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栗

我1924年出生在沈阳城。七岁时“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东北，烧杀抢掳。我父亲说不愿做亡国奴，便携家带口逃亡到北京。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占领平津，我们举家又开始流亡，一路经安徽、武汉、贵州，最后于1941年到达四川。

在汉口时，我曾就读于张学良创办的国立东北中学初中，课余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到处唱歌演戏，聂耳、冼星海的大部分歌曲我都唱过，还演过《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等街头剧。

1941年暑假，经刘文干介绍，我只身背着行囊去投考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考试那天，我在考官蔡绍序老师面前唱了一首《嘉陵江上》，结果被录取了。

我的同班同学有魏启贤、陈洪濂、廖蔚、毕昌兰、杨琦等，全班三十人左右，最大的三十岁，我那年才十七岁。我的声乐老师是张权的丈夫莫桂新，那年他才毕业，开始当助教。二年级寒假时，王云阶先生要去青海采风，他向我描绘青海如何美丽，草原辽阔，牛羊成群。我被他的话所吸引，也不向学校请假便擅自去重庆。后来因故青海没去成，我便留在重庆了。

1939年11月，国立音专校友华文宪在重庆中央训练团筹设音乐干部训练班，吸引了国立音专许多师生前往重庆。这个音干班共办了三期，到1942年10月，被教育部接受，成为国立音乐院分院。学校在复兴关招生，我听说后便去报考分院。这次的考官是谢绍曾先生，我唱了一首《大江东去》，又考取了，同时入学的有杨与石、薛岩、李梦熊、关英贤等，后来又从成都来了郑兴丽、邓韶琪、潘英锋等人。我们这些同学是一年级，原来音干班第一期的胡雪谷、卜瑜华、姜蝶、徐嘉生是三年级。音干班第二期的，我记得的有王品素、杨金兰、薛淑琴，还有一些同学的名字都忘了。我们分院的院长是戴粹伦，小提琴家，小品奏得很美。复兴关离重庆比较近，我们星期日经常下山去城里看朋友，看演出，那个时候话剧演出在重庆十分兴旺，剧场经常客满。

寒假后开学不久，学校便准备搬家，搬到青木关的松林岗，那里原是国立艺专校舍，与国立音乐院本院之间隔着一个国民党宪兵学校。当年国民党的教育部也在青木关。我当时听说学校要搬到松林岗，便天真地想起“武松打虎”是上景阳冈，心想这个松林岗不知道像不像那个景阳冈啊。

1943年秋，国立音乐院分院在松林岗开学上课。松林岗离青木关关口近在咫尺，从公路上遥望松林岗，连绵的山脉如长长的屏障一般。从蜿蜒小路爬到山顶，见到的却是一片平坡，真是别有一番风景。我们的宿舍是山上的一个大碉堡，全校男女同学都住在里面，可见这个碉堡之大！我和周碧珍、徐炜、关慧棠四个好朋友住在碉堡的一个角落。我们的教室、琴房、大礼堂都分布在山腰（其实大部分是草房），礼堂的台上有一架旧“施坦威”钢琴。我们练琴用的是“双手万能”牌钢琴，重庆本地制造，质量很差，音色像破锣，音也不准，可是大家都抢着弹，清晨便早早起床在琴房等着，起床号吹响，琴声也响了。

大礼堂也是饭厅。抗战时期我们享受贷金，伙食很艰苦，早饭是稀饭、胡豆是菜；中饭是粗糙的大米，菜是煮南瓜、牛皮菜、魔芋。到月底食堂如果有结余，便会让我们打一次牙祭，尝到红烧肉、炒鸡蛋的味道。同学们有时攒了几个钱，会去买一罐豆瓣酱下饭吃，我就在那个时候学会了吃辣椒。

声乐系教师阵容强大，有应尚能、斯义桂、劳景贤、洪达琦、谢绍曾、刘振汉、胡然等先生；钢琴系有杨体烈、李翠贞、洪达琳（洪达琦的妹妹）等。戴粹伦教小提琴，邱望湘教作曲，教导主任是广西人满谦子先生。

