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昕翔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教务处，湖南 长沙 410205）

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获得多个国际奖项，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在这部电影中，他采用的仍是他一贯的写实手法和对社会底层老百姓的关怀和悲悯。他试图用冷静的镜头，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关注底层小人物的生活、挣扎、奋斗和迷茫。本文试图从故事情节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环境的描写三个方面分析《三峡好人》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

一

《三峡好人》的故事简单，情节简洁，给人较多的想象余地。在情节方面有两条叙事主线：第一线是山西煤矿工人韩三明寻找妻子和女儿，韩三明16年前买回一个四川媳妇，刚怀孕，就被公安局解救回去了，16年后，他来到三峡库区寻找失散的老婆孩子，可正逢三峡大移民，寻找的那个地址早已物是人非，几次三番折腾之后，他终于见到了前妻麻幺妹，但麻幺妹的哥哥麻老大欠一个船主三万元钱，麻幺妹被抵押给了船主，韩三明必须付给船主三万元钱才能带走麻幺妹，最后他与在奉节结识的拆迁民工一起去山西挖煤挣钱赎回妻子。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女护士沈虹，她来奉节的目的是寻找两年未归的丈夫郭斌。虽然她知道与丈夫的夫妻关系早已是有名无实，但仍想让丈夫当面给她个说法，最终，沈红见到了郭斌，他们在三峡大坝前拥抱，一曲舞后两人黯然分手，决定离婚，她孤独地离开三峡。韩三明和赵红都从山西而来，虽然彼此不认识，但都是去寻找自己的精神所在，三明满怀希望而归，沈红满载失望而去，两段感情不相交，却都那样真实地反映着社会的某些方面，他们的故事分别构成了本片的两条主线。

《三峡好人》影片的英文名字Still Life即“静物”的意思，“静物”隐喻着三峡地区人们物质的匮乏、生活节奏的迟缓。随着故事情节的转变，影片共分烟、酒、茶、糖四大部分，贾樟柯说这四件东西都是中国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东西，代表了中国人的普通生活，但同时又各有蕴意[1]。廉价香烟、山西白酒、巫山云雾茶、大白兔奶糖，都不算是生命的必需品，但给生命带来了细小的慰籍、短暂的休憩和一点奢侈的依赖，进而凝结了影片中每个卑微生命的悲喜甘苦。在影片中，这些普通元素不断以各种直接或暗示地形式出现，也许在许多物质丰裕的人的世界里它们被忽略了，但是在三峡人的生活中，它们是令人刺目的存在，人们的关系就是以这简单的“物”的形式表现出来。韩三明以钱为中介的买婚姻，最后回山西煤矿挣钱，赎回十六年前的老婆，挣钱又成为保存这份感情的动力，物质的欠缺在人们生活、命运中起决定作用。在沈红寻夫的情节里，我们看到了不同于韩三明的生活层面：官员、舞厅、联谊会、轿车，这一切都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文化符号：权力、金钱、欲望、规则；像郭斌这类人面对物质造成的巨大压力可能不是欠缺，而是剩余，更多的是人心灵上的问题，是剩余物的产物。

《三峡好人》的故事情节很平淡，似乎违背了戏剧性的规律，没有设置任何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和气势磅礴的场面。事实上，《三峡好人》并没让我们感到过于枯燥乏味，即使人物交流和镜头切换如此缓慢，我们仍然能够感觉信息的流动。正如欧阳江河先生所言：“贾樟柯面对如此真实的三峡影像，他在电影中放进了两个虚构的故事，但是这两个虚构的故事所唤起的又是生活中很真实的关于命运、记忆以及沉默的东西……电影对这样一种现实没有做简单化的处理，而是将许多复杂的东西不做表层评述、不做来龙去脉的交代，就那么做出不动声色的直接呈现，在同一个时间里，同一个空间里，将人的命运放在里面，物的状况也放在里面，然后在种种影像起起落落之间呈现出现实的质感和纹理，我们从中能感到电影本身的能量和深邃。”[2]

二

《三峡好人》真正体现的是对现代社会底层人物的关怀，对中国底层民众生存命运的现实叙述，通过描述底层人物的生存状况来展现现实，它不是纯粹的艺术虚构，而是纪录片似的现场展现，通过底层人物的矛盾心态和艰难抉择来激发观众对现实的反思以及对他们命运的关怀。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对现实主义下了定义：“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3]P683《三峡好人》塑造的人物都是普通的老百姓，都是中国当代典型的老百姓，并且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底层人物中的各色代表和他们的现实性格特征。

