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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身体·大地——《天堂内外》中的“地母”情结

2014-03-31

关键词:喜儿虎子阿婆

孙 丽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24)

“地母”本是农耕民族对土地崇拜而信仰的大地女神,是大地之母。新文学以来,现当代作家将这一物象移植到文学作品中,创作了一个个鲜活的具有“地母”精神的女性形象。它是一个古老而经久不衰的名称,它表达了芸芸众生对于大地福祉的无尽感激,特别是对伟大女性的尊重与赞扬。“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女性是生命的源头,是大地的化身,是诗意的源泉。

邓宏顺的长篇小说《天堂内外》是一部典型的女性奋斗史,作品生动地描写了女主人公四阿婆从一位青楼女子成长为一位坚强不屈、誓死捍卫大家庭的伟大女性的传奇经历。她见识深远,解放军的枪响之后,知道痛苦的日子将要结束,所以并没有逃跑,而是静静等待;她勇敢机智,不卑不亢,果断地抓住生活给予的机会,与虎子共组大家庭;她宽大包容,用自己的羽翼,生根发芽,坚守土地;她不畏强权,据理力争,誓死要为冤死的孙女讨还公道。这样一个坚忍不拔而又受苦受难的女性形象,包含了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来赋予女子的众多美德,而作者也给予其极高的评价,让这位植根于中国辽阔土地的伟大女性散发出夺目的“地母”之光。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视野中,受农业文明的长期影响,女性由于自身的体力弱势,在经济上逐渐失去自主权,被牢牢地束缚在家庭环境中,担负繁重的家务劳动和生殖繁衍的重任;在社会话语权上,女性的自主发言权不断失声,成为男性统治权威下的附庸品,自身的价值尊严和社会贡献也被剥离,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晚清以后,女性开始了自我抗争,其社会价值也在现实环境和文学作品中一改之前的失语状态渐渐显现。女人如土地般的牺牲,让其自然成为了苍老而悲凉的象征,而她对生命的滋养,也与大地等同。大地被赋予与女性一样的性别符号,并在以后的文学长河中缓缓流来,愈走愈饱满,“母性大地”等富有诗意的概念在文学作品中不断被作家咀嚼并慢慢生发出别样的文学意味。对生命起源的敬畏和对抚育生命的感激,让女性在长时间的被遗忘后,又获得了应有的社会价值与文学地位。

一 女性的繁殖力崇拜

“地母”这一概念,肯定女性的生存繁衍价值,以及对平凡人生的牺牲与投入和对苦难的无限包容与宽恕,在这里,女性身上的母性光辉和无私奉献精神被最大限度地放大。邓宏顺在《天堂内外》中十分关注女性的生命体验,并对其进行浓墨重彩的书写。文中四喜儿与虎子本是两个孤苦伶仃的底层民众,四喜儿因家中欠人外债,被卖到了洪江青楼成为妓女,后又被申家买做四太太。她的命运是多舛的,几经颠沛流离,无所依靠,但是她一旦在一处站住脚跟,便要发挥出女人的原始本性。“地母”形象首先强调的是她的强盛繁殖力和母性本色,与土地相接,并蕴含着犹如土地般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和创造力。她是启蒙的本源,是生命的集聚地,她的“生物性和母性”超越了一切社会文化,又诞生了一切社会文化。

“女人所扮演的‘地母’的角色,生来就需忍受恋爱、怀胎、生产的痛苦,物种延续是上天赋予女人的天职,女人便有神的意味,充满了同情、慈悲、理解、安息。”[1]文中,洪河村口的老樟树与四喜儿的“地母”情怀以及整个中国的农业文化息息相关,土地孕育了四喜儿这个洪河儿女,而她又“发芽生根”守护了古老的土地家园。虎子与四喜儿一切欢乐与苦痛的渊源皆是从那个美好之夜开始的,虎子放弃了当干部的机会,把漂亮的四喜儿领回家。在途中,他看见“四媳妇成了一只大白薯,从她头上长出了一根芽来,又长出一根芽来。一群白嫩的芽儿长高着,长大着。”[2]4他想着有了四喜儿和她发的芽,“就什么都会有了”。[2]10女性最原始的繁衍功能在这里被强化,她就像大地母亲一样,给虎子带来无限的福祉,而这些子女也成为一个女人的骄傲。“地母”作为生殖力的典型象征而被神圣化,不再是一个被忽视和凌辱的个体,她的女性身躯成为男性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对生殖力的认同似乎又回到了原始的母性崇拜,女性不再是男性世界微弱的声音或是简单的造人工具,而是以女性特有的身体本能赢得世人的尊重和认可。

