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铭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词语都是先有所指，即它们的概念意义。“概念意义是在语言交际（包括口头和书面的交际）中所表达出来的词语的基本意义，这种意义被收录在词典里，不和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和现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对概念意义的理解不会因人而异”。比如“雨”这个词语的概念意义，汉语的解释为“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日语的解释为“空から降ってる水滴”（天上降下的水滴）；英语的解释为“water that falls in small drops from clouds in the sky”（从天空的云层中落下的小水滴）；法语的解释为“eau qui tombe en gouttes des nuagbes sur la terre”（从云层中降落到地面的水滴）。可见无论在哪种语言中，人们对“雨”这个词语所下的概念意义都是相同的。

由于词汇有承载文化的功能，因此，绝大部分词汇除了概念义之外，还蕴含着该民族特定的文化信息，反映出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等，这些基于民族文化而产生的特殊含义就是词语的文化附加义。如“油条”除了指一种“长条形的面食”之外，还被人们用来讥称那些“处世经验多而圆滑的人”。词语的概念义是一种普遍意义和显性意义，而文化附加义则是一种特色意义和隐性意义，它不具有完全统一的认知性，可以因人、因年龄而异，也可以因社会、国家或时代而异。

一、交际与跨文化交际

交际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时一个必不可少因素。A．G．Smith曾在他的《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Readings in the Codes of Human Interaction》里说到：“哪儿有人类交往，哪里就有交际，交际是人们生存于社会以及存留自身文化的必由之路。”

人类社会的交际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人类社会的交际行为是符号性的。人类的交际并不能通过内心世界的直接交流来实现，而必须将交际的内容转化为符号。但信息的符号并不存在统一性，因为语言符号本身就具有任意性的特点。

第二，人类社会的交际行为是动态的。交际行为本身是不断地在进行信息交换，交际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互动过程。

第三，人类社会的交际行为总是受到制约的。人类社会所有的交际都有它发生的环境和背景，人们在交际时总是会根据交际的时间、地点、对象来选择交际的内容和方式。

第四，人类社会的交际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人们所进行的各种交际活动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效果，每一个交际者都会对交际时所接受的信息做出一定的反应，但这种反应会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古已有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跨文化交际史。如今，人类社会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小，相隔再远也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无障碍交际，不同种族、民族、国家人们间的交际和往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频繁。

胡文仲在《跨文化交际学概论》里说“跨文化交际是指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这里的不同文化背景包括众多方面和层次，大层面上它可以指种族、国家、民族、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信仰、时代的不同，小层面上性别、职业、教育背景、阶层的不同都可以称为不同的文化背景。

跨文化交际的特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双方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从大处讲，不同的文化背景可以指不同的文化圈之间的文化差异，如西方与东方文化圈；从小处讲，同一文化圈内部的不同亚文化之间也属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如汉字文化圈。

第二，交际者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必须使用同一种交际符号。如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在交际时如果互相说着自己的母语，而完全不理会对方是否能够理解，那么交际就无法成立。只有其中一方改说对方的语言，或是双方选择一种彼此都能理解的第三国语言，这个跨文化交际才有可能顺利进行下去。

第三，跨文化交际的顺利与否与语言能力的高低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语言能力不足会造成交际障碍，但并不能说交际双方的语言能力没有问题就一定能完成一次顺利的跨文化交际。因为在交际行为中更重要的是语用问题。比如中国人习惯在交谈时询问对方的家庭、工作等方面的情况，但西方人却普遍认为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询问这些情况是一种十分失礼的行为。可以预见，一旦涉及到这些问题，即使对交际语言使用得再熟练，也很难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

通过以上对跨文化交际的定义和特点的描述，我们可以归纳出跨文化交际存在四个不同的交际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不同种族之间的跨文化交际。世界人种大体可分为四个种族——黄色人种、白色人种、棕色人种和黑色人种，各自主要分布在亚洲、欧洲、澳洲和非洲。不同种族间的跨文化交际最大的障碍应该是来自种族偏见，一旦种族偏见的因素被带入到跨文化交际之中，就会对交际产生破坏性的影响，造成交际障碍或冲突。

第二个层面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即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政权主体之间的交际。这种交际可以跨越不同的种族进行。

第三个层面是不同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际。这种情况最常见于多民族的国家。

第四个层面是不同个人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即使是同一个民族之间也可能会产生跨文化交际，如同属于汉民族的交际双方，一方信仰佛教，而另一方信仰西方的基督教，他们之间的交际也应该被认为是一种跨文化交际。

