婧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古代将治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里，家国同构，治家就是治国。

对于我们今天的广大党员干部而言，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依然是相互影响且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个人对伴侣、对子女、对亲属的态度能够塑造出其政治品格；而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也足以反映出其家风如何。

老一辈革命家在治国与治家的行动上，为我们树立了一面镜子。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治家的重要性。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16周年纪念日。尽管周总理已经离开人们近40年了，但在其从政的20多年中，他对亲属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诲，使周家逐渐形成了“十条家规”，传为一段佳话，周恩来也被誉为治国的典范、治家的榜样。

“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央人民政府的决议和毛泽东的公告，给新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提出了两大艰难而紧迫的任务：内政——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外交——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带向国际舞台。

对于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组建工作，不少人献计献策，有的党外人士直接找到周恩来问：“为什么不让邓大姐在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呢？”

邓颖超既是周恩来相濡以沫的伴侣，又是共同奋斗的革命战友。邓颖超从青年时代就投身到革命活动之中，她在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杰出表现，尤其是在妇女、统战等方面的工作业绩，广为人颂，群众更是亲切地称呼她为“邓大姐”。建国伊始，党内外的各方面人物对邓颖超都是非常了解。

可任凭大家如何劝说，周恩来态度坚决：“我不能这样做！”他解释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

最终，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人们的提请：“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随后的20多年里，在周恩来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遵守着上任之初的诺言。

1974年筹组第四届全国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文件送至周恩来处，被他回绝了。直到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这是周恩来从一国总理的角度出发，对妻子也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周家的“十条家规”

周恩来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对国事鞠躬尽瘁，而作为周家的长辈，他对家人情深意长。

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家乡的不少亲友专程来京叙旧。有些人希望能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这些亲友有的参加过革命，也有因与他的关系而受到牵连，吃尽苦头。

周恩来是个重感情的人，为了妥善处理好家务事，他把亲友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在这个严肃的家庭会议上，他耐心地向亲友解释道：“旧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我是人民政府的总理、共产党的干部，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上世纪20年代参加过革命，解放后在政府工作。当时的内务部部长曾山根据工作需要和工作表现，打算提升时任内务部专员的周恩寿的职务，周恩来得知后告诉曾山：“如果升周恩寿的官，就撤你的职。”

后来，周恩寿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任参事。周恩来反对这样的调动，多次找到内务部长提出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我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归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调到内务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我就有意见了。”会后，周恩来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后从自己每月的工资中拿出一半，补贴弟弟一家六个子女的生活。

在“任人唯贤”和“举贤不避亲”之间，周恩来无疑倾向前者。久而久之，周家逐渐形成了“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探望；

二、来访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亲友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必须自己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要把我们像小土豆一样放到群众中去”

周恩来的家规不仅定得严，而且他身体力行，严格遵守。

上一代如此，周恩来对晚辈同样是既舐犊情深又严格要求。周总理虽无子女，却有不少视如己出的侄子、侄女，而他从不利用职权为这些晚辈牟取私利。

他的一个侄子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员，因两地分居，组织将其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耐心地劝导他们说：“这几年全国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我是负责城市人口精简工作的，不能带头违反政策，你们为什么不能调回淮安呢？”经过一番开导，侄子和侄媳退回已办好的手续，一起调回了淮安工作。

周秉建是周恩来胞弟周同宇之女。周秉建印象中的伯父周恩来，对待子女和下属非常和蔼可亲，对待晚辈也十分关爱，但这种关爱更多体现在严格要求上，嘱咐他们不能搞任何特殊化。“伯父曾经对我们说，‘要把你们像小土豆一样放到群众中去。”

1968年，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和与侄女周秉建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优秀，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二人按照正常手续应征参军。1971年元旦那天，周秉建穿着军装高高兴兴地去看望周恩来夫妇。不料，一进门，周恩来就冲着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天地广阔吗？”他见孩子有些想不通，又亲切地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条件，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家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周秉建想通后，经部队领导同意，重新回到了草原。

“伯父对待至亲的六个侄子侄女，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要求非常严格。”周秉建回忆说，上学时他们在学校填表格，都不会把伯父的名字写上。周家子女上学的原则是“考什么分，上什么学”，没有特殊化，该下乡下乡，该工作工作。六个兄弟姐妹都从事着平凡的工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