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坤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提及清代学术史，尤其是清代汉学史的整理与书写，学者们一般会溯源至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在《汉学师承记》所采取的史料之中，最为重要的一批莫过于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三十九的一组学者传记。［1］这组传记对于《汉学师承记》的影响可谓至关重要。如果加以详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江藩引自钱氏传记的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而且大多原文照录，至多部分词句略有改动。相比之下，对于其他史料，江氏或为节引，或亲自加以组织，由此可见钱氏传记重要性之一斑。笔者认为，钱氏传记不应当仅仅被当做一种原始史料来加以看待。与其说它们是江藩书写清代学术史的原始资料，更不如称之为《汉学师承记》之前对钱大昕有关学术史整理的一次尝试，或者说是清代学术史的书写过程中没能来得及加以展开的一个可能，但对清代及以后的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影响。

一 钱氏传记的基本情况

钱大昕的这组传记在《潜研堂文集》中单独编为三十八、三十九两卷，与文集中其他内容并不相混。传记前后并无序跋，亦无其他介绍性文字，只有标题、格式前后统一。传记大致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包括严衍、阎若璩、胡渭、万斯同、陈祖范、惠士奇、王懋竑、惠栋、江永、戴震、钱塘等11 人。它们的写作时间难以确定，也无法考证是否为一时一地之作。不过我们可以从戴震传记中寻找到一些旁证，从而推断其写作时间:此篇中提及戴震亡故后由孔继涵刊行其著作，［1］716但篇中所列出的孔氏所刊书目与今天我们所见的《戴氏遗书》相比犹有缺漏，而且篇中并没有提及段玉裁重刻的12 卷本戴震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