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贵良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近年来，北京大学陈平原先生对“述学文体”的近现代变更做过很多开拓性研究，晚清以来兴起的学术“演讲”，对外要顾及听众用耳朵接受而不是用眼睛接受的现场瞬间性，因而演讲人不能严守以满足读者视觉性的文言著述的边界。“引经据典”的现代方式也打破着文体内部的结构。“演讲”和“引经据典”的观念触发着对述学文体的继续思考。①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胡适的述学文体》（上、下），《学术月刊》2002年第7期、第8期；《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更》，《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述学文体的近现代变革除了体式、结构的更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如果述学文体有一个由文言的述学文体向白话述学文体的转型，那么这种转型是否要求述学文体的语言造型有相应的变化呢？或者反过来说，语言造型的变化是否为述学文体转型的推手之一？而研究王国维的学人往往从其“新学语”出发直接通向新思想。极少数的学人论述新学语的语言基础，也是集中在学理思想层面，如刘泉认为：“以既有汉语字汇为现代学语的构造基础与生成机制，同时附着于讲求准确的语义新质，从而渐趋汉语的现代形态，这是符合汉语自身发展规律的认知方式。”［1］很明显，仍然侧重学理思想，对如何构造的问题语焉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