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懂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一、引言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总集，其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和“赋”、“比”、“兴”等写作技巧的应用对中国的文学的发展有着相当重大的影响。《诗经》中有很多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诗篇，特别是在《国风》中。朱熹《〈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1]P 2。通过朱熹的这句评语，我们可以看出《国风》中以爱情诗为主的特点。据历代学者对《诗经》的细致研究，现在学术界公认的爱情诗有50余首[2]P177。这些爱情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变，语言通俗易懂，且韵律感强，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上古时期先民们的爱情世界观和世界观。《诗经》中的爱情诗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多用比兴手法，即通过其他的事物或现象来描写爱情这一目标体。对于《诗经》中爱情诗的研究著述颇为丰富，但多集中在文学、审美学、艺术学等领域，而且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描写与分类。如：王许林对《诗经》中的爱情诗根据诗描写的内容进行了分类[3]P346-349；吴广义论述了《诗经》中的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对后世爱情诗的影响[4]P18-22。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之上，从认知角度，以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隐喻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诗经》中爱情诗的隐喻表达进行研究，以期丰富对《诗经》的已有研究，拓宽对《诗经》的研究领域。

二、概念隐喻理论

隐喻是一种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和重要的认知工具，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的重要基础。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是由Lakoff＆Johnson提出来的,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现象，更是一种人们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5]P1-5。概念隐喻不同于传统修辞学研究的基于具体相似性的镜像隐喻（image metaphor）和基于抽象相似性的相似性隐喻（resemblance metaphor）。概念隐喻的研究重点是基于死隐喻（dead metaphor）之上的主观性较强的非常规、命题式隐喻。而传统修辞学所研究的隐喻是基于客观主义之上的，客观相似性较强的常规隐喻。隐喻的过程是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系统地、单向性地映射，将始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系统地映射到目标域的过程。其实质是以一事物来理解或经历另一事物。始源域和目标域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域的，所以隐喻是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始源域一般是具体的、直观的、易于观察的事物，比如：人体、植物、动物、空间等等。而目标域一般是抽象的、间接的、难以观察的事物，比如：情感、伦理、道德、思想等等。

隐喻产生的基本条件是语义冲突，隐喻意义产生的基本条件是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双重影像是隐喻产生生动和美感的源泉[6]P154-175。互动与映射是隐喻运作的基本方式。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概念隐喻的使用是潜意识的。隐喻的映射过程具有单向性、规约性、系统性、抽象性、非对称性等特点。隐喻是扩大语言词汇量的主要方式。在组织概念系统的方式上，隐喻可提供深层次的对应。隐喻在映射或理解的过程中会凸显或隐略某些信息，隐喻还具有蕴含性和层级性[7]P296-303。意象图式结构是隐喻系统性映射的基础，且其映射结构内容受到恒定原则（invariance principle）的制约，即在隐喻映射的过程中，映射内容要受到目标域的意象图式结构的制约。人类思维本身就是隐喻性的，隐喻是我们概念系统的一部分，因此，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体现在我们的语言、思维、行动和日常生活之中。该理论的出现，拓宽了隐喻的研究范围，为研究隐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三、对《诗经》中爱情隐喻的分析

《诗经》爱情诗中的爱情表达多采用“比”和“兴”的表现手法，而这两者都涉及语义或概念的跨域映射与使用[8]P491。本部分旨在运用概念隐喻理论，结合已有的对情感的普遍性研究，对《诗经》中的不同类型的爱情隐喻表达进行分析与解释。

（一）爱情是礼物或互送礼物事件

在这个概念隐喻之上的具体隐喻表达有很多，是《诗经》中爱情隐喻的主要基础。并且，据我们观察发现，在《诗经》爱情诗中，往往用这一概念隐喻的次分类：“爱是互送植物作为定情礼物”来概念化爱情。这一概念隐喻条目下出现的有代表性的具体隐喻表达如下：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以为美，美人之贻。（《邶风·静女》）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

在上述诗句表达中，爱情被分别隐喻为：“贻我彤管”、“赠之以勺药”、“投我以木瓜”、“赠送白茅捆扎好的”等等赠送礼物事件。其中，这些礼物都是具有象征含义的，特别是具有相互爱慕、愿意继续交往的积极含义。男女双方的感情发展到一定阶段，赠送礼物以升华感情、深化爱意。通过这一类隐喻表达，我们可以看出：古时候男女之间的爱情是朴实无华、大胆率真的，其对爱情的表达也是感情的自然流露。

（二）爱情是农业产品或农业劳动事件

农业产品或农业劳动作为喻体，来隐喻化地表达爱情也是《诗经》中表达爱情的重要方式之一。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予无怒，秋以为期。（《卫风·氓》）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卫风·氓》）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王风·采葛》）

纵观《诗经》，以农产品或农业活动事件来概念化爱情的表达也不在少数。如上例中，分别以“贸丝”、“桑叶的生长状态变化”、“采葛”、“采萧”、“采艾”等事物或事件来概念化爱情。我国古代是以农耕为主的国家，古人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基本上都与农业相关，这种生活方式和经验决定了人们的爱情表达方式也多与农业活动或农业产品紧密相关。

