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淑贞

(山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西临汾0410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两国政府的牵桥搭线，使得菲律宾华商有意识地回祖居地寻找投资的机会。尤其是拉莫斯总统于1993年4月率工商业界人士访华后，菲律宾华商在华的投资规模和频率逐渐增大，这一现象成了学者关注的热点，对华商有了专门的研究。然而，近十年来对华商研究大多侧重于在华投资的客观环境、规模、领域和地域等传统命题和宏观方面①俞云平:晋江侨乡侨外商投资的特点及作用［J］ ，海峡科技与产业，2000年第5期;吴瑞君，尹雯雯:华侨华人创业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市的调查［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3月。，少数研究企业管理则倾向于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企业文化与精神方面②龙大为、任志强、梁晓钟:《海外华商在侨乡企业的管理模式探析——以员工集中管理与内部化服务为中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03期，如龙大为等学者化了多年的时间对侨乡企业进行的员工管理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华商企业在管理中形成大家庭式的文化环境;饶志明，郑丕谔:东南亚华商管理模式的文化与制度分析［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也有学者对不同国别的华商分别作了考察，如马来西亚华商等③参见郑达:改革开放以来马来西亚华商对华直接投资［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3月等。，但对菲律宾华商的研究重点在菲国发展趋势④饶志明:菲律宾华人财团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 ，东南亚研究，1997年2月;王晓东:从上市企业看菲律宾华商企业的发展特点和趋势［J］ ，亚太经济，2010年第5期等，都是对菲华商在菲发展状况的研究。，对于在国内投资与经营管理的特点近十年来关注较少，对于投资行业的研究更是空白。

本文选择从教育角度来考察其投资管理模式:一者菲华商由于历史的传统对祖居国教育关注多，且在教育投资已形成了系统性，便于集中研究;二者，近年来民办院校蓬勃发展，对民办院校的管理也一直是教育工作者们思考的问题，但以往对民办院校的讨论大多“就教育谈教育”，未曾从投资的角度来观察，本文试从菲华商所投资的学校作一考察，从他们的办学特点看华商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理念，同时也体现民办教育的投资环境。

一 菲华商在教育行业投资的特点:“情”字领先，利益随后

一直以来，华人华侨都以捐赠方式来振兴祖居国的教育。随着中国教育市场的开放，他们重新用市场的眼光来审视和考察教育。出于教育理念和管理方式的不同，他们利用自己的资金和方式直接参与教育事业。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菲律宾华商纷纷在华大、中、小学等进行了投资。他们投资的方式体现了对教育投资的复杂感情，即感性与理性的综合体。

(一)“情”字领先——校址的选择具有强烈的地缘因素

在闽南地区，华人华侨衣锦还乡之后必会在家乡做些慈善活动，教育是其主要的内容。每年当地中小学校都能收到当地华人华侨的大量捐款。而他们的赠与对象一般是在自己的家乡或与本人有一定的关系的学校:母校，或父母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等。如南安第二实验小学新校区，就是全部由学校所在地的南安大庭及周边村落籍的侨亲所捐建①参见《福建省南安市第二实验小学(原崇诗学校)100周年校庆纪念特刊》。。一般来说，投资商在对于投资地址选择时把所考虑的地理、周边环境等因素置于首要因素，因为地址的选择直接会影响到产业的长远发展。华人对乡土具有浓厚的感情，而这一情结突破投资考虑的决策因素之限制，对于那些“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成功华商来说，乡土意识放在各种决策因素的首位。对他们来说，办教育就应该办在家乡，这样才有利于家乡的发展，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如当时福建师范大学与菲律宾华商在合作办学时，曾建议对方把学校建在厦门。厦门地理环境优越，交通方便，并可以享受其他一系列政府给予的优惠条件。而当时南安籍的投资方就明确表示，“我们是南安人，怎么能把学校办在厦门?”坚持把学校建在了其家乡——南安康美镇②2013年5月，在对菲律宾与多位股东:戴先生、苏先生、陈先生交谈时都明确表示，南安人就必须要为南安做事，才对得起南安的父老乡亲，在此一并感谢他们耐心地接受本人的访谈。。同样，泉州现代中学董事长戴国兴，他选择地点也是他生长的地方——泉州。东方学校、心谷幼儿园等无不例外都是选择在其故地或家乡办教育。当然，这些地域的选择为当地的经济建设作了贡献，提升了当地的人文环境，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从而也带动了当地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环绕校园商业圈。同样，这些校址的选择对学校进一步的发展带来了约束，成了学校发展必须要突破的瓶颈——地理、交通的局限。

