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芷诺

我和郑石生相识已有六十多年了，他既是我们的师长，又是同事、好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我们还是少年班的中学生时，他已是小大学生了。那时上音的音乐会总不会缺少郑石生的小提琴独奏节目，即使是“抗美援朝”时期，他拉的是《兄妹开荒》；“文革”时期，他拉的是《盼东方出红日》；在农村，他拉《大寨红花遍地开》；在部队，他拉《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在音乐厅，他推出了一套又一套的小提琴经典乐曲：有塔尔蒂尼的《魔鬼的颤音》、弗朗克、拉威尔等人的奏鸣曲。与交响乐团合作，他拉一首一首的协奏曲：莫扎特、门德尔松、柴科夫斯基、哈恰图良、《梁祝》……，很多曲目都是由他在中国首演。

他热爱音乐，热爱小提琴，是一个天生的小提琴演奏家。他没有其他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旅游，唯一的爱好就是拉琴。到了七十多岁，每天的日程还是到学校给学生上课，没学生来就自己练琴。他机能好、乐感强，对大型乐曲的把握更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小提琴还处在起步阶段，连续的政治运动又经常影响上课，而郑石生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练琴。上音学生集体参加土改一年，其间他自学了两本练习曲；土改结束，别人都几乎不会拉琴了，只有他反而进步了。“文革”中他除了演出还和别人合作不断推出新的作品，“文革”一结束他几乎不用恢复就带着小提琴上场了，他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开遍了成都、广西、北京、天津等地。

八十年代后他把精力投向了小提琴教学。他是文化部派到芬兰的小提琴专家。“文革”后文艺事业欣欣向荣，国际国内各种小提琴比赛很多，我们一批青年教师有点束手无措，他就当上了小提琴总管，凡是上海音乐学院参加比赛的学生没有不经过他培训的，这样他既培养了好的学生，也带教出了好的教师。他是一位探索者，尤其对小提琴弓法指法和版本的研究钻研得很深，有几次他邀我一起分析巴托克等人的作品。他上课总是边讲解边演奏，把小提琴演奏中的奥秘分析得十分透彻。他是一个能把学生带进小提琴王国的引路人，小提琴专业领域的师生都知道他出版的教材版本用起来最专业也最顺手。

他虽然没怎么教室内乐，但是他总是鼓励学生参加室内乐和乐队。一次他对我说：“我的学生唐荣彦进步了，但这不是我教出来的，是她参加了四重奏的结果。”又有一次，我组织了一场“弦乐六重奏音乐会”，演奏柴科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理查·施特劳斯等人的作品，他在音乐会上就对宋阳等学生的演奏大声叫好，还说：“我今天以为会打瞌睡呢，太精彩了，以后要多搞这样的音乐会。”

有一个时期他教了许多进修生，在“以获奖论输赢”的年代，教学成果似乎不那么突出显眼。有人提醒他应该多教几个好学生，他却说：“进修生虽然年纪大了，学起来有点吃力，但他回去可以把正确的方法教给学生，那么我们国家整个提琴教育水平就能提高了。”

每次演奏会、考试，不论是谁的学生，有了进步他就高兴，就会热情地给予鼓励。我的学生吴正瑜告诉我：“第一次郑老师跑过来和我握手说我进步了，第二次不但握手，还拉着我的手臂说又进步了，真是对我鼓励很大。”

一次，他对记者说的话被登上了报纸：“我们这批教师的年龄都差不多，就像一堵墙，万一一起倒下来怎么办？”他的一番大实话却遭到了上面的斥责：“说这样的话，以后谁来报考上音？”但他还是不顾个人得失，多次向领导提意见，想的就是如何使小提琴的事业发展兴旺。

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颗大树真的倒下了，我们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专业上当作依靠的顶梁柱。郑老师，您安息吧，我们将以您为楷模，继续您的事业奋斗终生，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