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坤

（河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基恩·图莫是美国20世纪上半期的著名诗人、小说家、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重要人物。他的父亲是白人，母亲是黑白混血奴隶。白人的外表和部分黑人血统以及复杂的教育经历造就了图莫独特的身份观。“与其他的非裔美国作家不同，他不承认自己是黑人作家。他要追求的是一种新的‘美国人’的身份，一种多种族的美国人身份。”[1]《甘蔗》一书就如他的这个观点一样卓尔不群。它没有固定的视角，也没有完整的情节，而是由一系列包括散文、诗歌和剧本在内的文本碎片相互结合构成的一个有机体。这就赋予了整部作品以特殊的文体形式。诗歌与散文相结合，诗歌与剧本相结合构成了《甘蔗》的主体，其中尤以诗歌与散文的结合最为醒目。这种完美结合不仅彰显出诗歌自身强烈的真实性，而且通过文本的互文性使散文也显得更加真实。

一 《甘蔗》中诗歌的真实性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中控诉了诗人的两大罪状，其中的一条就是“诗不真实，诗不表现真理。”[2]但是亚里士多德士却对他恩师的这个论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曾在《诗学》第九章中拿诗歌和历史做比较，从而得出了“诗更具真实性”的结论。朱光潜先生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于历史的认识还局限于编年记事，所以看不到到历史也应当反映现象的本质和解释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2]然而亚里士多德对诗歌真实性的肯定依旧是文艺思想上的一次巨大飞跃。我们不能否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指的是史诗和戏剧；在他之后的时代里，写景诗和抒情诗越来越流行。但在诗歌的赏析和研究中，我们更应注意到无论哪种诗歌都是艺术的一种，是以人为“透视点”对自然的摹仿。这当中不免有人对自然的梳理和加工，而其基本真实性却没有被抹杀。在《甘蔗》这部由多种文本碎片构成的作品中，诗歌以它超乎寻常的真实性为整部作品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中《卡列尼娜》一篇的结尾有一首名为Reapers的诗。这首诗共八行，前四行描绘的了黑人磨刀和收割的场面：“Black reapers with the sound of steel on stones / Are sharpening scythes.I see them place the hones / In their hip-pockets as a thing that’s done, / And start their silent swinging, one by one.”[3]后四行中主要的意象就是一只被割草机误伤的老鼠：“Black horses drive a mower through the weeds, / And there, a field rat, startled, squealing bleeds./ His belly close to ground.I see the blade, / Blood-stained, continue cutting weeds and shade.”[3]这八句简洁流畅，把意境中的所有个体都刻画的栩栩如生。进一步来看，“丰收”(harvest)象征着人类对精神世界、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掌控；“黑人收割者”(black reapers)已经超越了字面意义本身，象征着行使掌控权的所有人类；“镰刀”（scythes）、“黑马”(black horses)和“割草机”(mower)则象征着人们行使掌控权时所使用的那些没有感知力和人性的工具；“田鼠”（the field rat）则象征着被工具伤害而又无力抗争的事物或人。这首诗歌的深层含义或许就在于：人类在行使权力统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时所使用的那些没有感知力和人性的工具会给无辜的人或物带来灾难。这首诗“所摹仿的绝不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是现实世界的外形（现象），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他的内在规律”[2]。它的真实性不可否认。

诗歌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抒发情感。正如雪莱在《为诗辩护》中所说的那样，“诗歌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在人们永恒的、普遍的兴趣的范围内，以韵律性的语言，以想象的方式，反映人们的经验。诗歌主要与人的感情相关”[4]。英语诗歌表达感情不仅依靠词汇的运用，还借助诗歌的节奏和韵律。这首诗主要采用五步抑扬格。前四行行末重复的、相同的韵脚和诗行采用的五步抑扬格使诗歌的语调流畅、低沉更具音乐感。这种节奏和韵律既表达黑人对年复一年单调劳作的无奈，又表达诗人对“工具”的无情的担忧。诗歌的后四行采用对偶韵即相邻两行押韵，押韵格式的改变也预示了诗歌中情节和情感的改变，诗歌的语调从流畅的低沉转变为哀伤的低沉。诗人的情感转向阴郁，表达了他对那些因“工具”的使用而受到伤害的人和物的怜悯和歉意。诗歌在此反映了人们的心理真实。由此可见，诗歌不仅有摹仿现象、本质和规律的客观真实，更通过表达情感从而反映心理真实。