二、跨文化交际障碍与词语附加义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交际障碍的情况，即在交际过程中产生误解、矛盾甚至是比较激烈的冲突。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情况，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种文化间存在差异的程度不同，差异程度越高，跨文化交际中就越容易发生交际障碍。举一个社会生活中的例子。在中国，很多父母们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将来，可谓劳心劳力劳金，即使在孩子能够独立生活之后，父母仍不松懈，因此俗语有云：“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而且在中国的传统思想当中，子女是父母年老后的依靠，因此也就有了“养儿防老”一说。在日本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直到今天，日本还存在不少婆媳同住甚至四世同堂的家庭。相对而言，在欧美国家的文化里，这样的家庭观念则显得极为淡薄。可见，由于日本文化受中华文化影响，两国在生活习惯、社会制度、思想道德等多方面存在更多的相似之处。因此中日文化间的差异程度较低，而中西文化间的差异程度则较高，有些文化内容甚至会截然相反，在交际中更容易出现交际障碍的情况。

第二，各种文化的信息编码之间存在差异，从而造成交际障碍。

信息编码是文化重要的表现手段，交际双方对信息编码的理解程度会直接影响到跨文化交际的效果。信息编码的差异首先体现在外在形式不同，例如同样是表达摄取食物这个动作，汉、日、英、法四种语言的符号分别为“吃”、“食べる”、“eat”、“manger”。由于编码形式各异，因此在利用它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就容易出现交际障碍，并且编码差异程度高低与出现交际障碍的机率成正比。比如中日两国信息编码在表现形式上存在汉字这个共通点，因此以这两种文化为母文化的人虽然在口语交际中可能存在明显障碍，但在书面交际时产生交际障碍的机率要明显小于其他文化背景的交际者。

其次，各文化信息编码在概念意义上的不对称性也会造成交际障碍。如英语里的“uncle”在中文里却有“伯伯、叔叔、舅舅、姑父、姨父”等众多表现，也就是说英语称谓词的指称范围更大，而汉语里与之相对的称谓词语的指称对象更为明确。除了意义范围之外，信息编码的不对称性还表现在形义错位现象上，这种情况在接触频繁、编码形式相似度较高的语言中更为常见。如日语里“娘（むすめ）”是指“女儿”，而汉语里的“娘”是“母亲”。汉语里“老婆”是指妻子，日语里“老婆（ろうば）”却是指老婆婆。

相较于概念意义，信息编码文化附加义的不对称性是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最重要原因。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有时只知道对方信息编码的概念意义，而不知道它特有的文化附加义，因此造成交际障碍。此外，对于同一事物现象或行为的内涵，不同的文化不尽相同，这种理解上的差异性也会对沟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还有些编码在此语言里有附加义，在彼语言里却没有，这种附加义空缺也会造成交际障碍。再看下面这个法语句子：Elle est une chanteuse?Qu′est-ce que tu me chantes-là?“chanter”在法语里是“唱歌”的意思，那这句话是否应该理解为“她是个歌手？你在跟我唱什么呀？”显然，将这句话里的chanter按概念意义理解为唱歌是讲不通的，其实这里的“chanter”是“瞎扯”之义，这句话的正确意思为“她是个歌手？你在跟我瞎扯什么呀？”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时，人们经常遇到所有单词都认识，却无法理解句子意思的情况，这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句子里的单词并不是直接表示为它们的概念意义，而是内涵了该语言独特的文化附加义，需要特殊理解。

第三，母文化在思想中的根深蒂固是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观因素。虽然人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努力尝试用更宽容的眼光和心态来对待那些与自己母文化有所差异甚至大相径庭的文化，但由于长期的影响，很多时候都还是难免会拿母文化的尺子为标准去丈量其他文化的某些方面，也有时会因为始终无法摆脱自己的某些文化习惯，而使跨文化交际发生阻滞。有一位到中国留学的留学生看到老师在运动场上跑得很快，于是说：“老师跑得像狗一样快。”①王建勤：《跨文化研究的新维底——学习者的中介文化系统》，1995年7月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这种赞扬让老师哭笑不得。这就是因为那位留学生完全使用了母语文化的思维来思考所造成的结果，在欧美诸国，“狗”的文化附加意义偏向褒义，但在汉语文化中几乎没有人用“狗”来赞美别人，因为这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

