素，“月如”的设计产生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二、有关“月如”的叙事策略

“菁英—书斋”意识的潜在影响之下，傅承得在构思整辑诗作的调性和形式时，采取了跟一般马华政治诗很不一样的叙事策略，他塑造了“首席聆听者／倾诉对象”──“月如”。②“月如”不必视为真实存在的人物，它比较属于以功能取向的道具，或符号。

重要的是诗人内心的声音，透过“月如”这个女性聆听者的特质，得到一个柔软的出口，并降低了诗的刚烈成份，以及面对群众专用的高分贝战斗姿态。以“月如”作为首席聆听／倾诉对象，反而拥有较大的创作自由，不必针对政权或议题进行面对面的硬式批判，傅承得可以进退于时政的评议和文人的抒怀之间，进退于现实境况与理想国度之间，除了政治诗惯用的讽谕、戏谑、抨击等尖锐的笔法，他在“政治抒情诗”的设定之下，得以免去政治诗的惯性思维和策略，回到叙事主体的内心世界，进行比较柔软、抽象和细腻的心理刻划。同样以《山雨欲来》为例，诗人尝试为“月如”注入妇道人家的思考角度，借此让决意殉道的男人表现出层次更为丰富的心理活动：

你的惊悸，月如，自内心

传来，婉转的传达

一份轻微的责备：明知

山会咆哮，林壑会无情的

吞噬所有的生命

然后教溪流，冲去暴行

半点也不留痕迹

你的手，我仅能沉默的紧握

月如，那是无言的辩说

明知山雨欲来

陷阱热忱的招手，危险

用最隆重的仪式迎迓

这趟行程，我坚持要走[2](P14)

“月如”在这里被赋予最大程度的互动功能，几乎成为真实的对话人物。当读者反复读到──“你的担忧，月如，自眼神 ／流露，哀怨的诉说 ／一份固执的后果：明知 ／狂飙与淫雨，足以／涂抹历史的真相／粉饰虚伪的记载”[2](P15)──类似的叙述片段，“月如”的无奈和哀怨越来越真实。傅承得借“月如”的心思（不管是“自内心传来”或“眼神流露”），衬托出殉道者的执著（和盲目？），政治诗不再是简单的讨奸伐恶或从容殉道，它可以提炼出更细致、更富有情感和血肉的讯息。“我”和“月如”的心思互动遂成为全诗最具吸引力的元素，这一幕山雨欲来的政治风暴，即使事过境迁，依然留下值得回味的艺术表现。

在同辑的其他诗作当中，“月如”多以扮演着聆听者的角色，彷佛是书斋里的伴读，或知音。《濠雨岁月》（1987．10）里的“月如”算是典型：

走在雨中，月如

这赤道多变的气候

真像无常的祸福

难以预测，或防范[2](P18)

表面上看来，此诗即使抽掉“月如”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变异。依本文的估计，会出现两种可能：（一）假设此诗抽掉“月如”的字眼，读者便成为第一顺位的聆听者，诗人胸臆中的言语，直接面对他预设的读者群来诉说，眼前的画面当然会不同（如今，读者读到的是叙事者间接的心声，是“我”对“月如”说的内心话，“月如”的存在会降低“我”的分贝，柔和了战斗姿态）。（二）假设此诗在构想之际，已排除“月如”，整首诗的语言节奏和叙事姿态势必有重大的改变，但这个假设是无法印证的，只能参考其他没有“月如”的诗。第一个例子是《夜雨》（1987．09），傅承得编了一个政客的行动日志来挖苦、讽刺他们的丑恶嘴脸：

各位同志，这次的紧急会议

讨论改选面对的难题

股票市场的升降变化

不比政治局势的诡谲

从温柔乡把各位拉起，咳

抱歉，那秘密的黑甜窝

换上是我，也不情愿

但事关大家的利益，咳

我该说：党才是大前提[2](P22)

此诗的叙事策略大异于其余9首同辑诗作（却高度暗示了未来傅承得在政治诗的写作方向），傅承得为了模拟政治的口吻和念头，任凭粗糙的大白话去主导诗歌的语言风格，“批评与讽刺，愤怒和忧伤，加上方言、粗口，模拟政治表演秀，一种近乎巴赫汀笔下的嘉年华气氛”，[3](P105)写得热闹，却不耐读。少了“月如”的柔性牵制，立即丧失了抽象语言和具象语言的巧妙平衡，彷佛脱口而出的日常台辞，透明之余，少了韵味。企图从书斋往外暴冲的书生，显然还没学会如何面对一大群想像的读者。

