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立福

(淮南师范学院 外语系，安徽淮南232001)

一、南海岛礁命名之争

南海是世界第三大陆缘海，南海诸岛面积约为356万平方公里，约是渤海、黄海和东海总面积的3倍;整个海域中大小不等的岛、洲、礁、沙及滩的数目多达200多个，其中南沙最多。现存大量史地方面的证据可证明我国“是最早发现并且命名南海诸岛的国家，并且是持续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管辖的国家”［1］，因此我国无可置辩地拥有这些岛礁的主权。

20世纪50年代之后南海岛礁的主权争议似乎一夜之间惊现出来并日趋激烈，其催产婆当然是南海所蕴藏的大量石油、渔业等资源。现如今，南海主权争议已“涉及大国关系、地区安全、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具有高度敏感性和复杂性的难题”［2］。确切地说，中国与东南亚邻国间存有南海争议，其根源可追溯至二战前后中国与诸如日、法等东南亚殖民宗主国之间的南海争议。从17世纪开始外国列强便疯狂地蚕食我国的南海诸岛，其伎俩之一就是从“名”开始。经查，1707年英国船舶“密克勒斯费”号到达南沙群岛，因而称南沙群岛为“密克勒斯费滩”;1907—1920年日本先后擅自去南沙群岛探测以掠夺资源，并于1920年将其称为“新南群岛”;1930—1933年法国先后侵占南沙的9座岛屿，并于1933年4月非法命名其中的5座，甚至把这些所占岛屿划归时为其殖民地的安南(现为越南)……由此开始南海纷争:先是日本赶走法国在南海逐渐坐大，日本二战投降后中国开始收复南海诸岛，同时法国重返越南、复占南威等6个岛屿;可恨的是，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只是规定日本放弃对西沙及南沙群岛的一切权利，并没有明确指出要归还中国。现今外国列强早已回归家园，当年它们“恋恋不舍”所可能埋下的祸患正在发酵。例如，1954年法国撤离越南时南越(越南共和国，1955—1975年)成立，随即宣布原先法国占领的南威等6个岛屿是其领土，1975年越南趁南、北方统一之时机“接管”了南越侵占的所有岛屿，随后越南变本加厉地侵占我国南海的28个岛礁，并把南威岛建设成为其在南沙的军事指挥及行政中心。当然，各岛礁名称也是被他们改得面目全非，如鸿庥岛原是为纪念中国政府1946年派往接收南沙群岛的中业舰副舰长杨鸿庥而命名，即便是英文名“Namyit Island”最早也是从我国渔民俗称“南乙”或“南密”中转译过去的，越南侵占后旋即改称为“Dao Nam Yet”，并提供了相应的中文名“南益岛”，其名之乱、之争可想而知。最近的例子要数黄岩岛了，2012年中菲对峙过程中，中国报道时汉文用“黄岩岛”，译成英文名则是“Huangyan Island”或“Huangyan Dao”;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报道时全然不顾中国相关法规及命名现实而倾向于使用‘Scarborough Shoal’……另一方面，直接存有争议的菲律宾不但刻意使用‘Bajo de Masinloc’，而且还在对峙事件爆发后高调扬言要把英文名‘Scarborough Reef’改为‘Panatag Shoal’”［3］。由此可见眼下南海岛礁权益争夺之激烈;名称之争攸关国家民族的利益，从岛礁定名的角度反思我国维护南海岛礁主权之路的得与失，应是一项极富研究价值的课题。

二、四评我国审定南海岛礁名称之得失

中国管理、经营好这些大大小小20多个海中瑰宝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定名。中国自古就有人闯荡南洋，其必经之路即南海，其中一些渔民、商人、航海人士等就曾给这些岛礁起过极富想象和寓意的美名。可是限于当时条件，这些岛礁名称大都在渔民间流传，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政府鲜有主动调查、借鉴、统一与公布之举，更谈不上让外国人知晓与采纳。在此历史背景下外国列强闯进南海诸岛时，他们便心怀鬼胎地按照自己的语言和思维逻辑进行命名，他们在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测绘等方面的优势又使得其命名大有盖过中国命名之势。这使得中国在国际交流和斗争中极其被动，举个极端的例子，往昔与外国人交流指称“东沙岛”时大都要用“Pratas Island”，可是“Pratas Island”即1868年英国人Pratas航行至南海避风进而命名的那个小岛，怎么说服外人那是我们的岛屿呢?尽管“东沙岛”在我国古代渔民间即有“月牙岛”的美称。中国政府在事关南海岛礁主权的争议中深感这种有口难辩的苦楚，于是先后四次掀起对南海岛礁定名的高潮。