故事主人公韩三明是个沉闷木讷、沉默寡言的老实人，卑微而貌不惊人，导演在影片中用很多的细节表现这位“好人”的特点。他遭遇魔术表演设局的敲诈，开摩托拉客小伙的哄骗都不懂得反抗，面对麻老大对他的冷言冷语他也只能重复地说：“我就是想看看孩子嘛”，人们难免会对他被动的生存状态产生不满甚至是嘲笑。当他知道幺妹要很久才回来时，他便加入了拆迁民工的队伍，当他从废墟中挖出“小马哥”的尸体，安静的点烟祭拜；当他看到前妻生活凄苦，毅然回乡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黑煤窑打工挣钱，偿还麻老大所欠的三万元债务以赎回幺妹。影片结尾的定格镜头中，在冷灰色的基调里，以韩三明黝黑的背景作为前景，远景深处是同样黝黑的生命在一片废墟间的绳索上高空行走，命悬一线却有勇敢活下去的勇气。也许，他未来的生活正像走在钢丝一样艰辛，但他不会退缩，而会坚定地走下去，直至达到他的目标。

同样是寻人的故事，沈红比起韩三明多了些洒脱和坦然。她是一个既有知识又有传统的现代女性，她支持自己的丈夫出来创业，支持整个家庭，两年来只是静静等待丈夫的电话。从开始时主动找水，从来不买水一直在接水到不停地喝水的行动中就可以看出她非常紧张，内心焦躁不安，同时也反映了她的节俭，是她含辛茹苦生活的表现。如在在丈夫战友家休息的一晚，她从昏睡中醒来，湿热难耐，站起身打开墙上的风扇，随风扇摆头的方向转动身子，将衣服吹凉汗渍，这个场景似乎平淡自然，其中却带着一种疲惫、厌腻的情绪。历经了两年漫长的等待，她决定从山西来三峡寻夫，一路上也不忘用些小技巧去探听丈夫的感情生活，发现丈夫的背叛后，她也只是编织了一个变心的谎言选择有尊容、优雅的离开。

“小马哥”——当地的小混混，经常经穿洁白的衬衫还挂着娃娃似的笑脸，他很羡慕周润发式的黑社会老大的派头，因此他的铃声是周润发主演的《上海滩》的主题曲，他点烟的方式也模仿周润发在屏幕上的演绎，说话的口吻无一不模仿他所崇拜的偶像。“小马哥”只是一个小混混，终日无所事事，打架斗殴，他在旅馆里看录像，被人扔在长江边上为韩三明所救，他带人去云阳打架，给大家发“大白兔”奶糖，这几点在电影中是分散地表述的，但彼此之间互相呼应，互相渗透，最终，“小马哥”是死在一场几乎无人关心的争夺中，如果没有韩三明，就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其实，在“小马哥”身上，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崇拜黑社会老大，而另一方面，他无奈地感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方面他是逞凶斗殴，而另一方面，他又对韩三明照顾备至，心存善良。他在影片中就是社会上本性善良但又被生活所迫不得不残忍冷酷的那些人的代表，为了生存是他这一矛盾性格的根源。

影片还塑造了一系列底层人物形象，是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生命追求的真实记录。如沈红在找她丈夫的过程中，碰到一个只有16岁找保姆工作的小女孩；韩三明的女儿也只有16岁就已经在广东打工了，她的存在就像两张陈旧照片中的影像一样模糊，两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女却是这样的境况，让人心酸。面无表情的少年高声喝起了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使我们觉得可笑又可悲。和韩三明在一起拆迁的民工是中国当代的农民工代表，为了五十元工钱，终日在断壁残垣间劳作，他们善良友好、只会埋头苦干，生活异常单调，他们是中国主要劳动力的代表。当得知在山西挖煤一天有200元收入时但同时又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他们没有争论、没有犹豫，只是沉默。从拆房到挖煤，从一个危险到另一个更危险的地方，生存和贫困的现实让他们没有办法去选择。

《三峡好人》通过反映现代、讲述现实、走进现场，真实再现了库区底层人们的生存状况。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始终把镜头对准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小人物身上，通过小人物的命运与遭遇来折射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在他的镜头底下，饱含着对小人物深切的悲悯和理解，他也描述了小人物们在大的社会浪潮下如何掌握自己的人生，他们不愿随波逐流又没有能力与整个社会主流相对抗的现实。