“月如”从缺的诗篇当中，表现得比较理想的是《删诗》（1987．09；1988．03），此诗原本跟《夜雨》同年同月生，半年后重新修改，总算勒住了诗歌语言的暴冲，稍微偏快的节奏，精简俐落的叙述，此诗勉强重返傅承得应有的水平：“据说有人删诗／不懂节奏，不谙结构／却精研政治风向和气候／留下安全的内容／精神焕发的将伟大歌颂。”[2](P32-33)

从上述诗作的分析结果，可发现一旦少了“月如”，等于少了抒情的基因，杀气腾腾的抨击与诘难，立即成为正统的政治诗。在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叙事策略中，“月如”好比水质稳定剂，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月如”的存在，不但能够牵扯政治诗在语言操作上最容易发生的暴冲，还可以进一步深化、丰富叙述主体的殉道思想，在相对舒缓的节奏中构筑出动人的意象系统。傅承得独自开辟了一个文人的战场，虚构“月如”为伴，眼前的风雨就有了不一样的意涵。

三、“风雨”中的家国想像

“菁英—书斋”意识影响了傅承得的读者预设心理，“月如”影响了叙事语言的抒情调性和凝练度，“风雨”则是最重要的假想敌，少了它，这场文本中的战争便打不起来了。此三者，从不同层面组成这辑诗作的思维结构。在书名上宣称“赶在风雨之前”的傅承得，早已深陷风雨之中，书斋以内是书生的天堂，重重围困着书斋的“风雨”，则是大马华裔族群的无边苦难。

从过去在马来半岛现实生活的天文经验中，沉淀、累积，转化而来的“风雨”意象，其实不具杀伤力。这里没有台风或飓风，午后雷阵雨的威力顶多造成有限的淹水。普遍来说，马华文学中的“风雨”意象属于一种阻碍、围困、压迫的负面力量，同时也是催化出忧患意识的逆境。与之相对的意象组合，是既脆弱又强韧的“薪火”。“风雨”严重威胁到象征着华教文化的“薪火”传承，所以大马华社总是在“风雨飘摇”的刻板论述中，自我砥砺、奋战不懈。留台归来的傅承得并没有借用“台风”来譬喻大马华人的生存困境，那是台湾制造的舶来品。他选择了在地天文经验里不会致人于死地的“风雨”，同时也援用了华社对它的普遍定义，是很合理的决定。③

火焰的激情和风雨的幻象，是诗中二元对立的基础组合，彼此依存，缺一不可。在《浴火的前身》当中有四段的风雨变化：“我的心中，交织风雨 ／………／我的心中，风急雨促 ／………／我的心中，风狂雨怒 ／………／我的心中，雨晏风收”，[2](P6,7,9,11)分别代表不同程度的险恶境况。“山雨欲来”尤其适合用来形容“茅草行动”之后紧张的政治气氛。无论作为正统的政治诗，或别出心裁的政治抒情诗，“风雨”绝对是所有大众读者都能读懂的象征符号。从以上两节引述的“风雨”意象，即可发现它的危险性在诗中被夸大，当“山雨欲来”之际，伴随而来的是：死神、毁灭、残垣、破碎、骷髅、粉身、碎骨。少了风雨，烈士便失去想像中可供殉难的战场。所以“风雨”的存在变得很重要，生存的危机、逆境、苦难，往往成为创作的资源和舞台。

描述 1969年“五一三事件”的《惊魂》（1987．10），借用了滂沱大雨来譬喻这场排华的灾难：

我是悲愤，月如

三十年来家国，仍是

教人透气艰辛的厚重阴霾

笼罩生长于斯的上空

教人想起：一九六九年

记忆犹新啊那场滂沱

泛滥成灾，洪水掠夺

无数一文不值的生命[2](P37-38)

沉重的叙事氛围，在滂沱雨势中更显哀伤，可是，傅承得并没有明白指出事件的祸首、祸根、祸害。到底是谁干的好事？掠夺无数生命的“洪水”究竟是谁？百姓的生命财产和国家的政经体制，到底受到何等的伤害？在这个恶法如地雷密布的专制国土，每个人都心照不宣，都学会如何回避潜在的危险。暗示性十足，同时饱含诠释弹性的“风雨”，可真是一个安全、方便又好用的词，它在不同的叙述语境中，自动取得不同读者的主观诠释，于是有心人在其中不断地贮存——不能直呼其名的某人（He－Who－Must－Not－Be－Named）、不平等的政策和法令、族群生存的苦难、文化传承的危机──各种对华社不利的事物和隐喻。傅承得以“风雨”为诗集之名，即可召唤出蕴藏其中的所有讯息。