四喜儿犹如大地母亲般的无私奉献力,为这个家庭带来了生机,而一直被贬为狐媚、低俗和堕落的女性情欲,在这里也得到了一个升华。四喜儿原本是一个妓女,她的身体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受人唾弃。“在四媳妇走进申家大门时,就有骚男人在后面盯着她的肥屁股私下里议论,说她就是天天屁股缝里使劲儿夹一枚铜钱练紧下身肌肉的女人;说她就是做男女交合之事时,屁股下放一块水豆腐也能丝毫无损的功夫女人。这都是申家四儿子在洪河油坊里和男人们吹牛时亲口说出的,所以,洪河的男人们就这么看她,这么议论她。”[2]2女性的身体被作为一种欲望发泄物和偷窥物,女性的原始情欲也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和下贱行为。四喜儿与虎子成婚之后,他得以真正地审视这个一直被大家带着有色眼镜观看的女人,也第一次窥探了女性的性欲秘密,第一次完完全全地了解这个女人。女性的身体本能是广阔的包容力和承载力,带给虎子的是一次思想的成长和蜕变,“这才真正长大了,真正明白了枪声和女人”,[2]6就像“走进了自己的保护圈,纠住自己的余悸一下子没有了,完全没有了!”[2]4

二 生活磨难前彰显的女性生存魅力

一个小家庭在四喜儿与虎子的多年辛勤劳动下,慢慢发展壮大,一个老家庭又发展成了三个新家庭,四喜儿变成了四阿婆,改革开放之后的种种好政策,也让这家人的生活过得红红火火。然而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走向城市。四阿婆的家庭也不例外,四个儿子除了二儿子大和还在坚守土地外,纷纷进城,四阿婆的磨难也就由此开始。儿媳们丢儿丢女的出走,留给四阿婆的是一家老小的生计,为了供孙女们读书,四阿婆在土地上下足了功夫。先是响应号召,种了一地的好烟,但是因为没有摸清市场规律,最后全部放诸于一场大火;后来要集中种稻子,没想到又着了黑心商人的道儿,买了假稻种,一年的阳春毁了;攒着家里的好木材出去卖来给孙女们凑学费时,又被半路上黑心的收购站给没收了;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大和和大兰的去世,这两个在四阿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都死于非命。四阿婆的一半天塌了,而那个大家庭也真的是支离破碎了。

四阿婆出身底层,曾是妓女,后来的生活更是多不如意,打击接踵而来,然而她面对苦难,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的凌辱,而是包容一切,百折不饶地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力量迎难而上,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奇迹。她虽没有多少知识背景,又命运多舛,但淳朴、善良,焕发着一种古老的“地母”品德。这种品德包含了对苦难的忍耐、宽恕和顽强的生命力,她不仅是孩子的母亲,也是整个大家庭的母亲,拥抱一切又战胜一切。买到假稻种,她一次次地到乡政府去讨公道;儿子大和在黑煤窑里不幸身亡,她上县城去找县长,坚决要求一个说法,不拿五千块钱的补偿款来换儿子的命;孙女大兰被人陷害致死后,四阿婆拖着年迈的身躯跑到北京,要求上访。不断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坏人得到了惩罚。四阿婆的经历让我们感悟到一个女性的生存力有多强悍,她面对苦难时的抵抗力又有多强。广袤的土地给予女性的不仅是旺盛的繁殖力,还有面对苦难的淡而处之却又不屈不饶的生命态度。

文中,作者给男性呈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番场景,原本作为统治者和支配者的男性在生活挫折面前显得格外懦弱与失语,给人留下的精神印象格外模糊。作为主人公的虎子在后期愈发衰老和孱弱,而唯一具有男性魅力的大和也在剧情发展中期早早离世,她的儿子们均是各顾各家,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四阿婆身上。邓宏顺让男性在这种状况下集体失语,目的也是为了更突出女主人公的母性特质和“地母精神”。

