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的功能性危机

2014-04-01秦军荣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2期

秦军荣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文学教育的开展，主要有学校、社会和自我三种途径[1]。其中，大学的文学教育，向来是学校文学教育乃至整个国民文学教育的风向标——其富于引领特点的探索与创新成果，会通过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等方式渐次渗透到其他的文学教育中[2]。因而，大学文学教育的效果，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文学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能否最终实现。

曾几何时，文学专业因在文学教育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在中外高校中占据着显赫位置。著名的哲学家罗蒂曾发出惊叹：“英美大学的文学系……已经代替了社会科学系，成了极左思想的温床和激进政治主张的场所，从而领导社会科学各系科。”[3]我国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曾经“是文科中的领头专业，既被学校看重也被社会看好”[4]。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形势却陡然逆转。在美国的大学内，选修文学课程的学生越来越少，而英文系的教师为了生计纷纷改授他课。在中国，汉语言文学专业已风光不再，招生份额被大幅削减，报考人数逐年下降，职业焦虑在文学教育从业者中普遍滋生。以上迹象表明，文学教育的危机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于是，剖析导致文学教育危机的深层原因，寻求化解危机、走出困境的策略，遂成为中外文学教育从业者当前必须承担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使命。

所谓文学教育，就是“关于文学和利用文学的教育”，包括“对于文学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与利用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政治、道德、文化以及情感、人格和理想的教育”[5]，涵盖了专业技能教育、素质教育以及文化传承三个层面的功能。文学教育的危机便是这三大功能渐趋萎缩的结果。

一、专业教育的专业困惑

专业技能教育是文学教育的职能之一，也是大学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功能的具体化。在中国，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对学生进行文学技能教育的主阵地。从概念内涵来看，所谓专业就是大学根据社会分工和需要对人才进行定向培养的一种组织形式。这就意味着，文学专业技能教育，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制定服务面向明确的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与之适应的知识或课程体系。

现行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首批获准开办的老专业，一直以来，多是以培养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专门人才为己任。比如，北京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注重学生文艺审美能力、对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握能力以及写作能力的综合培养，毕业后可继续攻读研究生，也可在各类院校和研究部门做教学研究工作，也可在新闻、出版、影视、艺术和对外文化交流部门工作。”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目标为：“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思想品德优良、理论功底坚实、专业技能过硬、综合素质高、适应能力强并富于创新精神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级人才，使他们毕业后能够胜任文化宣传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党政机关及其他事业企业单位的宣传、管理、教学、研究、编辑、文秘、创作等有关工作，也能顺利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从职业的角度看，汉语言文学专业目标主要在于培养中小学语文教师、作家、文职人员等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专门人才。

课程体系是大学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是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所在。作为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专门人才，无论教师、作家亦或文职人员，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阅读是写作的先导，而勤写多练则是培养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但是，长期以来，在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多是通代类、断代类、专题类等各种文学史课程，并被冠以彰显其重要性的“专业基础课”或“专业核心课”的名号，且在长期的教学中，形成了一整套与文学技能教育目标相脱节的文学史教学的理念和模式。“文学史”教学模式，往往并不以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为根底，而是以某种理念为依据，对过去发生的文学活动进行解读和阐释，导致文学中固有的感性、智慧、生命理想等审美本体被反复地遮蔽、遗忘。学生收获的是空洞的概念、公式，而不是关于文学自身的理解。至于关涉写作能力培养的作品阅读、基础写作、应用写作等课程，所占比例甚低。即便开设了极少的基础写作课，也是以系统讲授写作理论知识为主，忽略了学生的实践训练。而今许多大学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增设了原典精读课程，但精读还是为了学术研究，而不是为了“深入的阅读”以及“模仿式的创作”。

这样的文学教育，培养出来的自然是只懂“文学理论”却不懂“文学”的非专业人才：毕业后有的去做语文教师，教学生作文，自己却写不出一篇出色的范文；有的进宣传部门或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做文职人员，却拿不出一篇像样的宣传稿或高质量的工作总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曾经宣称，“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或许我们可以接着说，中文系不仅培养不了作家，而且也无力培养合格的文职人员。对于这种现状，陈平原在重读《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的当年国文门教授会的会议记录后曾作出过深刻的反思：“那时国文门的教授们曾达成共识：我们的文学教育分成两类，这两大类界限分明，一类叫‘文学’，一类叫‘文学史’。‘文学’课强调的是文学的技术，讲究形式、美感以及艺术分析等；‘文学史’则注重文学思潮以及历史变迁。在他们看来，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这让我一下子明白，1950年代以后，我们用‘文学史’来整合整个中文系的文学教育，所可能碰到的以及遗留下来的问题。”[6]