傅承得当然明白一个事实──“风雨”是无法击溃、颠覆、瓦解的邪恶力量，手无寸铁的文人只能以身殉道，守护自己的家园（当然，文人笔下所有的殉道都是精神层面的，永远看不到行动，或有关行动的描述）。潘永强在《抗议与顺从：马哈迪时代的马来西亚华人政治》一文中，对华社的顺民性格有这么一番见解：“华人政治固然有反对意识的一面，但这种反对与抗议只用于民族自卫的关头，并未发展为进步的现代公民意识，反而处处流露出国家崇拜和贤人期待。在权力跟前，华人未脱子民（subject）心态”，而且“华人社会对体制和秩序有强烈的依赖，故对急遽变化有所恐惧”。[4](P226)傅承得在书序中也说过：“而自我的最大希望，是时下感觉有心无力的华族青年，能借这些作品发泄苦闷，进而激励振奋，教方向明确、热血沸腾”。[2]以不变应万变，企求安居乐业，一向是大马华人的普遍愿望；不幸发生重大变故，也不会揭竿起义，这也是很肯定的。毫无革命意识的书生性格，对风雨“之后”的想像格外耐人寻味。傅承得对此表现得相当乐观：

火终将熄灭，但焦土

一个充满生机的坟场

必让摩天巨树，迅速成长

可以擎起大纛，可以

枝叶蓊郁，荫庇千里[2](P30)

不仅如此，傅承得笔下多次描绘了风雨之后的太平盛世，那是一幅幸福的农业社会田园风光：

是吧！月如，就是那样的

清平心境：在清晨

有荷锄农夫的沙哑晓唱

在黄昏，成群牛羊喧哗归栏

而茜茜夜月，倾听院前讲古

或书房朗朗吟诵[2](P11)

为什么“太平盛世”的描绘一定得套用前现代的田园想像，恐怕不是傅承得当时会察觉到的问题，他比较关心的是乌托邦，一个以“书斋”意识为基石的理想国，幸福的耕地加上朗朗书声，那是深层自我催眠的美丽画面。诗人需要营造这么一个理想国，作为所有美好事物的载体，然后在外层罩上凌厉的风雨，如此一来，所有的牺牲才值得。（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还真少不了“风雨”，久而久之，它便滋长成惯性的思维套件。）

傅承得在风雨中设计出一个烈士的旅途：从容赴难的殉道精神──挑战险峻的生存逆境和恶势力——抵达最终的理想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这个国家。在《因为我们如此深爱》（1988．03）一诗中，傅承得如此描述他的家国情结：“这片大好河山，月如／我们是多么钟爱／游子的故乡，种籽的土地／不论是现实中或睡梦里／都与思念和生死，关系紧密”，[2](P43)“月如，这是我们的河山／我们关心，我们痛惜／因为我们如此深爱”。[2](P45-46)深爱著这片土地，即是傅承得创作“赶在风雨之前”这一辑政治抒情诗的最大理由。

结语

1988年3月，傅承得出版了政治抒情诗集《赶在风雨之前》，翌年5月推出《动地吟（诗帖）》，6-7月间在马来半岛巡回演出五场，由傅承得和游川担任主朗诵人。这里要关切的不是“动地吟”造成什么样的轰动，而是它的活动宗旨，以及傅承得在选诗上的考量。

没有署名作者的《序》只有短短4段，274字，其中第二段话很有意思：“现实是多风多雨的。从族群到国家，从文教到政经，我们再也无法闭起双眼，掩紧双耳，置身事外，高蹈踏空。我们要文学在读者眼里跳动关怀的脉搏，我们也要声音在听众耳中激荡热血的回响”。[5]他们按照惯性思维用上了“风雨”意象，当然也很现实地评估到诗歌活动有限的阅听人口（但估计会比到书店购买诗集的人多），它不会引起整个华社的波涛，诗歌朗诵会再怎么热闹，也只是五个夜晚五个场子里的事，在主办人的潜意识里，这是一次只能撼动活动场地的吟诵大会，散会之后呢？政治冷感的华人群众自动回归冷感，不会有擦枪走火的革命事件发生。“动地吟”志在让诗来热一热血，保证大伙儿都很安全。

在《动地吟（诗帖）》中，傅承得自选诗作31首，属于“风雨十首”的仅有《为的，是是把它交付未来》、《写给将来我儿子》、《因为我们如此深爱》3首；主题与之相近的政治诗，至少有6首：《灵魂的自白》（1988．08．27）、《夜读（老舍之死）》（1988．08．29）、《告诉我，马来西亚》（1988．09．05）、《我的梦》（1988．09．09）、《我们爱不爱您，马来西亚》（1988．09．24）、《马来西亚注》（1989．02．19），从整体的表现看来，傅承得似乎在预设读者和叙事策略上，作出巨大的改变，舞台表演性格几乎侵袭了全部的创作意识。以《我的梦》为例，他是这么写的：