下一秒，所有的想念与期待，怦然爆发。场景里绿色的松树，彩色的礼品盒通通变成了五彩的背景色。Merry Christmas的歌曲，萦绕回荡耳边。抱着一袋子礼物，她跑出来跳上了车。这样会很唐突吧？但她真的好想去见酒刀先生。

（三）爱情是心或心的产物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郑风·子衿》）

古人认为一切情感皆有“心”发，“心”是产生各种情感活动的源头，因此，当表达“心”的产生物“爱情”时，多用“心”来指代“爱情”。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古今汉语中都存在的对爱情的概念化的方式，例如：现代汉语中也有“心爱”、“心心相印”、“心动”等用“心”作为始源域来概念化爱情的表达方式。因为“爱情”被通过“心”来描述，所以有关“心”的相关特征被投射到目标域“爱情”中去，而使抽象情感“爱情”得到具体化的理解与阐释。

（四）爱情是成对事物的相互结合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周南·关雎》）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邶风·雄雉》）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邶风·击鼓》）

爱情发展的最终结果便是两人终成眷属、结为夫妻。以成对事物的相互结合，比如：“雎鸠”、“雉鸟”等来隐喻性地表达爱情，体现了人们对爱情的美好的希望和祝福，同时也体现了古人淳朴、高尚的爱情观和恋爱观。

（五）爱情是依附关系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召南·鹊巢》）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出其，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聊可与娱。（《郑风·出其东门》）

按照周朝的礼制，男女结婚后，女方应住往男方的家里。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和社会习俗，男性主外，从事狩猎、耕种、捕鱼等主要体力劳动，女性主内，主要在家负责哺育孩子、纺织等任务。因此，古时的劳动分工、社会习俗以及男女的生理条件差异等因素客观上也决定了女性在爱情上和婚姻上处于从属地位。这一与爱情和婚姻相关的客观社会现实在语言上也通过隐喻得到了表征，比如上述的“鸠居鹊巢（婚后女方须住进男方的家室）”就是典型的对爱情的概念隐喻“依附关系”的具体隐喻表达。

四、《诗经》中爱情隐喻表达的认知理据和文化因素

爱情隐喻表达中对于始源域的选择是有深刻的认知理据的。认知语言学和概念隐喻理论普遍强调人类认知和经验在语言生成和理解过程中的重要性。经验观作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三大路径之一[9]P1-6，受到了很高的重视。认知语言学的经验观认为：语言的形式结构和语言意义的理解受到人们经验的制约。语言是基于认知主体同客观世界互动体验，通过人的认知加工而形成的，是主客体互动的结果。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受客观世界、社会文化、认知方式、概念结构等的影响。意义源于概念化和范畴化，概念化和范畴化过程也是基于人与客观世界互动体验的认知加工过程。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基于人类经验或体验的，概念隐喻离不开认知主体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体验。人类经验是通过感觉外部世界或内省（即加工源于身体内部状态感觉输入）获得的[10]P40。《诗经》产生的时期，中国正值农耕文化时期，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人们从事的主要是与农业生产活动相关的社会劳动。因此，我们认为：在《诗经》爱情诗的概念隐喻表达中，农业产品或农业生产活动作为始源域或喻体来概念化爱情的现象大量存在，是与当时人们的农业生产经验是紧密相关的。换句话说，人们的相关社会劳动经验为《诗经》爱情诗中各种概念隐喻提供了基础。此外，爱情属于抽象的情感概念范畴，人们在概念化和表达事物或概念时，倾向于用具体、已知和简单的事物或概念（即“农业产品”或“农业活动事件”）作为始源域来理解或经历抽象、未知和复杂的目标域（即“爱情”），这是由人类的认知经济原则所决定的。

文化因素也会对爱情隐喻表达产生重要影响。不同民族在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认知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对同一客观事物或客观现象，会具有不同的互动方式或概念化方式，因而会产生不同的概念隐喻和语言表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含蓄委婉，特别是在表达爱情方面。因此，受这种文化模式的制约，人们在表达爱情时，多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表达爱情，比如用“互送礼物”的方式。中国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素问》认为：“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医学和哲学都认为“心”是人体生理结构中最重要器官，从根本上控制着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因此，在《诗经》爱情诗的概念隐喻表达中，大量存在着用“心”作为始源域来隐喻地表达爱情的现象。同时，中国文化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阴阳学说”思想。“阴阳学说”主张阴阳结合和阴阳平衡，认为一切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和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事物都可以构成一对阴阳关系。男人和女人，分别作为阴阳学说中的“阳”和“阴”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所以，在概念化爱情时，会有“爱情是相互结合”、“爱情是依附关系”等隐喻性表达。

五、结语

《诗经》中的爱情诗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而《诗经》中爱情诗的一大特点就是运用隐喻表达爱情。本文从认知角度，以概念隐喻理论为理论工具，对《诗经》爱情诗中的爱情隐喻进行了尝试性研究，指出了《诗经》中的爱情隐喻表达生成的认知理据和文化因素，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诗经》爱情诗的研究。由于本文只研究了《诗经》中的部分典型爱情诗，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也未免会有局限性，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1]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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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广义.《诗经》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J].明山学刊,1995,（2）.

[5]Lakoff,G＆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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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vans,V.＆Greens.M.Cognitive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2006.

[8]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9]Ungerer，F.＆Schmid.H.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London:Longman,1996.

[10]廖光蓉.词概念框架元素的语言形式表征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