(一)第一次:晚清志士巡海定名居功至伟

1909年5月19日至6月11日，“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官兵170余人，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艘军舰到西沙巡视，测绘地图，查勘岛屿15座，逐一命名，勒石竖旗。”［4］在这次历时20余日的海巡过程中，晚清水师巡视、测绘、命名、竖旗等行为颇具国际法意义，在近代史上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晚清政府对南海岛礁的主权，使得近代“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西沙群岛为中国领土，各国航海之书都称其为中国领土”［5］，当然也成为当代中国政府对南海岛礁拥有主权的重要理由和证据。李准此次海巡所测绘、命名的岛屿，一说15座“伏波岛、甘泉岛、珊瑚岛、琛航岛、邻水岛、霍邱岛、乌程岛、宁波岛、新会岛、华阳岛、阳湖岛、休宁岛、番禺岛和丰润岛”［4］，一说“伏波、甘泉等14岛”［5］。深入分析还是可以辨认真伪的:李准命名方式有三，一是以所率军舰名命之，伏波岛就是以其所率伏波舰为名;二是以所巡岛礁特征命之，如珊瑚岛就是因该岛多珊瑚而命之;三是以总督张人骏、提督李准以及随行官员之籍贯命之，如丰润岛即是以张人骏的籍贯直隶丰润命之，再如霍邱岛则是以随行广东补用知府裴祖泽的籍贯安徽霍邱命之。客观地说，茫茫海上命系于舟，对于远航水师来说舰即载着众人之命，因此以舰来命名所巡视到的岛礁不仅符合常理，而且最为通行。可是，所率三舰为何独不以广金舰命名?仔细观之，发现前一说“15座”实际只列出了14座，应是漏列了“广金岛”;而后一说“14座”则语焉不详，只列出了伏波、甘泉两岛，想来是受前一说这类的漏列错误所致。可见史地研究来不得半点马虎，否则南海岛礁还真有可能在我们所谓的学术研究中一个一个地丢掉，岂不可笑?顺及一点，两说出处一是南海史地研究权威著作，一是国内史地研究领域顶级学术期刊，点出的意图在于提醒后人做学术研究宜严谨为上。