温州大学的学者曾对温州的海外华商进行过样本研究，“在海外华商的调查中，这些理性因素却排在靠后的位置，自我评价、自信心、自我理念以及周边人的影响等较为感性的因素影响权重更大。这表明理论上的理性决策与真实的实际决策存在差异，真实决策中个体的风险认知更受主观心理以及旁人的决策行为等感性因素的影响，显示出非理性决策的倾向。［1］”而菲华商在校址的选择上正体现了华商的非理性决策的倾向，乡情、家乡父老对他们的评价等因素战胜了其他理性决策因素。

(二)利益随后——选择当地的资深教育资源作为合作对象

郑达在对马来西亚华商在华投资的考察中得出他们“多数采用合资经营的方式，在合资经营中马来西亚华商投资比例约在25%－75%之间。”这是由于“马来西亚华人企业跨国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集团本身的国内发展筹集资金、积累经验、引进技术和合作伙伴以及寻找出口替代市场，以此推动集团利益的多元化”［2］。而菲华商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则迥异于马来西亚华商，他们采取与国内的教育机构合作，由菲华商出资。

教育有非常强的专业性和规律性，为了能更快进入角色，他们几乎都同样地作了一个举动:寻找合适的合作对象，与当地的优秀资源建立合作关系。如泉州现代中学，与重点中学泉州七中建立了关系，于1995年成立了泉州七中分校(后于2005年更名为“现代中学”);南安东方学校，他们选择了南安市的重点中学——南安一中，成立了南安一中分校;南安大廷的幼儿园，也与南安重点幼儿园梅山国专幼儿园建立联系，成了南安国专第一幼儿园分园。依托当地资深学校可以为新学校的创办保驾护航，减少投资风险。

1．依托已有的公立学校资源，使民办院校能快速步入正常轨道与程序

“依托公立高校办学的独立学院可以在品牌、师资、管理等主要‘软件’上与母体高校实现资源共享，有着一般民办高校所没有的优势，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办学，具有办学起点高，见效快，易上规模，上档次等特点。［3］ 245”不管是高校抑或是中小学还是幼儿园，在教育管理上具有同样的效果。1997年，菲律宾华商戴天恻先生以其先父名义在乡创办“心谷幼儿园”。最初，该幼儿园免费入学，请当地乡村教师进行管理，但在管理理念和方法上比较单一。2000年之后，其侄戴新民先生接替其叔的担子，继续接管幼儿园事宜。为了能改变这单一教育方式，让乡村儿童能更好接受教育，他们与当地优秀幼儿园建立了合作关系，成立南安国专第一幼儿园的分园。南安国专每学期下派老师赴心谷教学，并帮该园培训幼儿教师，共享教学资源。再如，1995年，戴国兴先生和其母校泉州七中合作办学，成立泉州七中分校(后改名为“现代中学”)。泉州七中同样在教学资源上可以提供便利和协助，使得现代中学很快走入轨道，成为蒸蒸日上的现代民办中学。

与当地的优秀教育资源建立联系，有利于依托原校的优秀资源，如知名度、教师资源、管理经验等方面，可以快速地提升新办学校软件资源短缺的瓶颈。成立于2001年的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它更能体现共享公办资源的优势。在办学前几年，教师全部由福建师大下派，直至2004年公共课师资建设才全部完成。其他学校也都如此，合作方派老师直接到“分校”教学，指导教学管理、培养该校的师资。据2002级信息管理专业的李同学说，“我们当时的教师全部都是由师大下派的，采用的课程与师大一模一样。”在空白地点能快速地建立一所新的学校，最佳的选择便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福建最早的侨资民办大学——仰恩大学也不例外，“最初由福建省教委和华侨大学共同管理，成为华侨大学的一所直属学院［4］ 209。”

