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平，曾银慧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中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王小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研究述评》，对学界关于该问题20多种观点加以归纳，分成“前中共成立说”、“中共成立说”和“后中共成立说”三大种类。学界对“中国化”起点之所以产生分歧，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化”标准缺乏共识。笔者认为制定“中国化”标准，首先要弄清楚它的概念，以上三种见解实际上是将初期传播、中共创立与“中国化”三个概念混同，虽然这三个概念有密切联系，但不是同一概念，这在逻辑上犯了“混淆概念”的错误。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2011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论述“中国化”时，指出“中国化”有两个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里彰显了“中国化”的本质体征，即“化”的核心：“中国特色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成熟的标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完整的提出，早期“中国化”体现的“中国特色理论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的雏形。它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理论传播，这是早期“中国化”的理论来源；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这成为早期“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和物质力量；三是一段时间的实践活动，这是早期“中国化”的实践条件；四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这体现了早期“中国化”核心价值，成为早期“中国化”最重要的条件。

如果用这四个标准来审视以上归纳的“中国化”三种起点说，那么前二种说不能视为“中国化”的起点。“前中共成立说”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作为“中国化”的起点，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它只是传播史的起点，仅具备第一个条件，缺乏后面三个条件。这里，传播是指将马克思主义信息传入到中国，中共创立前的传播仅是将马克思主义信息传入到了中国，当时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都还说不上，怎能视为“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呢？即使如有的学者提出了李大钊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提出了传播要围绕中国的“实境”，那也只是提出了可贵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联系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学风是理论成果的一个前提条件，但不等同理论成果。既然还没有“中国特色理论形态”的理论成果，那当然不能视为“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中共成立说”将中共创立时间作为“中国化”的起点，显然是不对的。它仅具备前面两个条件，缺乏后面两个条件。尽管持这种观点的人最多，但是它的错误有二：一是中国共产党是政治组织，是物质力量，“中国化”是理论结晶，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二是中共成立只是中国共产党的起点，虽然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但最初的结合却背离了国情，并没有产生科学的“中国特色理论形态”，这才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原因。中共创立时期，中共将中国社会性质定位为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战略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早在1920年1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1]5这则史料披露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我国看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因此，革命的对象自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办法是用“社会主义革命”造出共产主义。这些观点显然与当时实情不符，无法正确反映出当时我国革命的特殊道路。中共一大没有明显的纠正这些观点，从党纲的高度进一步肯定了之前的认知。它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革命总战略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消灭资本家私有制”[1]6。这说明中共成立之时在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道路等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仍然是套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并没有具体结合中国实际，没有揭示中国实情的特殊革命规律。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认识水平亦如此。李大钊从世界的角度指出，“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所以，今日中国“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2]356，357。这说明此时的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认知还未超越中共一大认识水平，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一般认知。陈独秀在《对于时局的我见》中指出，“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资本家的国家底下，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我们似乎不必妄生分别”[3]。可见，在当时陈独秀看来，人类世界上仅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性质的国家，除了苏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中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他在中共一大之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评价，并没有超越中共一大认知，这说明他的观点仍然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之下，还没有摆脱教条的思维束缚。

以上史料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前后还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是不成功的。这正如毛泽东评价《中国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1]1应该说，这个评价深刻地揭示了中共一大党纲的缺陷，即把中国革命看成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自然是因为对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误判。既然这种结合不科学，那当然不能将这个时期说成是“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二

“后中共成立说”亦不科学。因为此说是以中共党史上某一重大事件作为“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的。事件一般是指历史上已经发生并产生相当影响的事情。事件的发生与理论体系并非同一性质的东西，只有某一事件彰显了“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才与“中国化”发生了联系。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中共二大是“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之所以将中共二大作为“中国化”的起点，不是因为它是中共一个重大事件，而是因为它产生的理论形态具有中国特色。中共二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雏形，初步诞生了“中国特色理论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开启。其主要包括以下三点内容：

第一，确定了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二元社会。正确地判断社会性质是制定正确革命战略的客观依据和出发点。中共二大在《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首次使用了“半殖民地”一词，使中共对社会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在经济秩序坏了中的世界资产阶级，又企图劫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劳力，来补偿他们在大战中的损失”[4]35；二大宣言也再次肯定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帝国主义者掠取了中国辽广的边疆领土、岛屿与附属国，做他们新式的殖民地”[4]67。不管是“共同的殖民地”提法，还是“新式的殖民地”用语，这些措词都无一例外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半殖民性质的规律，即在经济上，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拥有我国的修路权、采矿权、办邮电权、关税权等，“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期限以内，也都乐以全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4]17；在政治上，“贿赂中国的官僚政客”，“为防止中国民众的反抗起见，帝国主义者的列强又掠得实际统治中国人的领事裁判权，并派遣军队、警察、军舰驻守于中国领土之内”[4]68，最终把中国沦为他们的附属殖民地。

1922年6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专门剖析了中国的“半封建性”。它指出，中国“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4]17，“半独立的封建国家”虽然没有像“半殖民地”那样直接标出，但已经表述了“半封建”之意。“半封建”性质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在经济上，中国仍“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4]72，74，这说明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非常不充分，半原始的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压迫和束缚，因此，中国经济出现畸形状态：既有农业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它们彼此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半封建的经济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中国还是军阀把持和割据的时代”，“所有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以及无力避难的半无产阶级的人，因为连年军阀互争地盘的缘故，无辜丧了无数的生命。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根源”[4]74，18。这说明中国半封建政治是军阀政治，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爪牙，致使一部分民众沦为“半无产阶级”，被武人官僚和帝国主义双重盘剥。