其实，此次巡海于李准已是第二次。前文论及，17世纪初英国就开始染指南海，一度闯进南沙群岛并将之称为“密克勒斯费滩”，而“密克勒斯费”仅是他们所驾驶的轮船号罢了;及至晚清，外国列强蜂拥而来，在隆隆的炮声中加速蚕食南海岛礁。早在1901年李准任广东巡防营统领兼巡各江水师时，就曾率军从入侵英军手里收复东沙群岛而获晚清政府赏予“头品顶戴”。1907年李准就曾首次率舰出海，巡视西沙群岛以宣示主权，同年还协助张人骏等与日本交涉，迫使其商盗西泽吉次退出其图谋长期占据的东沙岛，代价是给予其13万毫银的“补偿”，东沙岛也就在这个时期曾被日本人篡改为“西泽岛”。正是这种前脚赶走了老虎后脚又闯进了豺狼的经历，让张人骏、李准等晚清志士警惕起来，于是就有了前文居功至伟的第二次巡海定名维权之壮举，当属彪炳史册之举，后人在南海命名人俊滩和李准滩即明证。仅就定名维权而言，李准重视岛礁名称，并采取果断措施一扫洋人擅自强加的外文名，其积极维护南海岛礁主权的坚定决心堪称后事之楷模。然而，此次维权定名也有以下三点不足:一是命名方式缺少考量，将渔民文化拒之门外。前文已经简略论述李准定名的三种方式，即以所率军舰名、岛礁特征及以随行官员之籍贯进行命名。坦率地说，若是对无主岛礁以上述方式进行命名应是无可厚非，英、德、日等帝国对海外无主岛礁的命名也大抵如此;然而，此次海巡所涉15座岛礁均在我国主权管辖范围内，李准强行整齐划一的命名就显得专断且缺少考量。事实上，千百年来我国渔民穿梭于南海各个岛礁，不仅对其有深入认识，而且把这种经历和认识早已付诸岛礁名称;进而言之，南海岛礁名称大部分早已有之，而且深含渔民文化底蕴，李准定名理应有遵从和传承之责任。二是没有提供相应的外语译名，丧失部分话语权。提供相应的外文名也不一定就是源语民族人的责任，交往期间译语民族人在翻译时也有遵从“名从主人”原则之义务。然而，在交往中弱势一方若要牢牢抓住话语权就得主动而为，如朝鲜半岛的“汉城”，从用汉字书写到用韩语文字书写“ ”，从其罗马字母标记“Seoul”到2005年韩国政府公布废弃“汉城”而启用“首尔”，无论是“Seoul”还是“首尔”都是韩国提供的相应译名，从而达到抓牢话语权、彰显自我的目的。三是限于地方政府，命名实效有限。当年中国内外交困，随着北洋水师的覆灭及南洋水师的削弱，清王朝再也无力顾及远在陆疆之外的南海岛礁，张人骏、李准等晚清志士的维权定名终限于地方政府和军队所为，定名范围和实效极其有限。在仅涉及的15个名称中，现今仍在使用的只有3个，即“甘泉岛、珊瑚岛和琛航岛”［4］，加上1947年国民政府定名时为纪念李准巡海所率广金舰而采纳的广金岛也只有4个;另除伏波岛于1947年被国民政府改称为晋卿岛以纪念明成祖时出使南洋的施晋卿，丰润岛于1947年被国民政府改为和五岛以纪念明朝末年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潘和五，继而于1983年被新中国政府公布为东岛外，其余均已随着《李准巡海图》散佚而无从知晓其所指何岛。当然，这些不足于时为地方官员的晚清志士而言就过于苛求了。笔者本着历史反思和学术研究的精神，真诚希望为我国即将到来的第五次南海岛礁维权定名而作。

(二)第二次:民国政府初次定名步履维艰

1930—1933年法国侵占南海九岛并擅自命名其中5座①即Ile de La Tempete(南威岛)、Ile Loai-Ta(南钥岛)、Ile Thi-Tu(中业岛)、Les Deu-Iles(双子岛，也即南子岛和北子岛的合称)和La Caye Amboyne(安波沙洲)。，民国政府迫于形势和舆论不得不成立“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以应对。1935年民国政府公布《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审定了136个岛礁名称(其中有4个群体名，故实体名应为132个)。这是首次全国性的公布南海诸岛名称，首次把南海诸岛分成四块，即东沙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也是首次正式命名曾姆滩(即今天的曾母暗沙)并将其纳入中国海域，也是首次绘成了全景式的《中国南海各岛屿图》，而且在图上绕着这些岛屿外围标出了一条长长的弧线以示疆界——这些举措大致奠定了我国的南海疆域。

令人遗憾的是，此次命名过于仓促，落后的测绘技术使得绘图及命名过程中不得不多方参照外国所绘地图，因而公布的南海岛礁名称大部分都是从外国人擅自所命之名翻译而来，或音译、或意译、亦或音意译结合，翻译过程中所显露的殖民色彩一目了然，可谓“洋味”十足。这就等于把南海岛礁的命名权、译名权甚至相应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外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飘逸着“洋味”的地名在汉、英语中均逐步得以强化，从源头上深深地影响了以后政府对南海岛礁的审定，其消极作用也就愈发突出。就以我国最南端的“曾母暗沙”为例，1937年所定名“曾姆滩”实是从洋名“James Shoal”翻译而来。我边疆岛礁怎能随随便便地冠以一个外国普通人名?1947年政府审定时似觉不妥，努力要去掉这种“洋味”，遂改为“曾母暗沙”;1983年政府可能基于地名稳定性方面的考虑还是继续采用“曾母暗沙”。无论是“曾姆滩”还是“曾母暗沙”，显然与“James Shoal”脱不了干系;更令人忧虑的是，现今国内外仍然有人常把“曾母暗沙”直译为“James Shoal”。孰不知，我国南海渔民对南海岛礁大都有自己的命名，他们把自己千百年来的海上作业和生活阅历浓缩于其中。只是这些渔民“俗”名鲜见于官方的地图和书刊，仅在渔民间口头上流传。近年来引起关注的手抄本《更路薄》上，众多的岛礁名称竟惊人地一致。据边疆史地研究专家李国强统计，这些被誉为“民间航海真经”的手抄本“共记录南海诸岛地名大约120个……其中反映渔民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习用的传统地名分别有33个和73个。”［6］可以说这些数量众多的“俗”名承载了传统的、鲜活的渔民文化;可惜的是，政府定名初衷是维权，匆忙间却是便宜了殖民入侵者，更是抑制了地方渔民文化的发扬光大。