2．利用当地优秀教育资源，有利于学校的招生

生源，是学校生存的第一根本。学校必须找到合适的生源渠道以保证生源。90年代以前，中国教育的招生都是传统教育体制下的招生模式，按照分数来排定学校，教育机构并没有安排多余的资源来提供学生选择的机会。民办院校的创办弥补了这一缺陷，同时也给公办院校提供竞争对手，可以促进公办院校提高办学质量。但是，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是否要选择不知名的民办院校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在同等条件下，大部分家长都会选择公立学校。为了招生只能寻找当地教育资源，就如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的招生部老师说，我们去到下面学校招生，利用师大的资源:校友关系、师生之谊，帮忙宣传招生①2012年9月，于招生部老师谈话中了解。。而对于中学来说，许多学生和家长的选择都是冲着“泉州七中”“南安一中”等重点中学分校的名头而去。南安东方学校刘老师说，我们的校长请的就是南安一中的前校长，在当地很有名气，大家都相信老校长的管理能力和水平，自然也对我们学校产生了信任。②2012年9月20日，对刘鹏辉老师的访谈，于东方学校，感谢刘老师的接待。

3．规避行业风险

由于长期在海外创业投资，海外华商对国内投资环境、情报信息以及可利用资源等不及本土商人熟悉，这使其在归国投资的过程中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因素［1］。从投资角度来说，菲华商在华的投资尽管出于乡情乡谊选择在家乡建校，但是对于教育行业要求和规定不熟悉。国内本身对于“教育产业化”的讨论方兴未艾，对民间资本冲击传统教育市场还未完全接受，法律和法制也还在逐渐完善中。如果某一环节发生差错，易造成资金和人才的浪费，更会让其他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其创建初，国家出于对民办教育的保护要求先与国内资深学校建立合作，以保证新校健康、稳定的发展。华商从实际出发，也选择资深学校合作办学，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资源的浪费。正可谓“大树之下好乘凉”，让教育专业人士去解决办学过程中出现的专业问题，规避行业投资风险。如闽南科技学院在2004年“红牌危机”的化解，就能充分体现这一优势。

(三)情利兼顾——利用资金优势打造一流硬件资源:环境和设施

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相比，缺少品牌和知名度，而这需要时间的积淀。为了生存，在短相间内只能从硬件设施与老牌的公立学校竞争，利用雄厚的资金实力，打造现代化的教育环境和资源，用齐全、现代的设备来吸引更多学子入校，这其实也是资金优势所产生的效应。投资人出于对教育的热爱、家乡的感情，他们也舍得投资。东方中学在投资后并未急于收回成本，还一再地为了学校建设而再投资。现代中学的董事长戴国兴就常说:“学子们就像我的孩子，我矢志提供最好的条件，聘请最优秀的教师，培育他们。”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校六年来他就为丰泽区内贫困学生减免学费达1170万元之多①参见《菲华泉州南安公会成立十五周年特刊》，第5－6届理事长介绍，第30－34页。。

能在一所优美的校园里学习和生活，这是众学子梦寐以求的。但美丽校园的打造需要一定雄厚的资金实力为支撑。中国传统的中学，基于资金等原因在校园环境建设上比较欠缺。菲华商则充分利用其资金实力打造一流的校园环境而博得学子们的欢心，为学子们创造优美的学习和休息环境。菲华商投资的校园景色优美，别具闽南特色。闽南科技学院、东方学校、现代中学和心谷幼儿园无一不成为当地耀眼的景点。从各校的BBS同学的评价中，都对建筑风格和景色加以赞扬。闽南科技学院在建设了实验楼和图书馆后，还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增加一个个具有闽南特色校园景点，并书上名人名言，文化气息浓厚，把一个荒芜的乡村小镇打造成现代化高校。傍晚漫步校园，成了周边居民悠闲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处在偏僻乡村的心谷幼儿园，自2006年后，园内全部铺设了绿色的橡胶草地，游乐场、滑滑梯、表演舞台等设施齐全。实现了创办者“为当地儿童提供优质教育”的初衷，使附近乡村儿童受益。