三、正确理解和使用词语附加义对跨文化交际的促进作用

语言是用来交际的，想要达到好的交际效果，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言辞得当”。著名语言学家Hymes在他1972年所写的《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一文中提出了“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这个概念，即交际能力。关于这个理论，Hymes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语言语法性，实行可能性，使用得体性，实用现实性。其中第三点使用得体性，即“Who can say what，in what way，where and when，by what means and to whom”。真正成功的交际在于交际者能够正确掌握交际其时的语言环境，了解交际对象的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从语言库中选择出最为合适的语言来进行交际，也就是“重要的是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No matter what you say，but how to say matters）。

在跨文化交际中，这种“言辞得当”的能力显得犹为重要。各国的“礼”是不一样的，怎样做才是得体，在跨文化交际中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也就是说，对交际对象各种背景信息的掌握和理解比同文化交际更难。如果没有一定的“言辞得当”的能力，即使将对方语言运用得再流利，也容易造成交际障碍，无法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

要增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辞得当”的能力，提高自己对带有文化附加义的词语的理解和使用能力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大多数语言学习者来说，外语词语的概念意义并不难掌握，但词语的附加义由于涉及到另一种与己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稍不注意便会出现误用，而且常常对误用没有自觉，导致交际失败。

正确理解和合理使用含有文化附加义的词语对跨文化交际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更好地遵守语言交际原则。

美国哲学家Grice在于其著作《Logic and conversation》指出，为了达成一次成功的交际，人们其实有意无意都在遵守一项语言交际原则，即“Cooperation Principle（合作原则）”。但他在研究中也发现，在实际语言交际中，有时人们在交际时会故意违反和破坏这个准则，Grice将这种现象称为“implication（语用隐涵）”，即人们通过故意违反合作原则来达到交际的语用目的。

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Leech也对这种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现象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们之所以会违反交际的“合作原则”，是因为人们要遵守另外一条交际原则，这就是“politeness principle”，即“礼貌原则”。他还为礼貌原则归纳出六条准则：得体准则、慷慨原则、允诺准则、赞扬准则、谦逊原则和同情准则。“礼貌”其实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由于各民族文化存在的内在差异，对“礼貌”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因此，在交际中能否通过适当的言语表达出相应的礼貌，是跨文化交际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二，有助于拉近交际双方的关系。

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交际双方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容易在交际时感到隔阂、拘束，进而造成交际停滞或中断。这时如果能使用一些轻松的语言形式，就会成为交际中的润滑剂，拉近交际双方的距离，使交际气氛变得轻松，减轻跨文化交际中容易产生的心理障碍和隔阂，使交际流畅顺利。而适当使用一些蕴含着丰富文化信息的熟语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此外，根据一个人的语言使用的选择，可以推断出这个人的教育程度、身份职业和社会地位。如行话，即行业的专门用语，如果交际的双方都在交际中使用了某个行业的行话，就表明他们都和这个行业有着某种关系，这种共识会使他们之间的距离迅速缩小，彼此之间就能感觉到一种亲密的联系，产生一定的安全感，使交际更加顺滑。美国学者Roberts曾经说过：“（人们使用习语）更经常地是想要表明自己是某个特定人群中一个完全合格的成员。”

第三，有助于增强交际双方的认同感。

熟语的使用不但可以推断交际对象的教育程度、身份职业和社会地位等客观事实，还可以了解其对现实社会的主观观念和看法，如果交际双方的观念接近，无疑会增强对彼此的认同感，提高交际的效果。例如如果一个美国人在交际中谈到政治话题时使用了“the badger game，the big lie”等熟语，就说明他对本国的政治信任感不强，甚至失去信任，这就是他对现实社会所持有的观念。如果进行交际的双方持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观念，就能使双方产生对彼此的认同感，使交际顺利进行。

四、结语

跨文化交际并不是单纯的跨语言沟通，而是体现个人多语言多文化能力的过程。这种能力并非是将两种语言、文化1+1＝2，而是对二者进行组合、选择和跨越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可以提高跨文化交际参与者的社会语言实用能力，更深刻理解不同语言间的异同点，磨练自身的学习能力及人际关系能力。而能够为这个过程加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词语附加义的正确理解和使用，因为它向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参与者提示了该语言所蕴含的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只有对这些文化背景了解得越深刻，跨文化交际的过程才会越顺利。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4]清ルミ．外国人社員と日本人社員——日本語によ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阻むもの[J]．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199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