第二，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殊二元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求得民族独立与解放──帝国主义列强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而封建军阀“一方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用教唆，一方为自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4]72～73，封建军阀已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为帝国主义者无穷的操纵”，所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因此，中共二大宣言首次明确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4]76。可见，革命对象决定革命性质，既然“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是我们革命的对象，那么我国的革命性质即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民主革命既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4]38。应该说，直到中共二大才真正弄清了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找到了正确出口。

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制定了中国革命二步走的革命战略。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中明确了中共的奋斗目标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4]77。这个奋斗纲领与中共一大的最大区别、也是最大的亮点就是凸显了“渐次”二字。“渐次”就是逐渐递次的意思，这表明此时的中共已经对实现奋斗目标的战略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分为阶段目标和终极目标来逐步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是一次性完成，这较中共一大认知而言，已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二步走”革命战略：第一步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4]77，78；第二步是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即“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4]77。第一步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是目前现实所需，必须联合所有反抗阶级来对抗强大的敌人，第二步是由中共的党性决定的，因为它代表着最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4]77，所以必须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真正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实践证明，二步走革命战略适合中国二元社会的现状，遵循了中国特殊革命规律。

第三，制定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共第一个关于统一战线的文件是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其中首次论述了民主联合战线思想。首先，论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太过强大的缘故，“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之下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内外两层压迫之下无法得着自由而又急须得着自由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4]38，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而又单一，为了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积蓄更强大的力量，所以必须建立统一战线。后来，毛泽东在著名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总结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它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其次，资产阶级民主派对统一战线至关重要。因为中国仍在“封建势力统治”之下，“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4]37。可见，反对封建专制，既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使命，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为了“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4]37，共同目标促进他们结成联合战线。但是，正如毛泽东评价的那样，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具有二重性，既有爱国进步的一面，又有妥协退让的一面。这就决定了中共对民主派的立场和原则——是援助和联合，而不是依附和合二为一，即“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4]38。虽然当时的中共对民主派的认识远没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认识那么透彻、精辟，但是中共强调始终保持自身独立性，并清醒看到了与民主派的根本区别，这为把握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敌、我、友社会结构问题提供了理论雏形。

最后，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提出国共合作的革命策略。中共二大指出，工人们“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4]76。农民占全国人数的大多数，他们“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是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这个大量的群众也势必痛恨那拿痛苦给他们受的世界资本主义，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4]76。可见，中共二大基本勾勒了革命的依靠力量，其基本动力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时中共二大提出了国共合作。《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公开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4]26。这表明中共已经把国共合作提上了工作日程，拟开“联席会议”，最终落实共产国际“建立联合战线”的指示。历史昭示，国共合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中共二大之所以能诞生中国特色的理论雏形，是因为受到了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的直接指导，客观上帮助了早期中共党人理论认识的深化。

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俄国十月革命的现实，创新提出的东方落后民族如何进行革命的一系列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它于1920年下半年开始陆续传入到中国。1922年1月，团中央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先驱》创刊，开始传播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东方革命理论在中国传播进入比较系统的阶段，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东方革命理论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其中，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是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它直接指导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进行革命，对中国特殊革命规律方面的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第二次思想启蒙。第一次思想启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分析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一般规律，即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样的共性规律；第二次思想启蒙是东方革命理论直接剖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特殊社会，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特殊社会提供了指导思想。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把被压迫民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像印度、朝鲜等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的国家”；第二类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三类是“被帝国主义大国打败，由于签订了合约而深深地陷入依附于该国的地位的国家”[5]123。“半殖民地”概念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殊社会性质开拓了视野，直接被中共二大所吸收，写进党纲当中。列宁还指出，东方民族的解放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其革命仍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范畴，这个观点更是颠覆了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判断，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性质这个根本问题的把握有了质的飞跃。

第二，列宁的“间接过渡”思想直接启发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直接进行社会主义”的重新反思。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一国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是“间接过渡”[6]310。“间接过渡”思想极大启蒙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充分运用该观点来分析中国的社会情形，得出了更能反映中国“实情”的认知。以施存统为例，他在《我们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中认真反思社会实际，他分析到中国实则“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很不发达”，“拿现在底经济基础来行共产主义，当然是做不到的”[7]。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存在现代经济十分落后的“缺点”，马上实现共产主义不太可能，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期”。显然，施氏受到了“间接过渡”思想的影响，他和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质疑“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声中反思革命道路问题，继而产生了否定之否定的“二步走”革命策略。

第三，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明确指示中共作为国际共产党的分支，必须在国际上与世界各民族无产阶级联合，在国内建立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发洛夫在远东大会上作的《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报告明确指示中共，唤醒农民群众，联合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为“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5]283而战斗。统一战线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被毛泽东称为中国革命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尽管陈独秀曾致信给吴廷康（笔者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的中国名）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但是因为共产国际对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方针“主张严厉实行”，所以中共二大上由于共产国际的主导，顺利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使得统一战线在中国得以有效推进。

李大钊、施存统、李汉俊、李达、蔡和森等早期中共党人运用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中共二大前后，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的雏形，这样使中共二大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中共二大后，党中央将首要任务放在宣传、贯彻二大精神上。《先驱》、《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等成为宣传二大精神的主要党团报刊媒体。特别是《向导》周报，在理论上，“它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中国革命提供正确的理论和策略指导；在实践上，“它积极引导、号召人民参与国民革命，批评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各种错误倾向”，以“确保国民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8]36。毫无疑问，这些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集中体现。

总之，中共二大初步探索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提出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二步走的战略，初步剖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初期传播实现了历史性跨越”[6]404，标志着“中国特色理论形态”雏形的形成，成为早期“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3]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J]．新青年，1920，8（1）．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6]田子渝，徐方平，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

[7]C．T（施存统）．我们怎么样干社会革命？[N]．共产党，1921-06-07．

[8]徐信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