二 菲华商对学校的管理模式:以契约为中心，市场为导向

契约从法律角度来说，是一种约定，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本体上存在四个重要内容，即自由、平等、信守、救济。其中诚信，是契约精神的核心。菲华商在多年的经商过程中，把儒家文化中的诚信充分发挥到极致。“华商之间，只要两厢情愿的生意，在相互信任或信用的基础上，一个电话即可成交，甚至可不用订单，有时连一个纸条都不用”②转引于龙登高:《海外华商经营模式的社会学剖析》［J］ ，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中吴文焕的观点。，而这种诚信正是建立在对契约精神遵守的基础上。长期浸淫于市场的华商把根深蒂固的市场意识同样也渗透到办学中，形成了“以契约为中心，市场为导向”的管理模式。

(一)菲华商与校方间的契约关系:“委托—代理人”制

国内学者对菲华商感兴趣的限于六大班，即大集团公司或大企业，但在菲律宾更多的则是中小企业群主①据笔者考察，菲律宾华商企业规模都属于中小型企业，但每人都拥有几个企业，企业间产品并没有紧密联系，在股东间也并未固定合作，故笔者称之为企业群主。。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基于个人力量的有限性，一般来说，为了能增强抗风险性，他们都习惯于彼此合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华商们带有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与观念，在共事过程中，他们形成强烈无形的契约观:即合伙人中由一人主要负责处理事务，其他人不会再去干预。因此他们间的合作关系一般都比较稳定、融洽。他们自是把这一投资习惯与管理理念带到中国。再者，菲华商在菲律宾有自己的事业，无法全身而退而经营在华的事业，只能寻找合适的代理人来负责具体事务的经管与管理，按照契约和协议，代理行使其权责，他们便不会进行日常干预。如此一来，便在整个事业的管理上建立了稳定的“委托——代理人”制，而这“委托——代理人”制则成了民办学校里最成功的典范，其代理人的权限比较高，这样有利于经理人在决策上的灵活。

菲律宾华商所投资的学校中采用“董事会决策，院长(校长)负责”制，董事会由股东、合作方代表和校方三方人员组成，由投资方的股东担任董事长一职，董事会人员的结构有利于决策力量的均衡。《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九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设立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4年版。。目前全国民办学校大都表示建立了董事会制度，然而，到目前为止，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运行基本是失败的。一项基于全国45所民办高校的调查表明，由董事长个人主导决策的高达近3/4。［5］在民办高校或一些国有民营的学院中，董事会一般由投资入股的股东选举产生。他们事无巨细，均须报请董事会批准，严重挫伤了校长的办学热情。正如黑龙江一所全国知名的民办高校校长说:“民办高校谁出钱谁打天下，谁说了算，别的全没用!”［6］ 26

菲华商在院长(校长)负责制上是比较成功的，闽南科技学院前院长黄国盛教授表示，在他任职期间，学院的内部管理全权由院长负责，董事长不会来干预。现代中学、东方学校相关领导也表示，“在整个学校的管理上，实行校长负责制。董事长全放权”。学校管理权限上自由有利于对学校各项具体事务管理与决策。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董事长助理戴景星先生表示，学院的具体事情由院长来管理，如果需要我们董事会支持的事项，我们再出面(当然一般是指资金方面的要求)③于2012年10月对戴景星先生的访谈，感谢戴先生的接待。。多年来，校方和投资方都已经建立了良好默契关系，避免了“资金至上”的尴尬。