三 女性身体尊严的复归

一直以来,在男性话语霸权下女性身体被赋予了太多的神秘感和伦理性,而道德规范也给女性带上了更沉的镣铐枷锁。在文学作品中,传统施加的对于女性的身体责备,无一不在小说中呈现,千夫所指的荡妇淫娃数不胜数,情色更成了女性展露身体的代名词,被极度地妖魔化与媚俗化。文学史上,描写妓女的小说作品数不胜数,然而大部分都是为满足男性好奇心和虚荣感而编造的。这些作品对于妓女不是彻底的否定,就是写她们的品行如何纯真善良、温柔高雅,却无奈步入红尘,从事低贱的职业,所以需要一位多情多才的风流公子的救赎来摆脱污泥。女性始终没有获得表达自己身体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她们的身体是在男性的行为表达中被阐发的,成为权力与话语实施掌控的主要基地。权力所有者对女性身体附加了过多的行为规劝和意识美化或丑化,剥夺了女性本身对身体的自我认知和所有权。

作为大地之母,人类对于“地母”的表现丰富多样,甚至取诸于自然,将星辰、大海等囊括其中。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是,丰乳肥臀似乎成为了女性的显著特征,甚至出现了剥离式的断章取义,将女性身体简单的归纳为“乳房是哺育的工具,臀部是生殖的工具,丰满的乳房能育出健壮的后代”等等。[3]这种非原始象征的文学表述,将身体本身的神圣含义流失殆尽,只剩下肉欲的感官呈现和琳琅的视觉刺激,满足了当下个别人群的低级文学趣味。女性的身体本性本来就是不应该被简单生理化的,女性也绝不希望自己所奉献的一切被物质化、世俗化,无生命力的文学表述只能使女性身体在性欲呈现中成为男性偷窥的对象。

《天堂内外》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白芽芽的奶子”“肉软软的指头”“圆屁股”等字眼,它们作为女性生养、哺育和庇护的载体,在作品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放大,但是相比于简单的物体象喻,邓宏顺对女性身体的认知更归本溯源,恢复其本身的庄严性。乳房与臀部让我们联想到性和生育,在小说中,它们是与母性联系在一起的。在母性身体的滋养下,万物才得以生长孕育,获得生命呈现的空间,就像四阿婆头顶生出了“白芽”。四阿婆是一个自我认识到身体尊严的女性,她虽出身妓女,但却没有因此自卑自弃,反而主动掌握身体所有权,抓住命运提供的来之不易的机会。前面也提到过,洪河的男子在四喜儿到来之后,想当然地对她的身体进行了情色化想象,将其编造成一个色欲横流、充满肉体观感的堕落物。四喜儿不是如此看法,她深知女性从事卖身行为是一条不归路,但是并不厌弃这种身体归属。面对那些从农村跑到城市身体不幸染上妇科病的妇女,她依据之前的职业经历,传授“关于男女房事的秘诀”,怜惜她们被城市浮华玷污的身体。在这里,四阿婆不在乎女性所从事的行业,她表现出来的是女性身体的爱惜和尊重。然而,这一举动在虎子看来,却是伤自尊的,他想起了“洪河来了枪声那年四喜儿从后院门槛走出来裤袖里掉下来的那一枚铜钱”,想起了自己的女人过去为了救命,“两次以身换粮”的耻辱经历。在虎子看来,四阿婆是他自己专有的女性物品,她的身体让别人染指,是对自己男性尊严的极大伤害,所以俩人因为这事起了冲突,但是最后还是四阿婆说服了虎子,而且还说:“不仅洪河需要我这位阿婆,普天下都需要我这位阿婆!”

四 “地母”概念由来已久

天地之民受天地乾坤的启发,打开了人间的秩序之门,建造了完善的礼仪体系,其对人类的影响之大,不可估量,并上下延续几千年。我国悠久的农业文化史,让文学在发展之初,就对天地生民有了深刻的生命感知。“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表达了人对于天地的敬畏和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感恩,大地的广袤无尽与无私奉献,也让人对天地万物有了更深的伦理体验与价值判断。天与地被赋予了不断阐发的文化语境,而人类对于生命起源、物种化育和繁衍生息的不倦追寻,也让这一寄寓空间不断扩大和丰富。天与地在人类文明发展之初,因其自身的高广无限与不可碰触性,在话语规范中不断被神话,人们将其置于高阁并不断祭拜,既是为渺小的生命个体寻求庇护,也表现了对权威的向往。为了让这些神物与人类拉近距离,天地逐渐被人格化、社会化,由之前威严的天公到后来慈眉善目的土地神、土地婆,再到文学作品中与大地相契合的种种人物形象。相比于高不可触的万里高空,脚下的大地更容易成为作家创作的源泉,而中国人传统的寻根气质,也让剪不断的乡愁始终萦绕其间。