三

所谓典型环境，不过是充分地体现了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包括现实关系的真实情况和时代的脉博和动向。《三峡好人》故事的地点设在拆迁中的古老的重庆奉节县城，这里因为三峡水利工程的进行而发生着巨大的动荡，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无数家庭被迁往外地，两千年历史的旧县城在两年之内拆掉并将永远沉没于水底，其实它是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面貌和生活状态。“这部影片，我觉得最为突出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它的背景，是正在拆迁中的城市，是那些裸露出来的钢筋水泥，是在废墟中不停地敲打。我甚至觉得“废墟”才是这部影片的主角……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同时具有一个纪录片的成就，纪录了我们这个变迁时代的重要痕迹和人们所感到的揪心的那些。这种纪录，使得这部影片不同寻常，给人深刻印象。”[4]

三峡工程是一个耗资千亿、涉及100多万人搬迁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工程。三峡工程的建设，使得四川很多地方都处于新形成的库区之中，最后海拔185米以下的居民都必须搬迁或者移民，三峡移民构成了中国世纪之交的最大风景。《三峡好人》所面对的三峡拆迁的真实历史影像，带有记录性质，而不是人造的摄影棚背景，通过很简单的寻亲故事来反映现代社会的状况和老百姓的生活。除了一些表现超现实的器物之外，在《三峡好人》影片中绝大多数景象、场境、器物都是库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需的。镜头把观众带进峡江山路、码头、渡口、渡轮、囤船、库区生活圈、库区家庭、库区工厂，随着镜头观众可以看到库区人们生活在一个杂乱无章、节奏缓慢的山区里，他们的物质条件相当匮乏，没有像样的家具，没有精美的饭菜，没有干净的被褥，可以说影片真正全面、完整、公开地向观众讲述库区移民艰苦的生存环境和相当匮乏的物质条件。电影中用了很多镜头表述了这样的场景：坐船到崇明岛的移民；到移民办质问移民款发放的居民；丈夫残废的妻子最后被迫选择去广东；被水淹没的青石镇5号和小马哥的家；在船上度日的麻家弟兄；群起拎着刀棒的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为每人50元而出去摆平拆迁钉子户的小马哥及其弟兄们。

与小人物的生活形成对比，影片展现了另一部分人生活环境。由于拆迁，沈红的丈夫郭斌从倒闭工厂的供销员一跃成为拆迁办的郭总，经常忙于各种应酬接待出现于宾馆舞池等豪华享乐场所，生活的实质就是虚假、伪善，对自己的老婆也是逢场作戏，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到生活艰辛的气息。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在面对质问他的群众道貌岸然地说：“一个两千多年的城市两年就拆了，能没问题吗？”这种细微而随意的描写，是最为触动人心的。如某老板投资了两亿元人民币建了“天堑变通途”的桥梁工程，他陪客人来桥边看夜景，居然夜景灯光没有电，老板很不高兴，拿起电话打给了一位官员，在电话中用命令的语气说“一、二、三、亮”，整个大桥顿时灯火辉煌，老板得意地展示着自己的作品。从这一细节我们看到，官员成了金钱指挥下的奴隶。

一般说来，现实主义作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细节的真实性，要有真实的细节描写，用历史的、具体的人生图画来反映社会生活；形象的典型性，通过典型的方法，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作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而不要作者自己或借人物之口特别地说出来。在《三峡好人》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风格和特征，影片把镜头对准了社会改革大潮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通过他们的生活阅历和情感经历向我们讲述了普通百姓面对社会变革的无奈和挣扎。在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这个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背后，隐藏着像韩三明、沈红这些个体命运的酸甜苦辣，个体的尊严和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尽管显得极尽卑微，但也向大家展示了小人物身上的正面价值，他们有真挚的人情，质朴的人性，更有承受苦难的力量和创造未来的希望。

[1]杨文火.Still Life——贾樟柯《三峡好人》创作谈[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7,(2):82.

[2]李陀,贾樟柯,等.《三峡好人》:故里、变迁与贾樟柯的现实主义[J].读书,2007,(2):3-31.

[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李陀,贾樟柯,等.《三峡好人》:故里、变迁与贾樟柯的现实主义[J].读书,2007,(2):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