月，睡在河中

河，睡在大地上

大地，睡在我的梦里

我的梦，就是您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这梦里，有金黄色的

民主、自由与均分

和月的颜色，河的颜色

以及大地的，一模一样[2](P57)

当这首政治诗抽离了“菁英—书斋”意识（为了准备走入群众？），抽离了聆听者“月如”和“风雨”（为了与群众更直接的沟通？），它同时丧失了傅承得锤炼多年的凝练中文、支撑诗歌运转的意象系统，以及政治诗在情绪、思想表达上的层次感。一首10行短诗，只剩下浅易、简陋的文字，在朗朗的演出中，走向一大群不知诗为何物的预设读者。“广场－群众”意识，虽可载舟，亦可覆舟。雄才大略者，从中激荡出引领天下的英雄气慨；反之，则毁诗于庸俗之世道。

预设读者的规模与水平，足以主导政治诗的风格走向。张光达在评论傅承得的时候，特别关注到政治诗的发展趋势：“步傅承得后尘在诗中宣泄议论、感时忧国的诗人有小曼、艾文、游川、黄远雄、辛金顺（1963年－）等，他们注重诗人与读者间的沟通问题，试图在沟通问题和诗语言的艺术经营上求取折衷和协调，但往往因为好发议论，非文学性的企图盖过艺术处理手法的认知，致使这些诗品质不高，难产生出优秀的作品。况且随著政治风波的平息，九十年代的读者回头去看这些作品，诗中的忧患意识恐怕已无法在读者心中激起感情，因为诗的语言形式没有为读者提供这些审美的感知”。[6](P8-9)张光达这番评议，赤裸裸地指出了政治诗创作的问题核心，同时正好衬托出“赶在风雨之前”（10首）的研究价值。

本文讨论的这一辑名为《赶在风雨之前》的政治抒情诗，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中急速催生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傅承得第一部诗集的语言风格与优势，在抽象的氛围营构与具象的政治现实描绘之间，口语叙述与典雅修辞之间，取得巧妙的平衡。本文先后分析了由“菁英—书斋”意识、“月如”策略、“风雨”幻象，三者组成的思维结构，经由三者不同比重的化合作用，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政治抒情诗，更是1980年代马华诗坛最出色的创作成果。其后，路子走偏了，《有梦如刀》里的纯种马华政治诗，反而失去了原有的魅力。马华政治诗自此走下坡，直到21世纪初，由吕育陶（1969－）另辟途径，才攀上第二座高峰。

最后，本文要为《赶在风雨之前》（10首）的整体表现作一个总结：这是一个文人的战争，独自带著他的书斋意识、菁英读者、月如策略、风雨幻境，和爱国精神，企图赶在（下一场）风雨之前，写下一些文字，记载茅草行动之后的不安年代和心灵。

注释：

①这不是第一辑诗作中最早完稿的作品，但从诗集内容编排的顺序，以及它隐含的序曲味道看来，应当视为第一辑（乃至全书）的序诗。

②傅承得在“月如”的形塑上，可能受到台湾诗人杨泽的影响。傅承得留学台湾期间（1980－1984），正巧见证了杨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杨泽先后出版了《蔷薇学派的诞生》（1977）和《彷佛在君父的城邦》（1979）这两部已成台湾诗坛珍品的传奇诗集，他在诗中形塑了非常有名的聆听者／对话者──“玛丽安”，玛丽安出没在诗里行间的身影（及其句构模式），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抒情手法，亦为杨氏的标签之一。其次是杨泽对古典意象的运用，上承杨牧之风，然后开创出融合了浪漫色彩、神秘感、古朴氛围，以及现代感的叙事风格。傅承得在出现“月如”的政治抒情诗上，不时显现出杨泽的抒情基因。

③大马政府虽然以茅草行动滥捕反对人士，但还不至于暗杀或屠杀，那是“强烈台风”的等级。以此类推，马华人士感受到的应该属于赤道地区常见的午后雷阵雨。在地的“风雨”想像，当以此为据。

[1]傅承得.一株树[M].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87.

[2]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M].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88.

[3]钟怡雯.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M].台北:万卷楼,2009.

[4]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社会与政治[M].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

[5]何乃健等.动地吟(诗帖)[M].吉隆坡:紫藤出版社,1989.

[6]张光达.马华当代诗论──政治性、后现代性与文化属性[M].台北:秀威科技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