纵观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史,很多作家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地母”形象。如上文所说,张爱玲是最早提出“地母”这一概念的作家,在散文《谈女人》中,她以奥涅尔《大地勃朗》中的地母娘娘为例,认为女人就是女人,她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4],生性带着“‘地母’的根芽”。女性权利与地位的丧失,不仅是因强大的男权所致,也有女性本身特有的生理本能和角色定位方面的原因,也正因此,女性才能称之为女性。张爱玲追求男女平等,但是她注重男女在生理上的性别差异,强调女人的母性,要求将做人与做女人并行。1932年艾青创作的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塑造了一个历经磨难仍坚强不屈、包容一切苦难的贫苦农妇,它是“现代文学的女性发现与女性形象创造。”1933年出版的张天翼的《脊背与奶子》塑造了一个丰满婀娜的任三嫂形象。

进入当代,很多作家将“地母精神”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铁凝有很多对于大地女性的塑造,以《麦秸垛》为例,大芝娘是铁凝用心塑造的一个“地母”神话,她的身体有着典型的“地母”特征,有着与大地一样宽广阔大的胸怀,“身材粗壮,胸脯分外地丰硕,斜大襟褂子兜住口袋似的一双肥奶”[5]。她仿佛充满着无尽的母爱与牺牲,也延续着地母神话的精神命脉。生活的苦难只让她愈加博爱,以自己的母性滋润万物。她挖空心思地要让自己暖热一个个受伤的心,却忘记了自己已是满身伤痕。麦秸垛与大芝娘相对应,它们宛如“一个个坚挺的悸动着的乳房”,创作着生命神话,形成“一个个结实的大婴孩儿”。莫言的《丰乳肥臀》更加直接,当上官鲁氏怀了上官金童后,她的乳房“飞向辽阔无边的原野,飞向蓝天,与缓缓飘动的云朵为伴,让和风沐浴”[6],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对于原始本能的赞美和对生育功能的推崇。而浇灌上官金童半辈子的母亲的乳汁也浸染着大地的味道,它不仅代表着母亲伟大的哺育恩情,也蕴含了“地母”对于苦难的承担和坚忍。贾平凹的作品中也不乏此类女性创作,但是他的塑造相比莫言赤裸裸的女性器官陈列,他更强调“地母”精神的传承。

“地母”本是神话女性,是人类原始性在女性身上的最初表现,因此它蕴含着女性的生物本性。不论社会如何变迁,这种原始面貌并不会随意改变,但却往往会被文化遮蔽与扭曲。古代社会,因女性的弱势身份,其本性被伦理遮盖,甚至被嘲弄,没有获得应有的性别尊重。张爱玲最早发现女性的“地母”之光,并附之以传统文化的意蕴,将“地母”型女性首次推入现代文学视野,并衍生至当代。

出诸作家笔下的“地母”形象往往比同作品中的男性更能让人感觉到内在的爆发力与感染力,她们比男人更有生存的原始能量,更能承受磨难,并且似乎就是为了承担这一份苦难而生,所以这牺牲也就更为惨烈和让人心痛。虽然男性作家的话语叙述,难免会沾染到自身固有的性别意识,使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出现他者化的性别偏差,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男性作家有自身独特的敏感性。在《天堂内外》中,邓宏顺在继承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生动描绘了一个大时代背景下“地母”式的女性人物形象,并以其对现实的抗争象征中华大地子民身上的不屈精神。在当代,面对消费文化的强势入侵,作家对四阿婆这一“地母”形象的塑造,摆脱了赤裸裸的感官陈列而侧重挖掘内心,对女性的宿命怪圈展开追问并作出应答,展示了一幅女性自我抗争的感人画面。

[1]庞建丽.角色·困惑·自救——张爱玲《谈女人》中女人本性问题探究[J].名作欣赏,2012(14):24-25.

[2]邓宏顺.天堂内外[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3]西南南斗.黄河九曲终奔腾——浅析莫言《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形象[EB/OL].(2014-03-07).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3460450101d5a3.html.

[4]张爱玲.张爱玲文集:4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70.

[5]铁 凝.铁凝文集1·麦秸垛[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3.

[6]莫 言.丰乳肥臀[M].北京:工人出版社,20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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