(三)第三次:民国政府再次定名光复诸岛

日本正式觊觎南海始于退伍海军中佐小仓卯之助1918年的南沙“探险”，后随着帝国的扩张逐渐将欧美列强排挤出东南亚，更是接连侵占了我国的东沙、西沙和南沙群岛，一度擅自命名南海的30多个岛礁，如把西沙命名为“Hirata Gunto(平田群岛)”，把南沙群岛命名为“Sinan Gunto(新南群岛)”。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让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似乎看到了收复南海诸岛的一线希望，于是着手准备收复南海诸岛。1946—1947年，中国海军派永兴舰、中业舰和太平舰前往南海接收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东沙岛，同时巡视甘泉岛、珊瑚岛、双子群礁等南海岛礁。是故，重新梳理、审定南海岛礁名称，并绘制、公布南海海域地图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公布《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南海诸岛名共172个(其中有15个群体名，故实体名应为157个)。此次公布审定使用“南海诸岛”和“东沙群岛”两个地名，并把1935年确认的南沙群岛改称为中沙群岛，团沙群岛改为南沙群岛。这样“南海诸岛”按其地理方位就明确分为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4个群岛，连同当年《南海诸岛位置略图》中所绘出的11条断续海域疆界线②1953年周总理批准去掉北部湾内的两条，也即中国现在主张南海主权所强调的传统九段线。，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在南海的疆界轮廓，对于巩固及维护南海主权而言其意义非同一般。还有一点值得强调，1935年的命名实为从“洋名”翻译而来，此次命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命名，其中以我国历史人物姓名(鲁班、孔明、杨信)、古代官职(如都护、校尉、金吾)、接收军舰及舰长名(如永兴、中业、太平、敦谦③中业舰舰长李敦谦，敦谦沙洲即为纪念他而得名。)乃至反映华夏价值观的语词(如忠孝、仁爱、信义)等来命名的不在少数，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汉语言文化特色。另外，《对照表》中在诸岛屿“新订名称”后都列出相应的“中外旧名”，有些还给出了意义，这一点值得借鉴学习。

此次命名虽然朝消除“洋”名影响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效果上却没有彻底地消除“洋”名尤其是英语名称的影响，如1937年审定的来苏礁(Lys Shoal)，此次审定改成“乐斯暗沙”，在音节、语意及通名等方面要更像汉语，但仍能闻到其“洋”味。同1937年一样，此次审定也完全忽视了我国南海渔民数千年来对南海岛礁的探索、认识及其命名——这种忽视在某种意义上继续抑制了地方渔民文化的传承，不利于南海渔民的交流和使用，也不利于佐证我们在南海的主权。另一点不足就是，表中只是提供了相对照的英文旧名，这往往让使用者不知所措，进而在英文中还是继续使用表中所列的英文旧名，而这些旧英文名中有些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外国人擅自所命之名。如新订名称“东沙岛”后缀有中外旧名“Pratas I.蒲拉他士岛、月牙岛、月塘岛”;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对照表》中没有给出相应的英文新名。这样一来，需要使用其英文名的人就会不假思索地选用“Pratas Island”，其实它是1866年英国人Pratas在海上遇风到东沙群岛避难而擅自所命之名。也就是说实践中英译名还是外国人所命之名，根本不是从中文名翻译过去的，这完全违背了专名翻译中的最主要原则“名从主人”，严重损及话语权乃至主权的行使。