我的声乐老师是刘振汉，他矮矮胖胖的，人很忠厚。他自己唱的不错，据说在上海音专时有人称他“小吉利”，能唱High C，但我从来没听他唱过。

杨体烈先生的太太经常抱着儿子跟我们在一起，他们的小儿子就是后来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我们高班同学盛天洞有三个儿子，他太太左手抱一个，右手牵一个，后面还跟一个，据说他们后来又生了几个。盛天洞用硬纸板剪了一把“小提琴”给孩子作玩具，我有一次看见孩子拿了根筷子装模作样地在这个纸板小提琴上拉着玩，那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小提琴家盛中国。

松林岗时代，我们生活在山沟里，距重庆市有七八十华里，自己很难得去重庆。1945年寒假，全校到重庆去开音乐会，大家都非常兴奋，排练也格外起劲。音乐会观众踊跃，我们的曲目既有抗日歌曲，也有外国艺术歌曲，台下的情绪十分热烈，总之演出很成功。音乐会结束后，有法国朋友到后台来祝贺，特别赞扬了胡雪谷独唱的《浮士德》选曲《珠宝之歌》，称她法文发音准确，甚至比法国人还要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学校准备复校回乡，上课也没法正常了。人们都在忙着处理带不走的衣物，青木关街上到处是摆地摊的，真可谓归心似箭。我和丈夫姚奔是乘英国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回上海的。学校直到1946年12月才完全迁回江湾的原国立音专校舍并复课，校名是前一年8月1日还在松林岗时便由教育部确定的——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日伪时期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原有一些老师留了下来，外籍老师大都是白俄和德籍犹太人。我的老师是德国犹太人罗比切克夫人，教学相当不错，唱得也好，我跟她学了不少德国艺术歌曲。后来她去澳大利亚了，我只能换老师，直到今天我还经常想念她。

那时的国民党兵真是无法无天，可以随便开枪。1946年初冬的一次周末，很多同学乘校车返校，校车经过原市政府警戒区时，执勤的士兵向校车开枪。那天重庆时期国立音乐院本院的廖一鸣到音专来看他的女朋友何碧君，这一枪正好击中廖一鸣的左臂，廖应声倒地，同车的人都吓坏了。车停下后，我们赶快将廖一鸣送到江湾陆军医院抢救。第二年，我们又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记得当时从大世界出发，绕延安路再去外滩，队伍群情激奋，高呼口号。没多久，我的两个好朋友张利娟和周碧珍因为参加学运先后被捕入狱。我到南市收容所去探监，她们获释后我先接她们回我家修养几天，然后才回学校去。

1948年我离开学校，参加了革命。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们在电台播送了上海解放的消息，并在徐炜领导下组织了上海业余广播乐团，徐炜、姚牧、陈宗群、武联珠等每天在电台演唱解放区的歌曲。不久我被调入周小燕领导的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的音乐工作团工作。1952年我又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上海乐团。1953年2月，我们受命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历时十个月，临走时我丢下三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一个尚不满周岁，当时真是革命第一啊！在朝鲜的那段日子里，我们经历了枪林弹雨、飞机轰炸的种种艰险，在思想和革命意志上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1958年我调到上海歌剧院，从那时到“文革”前，一直是歌剧院的独唱演员。六十年代我被调至上海音乐学院办四年制的歌剧演员训练班；“文革”后这样的训练班又办了一届。两届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演员，以后都成为了剧院演员队伍的骨干。

2014年我将要九十岁了。回想往事，真是感慨万千。七十多年来，我没有离开过音乐；音乐哺育了我，教育了我。我常想起那些曾经教过我的老师和我的同窗好友，还有我培养过的学生。现在我在美国安度晚年，身体还算健康，没有什么器质性疾病，还为当地的教会培养几个学生，使自己的音乐生命之火继续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