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海

（合肥行政学院，安徽巢湖238000）

论造成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根本原因*

周德海

（合肥行政学院，安徽巢湖238000）

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61，成为当今世界上国内居民收入差距十分悬殊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另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造成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不够充分。

基尼系数；两极分化；市场化改革

基尼系数是经济学界的一个经验定律。虽然基尼系数的大小与国内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没有关系，［1］但是，从世界经济的范围来看，经济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表明这个国家一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

一 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反应

学术界普遍认为，基尼系数是展现差异程度的一种指标，是对收入差距进行定量分析的最常用工具之一。［2］由于基尼系数能够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因而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认同，普遍采用。国际上通常认为，当基尼系数处于0.3-0.4时，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合理；当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时，表示收入差距过大；当基尼系数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3］

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8，一路飚升到2007年的0.48，不仅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0. 4的警戒线，而且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2009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指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成为当今世界上国内居民收入差距十分悬殊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4］2010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5］2013年2月27日上午，经济学者陆德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中说：“这十年我们的贫富差距拉的是更大的。西南财经提供的数字，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61，0.61是动乱线。”［6］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是走了邪路了。”［7］

当基尼系数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或者说，当基尼系数威胁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许多学者看出了它的严重性。针对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美国的情况，有人一方面指出我国的基尼系数，由于存在着计算方法上的缺陷，以及在我国尚无一个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全国居民收入状况的统计指标体系等方面的原因，所得到的基尼系数很难做到精确；另一方面认定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我国改革开放、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和市场经济竞争规律、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是实行按技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必然结果。认为承认这种收入差距的合理性，是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的否定，是分配制度上的历史性进步；最后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和分配原则的公平性方面，不相信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差距会接近或者超过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之首的美国。［8］还有人从计算方法、统计口径、人口分组和收入统计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和缺陷，指出基尼系数存在的不足，［9］更有人以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为借口，否认基尼系数对我国的适用性。［10-11］而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通过重新定义基尼系数的算法，使我国的基尼系数被大幅降低，从而在根本上否认中国存在两极分化问题。［12］对这种刻意降低我国基尼系数的做法，有学者提出质疑。［13-14］

也许我国的基尼系数在计算方法上存在缺陷，我国居民收入状况的统计指标体系也有问题，但是，只要人们稍微留意自己的日常生活，关注媒体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实际，就可以深刻地感觉到我国的两极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至于基尼系数是高还是低，并不影响人们的这种直觉判断。大多数学者也都承认，在我国居民个人收入方面不断攀升的基尼系数，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居民个人收入贫富两极分化的实际情况。

二 国内学术界对造成我国基尼系数过大原因的分析

对于造成我国基尼系数过大、两极分化严重的原因，在国内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政府分配的财富比重过大，侵占了居民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普通民众的收入偏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行业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过高。［15］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实行的以农业养工业、以农民养市民、以农村养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民的收入偏低；改革开放在步骤上的先后和政策上的差异，使有的地区和行业得到的实惠较多，有的地区和行业得到的实惠较少，甚至有的地区和行业利益受到损害；还有在制度建设方面不系统、不配套，在政策和法规方面不健全、不完善，在执行政策和法规方面不统一、不严格，使一部分人可以利用现行制度、政策和法规的疏漏，通过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甚至巨额的黑色收入，迅速暴富。［16-17］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造成了地方政府财政负担过大，无力承担农村和贫困地区公共设施的建设，引发贫困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集中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更关心经济增长而不是收入的再分配和社会福利。［18］有学者认为，市场化改革是造成我国基尼系数逐年上升，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客观原因之一，［19］我国实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是造成我国基尼系数增长过快，两极分化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20］由于劳动力的过度供给使得劳动与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相比在收入分配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造成劳动和资本的收益失衡。［21］

对于上述观点，学术界中有人不尽赞成。丁冰先生认为，基尼系数适用于发达国家，同样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当然也适用于我国。但是，丁冰先生不认为腐败和国有企业的垄断，是我国基尼系数过大和两极分化严重的两个主要原因。在《当前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主要原因何在——与吴敬琏先生商榷》一文中，丁冰先生认为，把腐败与垄断视为基尼系数过大的主要原因未必恰当。丁冰先生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决定交换和分配的理论中，认为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腐败和垄断，而在于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和分配环节。据此，丁冰先生把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主要原因，指向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两个方面。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上，丁冰先生认为，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过度膨胀，是导致基尼系数过大的根本原因。其中，私营企业主的平均年总收入大大高于职工的年总收入，少数大型民营企业的高管人员年薪与普通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更是高达几十倍，上百倍甚至几百倍。在这种背景下，国有企业的高管也纷纷效仿，普遍推行高额年薪制，进一步拉大企业高管人员与广大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在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都无不直接、间接地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包括高额年薪在内）的成长壮大有关。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还可以看到，在依靠所谓‘三套马车’（私企收购、管理层收购—MBO、境外合格投资者—QFII收购）来参与国企改制（私有化、外资化）的‘国退民进’浪潮中，有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形成大量新的贫困群体，从而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的现实，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出基尼系数增长的原因何在了。”［22］与丁冰先生的观点相类似的是，有学者把我国目前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在意识形态上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严重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的某些决策和改革措施的执行，使私有化、市场化的暗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23］