二 《甘蔗》中散文的真实性

《甘蔗》这部作品中，诗歌不是以一种孤立的形式出现的，它很好的同其他文体的文本碎片结合了起来。它与散文的结合尤为成功。《卡玛》就是最具代表意义的一章。此章中，作者以散文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关于卡玛这个“和男人一样强壮的黑人女性”[4]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卡玛有外遇的谣言充斥着整个村庄。她的丈夫贝恩也轻信谣言，认为卡玛欺骗和背叛了自己，并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她。卡玛不堪种种折磨，最终陷入了歇斯底里。她拿着枪冲进了甘蔗丛中。这片阻隔他们视线的甘蔗丛也成为二者之间坚硬的壁垒。一声凄厉的枪响传来，甘蔗丛外的贝恩因无法看到其内的真实情景而错误地认为卡玛自杀了。慌乱的他召集了一群人冲进甘蔗丛四处寻找卡玛。但当毫发无伤的卡玛被抬到了贝恩面前时，“他感觉自己第二次被欺骗了”[3]。愤怒，嫉妒和羞愧吞噬了贝恩的理智。他失手杀死了那个帮他找到卡玛的村民，最终因此被投入监狱。在此，作者充分利用了散文“形散而神聚”的特点，以其特殊的手法描述了由轻信谣言而引发的一个意外，一场悲剧。这种对现实中偶然现象的摹仿也具有其真实性。文中“甘蔗丛中的风”和“蜘蛛结的网”是两个重要的意象。它们象征着谣言。“甘蔗丛中的风”吹动叶子沙沙作响，“蜘蛛结的网”充满了未知的危险。这两个意象生动地呈现了谣言的特点：谣言就如风吹过甘蔗林时的沙沙声，无处不在;如果人们相信了谣言，它就会如蛛网一样纠缠住任何撞上它的猎物直至猎物死亡。

轻信谣言的贝恩进了监狱，妻子卡玛身心受创，赶来帮忙的朋友送掉了性命，这是一场悲剧。虽然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几次提到“这是卡玛的错”[3]，但是作者通过主人公的名字道出了这场悲剧的根源。贝恩（Bane）在英文中是祸根的意思而妻子卡玛（Carma）的名字在英文中与报应（karma）同音。从二者名字的引申义上来看，丈夫是这场悲剧的祸根，由妻子的开枪而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是丈夫应得的报应。甘蔗丛中的那声枪声“吹响了死亡的号角”[3]，这声号角是对谣言和轻信谣言者的审判，也是对因谣言而受到伤害的人们的哀叹。这篇散文所要摹仿的客观规律或许就是人不能轻信谣言,否则不仅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他人。

在肯定这篇散文的真实的同时，它先天上的不足也不容忽视。这篇散文在语言和形式上的自由赋予了作者广阔的发挥空间，但是它不像小说那样拥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细致入微的人物和环境刻画；它也不如诗歌那样拥有高度凝练的语言和汹涌澎湃的情感。这就导致了《卡玛》一章的散文部分所描述的世界始终被笼罩在一层薄纱之中，其轮廓清晰可见，其细节却若隐若现。散文部分摹仿的现实也只具有大体上的真实性。

三 《甘蔗》中诗歌的多重真实性

诗歌不同于其它文艺形式，它具有多重真实。“在通常的文学活动中，一般的读者和批评家们习惯于诗意的单一性，认为每首诗只有一种正确的解读。燕卜荪通过大量的研究和分析表明，对一首诗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每一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对此不能独断地加以排斥。”[5]每一种不同的理解都赋予了诗歌不同的真实。所以说诗歌是有多重真实性的。对于一首诗不同的理解多源于诗歌语言的“含混”。燕卜荪对“含混”下的定义是，“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使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反应。”[3]产生“含混”的原因很多，或是因为词汇本身的多种含义，或是语法结构的不严谨，或是双关语的运用，又或是诗人刻意为之。诗歌因其“含混”产生了多种意义，这些不同的意义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融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歌的意义是多元的、复杂的。

《卡玛》中的《儿子之歌》（Song of the Son）就有显而易见的“含混”。这首诗的第一节这样写道：“Pour O pour that parting soul in song, / O pour it in the sawdust glow of night / Into the velvet pine-smoke air to-night / And let the valley carry it along./ And let the valley carry it along.”[3]在第一行中parting这个词有很多的含义，它可以翻译成即将离去的和濒死的。诗人要把一种什么样的灵魂（soul）注入歌曲中呢？是离去的灵魂，还是濒死的呢？song一词更加含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歌曲？悲伤的,还是欢快的？如果是一个将要离去的灵魂，那么把它注入欢快的歌曲中那就是欢快的离别；如果把它注入悲伤的歌曲中那就是哀伤的离别。如果是一个濒死的灵魂，那么把它注入悲伤的歌曲中，这首歌就是一曲安魂尼撒；如果把它注入快乐的歌曲中，这首歌就充满了讽刺。