1980年代乃至1990年代初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曾为获得“万金油”的名号而沾沾自喜。意思是说，该专业学生所学颇杂，除了通晓文学知识外，对管理、文秘、新闻等方面的理论也略知一二。因此，在职业分工不甚精细的计划经济时代，就业面较为宽泛。19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发展强劲，大大提升了应用型人才的社会地位。新闻、文秘等应用学科纷纷脱离文学学科而独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就业市场逐步被蚕食。该专业面临生源大幅度萎缩和就业竞争力急剧下降的生存困境已是不争的事实。显然，不重视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等实践能力，是文学教育在专业技能教育方面的突出缺陷。加强对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当成为改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命题。

二、素质教育的素质沉降

文学教育作为素质教育，其对象主要是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文学是想象性的语言艺术，可以“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一种想象力，一种浪漫主义精神，给人以精神的底子”[7]452，使人变得更加美好。因此，在高校施行文学素质教育，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是提高大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二是发展大学生的想象能力，三是塑造大学生的健康人格、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境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创始人乔丹·斯坦福先生说过：“为了开拓思路和培养人才，我极其重视一般文学修养。我自信已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受过技术教育的不一定成为最出色的企业家。人生道路上的成功有赖于培养和发展想象的能力。一个不善于构思的人是成不了大器的。”[8]62

中国古代社会有着重农轻商、崇尚仕宦的文化传统，这种官本位文化决定了古代中国教育基本等同人文教育，目的在于通过传授人文知识、提升人文精神，培养服务国邦的伦理型人才。在人文教育中，文学被视为重要的手段，“诗教”是文学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理论。孔子首倡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强调诗教为育人之基础，文学是受教育者必备的首要素质，也是一种共同的道德实践。诸如此类的言论还有不少，如《论语·季氏》所言“不学诗，无以言”，《论语·阳货》所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的言论确立了文学在古代中国教育中“第一素质”的地位，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代晚期。

19世纪末，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中，承载着经世致用、科技救国之重任的中国现代大学应运而生，自然而然，工科成了学校里的宠儿，人们青睐的是各类实用性强的技术，文学素质则退居其后。随后，虽有王国维、蔡元培等先生的倡导与推行，文学素质教育一度非常红火。可是，到了1950年代，随着院系调整，办学呈现出专业化倾向，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都变成了大学的一种专业，基本退出了专业圈子的空间。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出现了明显的缺失，由此滋生了道德、心理诸层面的问题。进入1990年代，这个问题终于引起人们的关注，人文素质教育（包括文学素质教育）再次重返大学校园。惜之，实施多年，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工具理性主义的蔓延导致大学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近代以来，西方的工具理性伴随其科学技术传播到我国。工具理性的核心特征是追求最佳手段、最佳效率的有效性思维方式，因其迎合了国人建立民族国家的心理需要，从而得以迅速膨胀并侵入“象牙塔”内，形成了现时代难以消解的“毒瘤”——教育产业化。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把培养学生简单地理解为向市场提供就业人才”[9]，变学校为“人力加工厂”。对于非汉语言文学专业尤其是理工专业的学生，“加工厂”按照市场的需要，着力于专业知识传授和专业技能培训。其他，则以外语、计算机等较为实用的素质教育为重。至于已从“第一素质”下降为诸种素质之一的文学素质，则被视为“务虚”之物，沦为可怜的点缀。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样缺乏人文教育的环境中，生产的可能是一批错别字成堆，表达缺乏条理，不善于创新，仅善于谋取一己私利的能工巧匠，而不是服务和引导社会的精英。因此，池田大作在与汤因比的对话中不无忧虑地指出：“在现代技术文明的社会中，不能不令人感到教育已经成为实利的下贱侍女，成了追逐欲望的工具。”[10]60教育的功利化、产业化是导致文学素质教育危机的深层原因。

第二，素质课程教学没能发挥素质教育的作用。在大学，承担文学素质教育重任的主要是《大学语文》课程。多年来，由于课程定位不明确、教学内容与中学课本重复、授课方法陈旧等诸种原因，《大学语文》被冠以了“大四语文”的“恶名”而日趋边缘化，无力承担文学素质教育之神圣使命，从而加剧了文学素质教育的危机。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提出：“大学语文不能完全顺着中学语文的路子来开，必须要有提升；也不宜讲成一般文学鉴赏或者文学史那种类型的课。要做到让大学语文立于必修课的‘不败’地位，就要把学生们在多年语文学习中被打消了的对语文的兴趣重新建立起来，立足于培育学生的语文素养，让学生对语文与中国文化有感性和系统性的了解，学会欣赏文学与文化精品，不断丰富自己的感受力、想象力，养成高品位的阅读和写作习惯。”[11]不可否认，对《大学语文》课程进行由内而外的改造，是文学教育从业者当务之急的工作。但是，笔者质疑的是，仅仅依靠一门课程（多为36课时）就能挽救文学素质教育的命运吗？答案不言而喻。要寻求解决的办法，我们可以将目光投至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综合素质拓展课程。如果我们围绕文学素质的普及和提高，精心打造相关的课程群，当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文学素质教育在大学的地位。