对于腐败与基尼系数的关系问题，丁冰先生认为，现在确实腐败成风，但是它对基尼系数影响不是主要因素。因为揭发出来的腐败分子基本上被罚得倾家荡产，成不了富人。那些没有被揭发出来的人，因为他们的财富是秘密的，不在计算基尼系数时的统计之内，因而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22］关于这个问题，丁冰先生似乎没有意识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有权的人，利用商品价格双轨制谋取私利，到80年代后期的“官倒”“走私”，到90年代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大量的国有资产被有权势的人侵占，再到国有企业被“恶意”经营，造成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在这一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富翁，几乎都与党政机关官员和国有企业高管的腐败有关。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后来的私营企业主。仅就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而言，他们在银行的存款，是可以计入基尼系数的统计之中的；腐败分子所得到的金钱，是可以在行贿者的财产中统计出来的。除此之外，尽管目前中国党政机关官员的工资不是太高，但是，他们的子女、亲属却很多是富人。原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指出：“有些官员自身看起来账面财产并不是很多，但是子女的财产非常多。很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子女、通过亲属反映出来的。”［24］“坦诚来讲，老百姓不满意的，就是有些官员自身看起来账面或财产并不是很多，但子女的财产非常多，这个问题就很难界定。从现在揭露的很多案件都可以看出来，很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子女、亲属反映出来的。”［25］这些官员子女和亲属的财产，绝大多数与官员们利用权力为他们谋利，或者是直接来自官员们的腐败行为。因此，党政机关官员们利用权力为他们的子女、亲属谋利，或者把自己受贿的财产直接转移到他们的子女和亲属的名下，这些财产与我国的基尼系数是有直接关系的。况且，在某些腐败圈子里，早就流传着“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名言。

三 造成目前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改革不够充分

按照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所有的商品都具有自由和平等的特性。马克思说：“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26］204“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26］104各种商品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公开的市场竞争，最终实现等价交换。因为是等价交换，谁也没有占到谁的便宜，因而是一种公平的分配，也许是目前世界上最公平的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国的民营企业主或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较高，确实是造成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一个原因，但是，靠勤劳和诚实经营的民营企业主或私营企业主所获得的较高的个人收入，靠的是他们的资本的投资收益，并存在高风险。这属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等价交换原则，因而他们的较高收入，属于公平分配的范畴。这就像在体育竞赛中，只要规则合理，执法公正，金牌被所有参赛运动员中的一人获得，其他的参赛运动员也都是心服口服一样。至于民营企业主或私营企业主中的一些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所获得的收入，他们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是一个经济学以外的问题。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说的商人通过提高商品价格获得超额利润的情况，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一样。因为互相提高商品价格，最终会被相互抵消。