在第三行中，pine-smoke所指也是不明晰的。松树是一种针叶植物，四季常青。从高处俯视大片的松林，映入眼帘的是浓稠欲滴的绿色。在阳光的照射下，这绿就如一层轻雾，薄烟一般萦绕在松林的上方。如果这么解释的话，那这一行就是说诗人要把灵魂注入这如梦似幻的天鹅绒一般的薄烟中。这样的图画是那样得让人心醉，这样的意境是如此的空灵。不过，如果我们把 pine-smoke直接理解成为是松木因燃烧而释放的青烟，那对这行诗的解释就完全不同了。诗人要把灵魂注入象征着死亡与毁灭的青烟中,velvet又一次变成了反讽。这种解读使整节诗歌的色调都受到影响，诗人所抒发的感情也就只剩下悲伤与绝望。

把这些含混的语言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排列起来就得到了各种不同的含义，而这些含义又相互结合产生了更加复杂的感情。所以说诗歌摹仿多种的偶然现象，揭示各种现象后的本质，反映诗人复杂的心理真实，具有多重的真实性。单从真实性上讲，在这部作品中诗歌是高于散文的。

四 《甘蔗》中诗歌在真实性上对散文的补充

正如前文所说，散文语言和结构的自由以及视角的多变使其本身所体现的真实只停留在大体和片面的真实上。这样的真实显然不能满足图莫的艺术追求。他把诗歌和散文结合起来就是要用诗歌多重的真实对散文的不足进行补充。

《贝基》是一个关于黑人和白人间种族通婚问题的章节。其中散文部分所讲述的故事在真实性上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故事发生美国蓄奴制度刚被推翻后。此时黑人依然被歧视，种族通婚也是禁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白人女性贝基生下了一个黑人男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她被小镇上的黑人和白人同时排斥，并和自己的儿子一起被驱逐出小镇。贝基和她的儿子成为了种族歧视和禁忌的牺牲品。值得庆幸的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和儿子在一处远离人群的地方生存了下来。自那时起便再也没有人见过贝基。小镇的居民们都认定她已经死了。就在此时，贝基的另一个儿子却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在常识上来说，贝基应当是活着的，因为死人是不会生孩子的。但是由于叙事过度地侧重于对村民的恐慌的描写，贝基的生死问题被给出了一种暗示性的答案——贝基早已经死了。这使整个故事都弥漫着一种难以抵抗的恐怖，这种恐怖在叙述者“我”和众人意外走过贝基的小木屋时达到了顶点。“秋日，艾比泽尼教堂处传来无力的钟声，周围的松木陈腐，令人恶心……我们战战兢兢地走过贝基的小木屋……烟囱倒了，砸烂了木屋的地板，露出了坟墓。”[3]这种叙事方式和遣词用字使情节显得太过离奇，很难让人相信它是绝对真实的。而故事中不断出现的祈祷，和贝基坟墓上那本书页在风中翻动的圣经更增添了故事的阴森和恐怖。这就使读者不得不怀疑其真实性。

这时篇末的那首诗Face就显示了它重要的作用。诗人恍若在狂风呼啸的甘蔗林之中咏叹： “ Hair— / Silver-gray, /Like streams of stars / Brows— / Recurved canoes / Quivered by the ripples blown by pain / Her eyes— / Mist of tears/Condensing on the flesh below / And her channeled muscles /Are cluster grapes of sorrow / Purple in the evening sun /Nearly ripe for worms.”[3]这首诗中出现的悲伤的妇人仿佛就站在我们的眼前，“头发灰白如无数的星溪，独木舟一样弯曲的眉毛在痛苦中抽动，泪水从双眸中流出，打湿了身体；她皱皱巴巴的肌肉彷如一簇痛苦的紫色葡萄，在夕阳中成熟，被虫子啃食”。如此生动的形象，如此强烈的情感，让人没有理由去质疑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存在。这也许是图莫把这首诗放在故事之后的原因。它以逼真的描写和无法抵御的哀伤将于一瞬间淹没读者的情感，抹去因散文部分而产生的怀疑，使读者摆脱“贝基早已经死了”这个暗示性答案的误导。又因文本碎片间的互文性，在肯定诗歌中这个妇人形象的真实性的同时，读者自然而然地就会联想到贝基和她令人悲伤的生命。若贝基真实存在，那她就必然同诗歌部分所展现的这个妇人的形象重合。诗歌多重真实性的作用在此处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真实”是研究文学和艺术的永恒话题。关于“文艺的真实性”的讨论至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艺摹仿现实”的观点被广泛认可。近代以来文艺迅速发展，而相比其他文艺形式诗歌的发展却略显滞后。尤其在当代，对诗歌的研究过度聚焦于诗歌的形式而忽略了其内在的真实。《甘蔗》这部作品对诗歌真实性的巧妙运用为文艺研究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

[1]Webb,Jeff.Literature and Lynching:Identity in JeanToomer’s Cane[J].ELH, 2000,(1).

[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3]Toomer, Jean.Cane[M].US:Jean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93.

[4]王宝童.金域行[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