(四)第四次:新中国政府公布标准名称继往开来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南海岛礁地名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是1947年没有命名的岛礁在外国海图上开始出现了相应的外文名;二是航海发现了一些新的岛礁且未命名，可是这些岛礁在海洋科学考察和国际学术交流等领域开始出现相应的外文名;三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为进一步蚕食南海岛礁，先后给一些岛礁命名，想借此捏造“合法”申诉主权的“证据”。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航海、测绘、科研、对外交流乃至国防等方面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极其不利于我国在有关南海岛礁争议中行使本该属于自己的主权和话语权。在广泛调查研究，尤其是广东省对南海诸岛地名的普查工作的基础上，1983年4月25日中国地名委员会经国务院授权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为保持地名稳定，此次公布保留了1947年政府所审定172个岛礁名称中的155个，这也符合地名审定、更改及翻译中的约定俗成和稳定性原则;另外，地名总数较之1947年增加了115个，所公布的南海岛礁名共287个。此次审定公布前准备工作充分，启用了许多以前完全被忽视了的当地渔民“俗”名，在新增的115个地名中直接选用或调整后选用的渔民“俗”名就有48个，约占42%，较好地体现了“名从主人”的原则。另外，根据当代地理科学及海洋事业的发展，不仅对岛、礁、滩、沙等进行严格划分，而且调整了一些岛、礁、滩、沙的名称，或增或改或销，如1947年公布的“森屏滩”，本质上是“银屿”和“银屿仔”的总称，实际上很少使用这个称呼来统指“银屿”和“银屿仔”，为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故而销去未予列出。一言以概之，1983年审定、公布的南海诸岛地名弥补了前三次因战争频繁仓促审定、公布所固有的不足，总体上要科学得多。

然而1983年审定并非完美无缺，“在减轻外来地名影响方面，仍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对于继承传统渔民名称方面，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7］。下文着重分析鲜有人论及的两点主要不足:一是对已知岛礁没有悉数全部审定并公布其标准名称。《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当年暂未公布的岛礁名有3个，即八仙暗沙(Parsons shoal)、立地暗沙(Lydie shoal)和管事滩(Stewart Bank);另有数个暗沙和礁石没有命名，但散见于一些外文书刊，如属东沙的有“Beckwith shoal”和“Lee Cay”，属西沙的有“Margetts Seamount”，属南沙的有“Fargueharson patches”、“Jenkins patches”、“Fly patches”、“Middle shoal”和“Tripp reef”［8］。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些保留实在不妥，等到上述英文名经广泛使用而几近约定俗成之时再来审定及公布中文名，其局面之被动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对于边疆地区，尤其是有争议的岛礁等地，应该宁可多命名而不可少命名、更不可漏命名或不命名，因为谁先命名似是谁先发现的证据，进而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以佐证对其主权的存在。二是没有提供岛礁标准名称的对照英文。鉴于当前英语拥有“史无前例的国际语言的地位”，已取代法语成为惟一的“全球通用语”［9］，为南海岛礁标准名称提供统一的对照英文名也就显得极为重要，因为在国际上谁能用英语表述自己谁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其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有相应的英文名。《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不仅审定了岛礁的标准名称，还列出了它的汉语拼音及当地渔民习用名称，这些因历史条件局限在以往是办不到的。其中列出的对照汉语拼音，是给翻译或转写南海诸岛地名提供了方便甚至指导。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也因此而存有问题: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建议采用现行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随之1978年国务院通知各地及有关部门要求改用现行《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及人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标准;另外1987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颁发《关于地名标志不得采用“威妥玛式”等旧拼法和外文的通知》，特地要求“地名标志上的地名，其专名和通名一律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不得使用‘威妥玛式’等旧拼法，也不得使用英文及其他外文译写。”这些文件通知似乎给人一个假象:中国地名在翻译或转写时一律采用现行汉语拼音。果真如此的话，在翻译南海200多个岛礁的名称时就得一律采用汉语拼音译写;可是这么一来外国人大都是看不懂的，这种译写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理论上汉语拼音仅是汉语用来标音、正音的工具，对于翻译的实际功效而言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另一方面，现实中为了便于沟通交流，常常苦于1983年《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没有提供对照的英文名，结果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采取各种方法进行翻译，甚至将那些带有殖民侵略色彩的旧英文名也直接拿来使用。例如，2012年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的报道中海内外就使用过“Scarborough Reef”、“Scarborough Shoal”、“Democratic Reef”、“Minzhu Jiao”或“Huangyan Reef”，菲律宾甚至扬言要把“Scarborough Shoal”改为“Panatag Shoal”，就连China Daily报道时也是选用“Huangyan Island”而非“Huangyan Dao”。这种混乱不堪的“杂音”会使我国在南海争议中陷入被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相关话语权乃至主权的行使，怎能不令人担忧会被他人心怀鬼胎地加以利用?