在笔者看来，造成目前我国基尼系数过大、两极分化严重的根本原因，正是学者们所说的国家垄断行业员工、国企高管和党政机关官员的实际收入过多，以及部分党政机关官员的腐败收入巨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不够充分，由国家垄断所造成的一些人能够轻易获得巨大的个人收入有关。至于由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剥夺农村和东西部发展差距等方面的因素，则是比较次要的原因。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中，所有的商品在市场竞争中，都只能获得平均利润率。而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只有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在这些垄断企业中，一种是通过技术创新占据市场的制高点，从而在商品市场上处于暂时的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另一种是通过建立企业联盟，凭借着他们在商品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制定垄断价格，获得超额利润；再一种就是与国家的政治权力联姻，或者通过国家制定的准入制度阻止其他同类企业进入，或者通过制定倾斜政策打压同类的其他企业，使某一企业或企业集团占据商品市场的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其中，除了第一种情况以外，后两种垄断都是非市场性的。丁冰先生在《当前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主要原因何在——与吴敬琏先生商榷》一文中，把垄断区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垄断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垄断”，并以1998年美国司法部控告微软公司的垄断行为，在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司法部撤销对微软公司的指控为例，认为“他们反垄断是假的，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垄断”的观点，［22］我认为可能与事实不符。美国反微软公司垄断案，经过近十年的较量，微软最终艰难而幸运地避免了被拆分的噩运。有学者认为，究其根本原因，是美国的反垄断政策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维护价格竞争转向促进科技创新。政府意识到，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用拆分来破除垄断已然落伍，所以才选择与微软化干戈为玉帛。［27］微软公司的捆绑销售行为，在小布什政府的司法部看来，那是一种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垄断，似乎不能把它归于假反垄断的行列。对于微软公司的捆绑销售行为，美国前后两届政府司法部对其采取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应当属于认识上的分歧，而不存在真假反垄断的问题。至于对垄断进行社会制度的区分，我认为完全没有道理。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垄断还是资本主义的垄断，只要是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垄断，都是不思进取，不愿创新，在低效率的基础上赚取超额利润。严格地说，我国的国有垄断企业并不都能在市场上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一些企业尽管低效，但却能够获得巨额的国家财政补贴。如果考虑到所有的国有垄断企业的员工和高管都拿着远高于其他同类行业员工和高管的工资和年薪，也可以把国家的巨额财政补贴看成是它们获得的变相的超额利润。［28-30］因而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垄断，还是资本主义的垄断，只要它们是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垄断，只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和消极的影响，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因而它们在本质上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区别。

从理论上讲，在国家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全国人民之间，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相互满足对方需要而进行交换的市场关系。在现代的民主国家中，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都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公开的市场竞争获得他们的劳动岗位。他们在各自的劳动岗位上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的劳动报酬，完全符合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因而既是公平的，也是合理的。因此，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按照马克思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的要求，提高全社会的自由和平等程度，完善法律制度，优化市场环境，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与他们付出的劳动等价的报酬创造良好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包括国有企业的员工、国有企业的高管、国家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劳动者，都必须在自由和平等基础上，通过公开的市场竞争获得他们的职位。在他们离开自己的职位以后，都是相互平等的社会公民。所有的公职人员在退休以后，实行统一标准的退休金制度，任何人都不能享受国家法律规定以外的特权。

因此，只有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改革，才能把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员工、高管的超高收入回归到公平和合理的水平，杜绝国有企业的奢侈浪费和乱发福利；［31-35］通过政治体制中的管理制度的改革，把国家党政机关中的冗员、冗官精简下来，所有党政机关和部门实行一正一副领导干部制度，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实职官员“官多为患”和虚职官员“人满为患”的情况；［36-37］改革领导干部在职务和待遇方面“能上不能下”的弊端，［38］把国家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过高的实际收入，调整到与他们的劳动性质和劳动强度相当的知识分子的工资水平，［39］把国家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畸高的实际收入，降低到与他们付出的劳动大体相当的水平；［40-44］改革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的工资制度，取消他们个人的公款消费待遇，除某些特殊情况外，如国家元首享受法定的专机、专车和严格的警卫外，其余人员的所有个人消费，都必须从个人的工资收入中支出；减少党政机关过多过滥的会议，压缩会议经费的支出，严惩会议腐败；［45-47］严格党政机关的预算制度，改变各级政府年底突击花钱的状况；［48］严格政府采购制度，根本改变政府采购中“宁买贵的，不买对的；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乱花钱的情况。［49］我相信，通过这些措施，把从国有企业和国家党政机关省下来的钱，用于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我国过大的基尼系数和严重的两极分化应当能够得到缓解。如果再辅之以累进所得税制和遗产税制的实行，我国的基尼系数完全有可能降到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

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充分的市场化改革，在市场化改革中建立起来的劳动者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开竞争的用工制度，也是一种比组织内或体制内监督更加有效的社会监督制度，再加上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治和强大的新闻媒体监督，国家党政机关官员的腐败就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至少他们在打算搞腐败的时候会有所顾忌，不敢任意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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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骆晓会

On the Basic Causes of the H igh Gini-Coefficient in China

ZHOU Dehai
（Hefei Administration College，Chaohu，Anhui238000，China）

Gini-Coefficient in China has achieved 0.61，which represents that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with thewidest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A World Bank report concludes that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in China has surpassed that in the US，and polarization of income in China has become the severestone in the world.The paper pointsout that the inadequatemarket-oriented reform is the essential cause for the high Gini-Coefficient in China.

Gini-Coefficient；polarization of income；market-oriented reforms

F047

A

1674-117X（2014）01-0104-06

10.3969／j.issn.1674-117X.2014.02.019

2013-07-18

周德海（1950-），男，安徽巢县人，合肥行政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