学校代理人的选择，一般由合作方从本校内部挑选合适的人选，这样可以减少一定信息甄别的时间和成本。然而，这也会导致学校代理人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与合作方的雷同。在初创时，这种方式可以使学校较快地走上轨道，然而在进一步发展中，很可能会被惯性思维和方法所约束，缺少创新和活力。

(二)菲华商对学校的定位:以市场为导向，确定培养目标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的秦和院长认为，民办高校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紧紧围绕市场办学，离开市场就没有出路，就会垮掉［7］ 115。这一任务对于中学来说同样也适用。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今后入学儿童自然逐渐减少。据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估计“高校生源在未来10年持续下降，再往后10年相对来说保持平稳。未来招生与生源将会倒挂，也就是计划招生的人数会远远多于报考人数。届时，很多学校势必会因为生源奇缺而倒闭［7］ 270。”由于生源不足，许多乡村中小学校进行合并，这已是全国普遍的“合并校”现象。①许多文章都在探讨和解决“合并”校出现的问题。对当前农村“合并校”问题的思考，罗娜等:关于农村中小学合并现象的调研报告，http:∥www．zgxcfx．com/Article/53215．html)这给民办学校提供了未来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的信号。对学生来说，他们将面临更多的选择机会。如果没有合适的定位，那么学校将失去竞争优势。有学者认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高校之间存在着日趋激烈的竞争，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存在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一所高校要可持续发展，必须首先解决好定位问题②马学雷(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20年中国民办大学生态环境与发展战略》，编录于龙小农主编:《生态环境及发展战略:私立大学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当然这个问题，民办院校更为紧迫。

现代中学则采用战略管理中的“SWOT分析法”、“战略3C理论”、“标高管理法”等理论，确定学校的培养目标为:“现代校长、现代教师培养现代人才”，要让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从生存角度来说把升学率作为中学教育的主要攻破点，且不论这一目标定位是否科学，但就目前还是以升学率的高低来评价中学的优劣这一教育标准来说③至于这评价标准好坏与否，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至少在目前作为一所中学要生存下去，抓升学率是国内院校的采取的主要方法。至于其他的评价标准则太远，家长和学生们一时难以进行评估。每年各中学都以升学率多少作为该校的成绩，教育部门并对升学率高的学校和班级分别给以一定的奖励，由此就可见一斑。，民办学校以此为突破点也就无可厚非。但至于如何提高升学率，则每所中学根据生源情况制订了一套适合自己的方案。现代中学打造跨国人才——为出国留学作准备;而东方中学则把目标定位在生物、体育、艺术等特殊专业学科的培养，这种培养方式在中学比较有特色。对于幼儿教育则比较重视“综合能力”，主要体现在对孩子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和表演能力的培养，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戴新民董事长不管多忙都会从菲律宾赶回来参加孩子们的节日，观看他们的表演。

高校所面临的市场便是就业市场。人才培养的评价由用人单位来负责，而其依据则是学生的就业率及在个人取得的成绩。后者尽管更有效但时效性太长，一般难以依据，只能以前者为评价的主要依据。为了实现就业率，针对这一终极目标市场，在分析了其就业市场和地域环境的基础上，从而确定“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办学定位，并针对“泉州地区多为中小企业且企业对制鞋、陶瓷、服装、建材、外语、国际贸易、营销、石油化工、信息、生物制药等方面的人才需求旺”这一特点，在学科设置上增设相关的专业。④闽科院第十三次董事会工作会议，学院工作报告，2007年9月9月。

三 菲华商与周边关系:与当地政府和媒体保持常态互动

当地政府是学校存在必不可缺少的土壤，同时政府所具有强大的社会资源整合和协调功能是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企及的，能获得政府的支持将大大加快学校的建设步伐。投资方也深知地方政府的功能，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