三、结语:写在第五次定名维权之前

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本文侧重于反思中国政府先后四次审定南海岛礁名称之不足，旨在为再次审定南海岛礁名称提供借鉴，以期从地名这一角度更好地维护中国在南海的权益。目前，“南海主权争议日趋激烈，相关各国也都希望‘师出有名’从而占据舆论高地以利于南海权益的争夺，于是就纷纷‘篡改’南海岛礁名称乃至译名”［3］，如前文提及的菲律宾不但刻意称“黄岩岛”为“Bajo de Masinloc”，还试图改其英译名为“Panatag Shoal”，甚至美国都搅和进来“称南海为‘西菲律宾海’宣布帮菲提升海军军力”［10］。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国内有些媒介“竟毅然决然地改称‘南海’为‘南中国海’”［11］，全然没有觉察到南海及其岛礁名称的重要性。

让人感到宽慰的是，经多方呼吁国内现已基本达成共识:“南海在我国海洋经济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2］。另外，在研究过程中笔者还惊喜地获悉，2012年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海关总署、外交部、中宣部及教育部等13个部门将联手开展国家版图意识教育，其中“外交及测绘地信部门将视情开展钓鱼岛、赤尾屿等重要区域地图地名有关工作”［13］;2013年11月国家海洋局印发《关于做好全国海域海岛地名普查档案工作的意见》，“对规范全国海域海岛地名普查档案的收集、整理、归纳与移交过程提出具体要求”［14］。历来岛礁测绘、普查与命名相伴而随，由此看来全国范围内第五次审定南海岛礁名称已为期不远。笔者基于前文反思斗胆提出几点希望，也即岛礁名称审定的原则:首先要继续坚持“名从主人”的原则，从消除“洋”名影响和传承渔民文化两个方面入手;其次要坚决夺回自己的话语权，涵盖岛礁的命名权、译名权及相关使用权，重点是提供统一、适当的对照英文名;再次要坚持科学性原则，依靠现代海洋测绘和渔民传统不遗漏任何岛礁，在借鉴传统“俗”名的基础上合理规划岛礁名称中的专名和通名部分，同时兼顾地名的稳定性。

［1］马志荣，李莹.争议海域海岛争端问题的史地考证及对策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55-59.

［2］刘养洁.南海主权地缘政治经济透析［J］.人文地理，2006(4):123-126.

［3］丁立福.论南海岛名的“渔味”和“洋”味［J］.学术论坛，2013(3):95-102.

［4］陈史坚.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与审定［G］∥陈克勤.中国南海诸岛.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530-550.

［5］郭渊.晚清政府的海洋主张与对南海权益的维护［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130-138.

［6］李国强.从地名演变看中国南海疆域的形成历史［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4):50-59.

［7］陈韶阳.南沙群岛价值分类评价和开发策略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1.

［8］广东省地名委员会.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M］.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7:22.

［9］郑朝红，王梦.近现代世界通用语的变迁——以法语、英语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11-114.

［10］周晶璐.希拉里称南海为“西菲律宾海”宣布帮菲提升海军军力［N］.东方早报，2013-11-12(A15).

［11］丁立福.南海，南海!译名之痛［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1-6.

［12］宁清同.南海生态安全的法治保障探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106-114.

［13］郄建荣.我国将编制南海诸岛地图［N］.法制日报，2012-03-26(06).

［14］李霞.规范全国海域海岛地名普查档案工作［N］.中国海洋报，2013-1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