三、湮灭文化的文学教育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大门上的横幅写着这样一行字：只有文化和历史活着，一个国家才活着。它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根脉所在。语言文学的学科知识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形象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内涵，而语言文学教育则为民族文化的塑型和延续提供了首要的方式和途径。比如，德国一个州的德语教学大纲就规定“德语的任务是对年轻人进行语言上的和文学上的教育，这是它的独特的使命”[12]，凸显了文学教育在培养公民认同、亲近民族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文学教育何以传承民族文化？经典是历史积淀的精华，民族文化的一贯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经典来承载的。因此，文学经典的教育与阅读当是传承民族文化的一条有效捷径。比如，要认识中国文化，《诗经》、楚辞、唐宋诗词、四大名著等经典文学作品无疑是最佳观照对象，它们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记载了他们的生活和习俗，抒写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就方法而言，“教与学双方要通过经典的原汁原味的阅读与理解，从中了解人类文明与智慧的优秀成果，体味人类文化与文学的博大精深”[13]。

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当下中国，无论是在大学校园，还是社会、家庭，文学经典似已不再受宠。首都师范大学曾经做过关于经典阅读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不管在哪个学历层次，传统的经典名家很少有被列在前十位的。就大学而言，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文学教师“教学知识化”遮蔽了文学经典的魅力。目前，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基本上还是以文学经典为教学内容。但是，在文学专业课以及大学语文的课堂上，教师重点传授的是文学知识，作品赏析往往是理论先行，不甚重视学生与经典作品的零距离“接触”。正如薛毅所说：“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14]文学接受最主要的还是阅读、感悟，如果完全将文学作品知识化，用僵化的模式去阐释文学作品，必然导致文学魅力的丧失。缺乏原汁原味的阅读，学生将无法充分领略到经典作品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因此，作为文学教师，只有尽可能地带领、引导学生去深度阅读文学经典，才能将文学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落到实处。

二是社会的“世俗化”消解了文学经典的价值。所谓“世俗化”，是指“从神圣社会迈向世俗社会的运动或变化，也就是抛弃对传统价值和实践的信奉，转而接受变化。并将所有的决定和行为都建立在理性的和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15]168。社会“世俗化”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基于实用或功利的标准，抛弃对传统的信奉，“转而接受变化”。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大学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也未能幸免，大学生群体明显出现了功利化趋势。在学生的书桌上，普遍陈列的是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研究生考试等各类辅导书，其次为人际交往宝典、求职面试秘诀等实用性书籍，再有就是快餐式、消遣类的文学作品。至于高品位的经典文学作品，几乎难觅芳踪。所以如此，在于认为文学经典“无用”，即文学经典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传统价值，不能像专业技术一样为人们带来显在的物质利益。文学经典真的无用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事实上，“无用之用”乃是文学经典的“大用”。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明确指出：“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包括文学——笔者注）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其价值是“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16]6。对于文学教育而言，所谓“天下万世之功绩”就是传承民族文化传统，使受教育者增强民族自信心、强化文化认同、提高国家意识、提升人文素质，以促进民族的延续和人类的良性发展。倘若人们“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那么“价值失”则是其必然结局。

文学教育的三种功能，传承民族文化是根本，离开了这一点，专业技能教育只能被置换为文字游戏，素质教育必然流于浅薄的消遣和刺激。因此，无论是提升还是拯救文学教育，文学经典意义的寻踪与重构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1]谭旭东．文学教育是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N]．文艺报，2011-05-30．

[2]王一川．近三十年文学教育的三次转向[J]．文学教育，2008，（5）．

[3]宁．美国大学英文系的衰落和人文教育的滑坡[J]．外国文学评论，2000，（1）．

[4]赖大仁．当今何以还需要文学教育[N]．文艺报，2011-05-09．

[5]古风．关于当前我国文学教育的两个问题[J]．延安大学学报，2008，（4）．

[6]陈平原．知识生产与文学教育[J]．社会科学论坛，2006，（4）．

[7]巴金．巴金文集：第四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8]周少南．斯坦福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9]陈思和．人文教育的危机[J]．书摘，2008，（5）．

[10]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荀春生，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11]温儒敏．“大学语文”的教学困扰和改革尝试[N]．中华读书报，2013-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