1．利用个人的社会名望与当地政府保持良性沟通和互动

投资者都是菲律宾巨商大贾，由于侨乡优良的传统，华人华侨在经商成功后都纷纷在家乡做慈善，慈善活动提升了其社会名望。而当地政府也利用华人华侨的故土情结，希望他们能回国投资，并希望他们能为家乡建设尽点力。闽南科技学院董事长戴宏达先生在菲律宾创业成功后，每年都会对故乡捐款建设，单就他们家族为村里“修建村水泥路、网络监控、联防经费、老协会址及历年经费、排洪渠、村路灯”等，据可统计数据为400多万(从2001年至2012年)⑤数据和项目由南安大庭村委会提供，于2012年12月收集。，同时对南安市内的各校捐赠活动，如南安实验二中、侨中、国专等南安中学。闽南科技学院、东方学校和心谷幼儿园的董事长戴宏达、戴新民昆仲于2006年获得福建省人民政府捐资超千万立碑表彰，相关媒体大幅跟踪报导①《福建日报》，“戴宏达与其昆仲捐资兴建各项公益事业的款项达数千万元人民币”，其中他个人捐资1048万多元。。现代中学的董事长戴国兴先生也曾说:“热爱同胞从孝敬父母开始，热爱祖国从关心家乡开始”。历年来，他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投入达1000万元之多，率先捐资200万元创立“泉州七中助学奖学基金”，他向南安市第二实验小学捐建了以父亲名字命名的“戴天悯科学楼”;2008年，为泉州师范学院捐建“戴国兴公寓楼”;在华侨大学，他捐建“戴国兴大楼”学生宿舍楼等。福建省人民政府向戴国兴颁授了“乐育英才”金匾、奖章;2008年10月，泉州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捐献公益事业特别突出贡献奖”，并授予“造福桑梓”金匾②《闽商》，2009年2月，封面人物介绍。中国新闻社、《福建画报》《福建侨报》《泉州晚报》及菲律宾各华文报刊等主流媒体多次报道了他的事迹。。这些慈善活动和事绩，使地方政府与他们保持良性互动关系。

2．运用其个人的社会活动能力来带动学校与外界的交往。

中国的学校一般都是低调、不张扬，与媒体联系相对较少。但是作为新建的民办院校却不能一味地埋头苦干，市场并没有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去作此项准备。当他们独立面对社会时，他们就需独立承担风险成本。为了能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地位，他们必须抛却“羞涩”面庞，大方地站立于世人面前，展示他们的独特风采，这就需要媒体的宣传，使世人较早能了解它的存在。企业家出身的投资方更明此理，积极配合宣传活动。菲华商利用其国内外多项社团头衔及其活动能力，引导学校与外界沟通。

他们可以利用政府召开的各种联谊活动，联系海外同胞，带领他们参观学院，这样提高了学院与外界的联系，同样也便于学院走出去，拓宽了办学视野。如，2008年正月福建举办的“海峡西岸闹元宵全球华人盼团圆”的联谊活动，戴董事长应邀回国参加，活动后携部分爱国华侨一同参观闽科院，“详细了解过去一年我院在办学规模扩大、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等各项事业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并就我院新一年的工作给予关心指导③参见院办:《戴宏达董事长应邀回乡参加“海峡西岸闹元宵 全球华人盼团圆”活动》，2008年3月13日，《闽南科技学院报》。。”2013年4月27日，戴宏达先生陪同新驻菲律宾特命全权大使马克卿参观闽科院，④中国驻菲律宾特命全权大使马克卿阁下莅临我院参观考察:http:∥mnsti．cuepa．cn/show_more．php?tkey=＆bkey。诸如此类的活动，带领闽南科技学院走进媒体，走入世人眼中。

同样，身为菲律宾华商联总会董事、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董事、菲华各界联合会副主席、曾任泉州公会理事长的现代中学董事长戴国兴先生，经常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与国内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既提升了董事长个人声誉，从而连带地也提高了学院的知名度。戴宏达、戴国兴先生等个人的人物介绍进入百位华商领袖及菲华精英行列。⑤福建画报社，菲律宾《纵横》杂志社编:《菲华精英》，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2004年5月，第138－141页。

四 结论——对以前研究突破和补充

通过本文对菲华商在华教育的投资与管理的考察，从中体现了菲华商的管理特色，而这些特色应是其他学者研究中未曾体现:

其一，菲华商在华教育管理以“契约”为中心，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对华商管理以“家族”为中心的管理理论。在以往研究中，学者大都认为华商的管理以家族为中心，并对他们管理中的家族文化和精神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是从菲华商在华的学校管理中，却充分体现了其契约性，采用“委托——代理人”。无论是从董事长代表股东的利益参与对学校管理的监督和决策，还是董事会授权校长(院长)进行学校教学管理，全都实行这一委托机制，未曾见狭隘家族文化与意识。当然在这委托关系中，他们也承担着委托代理人的风险，但是一向以“契约为中心”的菲华商已经习惯并严格遵守这一代理制，而这种工作方式和做事习惯一直延伸到祖居国所投资的教育行业(至于其他行业是否如此，还有待于新的考察)。董事长代表股东们的利益对学校的事务进行决策并监督校方对学校的管理，尽管彼此间没有签订任何的协议和约定，但“契约”观念已深印人心，其他股东不干涉代理人的工作和事务，保证了代理人的权限和自由。这显然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对华商经营管理中以家族为中心，“任人唯亲”的管理方式。

其二，菲华商投资办学“义”与“利”兼之。国内学者对华商在华投资的动机分析一般有两个倾向，从最初的“爱国爱乡”到后来的“利润驱动”型。当然，“利润驱动”的投资型有利于保护他们在居住国的行为，但这种论调谈久了却也掩盖了其投资过程中的情义因素。通过本文对教育的投资考察可见，菲华商在华投资中，“情义”与“利益”两者皆有之。在最关键将影响学校未来长久发展的校址的选择上，菲华商的乡情因素压倒了理性因素的经济考量，“义”为首选。但是在管理上，学校要生存则必须要有一定的“利”，作为民办院校，它既没有源源不断的国家经费拨款，也没有其他民间资本的捐赠(在中国捐在多限于公办院校)，只有靠有限的投资和学生学费作为办学经费。教育的创办不同于一般其他企业，它需要连续巨额的资金投入，不可以随便伸缩办学规模。因此，许多办学者皆因资金后续跟不上而难以为继。因此，在管理过程中则渗透着成本和“利润”，以市场为中心，满足市场的需要。尽管从教育角度来看，这存在一定的短视和功利性，但从学校的生存来看，这也无可厚非。因此，对民间资本在教育的投资不能简单地定位和分类为“营利”和“非营利”学校。

其三，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教育公平是国家对教育目标的呼唤，但是教育公平首先应体现在各类办学资源上的公平。办学资源的公平，则首先应把民办跟公办学校纳入同一等水平，即教师待遇、政策倾向等方面，只有在公平的环境下，才能实现人才真正的“自由”流动，人才的“自由”流动才能保证各种办学资源的平等使用。从菲华商投资教育过程中可知，民办教育在目前教育制度下办学环境极大地不公平，如法律政策、相关政策等，正由于外部环境的不公平，他们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师资力量薄弱、政策岐视、生源受限等等不利的环境。为了生存，只能依靠资深教育机构规避行业风险，合作的本身就体现了办学环境的不公平，国内对民间资本的投入还存在一定的岐视。因此，应尽快完善民办教育的政策和法规，建立民办院校生存的公平环境，这样方能实现“教育公平”之目的。

［1］ 毛华配，徐华炳:《影响海外华商投资风险认知的因素分析——以温州籍华商样本为例》［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2)．

［2］ 郑 达:改革开放以来马来西亚华商对华直接投资［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2)．

［3］ 来茂德．独立学院: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探索——以浙江大学的两个独立学院为案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4］ 杨 辉．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5］ 张水华，查明辉．民办(私立)高校董事会制度的中美比较研究［J］ ，现代教育科学，2012，(3)．

［6］ 周 鹏．我国民办高校董事会与校长关系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2008．

［7］ 秦 和．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的办学理念与发展战略［M］ ∥龙小农．生态环境及发展战略:私立大学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